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民族意识

一、语言与民族意识

语言问题和民族问题紧密相关，事实上，区分民族的各种标准中，语言是最为直接最为明显的一个标准。人类学会运用一系列体貌的固定特征来区分族群，19世纪种族主义盛行的时期按照最肤浅的肤色、头发、头部比例等表面特征来区分种族，现在已经不被认为具有科学性了。当代学术界借助血液、基因等来区分人群，科学性是大大加强了，但是由于人群中这些体质特征常常处于分散分布状态，至今也没有发展出一套可靠的区分族群的标准来。文化习俗是民族的标识，不过我们都知道风俗习惯在地域上和时间上变异很大，也不能可靠地区分民族。对于政府和民众来说，最方便也最能令人信服的区分民族的标准是语言，说什么母语的人就是属于什么民族，这似乎有点倒果为因，却是大部分国家里划分民族的方法。也是因为这个关系，世界上的民族问题、民族冲突总是和语言问题纠缠在一起，由于民族主义是一个最能引发激情的思想意识，和民族主义相连的语言问题也难以得到理性的处理，这使得语言的发展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受到民族主义的严重干扰。

由于语言和族群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有时我们会看到，为了区分族群，同一种语言会被人为地划分为两种，以符合划分族群的需要。在印度次大陆有两个民族语言，是两个对立国家的官方语言，一个是印度的印地语，一个是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两种语言代表了两个互相敌视的民族的身份。但是实际上这是同一种语言。产生这种区分的历史很久远，并不始于20世纪中叶的那场印巴分治。当穆斯林在中世纪人侵并征服印度后，两种文明发生冲突，最后实际上是妥协融合了，但是表面上两个文明保持了自己的传统，其标记就是他们都声称拥有体现自己身份的语言。印地语和乌尔都语事实上是同一种语言，本质上都是一种雅利安语。同时，印地语采用天城字母，而乌尔都语则采用波斯文字，这样看起来就更加像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了，很方便地为两个族群标示不同。这和当代世界巴尔干地区发生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后，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在民族仇恨中分家，这两个民族其实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但是为了标示不同，在两个新独立的国家里，他们将这种语言分别称为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并且在国境的一边使用西里尔字母书写，一边使用罗马字母书写，看上去好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民族主义创造了语言的分裂。

在当代世界上，语言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主要动因并不在于现代科技社会中语言的作用有了更加重要的突显，也不是因为现代语言本身发生了什么特别的变化。这个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当代人对语言的想象发生了变化，殖民时代带来了欧洲语言和非欧洲语言的复杂交流，几种主要的欧洲语言随着欧洲殖民事业的拓展也相当深人地植人到了世界各地，特别是亚非拉三大洲。被殖民的人们抵抗殖民主义统治，争取独立的社会政治运动几乎不可避免地将语言卷人到社会斗争的前沿。如果说在前现代时期，不同语言的接触和交往都是发生在比较自然的条件下的，也就是说基本上是临近的语言之间发生接触。在殖民时代，插人当地语言环境的语言常常来自遥远的地方，并且和殖民统治当局的优越地位密切相连。反殖民运动一起来，这些殖民者的语言当然就和殖民主义分不开了。而且，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将语言看作是民族特性最核心的内涵，这更加使得语言成为非殖民化运动中的一个大问题，语言的命运于是也就和一个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身份密切相关了。

