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正因为把“文”看作是达成其他目的的工具，而不是独立自足的存在，所以在评价文人时，宋时烈和王充也根据其如何运用“文”之工具来为功利目的服务，而定其地位的高下，决其文章的优劣，尽管他们各自所喜欢的文人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宋时烈评论中、朝历代文人，大抵视其文是否载“道”，而定其评语之褒贬，其间有一以贯之者。对于中国的文人或作品，他也根据上述标准，施予善评或恶评，并不稍假词色。如他在《风玉亭记》中说：“余窃以为左徒之赋骚，百代之所尊，而朱先生犹病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至于子瞻之铁心石肠，则又其下者也。退之之谀辞，子厚之怼笔，则非君子之所道。”(《宋子大全》卷一四三)在中国文学史上，楚辞与《诗经》并称两大源头，但因为不知学周公、孔子之道，所以受到了朱熹的批评，而宋时烈亦同意其说；至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的文章，宋时烈认为其中不合于“道”之处更多，所以对他们的评价更是等而下之。而在韩愈和苏轼之间，根据其文是否“载道”，宋时烈又进一步评出高下，其《语录》中记载：“曰：人言韩长于文，短于诗，苏诗文俱长云，何如?曰：苏文无《原道》等文，苏诗无《南山》等诗，苏、韩优劣，不难辨也。”(《宋子大全》附录卷十八崔慎录下)由于韩愈写了《原道》之类“载道”之文，起到了宋时烈认为文章应起的功利作用，所以被宋时烈置于苏轼之上，由此可见宋时烈评价文人的标准。而按照宋时烈评价文人的标准，像朱熹这样的中国文人，自然会受到最高的评价，正如其《语录》中所说的：“朱子之文，无所不具，而从心所欲，吐辞为文，则窃恐文章亦莫如朱子也。”(同前)这是因为朱熹实现了“道文一致”和“文以载道”的“理想”。

对于本朝文人，宋时烈亦根据同样的标准，施予善评或恶评。对于文章能够“载道”的文人，宋时烈总是予以善评。如在《沙溪先生遗稿序》中，他称赞其师金长生说：“我文元公先生，一生沉潜理窟……以故其所论说，悫谨精确，攧扑不破。盖一主于朱子，虽程子之说，苟有异同，则亦不无从违，况其余乎。”(《宋子大全》卷一三九)其给予善评的理由，即是因为其师之文章皆能“一主于朱子”，达成“载道”之目的，故而“悫谨精确，攧扑不破”。又如他在《海峰集序》中评论海峰之文说：“其谓公文汉而诗唐者，虽曰近之，而以吾所见，则熟悉晦翁之书而兴起乎?”(《宋子大全》卷一三九)其给予善评的理由，同样是因为海峰能“熟悉晦翁之书而兴起”，即其文能够像朱熹文一样，达成“载道”之目的，而并非是因为其能“文汉而诗唐”，即向汉唐人学习作诗文的技巧。又如他在《谿谷张公神道碑铭》中评论张维之文说：“若论其文章，则浑浩流转，泊然而止，中藏万物，变化无穷。然必依于经训，理胜义正，不为空言。其视明朝巨公，震耀张皇，自为并驾马、韩，而无其实者，公盖将姑舍是矣。是盖上窥韩、欧，而义理则主于程、朱。故上下五六百年间，无可与轩轾者矣。”(《宋子大全》卷一五六)宋时烈这里对于张维之文的称赞，因为是在碑铭中说的，所以恐怕要打点折扣。因为在其《语录》中，宋时烈对张维之文的评论却是颇有微辞的：“谿谷之文虽可谓集大成于我朝，而但语多背驰于朱子。人言谿谷为老子之学，未知其然耶?”(《宋子大全》附录卷十七崔慎录上)大概这样的话只能对门生说，在碑铭里却是写不得的。不过即使两段评论有所矛盾，但是宋时烈评论的标准却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若“语多背驰于朱子”，亦即文章有违于“道”，便是不好的文人；反之，如果“依于经训，理胜义正，不为空言”，如果“义理则主于程、朱”，亦即文章能够“载道”，那便是好的文人。正是从宋时烈对于张维的矛盾评价中，我们可以更深切地洞察宋时烈评价文人的标准。(https://www.daowen.com)

王充评价文人的主要标准，亦是视其文是否能“处定是非”，“辩照然否”，即是否能很好地起到功利作用，而定其之优劣的。其文能够很好地起到功利作用的文人，便会受到王充的善评；其文不能够很好地起到功利作用的文人，便会受到王充的恶评。而在所有前代和当代文人中，王充之所以给予桓谭以最高评价，乃是因为桓谭之文最能“处定是非”，“辩照然否”，即最能起到文章的功利作用。他在《超奇篇》中评论桓谭说：“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他在《定贤篇》中说：“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王充认为汉代其他文人都及不上桓谭，这是因为他们的文章不能“处定是非”，“辩照然否”，亦即不能很好地起到功利作用。所以《定贤篇》否定了司马相如和扬雄的辞赋，否定了司马迁和刘向的史传文和政论文，而独独肯定了桓谭的文章。

如上所述，无论是像宋时烈那样，把文章能否“载道”，还是像王充那样，把文章能否“处定是非”，“辩照然否”，作为评价文人优劣的标准，其实根据的都是文章的功利价值，而不是文章的审美价值。在这一点上，宋时烈和王充可说是一脉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