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们再来看一下王充在文的起因问题上的功利主义看法。王充认为，所有的作者都是为了劝善惩恶的教化目的而写作的，所有的著作也都是为了劝善惩恶的教化目的而被写成的。如在《对作篇》中，针对别人的“贤圣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党，下至荀、孟之徒，教训必作垂文，何也”的疑问，王充回答道：“圣人作经，贤者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案《六略》之书万三千篇，增善消恶，割截横拓，驱役游慢，期便道善，归正道焉。”对于一些具体典籍的产生原因，王充也作了功利主义的解释。如关于《春秋》，王充在《对作篇》中说：“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拨乱世，反诸正，人道浃，王道备，所以检柙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是故周道不弊，则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关于《孟子》，王充说：“杨、墨之学不乱儒义，则孟子之传不造。”关于《韩非子》，王充说：“韩国不小弱，法度不坏废，则韩非之书不为。”关于陆贾《新语》，王充说：“高祖不辨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转，则陆贾之语不奏。”关于桓谭《新论》，王充说：“众事不失实，凡论不坏乱，则桓谭之论不起。”王充关于以上这些典籍的产生原因的解释，与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关于有些古代典籍的产生原因的解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司马迁认为一切著作都是由于作者的“发愤”而被写成的，而王充则认为一切著作都是由于作者的教化目的而被写成的。在《对作篇》中，王充总结道：“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故夫贤人之在世也，进则尽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则称论贬说，以觉俗失。俗失不知还，则去道轻为非；论者不追救，则迷乱不觉悟。”总之，王充是以功利主义观点来解释所有作者的写作动机和一切著作的产生原因的。(https://www.daowen.com)

王充对于文的起因的这种功利主义解释，显然来自于他自己的写作实践。他的《论衡》和其他著作，便是为了“以觉俗失”这样的功利动机而写成的。先看《论衡》的写作动机，《对作篇》说：“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实虚之分定，而后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孳矣。”《自纪篇》也说：“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总之，王充是为了扫除虚妄之言、开悟迷惑之心的功利目的而写作《论衡》的，并不是为了“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对作篇》)的审美目的而写作《论衡》的。不仅《论衡》是这样，王充的其他各书也是这样，也都具有直接的功利动机。如关于《讥俗》、《节义》之书，《自纪篇》说：“俗性贪进忽退，收成弃败。充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闲居作《讥俗》、《节义》十二篇。”即从其题也可以知道，是为“讥俗”的教化目的而作的。关于《政务》之书，《自纪篇》说：“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可见是关于政治的实用之书。关于《养性》之书，《自纪篇》说：“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养气自守，适食节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虽说无关教化目的，但也是实用性很强的书。由此可见，王充的著作大都具有直接的功利目的，而不是为文学感染力而作的，王充正是因此而推论所有著作都起源于实际功利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