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浙东地区的崇佛风尚及其对心学传播的影响
心学之所以在浙东地区流行及盛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地繁荣的佛教文化与直指人心、反观内求的佛学风气有着重要的联系。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始终与贵族、官僚、士大夫有密切关系。当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时,上层贵族地主就首先接纳了它,把它与黄老之术同等看待。魏晋时期,佛教理论在当时玄学流行的条件下,得到统治阶级的关心和提倡,深受贵族、士人们的欣赏和重视。南北朝时期,士族继续发展,门阀地主及知识分子,一面享受着奢华的物质生活,一面故作清高,研习佛学、口谈玄理成为社会上层的一种时尚。梁武帝就是南朝贵族、士人学佛的总代表。他以儒学、礼教为治国的根本,同时又对佛教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对道教也颇感兴趣。[5]隋唐时期,随着佛教宗派的建设和发展,贵族、官僚、文人的学佛和参禅活动也十分盛行。这种官僚士大夫的学佛和参禅活动状况,随着北宋王朝的建立,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宋代官僚、士大夫参禅礼佛的风尚
自魏晋以来官僚士大夫礼佛,并从中寻求精神依托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两宋时期有进一步的推广,呈现普遍盛行的状况,参禅学佛成为当时官僚士人的重要内容。两宋文人学士之所以特别热衷于参禅学佛,至少是以下这些原因所致。
一是官场险象环生,士人需要精神慰藉。
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以来长期的社会动乱和地区分治的局面,再次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与汉、唐等大一统帝国相比,北宋王朝有许多新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是强化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借鉴历史,中唐以来藩镇猖狂,最后造成封建割据;又自五代以来,北方少数民族崛起,从东、西两个方面入侵中原,为了抗御“外患”,需要军政财力的高度集中;在经济上,南方的农业开发和工商业的繁荣,客观上要求消除地方势力,使个体业者(主要是农民)得到保护,并保证市场的统一。所以,北宋王朝强化君主集权统治,也是一种历史必然,因此君主专制制度的推行,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君主专制主义强化了士人对国家的依赖性,增强了人们的国家观念和民族责任感,充分表现了中国士人的爱国主义和勇于牺牲的精神。但与此同时,宋王朝出于削弱和分散官僚权力的考虑,机构设置往往臃肿膨胀,人浮于事,加上任用和罢黜随意,提拔的多,需要安置的更多,从而造成了历史上少见的在职加赋闲的官僚阶层。这样,本来为防止官吏擅权而进行的政治改革,并没能解决小人擅权的问题,反而助长了独裁者的昏聩和无耻,同时也给人才以种种牵制,所以往往是“志未伸,行未果,谋未定,而位已离矣”[6],致使最有才能、最有抱负的士人,也不能不产生无可奈何的沮丧和无所作为的失望。官场变幻,宦海沉浮,都使士大夫,转而从禅中寻找精神寄托,他们将参禅学佛作为平衡心理的手段,将丛林当作避世、逃世的退路,以便在政治失意后能有精神上的慰藉和依归。大致说,士大夫经世都要做两手准备,这几乎成了两宋文武官员的共性。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
士岂能长守山林,长亲蓑笠?但居市朝轩冕时,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为胜耳。……荆公(王安石)拜相之日,题诗壁间曰：“霜松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山谷(黄庭坚)云：“佩玉而心如枯木,立朝而意在东山。”
即便像岳飞那样气吞山河的将领,也不时流露出退隐之志。在当时,精神上退隐的最好去处,莫过于学禅了。[7]
二是所谓“儒学淡薄”不能慑服人心。
