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语言规划
现代国家和历史上的国家担负的责任和管理的事务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一个主要的不同是现代国家把语言也作为自己管辖的内容之一，除了通过立法确定国家的官方语言以外，国家还常常投人人力物力来推广自己确定的语言。这就是现在盛行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当代的许多国家都有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似乎这是一个政府自然的责任，但是实际上语言规划涉及一个观念上和操作上的大问题，正像韩礼德（Halliday）1990年在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的报告中说的那样，“语言规划意味着在一个自然发展的系统（即语言）中引人设计过程和设计特征”。
将语言看作是一种需要并且能够用人工来规划塑造的东西，这是一个晚近的想法，是近代早期欧洲产生的民族观念的副产品。当然，即便在古典时代也有纯洁语言的说法，但是，那时主要是从文学的美感角度来讨论语言纯洁问题的。西塞罗（Cicero）强调典范的拉丁语的纯正朴素，反对对语言的过度修饰。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人文学者非常强调模仿西塞罗的纯净文风，将罗马帝国后期的拉丁语看作是不纯洁的，更不要说中世纪的拉丁语了。但是这种语言纯洁观是与这些人文学者对古典文艺的仰慕有关，他们主张回到西塞罗式的典范的拉丁语，是因为他们希望回归到古代的辉煌上去。1525年，人文学者本博（P.Bembo）认为，经过人文学者的努力，去除掉了蒙昧时代的痕迹，拉丁语已经重新得到了它的光荣。但是另外一位学者托罗梅伊（C.Tolomei）则要求更高，他认为他那个时代的学者还需要继续努力，以让拉丁语重新获得“罗马人的语言的光明和纯洁”。文艺复兴时代的这些学者企求语言的纯洁，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理想，并不是一种出于对语言地位的社会性考虑。因此有时候对纯洁语言的要求和对道德修养的纯净的要求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英国圣保罗学校的创办人挑选学校的校长时候，提出的条件就是“精通优美而纯净的拉丁文学”，在这里他实际上是在要求精神和文化修养上的纯净。一般来说，在中古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人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个人精神方面的东西。
到了近代早期，一些学者和社会名流出于种种原因，开始觉得社会上语言的混杂现象难以接受。他们发动了语言纯净运动，要将杂质从自己的语言中清除出去。这和过去学者们对西塞罗式的纯洁语言的赞美不一样，现在是将语言作为社会特质的一部分来看待，而且，不是对于不同的文风进行语言纯净不纯净的判断，而是对语言本身的素质进行纯洁与否的价值判断。换句话说，近代以来说起语言的纯洁问题，是和身份认同和对他者的恐惧相关联的。过去全欧洲有文化的人都使用拉丁语，拉丁语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地区语言反正不人流，随便怎样使用都没有人太关注。宗教改革后民族区分越来越明显，与民族相连的语言也就被赋予了情感内涵，人们在努力提高自己民族的地位的时候，自然会希望自己的语言比他人的高明。在一个社会的内部，来自血统的身份标记已经不那么有效了。贵族和上流社会无法再以自己的出身来保证得到社会上的特权地位，所以他们需要另外获得的能力来为自己高人一等的身份背书，语言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标识，比服饰和举止更加有效。为此，学者们就需要确定什么是上流的尊贵的语言，什么是下贱的底层人的话语。所以语言纯洁运动开始时就说要在语言中排斥脏话粗话。路易十四时代创立的法兰西学院编撰《法语词典》的目的就是纯洁法兰西民族的语言，在其序言中说明，“骂人的词汇和不得体的用语”是不收录在内的。同时，底层工匠们使用的技术术语也不在词典的收录范围里的。
