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浙东地区理学思潮的兴起及其心学倾向
北宋是理学的形成时期,也是浙东地区学术文化与中原地区接轨并走向发达的时期。
宋初的胡瑗、孙复、石介(“宋初三先生”)是理学的先驱,随后崛起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是理学体系的创立者。浙东地区的学术思想发展脉络与理学的形成发展的趋势是基本一致的。北宋仁宗庆历(1041—1048)年间的“庆历五先生”主要是把“宋初三先生”特别是胡瑗的思想传入浙东四明地区,而神宗元丰(1078—1085)年间的“永嘉九先生”则是把“洛学”特别是程颐的思想引入浙东永嘉地区。全祖望曾有说：“吾邑自庆历五先生首辟学统。”[20]可见,从北宋中叶以后,儒家学术文化在浙东进入了自成学统的时期。
北宋中叶以后,浙东学术文化有了极大发展。一方面,北宋王朝调整治国方略,强调文教治国,非常重视儒家文化教育。仁宗庆历年间,为了培养文官人才,诏令全国有条件的州、县设置官学。这种规模性的办学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地方文化的发展。浙东的学术文化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发达起来的;另一方面,浙东地区的区域经济开发渐入佳境,有足够的财力物力支撑地方文化体系的建设。因此,当时浙东地方的执政长官十分看重文化教育事业,将此作为自己执政为官的根本事业。如王安石宣称：“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亡于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党庠、遂序、国学之法立乎其中。乡射饮酒、春秋合乐、养老劳农、尊贤使能、考艺选言之政,至于受成、献馘、讯囚之事,无不出于学。”[21]同时,地方的饱学之士也全力投身这场儒家文化的教育运动,到北宋末叶,全国学风之盛推浙东居首。据余瑛《宋代儒者地理分布的统计》一文所载,这一时期浙东儒者人数已达69人之多,比初期差不多增加了两倍,与中原(指今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人数(73人)相接近。
这个时期,浙东理学思潮兴起的代表人物是“庆历五先生”和“永嘉九先生”。
1.庆历五先生：“浙东学术之先驱”(https://www.daowen.com)
“庆历五先生”也称“明州杨杜五子”,指明州(今宁波)的五位学者：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他们五人早年在鄞西授徒讲学,开鄞县私学之先。庆历七年(1047年),时为鄞县县令的北宋大政治家王安石(1021—1086)受命设鄞县县学,闻“五先生”之名,隆重礼聘他们为县学教师。“庆历五先生”以四明官学教育的拓荒者扬名于后世。
杨适,字安道,慈溪人,人称大隐先生。善言治道,究历代乱之原。治经不守章句,黜浮屠、老子之说,歌诗卓越超迈,名闻于时,后进莫不师之。
杜醇,慈溪人,学者称石台先生。以文学行谊表率于乡。王安石宰鄞,延其为县学老师,对其十分推重,尝书：“斯道我先一得之,必推余于人,愿赐临以为之师。”[22]
王致,鄞县人,字君一,学者称鄞江先生。与同郡杨、杜二先生为友,俱以道义化乡里,诸生子弟师尊之。
王说,鄞县人,字应求,受学于王致,建书院于县西三十里之桃源乡,教授乡里三十余年。熙宁九年(1076年)神宗御书“桃源书院”赐之。
楼郁,鄞县人,字子文,学者称西湖先生。为学以穷理为先,前后掌郡庠三十余年,一时英俊皆在席下。
五先生皆家境贫寒,杨适“衣食才自给,非义之馈,一介不取,躬耕养亲,族之贫者分赈之”;杜醇“耕桑钓牧,以养其亲”;王致“乐道安贫,妻收遗秉,子拾堕樵,浩然无闷”;王说“无田以食,无麻桑以衣,怡然自得”;楼郁则“处穷约,屡空自乐”。[23]他们长年教授后学,以道德、学问受到乡人的尊重,在当时浓厚的佛教风气中提倡儒学,讲明经术,对四明地区的儒学风气有开创与培固之功。楼钥称：“吾乡四明庆历、皇祐间,杜、杨、二王及我高祖正议号五先生,俱以文学、行谊表率于乡。杜先生又继之讲明经术,名公辈起,儒风益振。”[24]
“庆历五先生”潜心于教育事业,对浙东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庆历五先生”的学术地位,全祖望有多处论及。他曾生动地描述“杨杜五子”的声望,指出：当时像范文正公、孙威敏公等“牧守来浙者”,对于五先生“皆抠衣请见,惟恐失之”,就连“陈(执中)、贾(昌朝)二相”,“亦知以五先生为重”。“其功为何如哉!”[25]因此,当代学者王凤贤先生等将“庆历五先生”视为浙东学术之先驱。[26]
由于“庆历五先生”的共同努力,为四明地区培养了不少人才,极大地提高了四明地区的儒家文化水准,“数十年以后,吾乡遂称邹鲁”[27]。此后,四明地区人才济济,唱和之风大兴,一大批进士及第,文化世家屹立潮头。据《宝庆四明志》卷十的进士录,北宋明州进士124人。其中,宋初端拱二年(989年)至宝元元年(1038年)中,仅有进士16人;而此后庆历二年(1042年)至宣和六年(1124年),有进士108人。[28]因此,古今学者几乎都把浙东和四明地区学术文化的真正起点定在北宋年间。如元代袁桷说：“维鄞自王文公延杜先生以君师为端本,故后之继承经术渊懿,蹇蹇大节见于史传者凡数公,衣冠日隆,微近功利而怀忠抱德,盛于乾道、淳熙之际,遗言正学,传于今犹未泯。”[29]
