一

我们先来看一下王充在文的本质问题上的功利主义看法。在中国文论史上，王充是最早提出“文”、“德”之论的人之一，正如章炳麟《国故论衡》中卷《文学总略》所说的：“文德之论，发诸王充《论衡》。”^[2]所谓“文”、“德”之论，就是关于文与人的关系的看法，亦即关于文的本质的看法。王充的“文”、“德”之论认为，“文”与“德”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文”是“德”的表现，“德”是“文”的基础。《书解篇》中的一段话，很好地阐述了这一观点。针对别人“士之论高，何必以文”的疑问，王充回答：“夫人有文质乃成。物有华而不实，未有实而不华者。《易》曰：‘圣人之情见乎辞。’出口为言，集札为文，文辞施设，实情敷列。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著之于衣为服。”在《佚文篇》的下述这段话中，王充也表示了与《书解篇》相似的见解：“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验也。《易》曰：‘圣人之情见于辞。’文辞美恶，足以观才。”也就是说，王充的“文”、“德”之论认为，“文”是人的“德”(或“质”、“情”、“才”)的外在表现，它的根本作用，就是使人的“德”(或“质”、“情”、“才”)得到完成。换句话说，文本身只是外在的东西，枝叶的东西，次要的东西，而“德”(或“质”、“情”、“才”)才是内在的东西，根本的东西，首要的东西。王充的本意，固然是强调“文”的重要性，但他并不认为“文”有独立的价值，而只承认它的工具性作用。这种对于文的本质的看法，无疑和“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儒家文论一样，是非常富于功利主义色彩的。

正是从这种功利性的“文”、“德”之论出发，王充把“文”看作是衡量“德”(或“质”、“情”、“才”)的尺度和手段，将“文”的等差与人的“愚杰”联系了起来。如《书解篇》说：“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文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积。华而睆者，大夫之箦，曾子寝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贤，贤以文为差。愚杰不别，须文以立折。”也就是说，在王充看来，就像衣服随着人的官品高下而有等差一样，文也是根据大人小人、杰者愚者、德高德低等而有等差的。正因为“文”是人的“德”(或“质”、“情”、“才”)的表现，所以就可以成为识别人之愚杰的标志，这种看法，同样是非常富于功利色彩的。将“文”的高下与人的“愚杰”结合起来考虑，这成了后来中国文化所特有的肯定性的“文德合致”论或否定性的“文人无行”论的滥觞。“德”既然有待于“文”才能表现，“文”既然是衡量“德”的尺度，则有“德”有“位”之人自应有“文”，这也是从汉代开始形成的官吏重视文学修养的传统的一个理论阐述吧!同时，既然“文”是“德”的表现，“德”是“文”的内核，则文人不能无德，无德不成文人，这也成了后来日趋严厉的责备“文人无行”的传统的一个理论阐述吧!可以说，王充对于文的本质的上述看法，为中国文化强调文德合致或文位合致的传统提供了理论武器，而这正反映了其功利性的特色。(https://www.daowen.com)

王充还把这种“文”、“德”之论扩展到了自然万物，认为人的“文”、“德”是直接与自然界的“文”、“德”相联系并来自自然界的，这成了后来刘勰《文心雕龙》中类似看法的先驱。《书解篇》说：“非唯于人，物亦咸然。龙鳞有文，于蛇为神；凤羽五色，于鸟为君；虎猛，毛蚡蜦；龟知，背负文。四者体不质，于物为圣贤。且夫山无林，则为土山；地无毛，则为泻土；人无文，则为仆人。土山无麋鹿，泻土无五谷，人无文德，不为圣贤。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气协和，圣贤禀受，法象本类，故多文彩。”王充一方面将人的“文”、“德”推向自然万物，另一方面又用自然万物的“文”、“德”来反证人的“文”、“德”的合理性，这一点也为刘勰《文心雕龙》所继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