儒学在汉武帝时曾受“独尊”待遇,儒生们以传授、整理和注释儒家经籍为主要任务。由于经学所享受的特殊地位,它逐渐成为封建文人追名逐利的重要工具,不可避免地走上神化迷信和烦琐主义的穷途。东汉时,经学内部已出现“通人恶烦,羞学章句”[8]的趋势;东汉灭亡,它终于为魏晋玄学所取代。此后,由于玄学盛行,儒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显得软弱无力。同时,儒学墨守汉儒注疏的旧俗,不图发展,不要说是对孔孟,甚至连汉代的经学家孔安国、郑玄等都不敢非议。这种局面给部分士人带来精神上的压抑,造成心理上的苦闷。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佛教以自己独特的哲学思辨、心性学说、止观修行,成功地吸收了大批求变心切的官员和文人。
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历史过程中,儒家学说确曾充分发挥过它的效能,但也暴露出不少弱点。它以人本为主,以治国为目的,所以颇多伦理的说教而缺乏治心手段。儒学通过科举制度虽然可以笼络部分知识分子,使他们踏上仕途,但它所表现的日益脱离实际、不重实学的倾向,并不能起到长期振奋士人精神的作用。唐代刘禹锡认为,佛教最受人欢迎的是它对心性问题的论述,因此,人们一旦接受禅学,便“会而归之,犹初心也”。他指出,儒学因“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难以慑服人心,故“世衰而寝息”,若以禅宗心性学说予以补充,则可以弥补儒学的弱点。[9]唐末五代,禅宗崛起,它不仅在佛教界犹如一声惊雷,震撼着古老的传统寺院,而且也在整个思想界掀起一阵波涛。
据志磬的《佛祖统纪》记：
荆公王安石问文定张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后绝无人,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曰：“岂为无人,亦有过孟子者。”安石曰：“何人?”方平曰：“马祖、汾阳、雪峰、岩头、丹霞、云门。”安石意未解。方平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安石欣然叹服。[10](https://www.daowen.com)
上述张方平答王安石语,所谓“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当是对隋唐以后儒学停滞衰落状况的如实概括。在张方平看来,马祖道一、雪峰义存、丹霞天然等禅师的才学和能力不在孔孟之下,可惜的是归于释氏。这就是说,正当儒门无法收服人心之时,佛教禅宗取而代之。禅宗建立起了优于儒家的独特心性学说,一反长期以来佛教在理论和实修方面平稳发展的传统,转而以激烈方式表达对宇宙人生的见解和态度,从而使当时的文人学者耳目一新。宋初李觏虽是一名反佛的儒家学者,但他也曾给寺院写过多篇纪文,并最终肯定禅宗心性学说的成就。他认为,儒家的许多祭祀典礼都失坠了,性命之说也久不相传,而“后之儒者用于世,则无以教导之”,民众“百体皆无所主,将舍浮屠何适哉?”何况佛教“其人才有足称者也”。[11]
三是官场受挫以参禅修道为退路。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贯穿着每一王朝的始终。唐代有激烈的朋党之争和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之患,两宋有新法旧法之争、新党旧党之分及对辽夏金的和战之争等。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不能不使人联想到佛教所说的“四大皆空”“诸行无常”,感叹人生变幻莫测,世事难以逆料。在我国古代知识阶层中,向来有以隐遁方式表达清高离俗、与世无争的传统;尤其是他们官场受挫或与当政者意见不合时,浪迹山水、故作姿态便成为通常的对立手段。例如在唐代,王维的官宦生涯历经坎坷,这使他决意逃避现实,醉心谈禅赋诗而终老：“宿昔朱颜成暮齿,须臾白发变垂髫。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12]白居易本有兼济天下之志,热心于世务,但安史之乱后的社会政治现实并不能给他提供施展抱负的机会,在入仕之后,便屡遭挫折。宦海风云使他意识到：“入仕欲荣身,须臾成黜辱。合者离之始,乐兮忧所伏。”[13]因而只能借禅说来满足心灵需求,以净土信仰掩人耳目,保位容身。“禅能泯人我,醉可忘荣悴。”[14]只好依赖酒和禅来获得精神安慰。
