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正因为把“文”看作是达成其他目的的工具，而不是独立自足的存在，所以在文章的各种风格中，宋时烈和王充都肯定明白易晓的文风，反对华而不实的文风。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前一种文风能够较好地起到“文”的功利作用，有助于功利目的的圆满实现；而后一种文风则不能很好地起到“文”的功利作用，有碍于功利目的的圆满实现。

宋时烈自己所作的文章，就像他所推崇的朱熹的文章一样，大抵是明白易晓的。在评论他人的文章时，他也采取了同样的标准，肯定了明白易晓的文风。比如他在《沙溪先生遗稿序》中，称赞了金长生文风的“质实浑厚”：“我文元公先生，一生沉潜理窟，不事著述。或不得已而见于文字，则质实浑厚，绝去华饰。故见者曰：大朴未散也。”(《宋子大全》卷一三九)在其杂著《偶记》中，他又引朱熹之语，肯定了“明白磊落”的文风：“至其为文，则又务为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无含糊脔卷、睢盱侧媚之态，使读之者不过一再，即晓然知其为论某事出某策，而彼此无疑也。”(《宋子大全》卷一三二)也就是说，在宋时烈看来，理想的文风应是“质实浑厚”、“绝去华饰”、“大朴未散”的，应是“明白磊落”、“指切事情”、令人“晓然”易知的。只有具有这种文风的文章，才适于表现儒家思想之“道”，才能对读者发生切实的“积极”影响。反之，那种充满“华饰”的文风，那种“含糊脔卷”、“睢盱侧媚”的文风，则因不适于表现儒家思想之“道”，不能对读者发生切实的“积极”影响，而受到了宋时烈的批评。如在同上《偶记》中，他又引朱熹之语，批评了华而不实的文风：“制行立言，专以酝藉袭藏、圆熟软美为尚。使与之居者，穷年而莫测其中之所怀；听其言者，终日而不知其意之所乡。”(同前)在《晴峰集序》中，他对这种文风作了更痛烈的批评：“然辞语之富丽，节族之清越，则其所谓性情者，虽或不纯乎天理之正，而反为其笼罩掩盖者多矣。于是乎淫哇混乎宫徵，繁促间乎黄簇，真伪之辨，不易而甚难矣。”(《宋子大全》卷一三八)华而不实的文风的具体表现，便是“酝藉袭藏”、“圆熟软美”，便是“辞语之富丽”、“节族之清越”。宋时烈之所以反对这种文风，正在于其或能“笼罩掩盖”人之“性情”，使它不能“纯乎天理之正”，亦即妨碍“存天理，灭人欲”的“道”的实现。换句话说，也就是这种文风过于偏重于审美价值，而忽视了“文”的功利价值，所以才受到了宋时烈的批评。而宋时烈这么主张的理论根据，则是儒家的文学观。其《沙溪先生遗稿序》说：“《语》曰：辞达而已。宋子释之曰：不以富丽为工。”(同前)其《晴峰集序》说：“故《鲁论》曰：有言者不必有德。”(同前)这些说法，和他的看法一样，是他的看法之所本。他在《沙溪先生遗稿序》中总结说：“然则学之为道，岂文华之可与哉!”(同前)明确地表示了反对“文华”的立场。(https://www.daowen.com)

王充自己的文章，也是用明白易晓的文风写成的，正如他在《自纪篇》中所说的：“充书形露易观”，“《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而《论衡》之书也是这样。基于他自己的写作实践，他所认为的理想的文风，也是明白易晓的。如他在《自纪篇》中说：“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夫口论以分明为工，笔辩以荴露为通，吏文以昭察为良。”其说法与宋时烈在《偶记》中的说法相似，都强调文章应该明白易晓，认为这才是理想的文风，因为它有助于功利目的的实现。与此同时，王充也批评了华而不实的文风，认为它有碍于功利目的的实现。他在《自纪篇》中说：“夫养实者不育华，调行者不饰辞。丰草多落英，茂林多枯枝。为文欲显白其为，安能令文而无谴毁?救火拯溺，义不得好；辩论是非，言不得巧。入泽随龟，不暇调足；深渊捕蛟，不暇定手。言奸辞简，指趋妙远；语甘文峭，务意浅小。”他在《本性篇》中也说：“酆文茂记，繁如荣华，恢谐剧谈，甘如饴蜜，未必得实。”也就是说，王充之所以反对“语甘文峭”的文风，反对“繁如荣华”的文风，乃是因为这种文风“未必得实”，这种文风“务意浅小”，也就是有碍于功利目的的实现。

如上所述，虽然在用明白易晓的文风来达成什么功利目的上，宋时烈和王充的看法各不相同，但是在肯定明白易晓的文风、反对华而不实的文风、更好地达成功利目的这一点上，宋时烈和王充的看法却十分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