当然，最主要的纯洁问题是针对外来语言提出来的。民族意识觉醒了以后，主要的欧洲国家里都有对外来语言的恐惧，仿佛自己的语言正面临外来的人侵，都受到了可怕的威胁。这种威胁比武力的人侵更可怕，因为外来词汇的人侵润地无声，一不留神就败坏民族的灵魂。最早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成立了名为“秕糠学会”的语言学家协会，目的是要将败坏的语言像秕糠一样从良种里拣出去，后来在法国以国家的力量成立了法兰西学院，目的也和“秕糠学会”一样。即便在自由主义盛行的英国，也有以约翰逊博士个人一己的力量来从事的英语纯洁运动，其成果就是约翰逊的《英语词典》。所有这些个人的或者国家的行为，目的是纯洁自己民族的语言，实质上就是现代语言规划行动的雏形。语言不再是被看作一种自然的存在，而是人工可以改造和重塑的工具。
不过这种看法以及伴随着它的政策已经开始受到严重的质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个国家都热衷于制定语言政策和做语言规划，但是在当代的学术潮流中已经不太容易得到支持了，特别是对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学派来说，他们对语言规划明显地持反对立场。对于了解后现代主义学说的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后现代主义反对任何一元的话语，多样性和差异性是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立场。任何语言，依靠着国家的权力被推行到整个社会，同时借助公共权力实施单一的语言标准，将语言规范化，排除掉语言中的一切不合规范的异端，这样的情况显然是和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立场格格不人的。考虑到后现代主义关于语言和权力的关系的信念，规范语言必定被认为就是权力对语言的粗暴干涉，是为了强化统治者对权力的独霸而实施的险恶而危险的专权措施，必须坚决反对。同时，后结构主义也已经不把语言看作是一个自洽的单一结构。语言是在无数个使用者的交际中协同形成的，其内部根据说话者的身份和说话的环境条件，具有相当丰富的变异和差别，这些差别和变异是语言的本质所在，不可能也不必要清除出去的。如果说在战后的那些年代里，“政治上正确”的立场是支持各个新兴国家确立单一的民族语言，那么在战后的现在，“政治上正确”的立场是尽力地保护和维持每个族群的语言。当年的理想目标是被解放的社团的内在凝聚力，现在的理想目标是保卫语言人权，每个社群，无论多么小多么孤立，都应该有法律保护下的继续使用祖先的语言的权利和可能性。所以，在当代一些思想家看来，在我们这个时代巴别塔不是一个导致人类互相隔绝的灾难，巴别塔是人类生存的理想状态，我们要尽全力保全它。应该担心的不是各个社群之间语言不通互相隔离，而是哪个语言占了优势。所以现在有拯救濒危语言的各种团体，有保护小语种的各种宣言和法律，有抵制英语的呼吁。从根本上来说，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而在实际操作中，政治家和公共知识分子都努力建立一个能够在制度内容许多种语言存在的安排。南非在去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后，新的民族团结政府确定国内的11种语言为南非的官方语言，这是一种大家可以接受的正确的安排，尽管不是一种实际可行的安排。在语言和民族的关系上，我们现在离战后坦桑尼亚独立时已经很远了。
全权的政府倾向于认为可以改变自己治下的社会上的一切，人定胜天的想法还时隐时现地出现在决策者的脑中。不少国家都在或者曾经试图改变语言及其运用，特别是想使用国家的强大力量来把自己的语言推广到世界各地去，以为只要予以足够的投资，派出足够的人力，自己的语言也会像英语那样成为世界的强势语言。在这个方面，回顾一下法国语言政策的历史很能帮助我们看清问题的实质。在当前的世界上，法国是最着力于推广和维护自己语言的国家，在法国国内有总理担任主席的维护法语的高等委员会，在国际上有教授法语的法语联盟和法语国家政府组成的法语共同体，每年为法语投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可以说维护法语是法国全国一致上下同心的国策。不能说这些投人没有效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法语在其风行全欧洲并通用于全世界的上升过程中，并没有依靠任何国家的语言政策或规划的支持，它在几个世纪内的巨大成功，完全不是政府语言规划的结果。确实，法国国王曾经颁布法令，要求官方文本用法语书写，路易十四也曾坚持要用法语来制定《奈梅亨条约》。