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简要发展历程

我国良渚遗址考古的研究提示，中华文明和世界其他古老文明同样久远（见本书第100页图）。根据出土的甲骨文，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人们认为疾病是天罚神谴，所以盛行祭祀、占卜术和占星术。例如用火烧裂有小凹坑的兽骨或龟甲，根据裂纹判凶吉。我国古代医师称“巫”。但人们在实践中仍积累了一些有用的经验，如传说的伏羲制九针和神农尝百草。说明那时我们的祖先就会用石、玉或骨制成针和刀来治病。人们在寻找食物过程中，也积累了辨别植物毒性的经验，成为药物的起源。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文化的积累，开始寻求对宇宙现象的解析，于是出现了哲学，如我国西周时的《易经》，并影响医学。中医经典医书《黄帝内经》（前475—前221）的出现，反映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其中阴阳五行、天人相应等，至今仍是中医的基本理论内容，它包含着很多实践经验的概括。随着医学的发展，我国便已有医学的分科，例如疾医（内科）、疡医（外科）、兽医等，到战国时更有妇科、小儿科和耳目科。

我国古代出现了不少有名的医学大家，如战国时期首先用切脉诊病的医圣扁鹊，著有《难经》，认为疾病的发生先腠理，后血脉，然后胃肠，最后到骨髓，到了骨髓便不能治，指出疾病的发生发展和早诊早治的重要。还有首先记载病历的西汉医家淳于意，著有中国医学第一部医案集《诊籍》。东汉时期强调“辨证论治”的张仲景，其《伤寒杂病论》强调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辨证，确立汗、吐、下、和的治则，体现了中医临床医学的形成。还有汉末首先使用“麻沸散”全身麻醉行腹部手术的外科鼻祖华佗。而汉代记载了365种药物的药物类著作《神农本草经》，则奠定了中药学的基础；其中麻黄等成为现代医学的重要药物来源。魏晋时期的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为针灸学之经典。

至于其后的医家，如西晋王叔和的《脉经》，系统整理了脉学理论。唐代医家孙思邈，被后人奉为“药王”，著《备急千金要方》，其第一卷即为“大医精诚”，体现高尚医德。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载有药物1 892种，已流传至国外。明代还有张介宾的《类经》和《景岳全书》，强调治本。清代叶天士是著名温病学家，著有《温热论》，等等。

古代由于条件的限制，只能有简单的“经验医学”。到奴隶社会，发明了酿酒，可用酒来治病。繁体“醫”字从“酉”，就是这个道理。哲学的出现，形成“哲学的医学”特征。封建社会，九针改用铁制；纸的发明促进了医学的进步，据说隋代医书比汉代医书多了十几倍；印刷术的发明，使医学更为普及，这是当年我国医学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方由于宗教等影响，使医学进步受到阻碍，中世纪的一千多年被称为“黑暗时代”。而这个时期我国医学仍有发展，一千多年前已有医学校，有较完整的医学理论和治病经验，而且不断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当时阿拉伯医学和我国医学有较密切的交流，在中世纪也同样有所发展，成为后来欧洲医学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医学由于近代的闭关自守，才疏远了与西方医学的联系。(https://www.daowen.com)

毛泽东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的确，它是中华文明精髓在医学上的体现，它反映了东方文化的伟大智慧，几千年来为我国的繁荣昌盛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笔者在前文“重读《黄帝内经》有感”（本书第89 ～ 99页）中已提示： 整体观、天人相应、阴平阳秘、形神合一、辨证论治，等等，都是与西方医学不同的医学理念。

正当笔者苦于叙述近年我国中医发展概况时，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赠笔者2016年出版的、张伯礼院士主编的《百年中医史》，使笔者有可能补充下面这一段精辟的概括。张伯礼院士在“序二”中说：“百年以来，中医经历了民国时期与西方医学的碰撞激荡，也迎来了新中国时期的机遇与挑战。西学东渐，中医式微，到中西医并重，东学西渐，再创辉煌。”笔者也欣赏张伯礼院士的评价与展望：“百年中医史研究证明，中医药为我国人民防病治病、保健养生、经济发展、社会民生、文化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给世界人民的健康带去福音。中医药魅力无穷，跨越时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国内还是海外，人类已经得到其诸多恩泽。中医药的多重价值、巨大潜力，应该得到政府的坚定支持，推动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上升为国家战略，将有助于壮丽中国梦的实现。”笔者以为无须再详细叙述，因为两大本的《百年中医史》已全面详尽。应该说，在国家的支持下，我国中医药的研究已有长足进步，例如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赠笔者的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的《中药大辞典》（第二版），已成为两厚本的巨著（上图），图中页面反映的是丹参的成分和药理，就有如此详尽的研究。

《中药大辞典》（第二版）的出版，标志着我国中药研究已有长足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