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心学开创者张九成及其创立的横浦心学
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中称,“张九成的思想是二程理学与陆九渊心学之间的中间环节”,进而指出,“张九成的思想虽甚简略,但在宋代理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却有重要的意义”。[86]对此,向世陵先生对刘玉敏博士在研究张九成专著时所提出的观点作了肯定：认为张九成作为宋明心学的创始人,并非陆九渊心学的“前茅”,而是首先创立了心本论的哲学体系。“张九成心学不是仅具有心学的个别特征,而是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心学体系。在此之后出现的陆王心学,其基本观点在张九成这里已经初具规模,陆王一系正是沿着张九成之路发展完善起来的。”向先生还认为：从宋明理学的学派形成的发展史上来看,张九成创立心学,与胡宏创立性学大致是在同一时期,加上北宋时张载的气学和二程的“理学”,宋明理学理、气、心、性各系正式形成。[87]因此,张九成作为心学的创立者,其在心学中的地位相当于“北宋五子”之于理学。滕复先生则从浙东学术史上的意义来评说张九成,认为：张九成基本形成了自己一套“心即理”的心学思想体系。因此,张九成虽说是象山心学的“前茅”(系全祖望的说法),事实上已是象山之前创立浙东心学的重要人物,是浙东心学理论的开创者。[88]
1.张九成的生平及著作
张九成(1092—1159),字子韶,号无垢,又号横浦居士,人称横浦先生。祖先居涿郡范阳(今河北涿县),世代书香。其四世祖张藏英做过检校少保,后来搬到开封。其祖父张士寿淡泊名利,因喜爱钱塘山水,遂举家迁至杭州。至其父张伸时家道中落,张九成自述：“某自六岁读书,家素寒窘,父某不使某为农为商,躬自抚养,教育诲诱,凡三十余年。”[89]
对于张九成的道德文章,明代学者黄汝亨曾有这样的评说：“先生为渡江大儒,其学以未发之中为宗,以仁为有宋家法,而不受权贵之饵,不讳赵鼎之党,寒逆豫之胆,折和议之奸,淡泊简静,形骸俱遗,清明刚正。国家是急,使尽展其用,足以挽弱宋而奋中兴。”[90]
就张九成的籍贯来说,他是钱塘人氏,在浙西地域。但张九成两次在浙东做官,他的著作又主要在浙东流行,并且从事实上说,他的学说是浙东学术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所以将他的学说归于浙东学术之脉顺理成章。
张九成自幼天资聪慧,从小就立下了学圣人的志向,“某敢以圣贤为法”[91],因而一生致力于读书穷理。八岁即能默诵“六经”,通经大旨。十四岁开始游郡庠,不论寒暑皆终日在阁楼上苦读。因为家贫,张九成十八岁开始教学乡里,“聚束脯,归赡家”,一直到四十一岁进士及第做官。
北宋徽宗宣和(1119—1125)年间,张九成游学京师,拜在有“程门立雪”之美誉的理学家杨时门下,从杨时问学,杨时首教他如何正确看待仁。也大约在此时,他结识了后来在南宋时期成为著名经学家和湖湘学派创始人的胡安国,及其儿子胡宏和侄子胡寅。他与胡宏一同拜杨时受学,与胡寅则结下深厚情谊。