政治运动主导者的理想和复杂的语言现实常常是有着很大出人的，清除殖民者的语言，推行自己民族的语言，并且把自己民族的语言说成是民族精神或者民族文化的体现者，这在宣传上可以做到，但是在实际的运行中，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大多数新独立的国家都有一个语言上的两难问题。由于非殖民化后的新兴国家内部的族群多样，似乎只有殖民语言才是他们共有的，但是非殖民的民族主义思想又驱使着他们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语言。最终，常常由于殖民语言是唯一一种超越族群的语言，殖民语言还是维持了在非殖民后的国家里的官方地位。例如，印度的独立运动壮烈激越，牺牲巨大，最终才从英国殖民者手中获得了独立，但是英国殖民者带来的英语却不像东印度公司的商人那样容易被赶回老家。百年来英国人主导的教育体系使得印度的上流社会全都是操英语的，他们的教育背景都是以英语完成的，加上印度本身种族繁多，语言种类很多，没有一种全体印度人都认同的民族语言，尽管印地语是印度的一个大语种，使用印地语的人确实也做出巨大努力来推行印地语，大力在印度各地宣扬印地语的好处，但是民族解放运动中将语言等同于民族的宣传已经深人人心。这个为推翻殖民统治清除殖民者影响而广为传播的现代观念在独立后反过来妨碍了印度民族语言的确立，因为印度其他不使用印地语的族群非常反对和抵制将印地语作为印度的国家语言，担心因此会使自己成为独立后的印度的边缘化族群。既然英语是整个印度受过教育的人都在使用的语言，而且在政治、行政、科技、文化等所有重要领域里印度人都一直在使用英语，英国人离开后英语倒成了一种中性的语言，也就是说没有和印度社会自身的某个族群具有特殊的本质上的联系，因此继续使用英语成了保持印度社会统一的唯一选择。加之以教育的普及使得大批的底层民众也有了进人学校学习的机会，他们为了职业的需要都努力学习英语，这是在社会上晋升所不可缺少的能力。这样，非殖民化以后的印度仍然保留着英语，作为能够通行全印度的官方语言来使用。

非洲大部分的前殖民地也一样，因为只有英语是独立后的新兴国家的全国性语言，其他都是部落性语言，为了防备或抵制某个单一族群的压倒性优势，英语反倒成了在那些国家里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唯一的全国性官方语言。例如，尼日利亚是非洲语言最多样的国家，估计有超过400种语言，其中三种为主要的部族语言，即约鲁巴语、豪萨语和伊博语，它们虽然在整个尼日利亚使用广泛，但是都和特定的部族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因此采取其中任何一种语言作为尼日利亚的官方语言都会遭到其他两个部族的激烈反对，流行于整个尼日利亚的洋泾浜英语则因为缺乏威望，几无成为国家官方语言的可能性，这样独立后的尼日利亚只好回到标准英语上去了。刚果的情况也类似，那里有4种主要的本地语言：契卢巴语、基孔果语、林加拉语和斯瓦希里语，它们和特定族群的联系要比尼日利亚的那些部族语言弱，一直在被当作族间的交流语言，但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语言和民族特性的观念是如此深人人心，刚果独立后还是没有办法使得人们同意采用这四种语言中的任何一种作为国家的官方语言。在英语或法语作为殖民者语言的形象还相当强烈的独立时期人们尚且不能由此而摒弃英语和法语转而采纳一种本地语言，那么在殖民者们已经远离当地国家的政治权力，本地族群之间的关系成为主要问题的今天，排除英语而采取一种本土语言作为国家官方语言的可能性就更渺茫了。