除了这些官方的姿态外，作为欧洲霸主的法国从没有执行过什么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来让法语成为世界的通用语。欧洲的精英阶层热心地学习和使用法语，那是因为法兰西文化的昌盛，而不是因为法国派了免费的法语教师到他们那里去。只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才开始制定和执行语言政策，那时法语开始在世界上衰退了。也就是说，法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是应付衰落的一个对策，而不是推动法语上升的动力。法国是欧洲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极少数的几个为抵挡英语保护自己的语言而频频立法的国家。1975年有罗里奥尔法，要求法国国内的工商业必须使用法语，所有的广告、产品说明书和公共标志都必须用法语写成。1994年又通过了杜蓬法，规定在教育、媒体、科学和娱乐业都必须使用法语，并严格限制英语词汇的使用。法国政府的这些立法行为得到法国知识分子的支持，在法国有200多个保护法语的游说团体，如法语保护协会（DLF）、法语未来协会（ALF）等，它们会以损害法语的罪名提出民事诉讼。而且法国国家建立的负责保卫和推广法语的政府机构也是名目繁多，有法语最高委员会及其配套的各个附属机构，有总统直接领导的法语高级理事会，有总理负责的法语总委员会和总理担任主席的法语咨询委员会，更有国际性的法语机构如各法语国家的首脑参加的“法语国家与地区组织”，有法国外交部和教育部合办的“法国教育国际协作署”，还有由法国总统担任主席的“法语国家和地区高级委员会”。在国际上法国出资出人，建立法语的广播电视，提供法语的课程和组织法语国家的首脑会议，还有法国政府资助的各种各样的以法语为宗旨的国际性组织，如法语区友好联络协会（AFAL）、法语使用者总会（AGVLF）、法语信息专家协会（AILF）、国际法语议员协会（AIPLF）、海外法国学校全国协会（ANEFE）、法语科学工作者协会（ANSULF）、发展非洲和马达加斯加教学及文化大学委员会（AUDECAM）、法语大学联合会（AUPELF）、海外法语语言文化教学办公室（BELC）、法语传播研究中心（CREDIF）、语言使用和教学信息中心（CIREEL）、国际法语委员会（CILF）、国际法语教师协会（FIPF）、法语术语协会（FRANTERM）、国际法语法律学院（IDEF）、探索法语未来学院（IRAF）、国际法语记者及期刊联盟（UIJPLF）等，恐怕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有那么多的国际性协会和机构来捍卫其地位。影响特别大的是有一个多世纪历史的“法语联盟”，这是一个遍布世界在130多个国家里建立了1 000多家分支的法语教育机构，还有由法国外交部文化交流司直接领导的遍布世界的181所法国文化中心，这些文化中心也是以推广法语为主要使命。为了推广法语，法国可说是全力以赴了。但是，法国朝野的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在法语已经丧失了它在科学、教育、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优势地位后才开始，但是试图阻止法语下降的这一切努力都改变不了一个基本的趋势，法国国内的学生学习英语的人数越来越多，英语的借词在日常法语中也越来越多，在国际上法语学生的人数也在下降。法国的法语政策和法语规划的推行强度正和法语在世界上地位的下降程度相对而行，这说明了当一种语言成为世界的优势语言时，并不需要什么语言政策来推动它，当一种语言不再通用时，没有什么语言规划和推广计划能改变这个趋势。全权政府或许能够在一国内强力推行某种语言，但是无法使之成为国际强势语言。在语言学习和使用时，亿万个个人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自己要学习的语言，语言政策和规划，即便是举全国之力来实施，在国际上能产生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
