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及两宋之交作为象山心学“前茅”与“同调”的浙东儒学
在中国学术史上,人们通常将陆九渊作为中国心学理论的创始人,心学也以象山心学为起点,因此认为浙东心学是由南宋时期的“甬上四先生”从陆九渊那里传授过来,浙东心学也以“甬上四先生”的学说作为开篇。这样的说法虽不能说是错误的,但并不全面也不准确。其实,在陆九渊创建他的心学理论体系时,既有“前茅”,更有“同调”,并且其中有不少就是浙东学者。所以,宋代心学的创立是当时社会文化思潮发展中的人们共同努力的成果,并非凭陆九渊一人之力就能成就,陆九渊的突出功绩是集当时心学思想之大成;同时,这也说明,在陆九渊创建心学理论时期的前后,在浙东学术文化中已经孕育和萌发着心学思想,因此,在浙东学术文化中心学思潮的兴起,并非单纯是外部输入陆学的结果,更是当时浙东学术文化发展内在趋势使然。
(一)象山“前茅”丰稷、周行己等人的心学观念
在“庆历五先生”和“永嘉九先生”及其弟子的论著中,有鲜明的心学思想表述,为浙东心学的开端。
1.“庆历五先生”弟子丰稷的“心源”之说
丰稷(1033—1107),字相之,谥清敏,明州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先祖自缙云迁入四明,后居于鄞之蕙江,丰稷迁居郡城,从学于“庆历五先生”楼郁,其与同时代的罗适、陈禾三人,是当时四明地区经学研究方面颇有声望的学者。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进士,初为亳州蒙城县主簿;元祐六年(1091年)累官权刑部侍郎。绍圣(1094—1098)间,历京东西路、真定路、京西北路安抚使,历知颍、广等六州。徽宗即位,历御史中丞、礼部尚书等职。崇宁(1102—1106)年间,丰稷因反对蔡京而被打入“元祐党籍”,降职远贬。一生清苦廉直,人颂“清如水,平如衡”;反对权臣擅政;所上《崇俭爱民疏》《揭蔡京蔡卞奸邪疏》等,针砭时弊,义正词严;“正色立朝,辨宣仁之诬,排章蔡之奸,论熙宁之法度,以为当改,宁与时忤,不为己计”[42]。《宋史》记载：“稷尽言守正。帝待之厚,将处之尚书左丞,而积忤贵近,不得留,竟以枢密直学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贬海州团练副使、道州别驾,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复朝请郎。卒,年七十五。建炎(1127—1130)中,追复学士,谥曰清敏。”其文典雅得体,其诗亦寓情言志,为后人所重;又博学多闻,遍注经传,其《孟子注》,为朱熹所引。著有《鲁诗世学》(36卷)、《浑仪浮漏景表铭词》(4卷)等,遗著多散佚,近人张寿镛辑有《丰清敏公诗文辑存》(1卷),《丰清敏公遗书》为后人所辑。
丰稷被民国时期浙东的著名学者、教育家、藏书家张寿镛称为“吾乡儒宗”[43]。宁波大学张如安教授称丰稷：“新学派视为‘三经’之首的《诗》,理学派所重视的《礼记》,他都兼而治之。其学以治心修身为主要特点,深受孟子的影响。”张如安认为丰稷修身特别强调“心源”,这表明“丰稷已有了心学思想的萌芽”[44]。
朱熹对丰稷的品行十分称赞,说：“观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养气而修诸身者,盖天下之物无一足以累其心,是为子则孝,为吏则廉。”[45]“甬上四先生”的袁燮则更是十分推崇丰稷,称他：
历事三朝,以道自任,巍乎如泰华之崇,确乎如金石之坚,凛乎如冰霜之洁,夷险一致,始终不渝,公道赖以维持,善人赖以植立,至今海内咸推尊之。[46]
是一位“行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节”的“豪杰之士”[47]。丰稷一生为什么能“不为世俗气味之所诱怵”,如朱熹所说能“治心养气而修诸身”,从而具有“甚异于常人”的超凡的崇高品德呢?袁燮的答案是“公之所以特立者,源乎是心而已”,是因为他“日来月往无成期,好把心源蚤夜思”,[48]就在于他能始终如一地思守“心源”。那么,丰稷的这个“心源”是什么呢?袁燮的《丰清敏公祠记》一文,在称颂丰稷一生高尚德行的同时,对他的“心源”之说作了深入阐发。