南非的情况要更加复杂一点，这个国家没有经历其他被殖民国家的那种独立运动。从很早开始，南非就不是由远方的宗主国统治，而是由本地的殖民者后裔自主统治，因此，一般的本地土著驱逐外来统治者的民族独立运动过程在那里没有发生。在南非，相似的运动是以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方式出现的。推翻了种族隔离制度以后，出于一切族群平等的观念，新南非要努力赋予所有族群同样的权利，当然包括语言权利。大体来说，南非有7种本土语言，这7种语言又可以归属于两个语族，即苏图语和恩古尼语。传统上又将这两个语族合并为班图语。但是这种归并令人联想起种族隔离时期把所有南非黑人都统称为班图人的痛苦回忆，因此难以推行统一的班图语语言政策。南非还流行着阿非利堪斯语，实际上在农村的黑人和城市的亚裔混血儿那里阿非利堪斯语都使用得很广泛，不过因为这种语言来自于早期的荷兰移民，与种族隔离当局的联系太深，所以难以获得民众的心理认可而被采纳为国家的官方语言。南非的语言状况很悖论，官方的政策是各种族群的语言一律平等，这样就容纳了许多种语言，但是，具有官方语言地位的语言种类越多，反倒是英语的使用越广泛。因为在太多语言共存的情况下，只有英语能够真正流播全国各地，就是那些在口头上主张保护和培育民族语言的人，也往往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英语学校里受教育，为的是让孩子将来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这既是因为语言的习得目的是实用，也是因为语言和民族主义的关系一直是处于变化之中。对自己民族语言形成威胁的总是最邻近自己族群的语言，尽管英语曾是殖民者的语言，目前也主要是白人的语言，但是一旦白人不再当权，威胁自己民族性的就是和自己平等的民族的语言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前殖民地在独立后都继续保持英语的使用，很快地忘记了在争取独立时对英语的憎恶。

独立后的坦桑尼亚为建立和推广非殖民语言的努力是又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坦桑尼亚成立于1964年，由原来的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组成，早先分别是德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后来都由英国统治。独立建国时，坦桑尼亚国土上生活着许多非常不同的人群，既有尚处于狩猎时期的部族，也有农牧民，在城市里则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商人和知识分子。这些居民聚合成126个语言文化各不相同的社群。其中比较大的族群是说班图语的班图尼格罗人，包括了100多个民族，其他的语系和族群非常繁多，还有一些来自亚洲的移民后裔，包括信印度教的人、锡克人以及穆斯林。在坦桑尼亚独立后的10年中，尼雷尔总统的政府致力于建立一个能够包容“各部族的最好传统和习俗”的共同文化以作为新生的坦桑尼亚统一民族的基础。在这个建国大业中，语言显然是最基本的一步。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语言，哪来一个统一的民族，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在非洲，尽管部族语言繁多，还是有一些地区性通用语的，特别是一些有着伊斯兰传统的语言，例如在西非的豪萨语、富尔富德语和曼丁语，在东非的斯瓦希里语、索马里语和努比语等，这些地区性的通用语具有发展成国家官方语言的潜力，因为它们没有为哪个特定的部族所独有。对于坦桑尼亚来说，斯瓦希里语显然是个官方语言很好的选择，因为它是东非一个主要的地区性通用语。斯瓦希里这个名称来自于阿拉伯语“sahel”的复数式，意思是“沿海居民”。这些沿海居民不是东非地区最早的定居者，实际上是来自于公元前后南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巴人和印度尼西亚的马扬人，他们来东非沿海经商，和当地班图尼格罗人通婚而形成了一个混血族群。6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后，斯瓦希里人迅速地伊斯兰化，这更加强了这个亚非混杂族群的地位和势力。到了10世纪前后，斯瓦希里人在和内陆邻近的班图人的交往和混合过程中形成了斯瓦希里语，这种语言属于班图语系，但是使用的词汇中三分之一借自于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因为斯瓦希里人以经商为业，所以他们遍布整个东非地区。当东非被西方殖民者划分为不同国家后，斯瓦希里人成了跨国界最多的一个东非民族。因为斯瓦希里人边经商边传教，斯瓦希里语被东非人当作是一种跨国界的商业语言和宗教语言。这种语言在东非地区作为商业用语的历史很久，不仅在东非各个地区间流行，还被用于和中非地区及非洲大湖地区的商贸。当坦桑尼亚独立时，斯瓦希里人在坦桑尼亚国内126个民族中是第三大民族，但是他们的语言则是最流行的，斯瓦希里语属于班图语，而坦桑尼亚国境内说班图语系语言的人占了大多数，他们比较容易学会和接受斯瓦希里语。早在殖民时期，德国殖民当局就采用斯瓦希里语来和当地人民交往，并使用斯瓦希里语进行学校教育。后来的英国殖民当局继承了这个语言政策，在当代的学校里使用斯瓦希里语进行教学。独立后继续扩大斯瓦希里语的使用范围就自然成了一个最佳选择。并且这种语言和伊斯兰教很有渊源，采用斯瓦希里语有利于和伊斯兰世界的联系。这样，新独立的坦桑尼亚不仅将斯瓦希里语规定为坦桑尼亚的官方语言之一（英语也是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更是坦桑尼亚的国语。