法国推广和维护法语的语言政策在世界范围内的失败，或者说至少不尽如人意，表明语言政策的有效性很值得怀疑；而且，即使在法语推行得非常成功的地方，也未必就说明语言政策是有效的。法语在法国国内推行得非常成功，与那些悲观的语言纯洁主义者想象得相反，法语在法国境内并没有受到英语或任何其他语言的威胁，法语在法国人中的地位牢不可破。同时，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不同，法国是语言单一性非常高的一个国家，尽管语言学家们统计出法国境内存在着37种语言，其中大多是新移民仍在使用的语言，真正的法国地方语言有7种，但使用这些语言的人数不过几十万，少至几万，在一个6 000万人口的国家里微不足道，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语言的使用者人数在减少。事实上，法语早已是法国唯一的语言。现在法国国内有复兴这些濒危的地方语言的运动，法国政府在地方主义者的压力下也开始允许在学校里教授这些地方语言，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这些地方语言消亡的趋势。许多论者都将法国国内法语的绝对优势地位归功于，或归咎于法国的语言政策，因为从黎塞留主教时代起法国就信奉并大力实施单一法语的语言政策，并通过法国的教育制度推行到法国的每个村庄。但是法国地方语言的消退是不是就是这个语言政策的结果呢？当然，19世纪以来法国的学校教育在推广标准法语上的作用是无法否认的，但是还是有其他更有力的社会因素实际上助长了法语的普遍使用。工业化、大众媒体和网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那些乡村和城市还比较隔绝的地方，地方语言仍能保持一定的地位。比如在法国东北方的阿尔萨斯地区，农业仍然是许多居民主要的谋生方式，阿尔萨斯语就保持着相当的活力；而在法国南方，农业相当凋零，村庄里留不住人，人人都外出寻找工作，结果会说当地的普罗旺斯语的人越来越少。城市化是比政府的语言政策更加有力的改变语言使用状况的动因。新的生活环境，特别是就业的需要，比任何政府的禁令能更有效地改变人的语言习惯。这是制定语言政策的人所必须了解的，只有顺应了社会经济趋势的语言政策才会取得预计的成效，否则只是一厢情愿，白白浪费国家的资源，达不到预想的目的。
尽管如此，现在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学着法国的榜样，建立各种政府或半政府机构，投人大量资金，在海外推行自己国家的语言。似乎在海外设立语言教学机构已经成了当代世界大国的一个标志。连一直对自己的英语采取自由放任态度的英国人也不甘落后，他们在1934年建立了非官方的“英国文化委员会”，1940年，这个民间组织获得了英国王家特许状，其资金来源也逐步由民间捐赠改为政府拨款。英国文化委员会的使命就是在海外传播英语和英语文化，他们培训英语教师，促进以语言教育为目标的应用语言学研究和实践，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两百几十个城市里设立了办事处，雇佣了上万名专业人员，开展各色语言文化活动，包括提供奖学金、出版教材、改革教学法、举办国际性标准化英语测试“雅思”等，以英国人的实干精神，在发展世界各地的英语教育方面起了实实在在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英语教育的大发展中有这个委员会的重要贡献。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英国文化委员会在中国的英语教育上能够得到这样的成就，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社会有这个需要。
美国政府也有一个管理英语教育的机构，那是设立在美国国务院的英语项目办公室，但是和英国的英国文化委员会不同，这个办公室规模小，才几十名工作人员，往海外派遣的人员也不多。主要是美国的那些著名的私人基金会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民间组织在进行一些和英语教学有关的项目。影响着全世界英语教育方向的“托福”考试也是由非官方的独立机构组织的。比较起来，在世界各大国中，美国政府为推广自己国家的语言所做的较少，尽管美国是英语成为当代强势语言的主要原因。
西班牙语是世界的一个大语种。西班牙政府也仿效它的欧洲邻国，以政府的力量向全世界推行西班牙语。从属于西班牙外交部的有西班牙国际合作署，负责为外国人学习西班牙语提供奖学金，派遣教师和出版教材；同时西班牙在世界各国建立塞万提斯学院，和国外的教育机构合作开办西班牙语课程，建立西班牙语图书馆，举办各种文化活动，派遣教师，提供语言奖学金等。