在宋代,官僚士大夫参禅,既可以禅悦医治精神创伤,作宦途失意的自疗,又可借此邀誉,赚得慈悲好善之名。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被贬滁州,“明年将归庆陵。舟次九江,因庐山,入东林、圆通,谒祖印禅师居讷,与之论道”[15]。熙宁变法失败后,王安石在罢相退居江宁期间,逐渐滋生出世思想,从以往对佛教的批判转向认同,走上避世的习禅道路,并撰写了不少佛学著作。
宋代官僚士大夫的参禅学佛,促进了儒、释的调和及三教的合一过程。宋代官僚士大夫以高度的传统文化素养和对佛教乃至道教理论的深湛造诣,胜任了儒、释调和的角色。实际上,他们自身展现的就是儒、释统一的形象。他们的参禅学佛、儒释兼修,客观上又为理学家提供了既排佛而又融佛的思想及方法。佛教一般不触及社会改造而只注重于宗教内心修养,但是隋唐宗派佛教已有了着眼入世的心性学说体系,宋代禅宗进一步在这方面开拓,结合传统儒家思想,把心性学说加以发展。宋代士大夫通过与禅僧的广泛交往,大力吸收禅宗心性学说,将之改造成为自己所需的儒、释结合形态的人性理论。在宋代三教合一的思潮中,官僚士大夫的参禅学佛活动起着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16]可以说,北宋浙东地区的文化精英几乎都与佛教有染。例如,“庆历五先生”及其弟子们大多与佛学有密切的关系,有的浸染佛学的程度非同一般。现在可考的北宋四明士人最早自号为“居士”的是著名教育家杨适和楼郁。作为“五先生”弟子的丰稷亦通佛学,他在少年时便聆听了雪窦僧重显教人惜福的教导：“人无寿夭,禄尽则死”,且一直很相信。丰稷的“日来月往无成期,好把心源蚤夜思”,说明他十分重视内证功夫,强调“心”的地位,以探究内在心灵的奥秘,追问万事万物的本源和善的本源。由此可见,浙东心学在它的建构之初就与禅宗心性学说结下了不解之缘。[17]
2.北宋时期天台宗在浙东的中兴及对浙东心学形成的影响
天台宗创立于陈隋之际,兴盛于唐,是汉传佛教十三宗之一,中国第一个大乘佛教宗派。由于其形成的中心在浙江天台山,其实际创宗者智顗(538—597)常驻浙江天台山,故称天台宗;又因其创始人智顗崇奉的主要经典是《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故又称法华宗。隋代开皇十八年(598年)杨广为纪念智顗,于天台山建天台寺,大业元年(605年)改名国清寺。天台宗是佛教在中国发展并走向成熟的最早标志,代表了中国佛教的真正开端,不仅在国内广受信奉而且在当时就远播日本、朝鲜等地。
天台宗集合南北各家义学和禅观之说,加以整理和发展而成一家之言,当时便得到朝野的支持和信奉,对隋唐以后成立的各宗派多有影响,对律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以及宋明理学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元明以后,该宗学者往往兼倡净土,形成“教在天台,行归净土”之风。
天台宗佛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非常密切。天台宗人在建立自己佛学思想体系时,从各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吸收。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道发生交涉,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化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冲突而又融合,既互相争辩又相互吸收。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可以说“人生地不熟”,很难为中国人所接受,于是佛教一方面宣传以佛教为本的三教同源说,另一方面又巧妙地把道教的长生修仙和儒家的纲常伦理等思想吸收过来。早期佛教这种做法,被天台宗效仿。天台宗人在创建天台佛学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大量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道文化。比如：在方法论方面,天台宗人吸收了庄子的相对主义思想。《大乘止观法门》卷二中有：“据觉论梦,梦里长时,便则不实;据梦论觉,觉时食顷,亦则为虚。”“正以心体平等,非长非短。故心性所起长短之相,即无长短之实,故得相摄。”这就是运用《庄子·齐物论》中“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的相对主义手法来否认时间的客观性。