当然，将斯瓦希里语提升为国语不是完全没有困难的。问题之一是宗教关系，因为斯瓦希里语同时也是一种宗教语言。开始是伊斯兰教使用它传教，后来基督教士们也运用它传教。也是在宗教的推动下，斯瓦希里语慢慢地在坦桑尼亚国境内以及在整个东非地区流行起来。但是和所有的大语种一样，斯瓦希里语本身并不统一，有很多的变体，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也大，有的基督教传教士希望在斯瓦希里语中清除掉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的痕迹，造成一种“纯洁的”但不为本地人接受的变体，欧洲语言学家在20世纪上半叶进行的将斯瓦希里语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工作也有背离口语的缺点。同时，斯瓦希里语有两种书写体系，教会学校里使用罗马字母，而穆斯林采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确定哪种变体为标准语，采取什么文字，这些问题都和宗教相关，都给斯瓦希里语的推广造成问题。(https://www.daowen.com)

在坦噶尼喀民族独立运动中，斯瓦希里语被赋予了浓重的政治色彩，争取坦噶尼喀独立的政治组织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一直坚持使用斯瓦希里语，坦桑尼亚独立后，斯瓦希里语被看作是体现了民族精神的语言，具备了意识形态的含义，成了尼雷尔总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纲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对殖民主义的象征。坦桑尼亚政府有一个以共和国总统为名誉主席的“国家斯瓦希里语委员会”，社会发展和文化部里专门设有“国语处”，地方政府里也都有专门机构和人员来负责斯瓦希里语的标准化和普及化工作。坦桑尼亚政府使用斯瓦希里语进行广播，出版斯瓦希里语报刊，大力推进用斯瓦希里语进行全民扫盲教育。用斯瓦希里语进行的扫盲运动使得这个国家的文盲率降低到了15%，这是非洲国家中少见的成就。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还继续使用英语，但改成斯瓦希里语看来只是时间问题。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持下，学习和推广斯瓦希里语是坦桑尼亚的一项政治任务。确实，斯瓦希里语的推广使得普通民众参与到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在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不少观察家认为，是斯瓦希里语让坦桑尼亚保持统一和稳定达40年。随着斯瓦希里语在坦桑尼亚国内的稳定推广，它的国际影响也在提高，现在斯瓦希里语成了非洲统一组织的工作语言，是这个国际组织使用的唯一一种黑非洲的语言。

但是，在遭受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危机后，坦桑尼亚的政策不得不改变以适应新的形势。在转向市场经济和融人国际经济体系后，英语变得更加重要了。过去，学校教育目的在于提高社会平等和国家的凝聚力，现在优先考虑的是培养具有科技和职业竞争力的人才，英语当然是不可忽视的首要语言技能。连最热心推进斯瓦希里语的尼雷尔总统本人也承认，“拒绝英语是愚蠢的”。所谓形势比人强，因为国家经济困难，免费的教斯瓦希里语的公立学校经费不足而质量下降，有条件的家庭都送孩子去教英语的私立学校。致力于统一国家语言的斯瓦希里语运动中断了，下层人民继续使用他们的本地语，上层阶级在重要的文化经济领域使用英语，中产阶级反对在中等和高等教育中发展斯瓦希里语，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掌握具有高职业价值的英语。坦桑尼亚的斯瓦希里语运动的遭遇不是偶然和孤立的，在其他的非洲国家里也都有着相似的情况，许多社会语言学家都看到，完全是为了达到国家统一而选择非洲语言的大胆解决方案，往往都被认为不切实际或自相矛盾而被放弃。