德语取得它当前国际地位的历程相当有意思。德国人似乎不太在意自己的语言，这或许和德国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比较晚有关。当她的邻国法国早已在“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个国家”的道路上走得很远时，德国还是一大群小邦国的聚合；当巴黎方言已经稳居官方语言地位时，德语还是一大群互不相让的地方方言的集合。即使是为现代德语奠定基础的马丁·路德，他写的拉丁语也比德语多。即便到了17世纪越来越多的人呼吁统一德国的语言，人们也只是想把德语作为一种公共生活中的实用语言，并不相信德语可以成为一种高级的文学语言和思想媒体。哲学家莱布尼茨认为德语的地位会提高，但是他认为在和法语及拉丁语的竞争中，德语毫无取胜的可能，他本人的著作几乎都是用法语和拉丁语写成的。德语是随着德意志的兴起而成为世界上一种重要语言的，几乎没有政府或公共权力的推动，也没有任何德国领导人把推广德语作为自己的使命，这和法国截然相反，德语今天的国际地位几乎是一个意外的结果。德国至今都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德语是德国的国语或官方语言，德国知识分子和政界人物也没有赋予德语那么高的象征意义。德语作为国际性语言的历史比较短，在1871年统一之前，德国自己还没有统一德语的标准。德国国家统一之后它的语言也在高地德语的基础上统一了。这时德国的帝国政府有了一点在海外开办德语学校的预算，但是相当有限。德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成了一种国际性语言，这不是德国政府海外语言政策的成果，而是因为德国成了一个经济、科技和文化大国，她的成就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注意和仰慕，所以到处都有人自愿来学习德语，德语也因此流行到了各大洲。但是德国人非常清楚，德语不可能成为世界通用语言，他们对大家都使用英语毫无反感，更没有要与英语争高低的雄心，这和法国人的态度正相反。德语被确定为欧盟的工作语言，但是却被排除在欧盟的日常工作语言以外，欧盟的日常工作中只使用英语和法语，德国人对此毫无怨言，尽管德国是欧盟中最强大最富有的成员。总之，德国人以其实用精神，只把语言当作一个交流工具。尽管这样，德语在世界上还是一种被相当普遍教授和学习的语言，具有国际性语言的地位。这充分说明语言的优势地位不是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所能争取来的，只有语言所依托的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足够强，其文化足够辉煌，那么这种语言就会自然而然地引来学习者，就会成为强势语言。当然，这并不是说德国从不进行推广德语的工作，考虑到国际贸易的需要，考虑到海外对德语的需求，德国政府也开始制定自己的海外语言政策，1967年德国外交部向联邦议院提交了战后第一份语言政策报告。德国前总理科尔在其政府报告中说：“作为最大的德语国家，德国应该独立承担起在国外推广德语的责任。”德国推广自己语言的方式和前述几个国家有所不同，政府的参与度没有那么深，没有一个政府的委员会或相类似的机构来组织德语的海外教育，而是一些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民间组织在海外推进德语的教育。德国外交部和这些组织签有协议，支持这些民间组织的教育合作活动。德国的语言机构主要是歌德学院，在海外有100多家分院，以德语教育和宣传德语文化为使命，歌德学院现在和另一个海外文化机构“跨民族协会”合并，后者的主要责任是提供学习德语的各种资料。德国还有一个由德国大学合作组成的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任务是开展德国大学和国外大学的合作交流，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向外国大学派遣德语教师。
俄语在世界上的地位与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的实力的升降密切相连。在苏联时代，俄语曾经具有仿佛能和英语抗衡的地位，但是苏联解体后俄语退缩很快。1991年俄国制定了“俄联邦语言法”，确定俄语为俄罗斯联邦的国语，1997年，俄罗斯联邦政府决定在联邦政府内设立“俄语委员会”。就和我们在前边指出过的那样，往往是在语言地位开始下降时，相关国家就会着手制定语言政策，保护和推广自己的语言。俄罗斯主要的向海外推广语言的机构是“国际俄罗斯语言和文学教师协会”，这是一个得到政府支持的以推广俄罗斯语言文化为宗旨的国际性协会。另外俄罗斯还有专门给外国人教授俄语的普希金俄语学院，这个学院除了自己教授俄语，还和世界上100多所大学和教学中心合作进行对外俄语教育，并且在世界各地开办俄语考试中心。