第一,丰稷“日来月往无成期,好把心源蚤夜思”诗句中,一个关键的字是“思”字,丰稷所谓的“心源”是思而得知之,而非由外而内能学而得之,可见“心源”是原本就在人心中,后天去学也是学不来的,所以,袁燮说：对于这个“心源”,人们只能“精思以得之,兢业以守之”[49];也就是“心源”“不假外求”,并非通过“格物致知”的途径来获得的,也就是后来陆王所说的“心外无理”了。
第二,这个让丰稷早晚思索,终身坚守的“心源”,不是一般人们所说那种“心思”,而是指“大哉心乎,天地同本”,是具有“天地之本”意义的“心”,也即是后来宋明理学中的具有“天理”意义的“心”。从丰稷“好把心源蚤夜思”的事迹中,袁燮指出人们只要“精思以得之,兢业以守之,则亦可以与天地相似”,这就是陆王心学中所谓“正心诚意”,才能“不失本心”的心学主旨。
第三,这个“心源”,也不是一般人所称道的气节之类的“小善”,而是本于心中的“大善”,也即陆王心学中的所谓“良知”。袁燮说：“箪食豆羹,得之不得,死生分焉。嘘而与之不受,蹴而与之不屑,人之本心何尝不刚哉?物欲摇之,不能无动,而本然之刚转而为弱矣,弱而不返,以顺为正,自同妾妇。”[50]而丰稷能“历事三朝,以道自任”,“宁与时忤,不为己计”,这种恪守终身的崇高德行,在袁燮看来,“公之践履,非有意为之也,其积力久,德盛仁熟,自顶至踵,全体精明,循而行之,亦不自知所以然也。盖有本者如是。无本于中,袭取乎外,虽有小善,的然可观,岂能日进无疆,老而弥笃哉?”[51]这就是说,丰稷的崇高品德是源于心中“良知”,即所谓“心源”,“非有得于心,能如是乎?”并非后天“袭取乎外”、刻意所为。这正是陆九渊所说的人之为人,须“先立乎其大者”。
第四,从丰稷的身上,袁燮还看到思守“心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日来月往无成期”,需要夙夜慎独谨行。袁燮敬佩丰稷德行,夸奖他：“内而退朝之后,外而公事之余,独处一室,恬无他好,惟以图史自娱。不侈奉养,不畜妾媵,蔚然一山林学道之士也。名位清显餘三十年,所得俸赐散与亲故,家无余赀。岁晚还乡,有田才十亩,敝庐仅十余间,陶然自适。”[52]
从袁燮《丰清敏公祠记》一文中,可见丰稷诗中的“心源”一词,并非只是一个简单说法,而是其终身努力践行的一种思想理念。由此看来,在丰稷的“心源”之说中,已经有了与后来的陆王心学相一致的重要思想观点。丰稷的这个“心源”之说当是浙东心学思想形成的一个起点。
丰稷还从性善论的心性论思想出发,认为民心都是向善的,因此“天下无可责之民”。问题在于统治者能不能体恤民情,以“为善去恶”之道,创造好的政治环境,倡导形成好的民风习俗;否则,就会走向反面。他说：
稷观天下无可责之民,或善或恶、或邪或正、或厚或薄,其风俗使然。治得其情,虽至恶可使迁善,虽至薄可使归厚;失其道则反。[53]据此,他指出：“近世犹可矜伤悼痛者,莫如农力耕而食不足,蚕而衣不足。”[54]并提出了“究民情、恤民隐”的政治思想,将人性善恶、百姓生计及政治之道这三方面的问题联系起来论说,在政治思想上秉承了孟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的“仁政”学说,在道德思想上也体现了孟子“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的思想,在学术上颇有开拓意义。
2.“永嘉九先生”中周行己“存心养性”的心学观念
周行己,字恭叔,号浮沚,永嘉人。他从学吕大临,后又从程颐游,将洛学和关学传入温州,于崇宁三年(1104年)在温州传授二程之学,大观三年(1109年)在温州建浮沚书院,讲学授徒,培养了不少人才,故对永嘉学术的影响最大。全祖望称：“永嘉诸先生从伊川者,其学多无传,独先生(周行己)尚有绪言。南渡之后,郑景望私淑之,遂以重光。”[55]周行己治学兼容并蓄,无门户之见：他在《沈子正墓志铭》中,将洛学的程颐、关学的吕大临、新学的龚原(王安石学生)相提并论,认为他们“皆传古道”。因此《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评价他没有门户之见。其著述有《易讲义》《礼记讲义》《浮沚集》等,现唯存文集。其私淑弟子郑伯熊(1124—1181)推扬周的学说,使其在南宋初年颇具影响。
王凤贤先生在深入考察北宋“永嘉九先生”学术思想后揭示：在周行己那里“已经提出并初步论述了‘心’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这对于后来浙东地区心学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56]从其对周行己学术思想的阐释,可见心学观念已在浙东一些学者中形成,说周行己是象山心学的“前茅”不为过。