同样的情况在亚洲也可以看到。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小国，原先是一个荒凉的小岛，因为地理位置优越，1819年被英国的殖民官员来福士开辟为一个自由港。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英国人对这个岛的兴趣主要是海运贸易，对当地的居民并没有同化或融合的意图，英国人采取的是任由岛上的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社群使用各自的语言在各自的传统村社组织中生存。虽然英语是殖民政府的行政语言，但是当局不要求各个族群直接懂得和接受英语的告示和规则，他们通过懂英语的所谓的“中介人”来和各个社群交涉。所以殖民时期的新加坡，殖民当局并不推广和普及英语，各个民族可以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事实上当时华语教育相当发达。华语教育是独立前的新加坡最普及的语言教育，唯一的大学南洋大学就是一所华语大学。新加坡独立之后，当务之急是改变族群分隔的多元状态，需要建立一个新加坡民族的认同，语言当然是民族认同感的基础。新加坡1959年成为自治邦，1963年成了马来西亚联邦的一部分，1965年独立建国，在整个过程中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确立了明确的语言政策。出于非殖民的需要，根据建立新加坡民族的理想，在1965年通过的“新加坡共和国独立法案”中新加坡将马来语定为国语，将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和英语定位为新加坡的官方语言。不过，新加坡独立两年后，执政当局就意识到，将马来语作为新加坡国语带来很多实际问题，新兴的新加坡难以将前途建立在马来语上。自争取独立运动开始以后在全民范围积极推进的马来语运动到1967年就停止了。获得了独立的新加坡改而大力推行原殖民语言英语的教育。整个20世纪70年代是新加坡经济起飞的时期，也是英语教育强劲发展的年代，两者密切相关，因为新加坡的经济高度外向，发展科技、工业、贸易和金融都需要懂得英语的人才，学习英语的经济效益吸引了大批新加坡人学习英语。同时，英语的普及使用也有其社会政治好处，因为英国殖民者已经离开，英语对于新加坡的三个族群来说是一种中立的语言，推行英语不会造成族群间的矛盾。同时，营造英语环境也非常有利于在英国受教育的精英人士回归新加坡参加新加坡的建设。现在马来语还是新加坡法律上的国语，但是实际上使用非常有限，只有形式上的尊崇了，例如新加坡的国歌歌词还是马来语的。在政治经济生活中普遍使用的是英语。很具反讽意味的是，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英语在新加坡的普及程度远远不及新加坡独立后的现在。反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建立共同民族身份的规划等考量，都没有具体实际的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那么有力。