(https://www.daowen.com)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及期间，日本在其占领的地区强迫进行日语教育，在中国台湾和朝鲜，日本殖民当局高压推行日语，试图将汉语和朝鲜语清除掉。在侵略战争的高潮时期，日本政府规定日语是大东亚的通用语，禁止在他们的占领区里使用除了他们的法西斯盟国的德语和意大利语以外的任何其他外语和本地语。这种军事暴力下的语言推广政策当然持续不长。战后日本以国家的力量用和平的方式在世界上推行日语教育。除了一些民间的社团如“日语教育协会”“日本国际教育协会”，政府的行动主要是通过日本外务省属下的“国际交流基金”进行。这个基金会在海外设立事务处及日语中心，派遣教师，组织文化活动，提供教学资料，培养教师，接收留学生，举行日语水平考试，全力推广日语。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国家都把对外推广语言当作国策来执行，这可以从那些语言机构的地位看出。法国总统亲自参加两年一度的法语国家首脑会议，法国总统的个人代表在法语国家与地区组织常务委员会中代表法国，法语语言高级委员会直接受法国总理领导，法国还设有负责法语事务的国务秘书；英国文化委员会的保护人是英国女王，副保护人是威尔士亲王，历届的主席和总会长都是英国德高望重的名人；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的名誉主席是西班牙国王，主席是西班牙首相。即便在主要由民间组织推广语言的德国，歌德学院的主席也是地位相当高的名流，现任歌德学院主席就曾任联邦宪法法院院长。
当代世界上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目的各有不同，以上我们主要考察了主权国家围绕着自己国家的官方语言制定的政策和采取的措施，或者为了回应国内地方主义而采取的一些宽容措施。但是目前世界上还有一类语言政策，对象是一些因历史问题而濒危的语言，这些语言政策具有弥补历史罪过，拯救被压制族群的含义。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这类语言政策的出台，是因为优势语言太强盛，对一些小语种造成的压制太大，使得政府和公共权力感到有道义上的责任来挽救生存空间太窄小的语种。新西兰的毛利语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土著语就是这种语言政策的对象。从新西兰和澳大利执行的语言政策，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语言政策的理念和效果是怎样的。
新西兰的毛利人是这个国家的原住民，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传统。欧洲殖民者主要是英国人来到新西兰后，和毛利人签订了《威坦哲条约》，获得了对新西兰的主权。殖民者和毛利人由此开始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在教会主办的学校里一直以毛利语教学。但是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新西兰政府执行同化政策，毛利语开始衰落，一方面是因为新西兰政府接管了教会的学校，毛利语的教育停顿了，1881年通过的关于土著人学校的法律规定英语是这些学校的教学用语；另一方面，许多毛利人移居城市，离开了使用毛利语的环境，特别令人担忧的是说毛利语的儿童大大减少了，许多毛利人不愿讲毛利语，生怕被人歧视。到1961年，新西兰政府正式宣布放弃同化政策，承认新西兰国家是由毛利人和白人结合组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新西兰发起了毛利语复兴运动，1974年通过法律，规定毛利语是新西兰的两种官方语言之一。1987年通过了《毛利语言法案》，成立了毛利语委员会。根据这个法案，新西兰建立了大量的毛利语学习项目，许多学校设立毛利语和英语的双语课程，还有许多以毛利语为主的学校，数万名学童进了以毛利语为教学用语的学校。同时还开办了毛利语的电台电视台节目。不过，虽然新西兰政府和非官方机构为复兴毛利语采取了相当有力的措施，大部分参加了毛利语复兴项目的儿童还是没有能掌握足够的毛利语，他们只能使用毛利语做一些与学校生活有关的事，很少有儿童在学校以外的日常生活中使用毛利语，毛利语离达到自然的代际传承还很远。目前使用毛利语的毛利人只有5万到7万人，至少有30万毛利人并不日常使用毛利语，而且使用毛利语的人大多是中年以上的人群。新西兰教育当局为保存毛利语所做的巨大努力，并没有使毛利语的前景光明起来。
