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结合治疗原发性肝癌的临床体会（1977）
前面说的针灸治疗急性阑尾炎，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1968年后，笔者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常见病，我国医学一定要战胜它”），由血管外科改行癌症临床研究，主要是肝癌的研究。这是笔者人生的一大转折，它开启了半个世纪风险频仍、艰苦奋战的历程。
在20世纪60年代末，笔者刚进入肝癌临床之初，住院肝癌病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走进来，抬出去。”不少病人是走进来的，但短则几周，长则几月便死亡，病房哭声不断。那时刚好是“文革”年代，实行“医护工一条龙”，医生还要做护士和公务员的工作。记得一天晚上，5分钟内2位病人死亡，笔者曾用一部推车送走两位病人的遗体，其情其景，终生难忘。
那时只有“七八条枪”，即笔者作为组长领导的7 ～ 8位从事肝癌临床的医生。从积极救治病人出发，不能手术的也尽量手术，小手术不行用大手术，小剂量化疗不行就用大剂量化疗，化疗不行就加放疗，日夜奋战，但最终还是迎来死亡。于是想到出去找药，曾经到江西农村找偏方、秘方，找到半枝莲、白花蛇舌草、云南白药、麝香等。例如半枝莲，一两（50克）不行就用一斤（500克），以为越多越好。还认为化疗再加上所谓抗癌中药（如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类药）会更好。那时刚好一位解剖教研组的教授患“炎症型肝癌”（预后最差的类型），如是治疗，一个半月便去世。那时，白天开大刀，晚上便忙于并发症抢救。没有想到，有不少病人还因大出血（食管曲张静脉破裂和肝癌破裂内出血）而添乱。那时给笔者印象深刻的是病人用大剂量化疗之余，又服用大量清热解毒中药（如半枝莲、龙葵等）后，开始感到舒服，不久便诉口干、汗出、纳差、夜不能寐，舌红而光剥（中医属气阴两虚的表现，所谓伤其正气），接下来便是出血。后来学了一点中医，知道对付癌症应该“攻补兼施”，而不是一味“攻下”。由于来诊的肝癌病人大多是中晚期，化疗便成为主要治疗方法，此时再合并中医攻下，出血并发症大增，后来改为合并中医补法，出血并发症大减，生存期延长，于是便有了如上图所示的这篇文章，以及近年研究的以调补为主的中药小复方“松友饮”。
1977年发表在《肿瘤防治研究》上的文章
1977年刊出的这篇文章，总结了1969—1973年非手术治疗并获得随访的368例肝癌病人。西医攻法包括达一定剂量的放疗或化疗（如氟尿嘧啶、塞替派、喜树碱、甲氨蝶呤、全肝照射等），西医补法包括三次以上免疫治疗（如异体瘤苗、卡介苗等）。中医攻法包括较单纯使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软坚散结之剂（如铁树叶、白花蛇舌草、半枝莲、龙葵、三棱、莪术、桃仁、红花、守宫、地鳖虫等），中医补法包括运用调理脾胃、养阴柔肝、补益气血的中药（党参、黄芪、当归、白术、茯苓、枸杞子、山药、鳖甲等），中医攻补兼施—根据中医辨证，上述两法兼用。这个时段的早期（1969—1970）多用中西医的攻法，后期（1971—1973）则西医攻法的剂量减少，合并用中医的补法。
出血率与中西医结合攻与补的关系： 当西医攻中医也攻，出血率达39.8%；西医攻而中医改为攻补兼施，出血率降至20.2%；西医攻而中医用补法，则出血率仅12.2%。
生存率与中西医结合攻与补的关系： 如下图所示，中西医适当的配合在降低出血率的同时，可以看到生存率的提高，但只看到晚期病人治后半年生存率的提高，而未看到一年生存率的提高。
西医攻法的剂量大小，以及是否合并免疫治疗也有同样影响： 应用化疗的一年生存率，小剂量者为25.9%，中剂量者为16.8%，大剂量者仅为4.3%。合并与不合并免疫治疗者，一年生存率分别为26.0%与11.3%。
“中西医结合治疗原发性肝癌的临床体会”文章中的配图，显示改善攻补关系病人生存率提高(https://www.daowen.com)
笔者小议
显然，上述数据也不足为凭，因为40年前的工作还不是临床随机对照研究。然而不同的“攻”“补”搭配，导致不同出血率和生存率的趋势已见端倪。提示临床医生虽不能发明新药以提高疗效，但可以通过合理应用不同的老药来提高疗效。笔者以为，其中有两点值得讨论。
（1） 用药宜适度，过犹不及： 就化疗而言，笔者当年大、中、小剂量都用过。使用大剂量者（如甲氨蝶呤），几周便可见肿瘤明显缩小，但头发掉光、脸色灰暗、眼睛无神；因白细胞计数降至几百而被逼停药，停药几周，肿瘤又以更快的速度卷土重来，而且每每遇到少见的全身广泛癌转移，其远期疗效可想而知。小剂量者，肿瘤缩小不显著，但病人副作用不大，如能持之以恒，不时看到肿瘤长期稳定，病人带瘤生存，生活质量也不错。
笔者以为，主张大剂量与小剂量的区别主要在于医学理念的区别。
现代医学一旦发现一种有用的东西，就常常认为越多越好。当年发现维生素C有用，100毫克不够便用1 000毫克；近年所谓保健药“抗氧化剂”也一样，越强越好；运动防癌也不例外，越多越好。近年已开始注意到，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过犹不及。
传统医学的理念则有所不同，如《黄帝内经》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主张“复衡”（恢复平衡），而不是“多益”（多多益善），笔者等的实验也提示，游泳防癌，适度者延寿，过度者折寿。《黄帝内经》说“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多了要减，少了要加，要视情况而定，不是越多越好。《黄帝内经》又说：“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化疗应属于“大毒”，只主张治到六成即可，因为过多会伤害机体元气；剩下的残癌，要靠人体自身抵抗力和合理生活方式去消灭；这和现代医学“斩尽杀绝”的理念又有所不同。
（2）“中西医结合”和“中西医并用”不同： 笔者早年的教训是以为“中西医并用”更好，而实际上“中西医并用”，有时不是互补，而是重复甚或抵消。不是吗？大剂量化疗，病人元气已大伤，再合并应用中医攻下之剂（所谓抗癌中药），病人仅剩下的微弱抵抗力也荡然无存。当年临床看到现在已很难见到的癌广泛转移，如脑转移和皮肤转移。这就好比一场大战，敌我双方伤亡惨重，敌方虽残敌不多，但我方也所剩无几，一旦残敌死灰复燃，便可如入无人之境。
为此，“中西医结合”，要做到互补长短。在西医使用放化疗攻癌的同时，中医宜用提高病人抵抗力之剂，即所谓“补法”（补益之剂）。
不仅如此，中医还十分重视饮食的调理，如《黄帝内经》载：“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传统医学的治疗原则，《黄帝内经》中有这样一段：“一曰治神，二曰知养身，三曰知毒药为真，四曰制砭石大小，五曰知腑脏血气之诊。”从这段话可见，中医治疗首先注重提高病人的抵抗力（这和西医首先关注攻癌可以互补）；《黄帝内经》又说“五法俱立，各有所先”，即这五个方面，需根据病人的情况，孰先孰后，灵活应用。
其实，西医治癌，本身就有攻（放化疗）与补（免疫治疗等）的问题；而“中西医结合”，又有新的攻与补的关系，是需要认真研究的。笔者以为，关键是西医需要学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