不过，例外还是有的，印度尼西亚是一个语言非常繁多的国家，在这个群岛上的居民使用着731种语言，各个族群之间互相无法听懂对方的语言。其实，印度尼西亚原本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由13 000个岛屿组成的群岛，是殖民主权把这个群岛组成了一个国家。在荷兰殖民者到来之前，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的居民从来就没有构成过一个统一的社团，过去存在过一些帝国，但是它们的疆域和印度尼西亚很不一样。除了荷兰的殖民统治，整个印尼没有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传统。印尼在1949年独立后就像其他的非殖民国家那样全力进行民族国家的建设。印尼的第一任总统苏加诺宣布，他要建立一块领土，即印度尼西亚，一个民族，即印度尼西亚人，和一种语言，即巴哈萨印尼语。这个语言选择有其合理性，巴哈萨印尼语和马来语关系密切，本来就在印尼的沿海用作商业语言，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许多印尼人都很熟悉这种语言。而且，这种语言和伊斯兰教关系很深，大部分的印尼人都信奉伊斯兰教。这样，独立后的印尼抛弃了原来殖民者的语言，开始以自己选择的国家语言为官方通用语。印度尼西亚能够做到这一点，有几个条件。首先，印尼的原殖民者语言是荷兰语，这不是一种国际通用语，继续保持这种通用性不高的语言，对这个新兴国家来说意义不大。同时，独立后的印度尼西亚没有采用国内占优势的爪哇语，因为讲爪哇语的人群在印尼总人口中占了太大的优势。在独立时47.8%的印尼人属于这个语言群体，正是因为这个优势地位，爪哇语受到说其他语言的族群的嫉恨。如果采用爪哇语做印尼的国语，必定会引起族群间的冲突，而只有占人口5%的印尼人以巴哈萨印尼语为母语，所以不会引起其他族群的猜忌，因为主要作为族间交际语的印尼语，并不和印尼国内任何一个大的族群的民族性特别有关联，因此能为所有的族群接受，避免了官方语言成为族群间争斗的原因。还有一个有利于这种语言成功的原因，那就是它具有历史的声望。这种语言其实是马来语的变体，早期佛教使用马来语传播到印尼，12世纪时伊斯兰教士也使用马来语传教，17世纪时荷兰探险家来到这个地区时发现马来语具有非常高的威望。荷兰殖民当局在20世纪初将马来语定为仅次于荷兰语的第二种官方语言，日本占领印尼期间，也将马来语作为这里的官方语言，因此被称为印尼语的马来语被选中为印尼的国家语言是有着深厚的历史传承关系的，它的成功也就比较好理解了。靠着这个历史因素，印尼语成了印尼统一的标志和印尼民族身份的基点。它使印尼的政治体系、军队、教育等基本制度正常运转。类似的情况发生在坦桑尼亚，但是结果却有些不一样。正像我们在上面所叙述，虽然英语是原殖民者的语言，独立后的坦桑尼亚决定了以当地的主要流通语言斯瓦斯里语为官方语言。坦桑尼亚国内族群不少，但是没有族群要求以自己的语言作为独立后的新国家的官方语言。斯瓦希里语是当地的地区性大语言，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族群，这样就能够让坦桑尼亚的国民们都接受而没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抵抗，这个选择和印尼相似。但是和印尼不同的是，斯瓦希里语在坦桑尼亚的地位也一直受着原殖民语言英语的冲击，这个情况和民族主义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吸引力，而荷兰语则不会给印尼语造成这样的压力。

总而言之，民族主义思潮是导致语言地位起伏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运动能够将已经扎根上百年的殖民者语言赶走，而当民族争斗转向国内时，也能使殖民者的语言继续回来担当官方语言的角色。

即便在民族主义已经不那么盛行的欧洲，语言和民族的关系仍然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欧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其实所有的欧盟成员国都清楚，从纯粹技术的角度来说，欧盟完全可以甚至应该使用单一的英语，因为在绝大多数的欧盟国家里，人们都具备双语的能力，而各自母语以外的外语一般都是英语。不过，欧盟各国都坚持要保护自己国家的语言，不肯在欧盟事务中单单使用英语，尽管这会大大提高效率减少花费。欧盟现在已经有了20多种官方语言。如果欧盟继续扩大阵容，将来的官方语言数量将会进一步增加。在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刚建立的时候，只有4种官方语言，共同体开会时只需要12名翻译，现在的欧盟有24种官方语言，需要大量翻译，这还是会议期间的需要，平时欧盟还有大量的文件，将这些文件翻译成成员国的各种文字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财力，是欧盟财政的一个沉重负担，所有的成员国都知道这是个荒谬的状态，因为欧盟事务完全可以使用单一的英语来完成。但是成员国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民族语言被排除在欧盟的正式场合之外，或被剥夺官方语言的地位。对待语言问题的非理性态度在欧盟这些发达国家的代表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无论是在欧盟部长理事会上还是在欧洲议会上，凡是有议案要减少一种欧盟的官方语言以提高效率时，总是所有国家都会投票同意，除了以这种语言为本国官方语言的国家。当涉及自己国家的语言时，所有关于效率的理性考虑都不再起作用了，该国的代表必定义不容辞地否决节省掉该国语言的议案。因此欧盟永远无法在语言问题上达成一个理智的解决方案来。不过在实际运作中，理性的考虑还是在悄悄地起作用，当欧盟的官员和代表在不公开的会议中或内部沟通时，他们会脱离冗长的翻译过程，直接使用英语或法语交流。只有在公开的高级别会议或正式的仪式中，所有的代表才会坚持使用全部官方语言。欧盟机构的内部日常工作则都只使用两种语言：英语和法语，而且欧盟内部举行的会议越不正式，曝光度越低，与会者的级别越低，使用单一的或仅使用英法两种语言的几率就越大。这说明不是交际的实际需要，而是附加于语言的民族情感以及语言的象征意义决定了欧盟的语言使用状况。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例子，因为欧洲是一个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浩劫的大陆，民族主义情绪一般来说已经得到了相当地抑制，但就是在这个大陆上，说到语言时人们还是无法理性地取舍，这表明语言确实是构成民族认同感的最核心因素。