澳大利亚的土著语言境况更加黯淡。欧洲人来到澳大利亚时，当地的土著人有75万，使用着270种不同的语言，澳洲曾是一个语言种类非常丰富的地方。但是在欧洲殖民者无情的紧逼下，澳洲的土著人口锐减，生机微弱，曾经只剩下7万人，在废除种族歧视政策后才恢复到45万人。人口能够恢复，语言就难了。原有的土著语言中80%的语言，要么已经消失了，要么只有不到100个使用者，也就是说几乎灭亡了。有500个以上的使用者的语言只有18种了。现在澳大利亚的语言学家在努力纪录和描写那些濒危的语言，同时澳大利亚政府也改变了过去歧视和压制土著语言的做法。1978年通过了劳伯克的《国语政策》，1991年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澳大利亚语言和语言权利政策》，按照新的语言政策澳大利亚政府为土著语言提供学校教学，设立各种专门机构，创造能够保持土著语言的条件，在土著人居住地开办教授土著语言和文化的学校，播放土著语言的电台节目等。但是，已经消亡的土著语言是无法复活了，濒临死亡的那些语言也很少有希望长期存在。只有几种幸运的土著语还能够继续存活下去，因为它们还有使用者家庭中的自然代际传承。澳大利亚土著语言的命运非常清楚地显示了强势语言对边缘语言的挤压作用。即便在种族歧视的政策取消了以后，英语还是以几乎不可抵挡的势头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教育和公共交际空间，使得土著居民逐步地放弃自己祖先的语言，而在流行土著语的地区，还发生着比较强势的土著语取代比较弱势的土著语的趋势。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阿纳姆地区，有一种约古尔德语，使用者也不算少，有约6 000人。但是现在许多约古尔德孩子改说图瓦亚语。图瓦亚也是一种土著语，但是比较起来更加强势，使用的人更多，文化上更有优势，因为有翻译成图瓦亚语的《圣经》和教授图瓦亚语的双语学校。这让我们知道，强势语言挤压边缘语言的过程在任何层次都会发生，拓展强势语言必定会导致弱势语言的衰落，这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后果。政府的保护措施和学者们的帮助只会减缓趋势，但是难以在根本上扭转局面。
当然，并不是说在世界上就没有扭转语言弱势或拯救濒危语言成功的例子，不过，决定语言趋向死亡还是走向复兴的，基本上不是国家公共权力制定的语言政策和对语言使用的管理。决定性的因素还是社会的经济文化条件。克里斯托（2000）列举了能够使得濒危语言复活的6个条件：强势语言社区中濒危语言的使用者获得了很高的声望；强势语言社区中濒危语言的使用者赢得了财富；强势语言社区中濒危语言的使用者获得了合法权利；强势语言社区中濒危语言的使用者在学校系统中得到优势地位；濒危语言的书写体系有利于传播；濒危语言能够使用现代电子技术。在这些条件中，除了书写体系是语言本身的特征外，其他都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技术条件。很明显，是社会的整体外部条件决定了语言的命运，单单依靠政府的语言政策和管理条例是难以拯救或推广一种语言的。
不过，这个结论有一个例外，一个非常独特的例外，那就是以色利的国语希伯来语。在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情况下，语言的兴盛或衰亡都是一个可以说是自然的过程，人力的干涉能起的作用相当有限。因为语言的生命在于千百万人按照根深蒂固的习惯和实际交际需要而做出的个人行为，一般来说指导个人使用语言的一个重要原则是经济原则，也就是说省力原则，公共权力驱动下的语言规划很难促使万千大众采用不自然的需要努力学习模仿的语言形式。不过，现代历史提供了一个例外。希伯来语在几乎消亡了千年之后，经过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卓绝努力，重新回复到普通大众的口头，又成为一种现代活语言，这是一个语言规划非常罕见的成功案例。
