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以上，我们从若干个方面，比较了宋时烈和王充的文学观，指出了在功利主义态度方面，他们的文学观所具有的共同点。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可忘了，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区别，即正如本章开头所说的，宋时烈是一个纯然的道学家，一个儒家思想的坚定信仰者，而王充却是一个“异端”思想家，一个所有思想(包括儒家思想)的怀疑者和批判者。因此，他们的文学观虽具有相似的功利主义倾向，但是在具体的功利目的等许多问题上，他们的文学观之间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不过，认识他们的文学观之间的差异，同样有助于我们了解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普遍性。毋宁说，他们的文学观之间的差异越是深刻，对于我们了解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普遍性便越是会有所帮助。

虽然宋时烈和王充都认为文学本身并不是独立自足的存在，而不过是达成其他目的的工具，但在具体想要达成什么功利目的上，宋时烈和王充的看法却大相径庭。对于道学家宋时烈来说，他希望“文”所达成的功利目的，是传达儒家思想之“道”，尤其是传达宋代以后新儒学的“道学”，是《河西先生神道碑铭》中所说的“理性情而涵道德”(《宋子大全》卷一五四)。然而对于“异端”思想家王充来说，他希望“文”所达成的功利目的，却是要在某种程度上破坏“道”，也就是怀疑和批判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各种思想，为此他不惜“问孔”、“刺孟”，与道学家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孔、孟之道作对。

虽然宋时烈和王充都主张要为功利目的而写作，要让“文”对读者发生切实的“积极”影响，但在具体的写作动机和影响方向上，宋时烈和王充的看法却大相径庭。对于道学家宋时烈来说，他的写作动机是为了端正风俗人心，对读者起人伦教化作用，让儒家思想普及社会的所有方面，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儒家社会里的善良臣民。而对于“异端”思想家王充来说，他的写作动机却是为了“疾虚妄”和“讥世俗”，为了“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为了“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也就是说，是为了批判各家思想中他认为是错误的部分，宣传他所认为是正确的部分，使人人都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从而都具备向善避恶之心。而其所谓“轻重”、“真伪”、“虚实”、“善恶”的概念，却基本上与儒家思想之“道”无关，不能用儒家思想之“道”来衡量。

虽然宋时烈和王充都主张要根据是否有功利价值来评价文体的优劣，即肯定能起功利作用的文体，否定不能起功利作用的文体，但在对于文体的具体要求上，宋时烈和王充的看法却仍有一些差异。对于宋时烈来说，他主要希望诗文能起“载道”作用，以其审美价值为“载道”目的服务。而对于王充来说，他却更喜欢适于说理的论说文，而不喜欢徒有审美价值的辞赋(除非辞赋也能起“润色鸿业”的功利作用)。所以宋时烈对文体的要求更富“载道”性，王充对文体的要求更富“学术”性。(https://www.daowen.com)

虽然宋时烈和王充都肯定明白易晓的文风，反对华而不实的文风，但在具体的肯定和反对的理由上，宋时烈和王充之间却还是有所不同的。对于道学家宋时烈来说，明白易晓的文风更适于表现儒家思想之“道”，更能对读者发生切实的“积极”影响，华而不实的文风却易让读者迷失于文章的审美价值，而忘了去体会儒家思想之“道”。而对于“异端”思想家王充来说，明白易晓的文风这一“批判的武器”，更适于用来进行“武器的批判”，华而不实的文风却会削弱批判的锋芒，减弱文章的论辩力量。

虽然宋时烈和王充都根据其文是否能起功利作用来定文人优劣，但因为他们各自所抱的功利目的不同，所以他们眼中的文人的优劣也便不同。对于道学家宋时烈来说，最高的文人当然是朱熹，以及其他中、朝理学家们，而柳宗元、苏轼甚至韩愈，都不易入他的法眼，因为他们的文章不能尽合于“道”。而对于“异端”思想家王充来说，最高的文人却是桓谭，一个像他那样的“异端”思想家，他的精神上的先驱者，而司马相如甚至司马迁都受到了贬低，因为他们的批判精神还不够充足。朱熹和桓谭之间的距离，就像宋时烈和王充之间的一样遥远。

就像这样，宋时烈和王充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却具有极为相似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但虽然他们同具功利主义文学观，却又各抱截然不同的功利目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在冥冥的他界，让宋时烈和王充各自发表对于对方的评论，则也许宋时烈会写出一篇抨击王充之“异端邪说”的“载道”之文，同时会对其他文人不写此类“有用”之文大为生气；王充则会写出一篇论证宋时烈之“虚妄”的“造论著说”之文，并会为其他文人的未能做到这一点大发感慨。他们也许都会对对方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但相信他们是会用类似的口气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