周行己在《上宰相书》中自述：“窃慕存心养性之说。”[57]据此,他在人性论上对孟子的“可欲之谓善”和“人无有不善”作了阐述：“夫善者,对不善之称也;可欲者,对可恶之称也。无不善,则亦无善之可称;无可恶,则亦无可欲之可称。”他把“善”与“不善”“可欲”与“可恶”看成是相对的关系,认为性是天生的,性本善。得性则善,失性则不善。“性之不明,心之不存”就会“长傲以悖天德,从欲以丧天性”[58]。曾言：“后世学者,大言阔论。”“以道德性命之说增饰高妙,自置其身于尧舜之上,退而视其闺门之行,有悖德者多矣。”[59]因而他提出了“存心养性”的修身之道,强调“笃信”“厚养”,言行一致,反对空言性命、饰伪悖德的衰颓之风。[60]
周行己在评论当时学者比较佛老和儒者之道的异同问题时,提出了关于“心”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认为只有“略其立教之迹,而明其为心之道”,才能“定异同之论”。[61]这是说,儒、道、佛虽然都论“心”,但“为心之道”却不相同。在周行己的著作中,多处出现这样的诗句：“丈夫行道会有时,用心深处良独知”;“经纶道自心源出,损益时随世变迁”;“人生万事惟心可,真处何妨世俗讥”;“一悟中庸得本真”;“只于心地起经纶”。[62]就是在这种宇宙观的基础上,他认为“人者,位乎天地之间,立于万世之上。天地与吾同体也,万物与吾同气也”[63]。这种“天地万物与吾同体”的思想,显然是受到了关学创始人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继承了孟子的“本心说”和“万物皆备于我”的“天人合一”论。他赞同孔子“为仁由己”的观点,认定“为仁由己,而由人乎”,“仁在我者也”;“存其心,养其性”,“养在我者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本在我者也”,非常重视道德修养上主观努力的作用。[64]他提倡“自养也厚”,“自待也重”,“自信也笃”;“求之则必知”,“知之则必用”,“用之则必尽”。[65]总之,周行己这种“道自心源出”“用心深处良独知”“天地与吾同体”等思想,虽未展开论证,没有形成理论体系,但毕竟明白地提出来了,这对于后来浙东地区心学思想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3.“永嘉九先生”之刘安节、刘安上“道在我也”的心学观念
刘安节,字元承,永嘉荆溪(今永嘉县枫林镇)人。北宋元祐(1086—1094)年间和从弟安上入太学,后又联袂赴洛阳从程颐受业,两人俱被列入“永嘉九先生”,安节称大刘先生。刘安节元符三年(1100年)中进士,初任越州诸暨主簿,后历任莱州教授、河东提学、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起居郎、太常少卿、饶州守、宣州知州等职。知宣州(今安徽宣城)不久,遇大水灾,派官兵拯救,并收容难民于佛寺中。政和六年(1116年),宣州疫病流行,延医买药治病,先后“赖安节全活以万计”。因劳累过度,自己也染疫,卒于任上,年仅49岁。宣民设祠祭拜。著有《刘左史集》,今存四卷。
刘安上(1069—1128),字元礼,学者称小刘先生。与从兄刘安节均以学问道德为世所重,时人称“二刘”先生。绍圣四年(1097年)中进士,授钱塘尉。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提举两浙学事,徽宗称其酝籍有大臣体,即日除监察御史。次年迁侍御史,论事详审。时宰相蔡京作恶多端,刘安上《论蔡京》《再论蔡京》奏章,揭露蔡京十大罪恶,斥责“蔡京权重位危,罪大恶极”,“斩臣头以谢蔡京,斩京头以谢天下,臣死之日,犹生之年”。在一些正直官员的支持下,终于迫使蔡京下台。以后升任谏议大夫、中书舍人、给事中等官。政和二年(1112年),蔡京再任宰相,安上请求外调,历任寿州、婺州、邢州等地知州。建炎二年(1128年)正月卒,年六十,诏赠通议大夫。著有《刘给事集》,今存五卷。
王凤贤先生认为,二刘思想虽各有侧重,但基本一致。与周行己一样,二刘也非常崇仰孟子。刘安上说：
方周之衰,先王之道不行于天下,而独在于孟子。夫轲也,虽一介之士,而实道在焉。
道之不明,则千载无真儒,……幸而有孟子者得先王之道而传之。[66]