2.“永嘉九先生”：浙学之盛,实始于此
到北宋末叶,学风之盛仍推浙江居首。在这一时期,程颢、程颐在洛阳创立了洛学(又称伊洛之学);张载在陕西创立了关学;以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为首的蜀学在四川创立;周敦颐在湖南创立了濂溪学,均著名于时。浙东在这一时期虽然还没有产生与他们相匹敌的大学者,但在永嘉涌现出不少著名的学者,其代表便是“永嘉九先生”。他们对以后浙东学术产生的影响很大。[30]
“永嘉九先生”活动于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较之明州“庆历五先生”略晚。其实,早在庆历之际,永嘉已有王开祖、林石、丁昌期等一批学者收徒讲学,研究学术。王开祖,字景山,号儒志,学者称其为“儒志先生”,为皇祐五年(1053年)进士,著有《儒志编》,“从学者常数百人”,卒年仅三十二岁。关于王开祖、丁昌期等人的学术地位,《宋元学案》中认为：“永嘉师道之立,始于儒志先生王氏”,“而先生(丁昌期)参之”。[31]可见,王、丁等人是永嘉之学的前导性人物。[32]
“永嘉九先生”指周行己(1067—1125)、许景衡(1072—1128)、沈躬行(生卒年不详)、刘安节(1068—1116)、刘安上(1069—1128)、戴述(1074—1110)、赵霄(1062—1109)、张辉(1063—1117)、蒋元中(生卒年不详)等九位学者。他们因元丰年间曾同在太学学习,故又称“元丰太学九先生”。九先生中除沈、蒋二人以外,其余皆为进士出身,做过多年的官。继“永嘉九先生”之后,又有陈经德、陈经郛、陈经正、陈经邦、鲍若雨、潘闵、谢佃等人“受业二程之门”。北宋温州知识群体北上求学,回乡后传播洛学与关学。王开祖、周行己等人从事教育和学术活动,引导了永嘉学派的形成,开浙江儒学重事功、重心性、重史学学风之先,以至于全祖望说“吾浙学之盛,实始于此”[33]。作为九人中最著名的一位,周行己对除自己以外的八人有过专门的介绍与总结：
元丰作新太学,四方游士岁常数千百人。温海郡去京师阻远,居太学不满十人,然而学行修明,颇为学官先生称道,一时士大夫语其子弟以为矜式,四方学者皆所服从而师友焉。蒋元中、沈彬老不幸早死,不及禄。刘元承今为监察御史,元礼为中书舍人。许少伊今为敕令删定官,方进未艾。戴明仲为临江军教授,赵彦昭为辟靡正以卒。张子充最早有闻,每举不利,今以八行荐于朝。凡此吾乡之士皆能自立于学校,见用于当世,其间或先或后、或贵或贱、或寿或夭,则有命也,然不可谓不闻矣。[34]
“永嘉九先生”的活动范围并不局限于永嘉一地,而是遍及全国。同时,“九先生”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团体。从学术渊源言,他们都受到王安石新学的影响,后则以程颐的洛学为主,又与张载弟子吕大临的关学有关联。清末学者孙诒让认为“永嘉诸儒所谓九先生者,……自蒋(元中)、赵(霄)、张(辉)三先生外,皆学于程门,得其传以归,教授乡里”[35]。全祖望指出了永嘉学者与洛学的关系,他说：“(洛学)其入浙也,以永嘉周(行己)、刘(安节、安上)、许(景衡)、鲍(若雨)数君”[36];又说：“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皆传关学……周浮沚(行己)、沈彬老(躬行)又尝从蓝田吕氏(大临)游,非横渠(张载)之再传乎?”[37]吕大临,字与叔,陕西蓝田人,是关学创始人张载的学生。张载死后,他虽曾向程颢、程颐问学,但自守关学甚坚。当时永嘉学者从学吕大临的,除全祖望提及的周行己、沈躬行外,还有许景衡、谢佃等人。由此言之,永嘉学者与洛学、关学皆存在师承关系。
从北宋时期明州、永嘉两地的文教情况来看,其时浙东学术文化已有长足发展,儒学学术文化在浙东落地生根,形成本土传授中心,学术文化进入了从消化吸收外来思想到自成学统的初级阶段。但这一期间的浙东学术,主要是传播师说,学术思想尚未形成体系,创新力也不够强,属浙东学术的“草昧”时期,如全祖望所说：“有宋真、仁二宗之际,儒林之草昧也……而吾乡杨杜五先生者,骈集于百里之间,不可谓极盛欤。”[38]
3.北宋时期浙东理学传播中的心学倾向
何炳松认为“永嘉九先生”“是北宋末年直传程学输入浙东的始祖”。[39]而钱穆先生又认为,在二程的“致知”之说中,有“自家体贴”的思想。他说程颐说过：
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见闻。
因此,钱先生说：“不假见闻,便要内心自己觉悟。我们若从他这些话,接着明儒王守仁之良知学,正是接得上。”[40]由此可见,作为浙东儒家学术文化的源头,在“庆历五先生”和“永嘉九先生”的理学思想中,其实都内在地蕴含着后来作为陆王心学核心观点的重要思想,或者说在“庆历五先生”和“永嘉九先生”所宣教的学术思想中,本来就孕育了陆王心学的“遗传基因”。诚如王凤贤、丁国顺先生所言,自北宋以来浙东学术的学者,实际上“多宗孔孟”,他们主要倾向心学。[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