从欧盟的语言难题我们可以看到在语言和民族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当悖论的关系。现代的民族主义主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可是民族的疆域和语言的分布并不是相合的，这就造成了许多国家以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名义，在国际舞台上努力地反对英语一家独大的地位，想要为自己国家的官方语言争取使用的空间；但是在自己的国内则往往推行完全相反的政策，压制少数民族的语言，努力地建立一个官方语言独大的语言共同体。这种情况当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所以近年来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超越了民族国家疆域的少数民族的权利得到了人们更多的关注。有人认为我们已经进人了后民族主义时代，特别是超国家组织和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民族国家的划分不再显得那么地神圣不可动摇。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土耳其长期以来一直以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为根据而在国内大力推进民族同化政策，拒绝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特性，特别是他们的语言权利。但是，为了得到加人欧盟的许可，在欧盟的压力下，土耳其政府也开始放弃激烈的民族同化政策，不再不承认库尔德民族特性。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政府的这个转变主要还不是库尔德人抗争的结果，而是土耳其政府觉得需要在国际社会上表明，它接受国际社会保护少数民族的行为准则，这使得它开始接受一国内部的民族多样性。确实，在当代世界上，给20世纪带来巨大灾难的民族主义已经不是主导的意识形态了，或者说至少不是一个可以公开声张的体面话语了。从19世纪开始，个人的最终归属一直是民族国家，通过学校和媒体的爱国主义教育，保卫祖国的义务兵役制和共同的语言，建立起个人和国家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联系现在已经完全不是那么单纯的了。超越国境的频繁交流，信息和商品特别是文化商品在全球范围里的流通，使得民族国家之间的隔离不再那么绝对和有效了。新的社团模式在出现，而个人的权利观念也在变化。相应地，在法律领域开始了一些重要的创新，有不少国际法承认了在国家司法权以上的个人权利。在这一系列国际法律中，与少数民族语言有关的也不少。1966年通过的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盟约》专门有一个条款规定了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在那些存在着人种的、宗教的或者语言的少数民族的国家中，不得否认这种少数人同他们集体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践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联合国之外对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最积极的超国家组织是欧盟，欧盟制定和发布了许多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条约和宣言。2000年的尼斯会议通过了《欧洲基本权利宪章》，其中的第22条规定：“欧盟应该尊重文化、宗教和语言的多样性。”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为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制定和通过的决议就更多了，这在欧洲形成了一个地方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复兴的潮流，使得欧洲的各个民族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处理少数民族自治和独立倾向的棘手问题。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语的处境和地位的变化非常典型地显示了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政策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困境。