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以上，我们比较了宋时烈和王充这两个生活于不同时代、分属于不同国度、各具有不同信念的人的文学观，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同与异。那么，我们为何要作这番看起来“不伦不类”的比较呢?这乃是因为如本章开头所说的，我们想借此接近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普遍性这个问题；而宋时烈和王充正因其分处传统思想的两端，所以最适于作为论证这个问题的代表性例子。

关于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普遍性问题，刘若愚在其《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已有所暗示，其中第六章《实用理论》开头说：“实用理论……由于得到儒家的赞许，它在中国传统批评中，是最有影响力的。”^[10]也就是说，尽管他认为功利主义文学观因受到儒家思想的支持，所以与儒家思想的关系最为密切，也尽管他关于功利主义文学观所举的绝大部分例子，都来自于儒家的文献，但他仍小心翼翼地不将二者视为一体之物。在该章中，他从孔子的“实用理论”，一直叙述到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论，其中也穿插了对于王充文学观的评论：“具有独立精神的思想家王充，对其他问题持有许多非正统的见解，但仍表现出文学的实用概念。他所强调的是道德功用，因为他认为文学是劝善阻恶的手段。”^[11]他仍小心翼翼地不把王充的文学观归入儒家之流。而在该章的末尾，他还提到：“中国实用理论与西方实用理论，例如贺瑞斯、席德尼，以及马克斯主义的批评家所主张者，其间的类似点极为明显而无详述的必要。”^[12]说明功利主义文学观不仅为中国文学，而且也为西方文学所具有。在该章中，他还引述亚伯拉姆斯关于柏拉图的下述评论，认为稍作修正后即可适用于孔子：“柏拉图的宇宙的结构以及他的辩证法的方式，都不允许我们把诗当做诗——当做具有它本身的标准和存在理由的一种特殊产物。在柏氏《对话》中，只有一个可能的方向，以及一个论题，那就是：改善社会状况和个人的品格；因此，艺术的问题永远无法与真理、正义和道德的问题分开。”^[13]说明孔子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与柏拉图的相当一致。综合所有以上这些内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刘若愚在此书中，已经暗示了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普遍性问题。

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普遍性”的意思，也就是指功利主义文学观具有超越思想流派、超越时代和国境的性质。它不仅为儒家文人所具有，也为非儒家或反儒家文人所具有；不仅为古代文人所具有，也为现代文人所具有；不仅为中国文人所具有，也为韩国文人所具有；不仅为东洋文人所具有，也为西洋文人所具有；不仅为“正统”文人所具有；也为“异端”或“革命”文人所具有。

而功利主义文学观之所以会产生，产生以后之所以会具有普遍性，依我们的看法，不仅是基于某一思想流派的特殊信条，也是植根于我们最基本的人性。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人性之中，总有一部分对于“社会责任感”的概念感到兴趣，总有一部分对于纯然的审美价值感到怀疑，这样就孕育了功利主义文学观。无论是宋时烈这样的“道学性”的功利主义文学观，还是王充这样的“异端性”的功利主义文学观，还是现代中国文人的“革命性”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其实都发源于这一人性的基础。

正因为功利主义文学观具有普遍性，所以我们觉得，也许应该一边在“道学”的范畴内，一边又超越“道学”的范畴，去认识和把握宋时烈的文学观，对宋时烈文学观的实质作更深层次的理解，进而也对整个道学家系统的文学观的实质作更深层次的理解。

从文学史发展的实际来看，功利主义文学观所起的作用可能是双重的：一边它提醒文人注意自己的社会责任，从而促进了文学朝向为社会为人生的更严肃的方向发展；一边它又警告文人不要太沉湎于文学的审美价值，从而阻碍了文学按照自身的特性和规律健康发展。在宋时烈和王充的文学观中，我们也能同时看到这两个侧面。而同时看到这两个侧面，乃是公正评价他们的文学观，即对他们的文学观作价值判断的前提。

最后，我们所联想到的是，当我们试图像刘若愚那样，建立“中国式”的文学理论体系，以与西洋的文学理论体系作对照，而综合成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理论体系时，我们不应该忘却同属东亚汉文学圈的东亚其他各国的汉文学理论，诸如像宋时烈这样的文学观的存在，而应该一并加以考虑；与此同时，当我们探讨诸如宋时烈这样的文学观时，也似乎应该联系中国文学理论的传统，以及世界文学理论的背景，来一并加以考虑。

【注释】

[1]载斯文学会编《尤庵先生300周忌纪念尤庵思想研究论丛》，韩国大田，1992年，原题为《尤庵诗观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