希伯来语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语言，属于人类文明黎明时期中东地区闪米特语系许多分支中的一种语言。这种语言甚至比犹太民族还要古老。大约在公元前后，用当时的希伯来语写成了《圣经》，这部《希伯来圣经》流传至今，是古典希伯来语的宝库，也因为古典希伯来语是《圣经》的语言，所以希伯来语被犹太人称为“神圣的语言”，希伯来语的神圣性是它历两千年而不亡的根本原因。犹太人的国家在遭受罗马军团的围困和攻击后，犹太教的第二圣殿被毁，犹太人开始流散四处，犹太人社团里希伯来语被当时最流行的阿拉米语所取代，犹太人自己的教令、律法和神学著述都改用阿拉米语，希伯来语几乎要消亡了。但是因为《托拉》，也就是《希伯来圣经》中最具权威的那五卷《摩西五经》律法书是用希伯来语写成的，所以犹太教的拉比们在诵读这《摩西五经》时必定使用希伯来语，《摩西五经》赋予希伯来语的这种神圣性保证了希伯来语不被完全遗忘。在中世纪早期，希伯来语还曾经有过一段复活的兴盛历史，犹太诗人、学者和神学家等大大丰富了希伯来语的词汇，把希伯来语用于神学以外的各种世俗学问中，将希伯来语发展到中世纪希伯来语阶段。不过，那时的希伯来语尽管获得了新的活力，它还是一种书面语，并没有成为口头的活语言。后来反犹主义席卷欧洲，希伯来文化遭受巨大打击。面对着对犹太民族和文化的仇恨和迫害，犹太学者特别是宗教学者冒死维护希伯来语，因为犹太民族的身份就是上帝的选民，希伯来语是维持他们和上帝关联的保障。
现代希伯来语的诞生，或者说希伯来语在当代的复活，可以说是一个个人设想和推进的语言规划的成果。19世纪下半叶，散布世界各地的犹太民族开始策动回归故土的复国运动，出生于立陶宛的耶胡达（1858-1922）认为只有犹太民族独有的希伯来语才能够把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联合起来，也只有希伯来语能够给犹太人以民族性。1879年耶胡达在巴黎发表了论文《目前的紧迫问题》，阐述了他对复兴希伯来语的设想，这可以说是他这个一介平民提出的语言规划。1881年他举家移居巴勒斯坦，先在自己家里讲希伯来语，成为现代第一个讲希伯来语的家庭，同时又在自己的朋友中推广希伯来语，他开办学校教授希伯来语，出版希伯来语的刊物，编写希伯来语的词典，组织希伯来语委员会，说服巴勒斯坦的英国总督，让他宣布希伯来语为当地的三种官方语言之一。
耶胡达的努力开始并不为他的同伴们理解。正统派的犹太教士们认为将“神圣语言”用于日常口语是一种亵渎，他们将耶胡达逐出教门，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赫兹尔起先也不支持希伯来语的复兴运动，大部分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对耶胡达的理想都不热心。不过到了1911年，耶胡达的努力终于得到认可，第十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确定希伯来语为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人新家园的正式语言。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不同的文化语言环境里生活了那么长久，使用着非常不同的各地语言，只有希伯来语才能成为他们共同的语言，也只有希伯来语才能将他们和共同的根联结起来。
依靠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推动和同道志愿者的努力，一代一代的犹太移民来到以色列后就慢慢放弃自己原有的母语，坚持改说一种相当陌生的古老语言，只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民族复兴，最后让古老的希伯来语从晦涩的书面教义语言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国语，变成了生气勃勃的口语，这是一个语言史上的奇迹。其成功当然要归功于复兴希伯来语的先驱者的毅力和努力，也得益于以色列国家执行的灵活而实际的语言政策。以色列国家的目标是实现“一个民族一种语言”，希望所有的移民和原住民都尽快地变成只讲希伯来语的以色列公民，但是以色列政府并不在国内禁止其他语言的使用和教学，也不强制推行希伯来语，形形色色的移民语言和本地的阿拉伯语都能在公共场合、媒体和学校里使用，政府甚至鼓励学习阿拉伯语。这种开明的语言政策避免了因为语言而引发的族群冲突，也使希伯来语的推广和普及少了许多阻力。
希伯来语在现代的复兴可以说是语言规划的一个成就，但是这个成就难以复制，因为希伯来语的复兴是在犹太民族复国的历史运动中发生的。这个复国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例子，希伯来语的复活也因此而是世界语言发展史上独一无二的例子。这个历史上最成功的语言规划并不是政府制定的，在开始时也没有政府来推动，这一点足以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