在哲学思想方面,二刘阐发“有物必有道,万以一而分”的思想。刘安节对“道”“器”关系作了相当精辟的论述,认为“道”与“器”只是“形之上下而言”,“形一也,而名二者”。在将这种道器关系的理论运用到分析人类社会现象时,刘安节阐述了“以天下为心”,“与天地为一”的问题。他说：(https://www.daowen.com)
君子之学,未尝不以天下为心。以天下为心,则天下亦犹我也。
君子之所以待天下者,可谓仁矣。……天下之所以与我者,莫不有仁义礼智信五者之善也。[67]
进而,他又把“仁”与“道”联系了起来。他先肯定“仁”与“道”是有分别的,因为“性既分于道”,“而仁又出于性”,“此仁与道之所分也”;而且人“于物为灵,其出于道亦已不可谓之全矣”。也就是说,“道”与“仁”相比它的层次更高,是最本源的东西。但他最终还是把“仁”与“道”合而为一了,指出：
虽然道一也,散而为分,不失吾一;合而为一,不遗失万。则夫人之于仁,独可以自异于道乎。盖不合于道,累于形者之过也。人道,则天地万物且将与吾混而为一,不知吾之为天地万物耶,天地万物之为吾耶。进乎,则天而不人矣,且得谓之人乎?[68]
并指出：
诚能斋心沐形去智与故,以神求之则廓然心悟,瞬然目明,向之所见无非物,今之所见无非道矣。见无非道,则是道在我也;道在我也者,所以行道非道行于我者也。[69]
王凤贤、丁国顺先生指出,二刘特别是刘安节依据佛家“廓然心悟”的说法提出了“道在我也”的思想,强调了“以天下为心”“仁与道合”“忘心合道”等等,可以说比周行己更明白地向我们通报了浙东学术思想从它开始萌发的时候起就孕育着“心学”的苗子了。[70]
4.“永嘉九先生”弟子林季仲“其学亦颇启象山一派”
林季仲(约1138年),字懿成,号竹轩,自号芦山老人,南宋永嘉(今温州市)人。宣和三年(1121年)进士,做过吏部员外郎、太常少卿,著有《竹轩杂著》十五卷,今只存六卷,见于《四库全书》别辑。林季仲生活在金兵入侵,秦桧主和的时代,曾经因为反对秦桧、力主抗金而被罢官。
林季仲与其弟仲熊、叔豹、季狸四人皆为“永嘉九先生”之一许景衡的弟子。许景衡,字少伊,瑞安人,学者称为横塘先生。黄宗羲称：“伊川讲学,浙东之士从之者自先生(许景衡)始。”[71]与周行己、沈躬行等“永嘉九先生”同为程门弟子。因而,林季仲为程门之再传。从黄宗羲和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的叙述来看,许景衡是洛学在浙东的最早传人。然而尽管他的学说也主张“致知格物,反身而诚,物我为一”[72],但其思想多少已偏离了程门理学的轨道,故朱熹所著《伊洛渊源录》中,将其排斥在二程的门庭之外。而其学生林季仲则走得更远,他基本上已脱离了二程理学之窠臼,成为象山心学之前驱人物。林季仲的心学思想从他所作的一首诗里可以看出来,诗云：
儒生底用苦知书,学到根源物物无。曾子当年多一唯,颜渊终日只如愚。水流万壑心无竞,月落千山影自孤。把手沙头莫言别,与君原不隔江湖。[73]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根本差别,就在于前者主张“道问学”,而后者主张“尊德性”。林季仲在这首诗中所赞赏的曾子和颜渊都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他俩以慎守师教、修养德行著称。林季仲在诗中以曾子和颜渊的事迹为例,反对读书,极力推崇内省的道德修养方法,正是强调了发明本心的内省与涵养功夫,反对程朱为学者制定读书穷经的格致道路。[74]从林季仲的这些诗和语录中,可见他先于陆九渊,将陆学后来所宣扬“尊德性”的为学宗旨明白地表达出来了,所以,全祖望说“则已开象山宗旨矣”[75],并称赞说：“吾浙学之盛,实始于此。而林竹轩者,横塘之高弟也,其学亦启象山一派。”[76]
(二)陆学“同调”徐谊、陈葵等人的心学之说
陆九渊创立象山心学时,中国心学思潮主要在江西、浙江两个地区传播。在江西主要是以陆九渊、陆九韶和陆九龄三兄弟为代表的陆学主流,在浙江则主要是横浦心学创立者张九成的讲友、同调、门人,以及陆九渊引为同调的浙东人氏徐谊和陈葵等。全祖望说：
三陆先生(指陆九渊、九龄、九韶)讲学时,最同调者,平阳徐先生子宜、青田陈先生叔向也。[77]
全祖望对徐、陈二人特别重视,故于补修《宋元学案》时,为他们特立一学案,并以陆氏之思想同调称之。
1.徐谊“以悟为宗、县解昭彻”的心学之说