加泰罗尼亚是地中海西部一个古老的王国，被合并到西班牙以后，一直面临着西班牙国家权力要同化它的压力，特别是在西班牙波旁王朝治下，加泰罗尼亚语被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20世纪的加泰罗尼亚更是多灾多难，在经过了短暂的自治之后，佛朗哥独裁政权采取高压手段取消加泰罗尼亚语，焚烧加泰罗尼亚语的书籍，取消用加泰罗尼亚语授课，公务员如果说加泰罗尼亚语会受到处罚。西班牙民主化后，加泰罗尼亚获得了自治区的地位，开始大力振兴自己的民族语言。现在加泰罗尼亚语在自己的地区成了主要的语言，不过，语言问题以相反的方式继续困扰着这个地区。在加泰罗尼亚还有大量的操西班牙语的人和其他的外来移民，他们开始抱怨甚至憎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的语言政策，认为自己的语言权利受到侵犯。在加泰罗尼亚地区以外的说加泰罗尼亚语的西班牙人也对加泰罗尼亚政府要整合加泰罗尼亚语共同体的做法疑虑重重，觉得这是一种危险的同化政策。至今加泰罗尼亚语的地位还是西班牙乃至欧盟内部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优势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冲突会在不同层次反复出现，在一个范围里感觉受到歧视的少数语言会在另一个范围里成为压制其他语言的强势语言。也就是说，任何范围里的强势语言都会引起反感，都会被看作是为某个强权服务的压迫人的工具，任何人都会认为自己的母语是最美妙的，应该成为普遍交际的工具。这样，强势语言，不管是哪一种，都是注定要和民族问题纠缠在一起。或许某种双语制度是一个解决办法，但是双语是很难保持在一种人人满意的平衡状态中的，因为没有人愿意看到自己的母语是双语体系中的底层语言。完全的语言平等是个无法实现的理想，甚至那些在为自己的少数民族语言斗争的人，就像加泰罗尼亚语的推行者，一般也无视在自己身边的更小的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西班牙的另一种少数民族语言巴斯克语以更尖锐的形式表明语言民族主义的困境，巴斯克语是一种起源不明的古老语言，具有悠久而丰富的民间文学遗产。和加泰罗尼亚语一样，巴斯克语在佛朗哥统治时期被严格禁止，这导致了后佛朗哥时代的巨大反弹，巴斯克人获得自治权利后以极大的努力促进和推行巴斯克语的使用并在自己的地区里排斥西班牙语。巴斯克语的推行又和巴斯克独立运动相联系，成了这个相当激烈甚至暴力的分裂运动的一部分，巴斯克地区的语言问题变得高度政治化，使用巴斯克语还是使用西班牙语成了一个后果严重的政治选择，使人难以理性地进行双语教育和发展双语社会。显然，只要民族主义思想还有活力，民族语言问题注定就是一个不满和冲突的根源。倒是在那些大帝国中，如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我们看到相当宽容的语言政策，也很少有为语言而起的争端，这是在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之前。只要我们的世界上大部分人还是把民族作为自己最终的归属，语言问题就会伴随政治问题，强势语言就一直会是一个被嫉恨的对象。如果我们希望在今后的年代里减少语言冲突，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破除语言和民族之间似乎是天然的联系，特别是要排除语言问题上的民族主义。似乎是根深蒂固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一种文化”的观念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天然的，它的历史不长，造成的灾难不少。我们只有突破民族主义的藩篱，才能发展和利用强势语言而不引发族群间的反感甚至敌意。实际上，国际社会已经有突破旧民族主义的趋势，一方面，我们能看到超国际组织和集团日益活跃，构成了当今世界的一大趋势，欧盟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欧洲居民的法律身份、权利来源甚至身份认同在很多方面都和欧盟而不是各自的民族国家相连；另一方面，地区性的融合和自治使得国家内部各个族群社团具有前所未有的自我认同，这样就有可能在未来建立功能性高的双语制，人们掌握和使用自己族群的语言加上国际通用语，由此而避免在语言上附带国家认同的沉重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