在佛性论方面,佛教从释迦牟尼以来,认为成佛是众生的事,“无情”的东西,由于没有意识、思维等活动,不存在佛性问题。就是在众生之中,像一阐提之类也不能成佛。但湛然吸收了道家和道教的思想成分,把道家的“道”无所不在,“在蝼蚁”,“在稊稗”,“在瓦壁”,“在屎溺”,“万物一也”(《庄子·知北游》)转化为自己的“无情有性”佛性论,提出一切事都是佛性的表现,佛性无所不在,在蝼蚁、在稊稗、在瓦壁、在屎溺。天台宗的“人人皆可成佛”的思想,又是对儒家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和荀子的“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的人性论的继承和吸收。
天台宗的创始人智顗,对儒家思想大体上是肯定的。他认为儒家思想位居佛教的预备阶段,与佛教不矛盾,它所起的作用是开示礼仪于前,是为众生接受大小乘佛教经典作通阶。在智顗看来,佛教的教化与接受都是有顺序的,若不适应受教化者的素质能力的话,则很难收到好的教化效果,所以当人们对佛教还不感兴趣或缺乏接受能力时,应先教以伦理道德,为接受佛教奠定基础。仁义礼智信五常、水火木金土五行、礼乐诗书易五经等,都可配当为佛教的五戒。他说：“一切世间外遭经书,皆是佛说。”“深知世法即是佛法,何以故?束于十善即是五戒,深知五常五行,义亦似五戒。仁慈矜养,不害于他,即不杀戒。义让推廉,抽己惠彼,是不盗戒。礼制规矩、结发成亲,即不邪淫戒。智鉴明利,所为秉直,中当道理,即不饮酒戒。实契实录,诚节不欺,是不妄语戒。周孔立此五常,为世间法药。”“又五行似五戒：不杀防木,不盗防金,不淫防水,不妄语防土,不饮酒防火。又五经似五戒：礼明撙节,此防饮酒,乐和心,防淫,诗讽刺,防杀戒,尚书明义让防盗,易测阴阳,防妄语戒。”(《摩诃止观·卷六上》)所以世间法在广义上也是佛法教化众生的一环。[18]
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隋唐以后之所以能融入中华文化,在当时成为一种有广泛影响力的宗教文化,关键就是与中国传统的心性学说、特别是与孟子的性善学说相结合,发展成为中国化的佛学心性论。天台、华严、禅宗三大派,基本上都主张一切众生佛性本具。但天台宗主张本具善性,亦具恶法,以此回答人的染恶从何而来的问题。这在天台宗二祖慧思(515—577)这里已有这个说法,他以觉释佛性,“佛性为觉,性名为心”(《大乘止观法门·卷二》)。净心之体不具染性,但如来藏本具净染二性,净性为出障法身,染性为在障本住法身。二法身有佛性具染的含意。后来天台宗四祖,也是实际的创始者智顗首创性具说,明确提出性具善恶,并依空、假、中三谛圆融无碍理论,主张三因互具。这样,天台宗在理论上自圆了性具善恶论,并以其标新立异的佛学心性论影响宋明理学,尤其对浙东心学有深刻影响。
印度佛教认为：现实世界虚妄不实,故为“假”(又作“俗”);唯有超越现实世界,才是“真”,故追求“真”而否定“假”,导致“假象”与“真实”、“此岸”与“彼岸”、“入世”与“出世”的二元对立。作为中国佛教第一个宗派天台宗创始人的智顗,根据佛教中判教学说,结合中国文化的实际,采取“随义立名”“六经注我”之方式,“说己心中所行法门”,创造性地提出“三谛圆融”说,在“假象”与“真实”、“此岸”与“彼岸”、“入世”与“出世”之间,构建了一条“即此即彼、不偏不倚”的“和合中道”,强调“世法即是佛法”,肯定现实世界的合法性。在“士居四民之首”的“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中,智顗提出了惊世骇俗的“治生即道”思想：“一切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佛法)不相违背。”(《法华玄义·卷六上》)他还将“公平买卖,诚信交易”的经济伦理,运用到佛法的济世度人过程中,“今以众生譬买,如来譬卖”,“若一欲卖,一不欲买,则不相主对;若买卖两和,则贸易交决,贵贱无悔”(《法华玄义·卷六上》)。此“人间佛教”的思想,也在后来的宋明浙东心学中得到更加深入的阐发,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所谓“天台之学,独盛于四明。其教以体用为宗,吾儒言理,深有取焉”[19]。到北宋时期,天台宗第十七祖知礼(960—1028)确立“别理随缘”判教思想,是对智顗“世法即是佛法”思想的丰富和推进,也开明清时期浙东学术“日用即道”启蒙思潮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