徐谊(1144—1208),字子宜,又字宏父,平阳人。徐谊才华出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他二十八岁便登进士第,授池州教授。接着便在池州开讲儒家修己治人之学,当时各地青年学子来听讲的络绎不绝,随之徐谊被任命为太学博士、枢院编修、太常丞等职。在这一段时间,徐谊的主要精力用在研读儒家经典上,成为当时著名的理学家,也是当时著名的永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他和陆九渊、杨简交游密切,学术声名甚著,门下士见称于时者甚众。绍熙二年(1191年),为吏部郎,任左司郎中,不久迁右司郎中。《宋史》称其“尝与绍兴老将接,于行阵之法,分数奇正,皆有指授,自为图式”。因积极主张抗金,朝廷恐他妨碍和议,改任隆兴知府。嘉定元年(1208年)七月卒于任所,年六十五,赐谥忠文。徐谊一生经历了南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他为政清廉,政绩颇为突出。可惜他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
据有关史书记载,徐谊的学术思想继承了北宋陈经邦、陈经正兄弟之学。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中说：“平阳学统,始于先生(陈经正)兄弟,成于徐忠文公宏父。”徐谊虽非象山门人,但与象山关系非常密切。乾道八年,徐谊和陆九渊同赴南宫试,论题为《天地之性人为贵》。后来陆九渊看了徐谊之文后说：“某欲说的,却被子宜道尽,但某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却无。”[78]
尽管徐谊与陆九渊并无师生关系,但他是陆九渊心学的同盟者与忠实的倡导与传播者,因此陆九渊对其十分敬重。在《陆九渊集》中存有《与徐子宜》书信二封,赞扬徐谊“质性笃厚,行己有耻”,“为学必日新”。对于徐谊的学术思想,叶适说：“及公以悟为宗,县(悬)解昭彻,近取日用之内,为学者开示。”[79]这都说明,二人的学术思想是相通的。由于思想上的相近,“甬上四先生”与徐谊的关系较之其他永嘉学者也更为密切。徐谊还曾介绍杨简向陆九渊问学,杨简《奠徐子宜辞》说：“子先我觉,导我使复亲象山之学,某即从教。”全祖望也说：
陆子之教,大行于浙河以东,顾一时称祭酒者,必首四明四先生。慈湖之祭徐忠文也,自言其见陆子,实因忠文之力。[80]
可见徐谊不仅对心学的发展有所贡献,对象山心学的传播亦有不可埋没的功劳。[81]
2.陈葵注重实际“不以悟自足”的心学之说
陈葵(1139—1194),字叔向,青田石盖人。曾任莆田主簿、婺州教授,改司纳贡金朝之职,负责运输金银帛绢纳贡金朝。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去世,金人逼穿丧服戴孝帽,参加吊唁,葵坚不为屈,断然拒绝。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后任平阳知县,居官廉洁。绍熙五年(1194年)卒平阳知县任上。
陈葵治学注重实际,与叶适相似。他的思想宗旨从叶适所撰墓志铭中可以窥见一二：
君既与魏益之游,每恨志虑昏而无所明,记忆烦而不足赖,益之因教以尽弃所怀,独立于物之初。未久,忽大悟,洪纤、大小、高下、曲直,皆仿佛若有所见焉。自是以师道归益之,且疑吕伯恭诵书徒多,朱元晦修方不疗。……然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尽获也。一造而尽获,庄、佛氏之妄也。叔向掊包蒙之钥,游于广大,而常自言用功益难,进道愈远,古人今人皆未可轻议,其厉志勇猛,盖不以悟自足也。[82]
陈葵师事魏益之,由尽弃所怀而忽有所悟,其思想与“以悟为宗”的徐谊相似。他对吕祖谦、朱熹的思想均不满意。不过他的思想并不“以悟自足”,故与徐谊思想又有所区别。
根据滕复先生的学见,可以说：上述均为陆九渊同时代的浙东心学的代表。横浦门人及徐谊、陈葵等毫无宗派或门户之见,他们不仅热心浙东学派的理论的传承,同时积极吸收象山心学,为推动象山心学的发展及其在浙东的传播做出了努力。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象山心学创立不久便在浙东比之在其他地方更为迅速地传播开来,并成就了浙东“甬上四先生”这些杰出的象山心学传人。[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