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正因为对文的作用抱有这种功利性的看法，所以王充在文的各种体裁中，比较重视实用性的文体，而相对轻视非实用性的文体。所谓实用性文体，是指经传、诸子、论说、书奏、颂赞等各类具有教化作用或实际功用的文体；所谓非实用性文体，是指辞赋这样的仅以传达美感为目标的文体。

从重视实用性文体的角度出发，王充在“说经”与“著作”的对立中站在“著作”一边，其所持理由就是“说经”之世儒不能使自己的事迹得到记载并流传下去，而“著作”之文儒则不仅能使自己，而且也能使别人的事迹得到记载并流传下去。《书解篇》说：“案古俊乂著作辞说，自用其业，自明于世；世儒当时虽尊，不遭文儒之书，其迹不传。周公制礼乐，名垂而不灭；孔子作《春秋》，闻传而不绝。周公、孔子，难以论言。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杨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称不由人。世传《诗》家鲁申公，《书》家千乘欧阳、公孙，不遭太史公，世人不闻。夫以业自显，孰与须人乃显?夫能纪百人，孰与廑能显其名?”王充在此所表彰的，主要是史学家和政论家，他们能使自己也能使别人不朽，所以王充认为他们的“著作”有价值；而说经之徒则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不及著作之人。

此外，上书奏议之文也因其实际政治作用而受到了王充的肯定。《超奇篇》说：“观谷永之陈说，唐林之直言，刘向之切议，以知为本，笔墨之文，将而送之，岂徒雕文饰辞苟为华叶之言哉。”也就是说，由于他们的上书奏议都是“以知为本”而以文辅之的，而不是“徒雕文饰辞苟为华叶之言”的，所以是值得肯定的文体。(https://www.daowen.com)

不过，王充又认为，上书奏议之文若和以《论衡》为代表的“造论著说”之文相比，则其实际功利作用又要小得多，因为它尚不能处定是非和释疑解惑。《佚文篇》说：“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也。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又《案书篇》说：“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是故韩非之《四难》，桓宽之《盐铁》，君山《新论》之类也。世人或疑，言非是伪，论者实之，故难为也。”也就是说，“造论著说”之文之所以值得肯定，是因为它有“论世俗之事”和“是非乃见”的实际功利作用，并且这一切都是作者自己“发胸中之思”和“论发胸臆”的结果。

从王充对“造论著说”之文、上书奏议之文和“著作”之文加以肯定的理由来看，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否定辞赋之文了。这是因为辞赋之文是以语言的美感为目标的文体，而不是以功利作用为目标的文体。王充在《自纪篇》中批评辞赋之文道：“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在《定贤篇》中又道：“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杨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王充这里固然是为了提出他的定贤标准，而特意否定“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者的，但他对辞赋的否定态度却是一以贯之的，我们看《自纪篇》的同样批评便可明白。王充否定辞赋之文的理由是辞赋“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亦即没有道德教化作用，而只有“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的娱乐感官的审美作用。顺便说一句，王充在《佚文篇》中曾将文分为五等，即五经六艺之文、诸子传书之文、造论著说之文、上书奏记之文、文德之操之文，却没有辞赋之文的位置，由此亦可看出他对辞赋之文的否定态度。也许在王充看来，辞赋之文由于没有功利性，所以还是不入流的文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