张九成生活于两宋之交,其仕途生涯则是在南宋时期,也可谓三起三落。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殿试策士,被选为状元,时年四十一岁。张九成之所以中年才得登第,与他一向的治学取向分不开。因为他不肯按王安石新学做应时的文章,所以在北宋时期屡试不中。南宋初期全国政局不稳,金朝步步紧逼,颇有朝不保夕之感。因此,科举考试也一改以前以诗赋和经义取士的惯例,而以时事为取士之题目。高宗在策问中列举当时的弊政,如外侵内盗、财政、军队、吏治、中兴、民心等,诏求直言,令考官将直言的人放在高等。张九成厚积薄发,以省试第一的身份参加殿试,射策集英殿。张九成慷慨激昂,针对高宗的策问分别提出自己的见解,对时弊直言不讳,洋洋万言。在这次廷对中,张九成直指高宗要害：“前世中兴之主,大抵以刚德为尚。去谗节欲,远佞防奸,皆中兴之本也。今闾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乐,陛下贵为天子,冬不得温,夏不得清,昏无所定,晨无所省,感时遇物,凄婉于心,可不思所以还二圣之车乎?”然后又分析当时北方的形势：“祸乱之作,天所以开圣人也。愿陛下以刚大为心,无以忧惊自沮。臣观金人有必亡之势,中国有必兴之理。夫好战必亡,失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金皆有焉。刘豫背叛君亲,委身夷狄,黠雏经营,有同儿戏,何足虑哉?”高宗深为感动,叹曰：“忠鲠可嘉,宜擢置第一。”因此被选为状元,授宣教郎。[92]当时的抗金名相赵鼎坚决反对以秦桧为首的投降派的卖国行径,听说了张九成的事迹后,就向朝廷推荐他。于是在绍兴五年(1135年)元月,张九成任太常博士。不久,改任著作佐郎,迁著作郎。他对皇上说：“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发见,尤在于刑。陛下以省刑为急,而理官不以恤刑为念。欲诏理官活几人者与减磨勘。”高宗大为赞赏,曾对侍讲陈渊说：“朕于张某所得甚多。”不久,于绍兴八年(1138年)六月升刑部侍郎。是时,主管官员把已经判处死罪的案子呈上,张九成从头到尾审阅后得知案情,于是要求重新核实,囚犯果然是被诬陷服罪的。朝廷议论想奖赏张九成平反的功劳,张九成说：“我的职责就是断案详审,能要求奖赏吗?”
同年秋,金人答应议和。张九成鉴于北宋灭亡之教训,对丞相赵鼎说：“金实厌兵,而张虚声以撼之。”接着提出了谈判的十个条件,对赵鼎说：“彼诚从吾所言十事云云,则与之和,当使权在朝廷可也。”从而掌握议和主动权。但赵鼎不久受秦桧排挤而被罢相。秦桧谓张九成：“虏使议和,公意如何?”张九成以前言答之。秦桧复曰：“且同桧成此事如何?”张九成曰：“事宜所可,九成胡为异议?特不可轻易以苟安耳。”秦桧说：“在朝中站稳必须闲暇自得、隐微不露。”张九成说：“未有枉己而直人。”高宗问张九成对议和的看法,张九成将自己的意思详细叙述了一番,还提醒高宗说,要防止秦桧等人卖国求荣：“议者不究异日之害而欲姑息以求安,不可不察。”秦桧遂诬张九成为赵鼎一党,张九成对此也毫不在意,并向高宗请辞,于是高宗罢张九成礼部侍郎兼侍讲,除秘阁修撰。
在南宋与金议和时期,张九成成为秦桧的死对头,秦桧想方设法要把他清除出朝廷。后来,因为张九成在经筵谈起西汉灾异之事,因论灾异时政,迕及秦桧,又赞同赵鼎反对和金之议,秦桧立即反击,说他妖言惑众,将张九成弹劾落职,贬出朝廷,初为江州太平兴国宫祠官,后谪守邵州。
绍兴十一年(1141年),张九成因父亲去世服丧。径山僧宗杲善于谈禅理,跟他来往的人很多,张九成时常往来其间。服丧期间,张九成因信佛而哭至径山宗杲处。免丧后,皇上说：“自古朋党怕帝王知道,惟独这个人无所畏惧,可以任宫亲官。”但秦桧怕他议论自己,让司谏詹大方诬陷他与宗杲诽谤朝政,将他贬到大庾岭下的南安。张九成久居南安,对此段生活难以忘怀,因南安军所在郡名为横浦,遂自号“横浦居士”。
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六月,张九成卒于家乡盐官,享年六十八岁。讣至朝廷,高宗为之悼惜,诏复敷文阁待制致仕,赠左朝请大夫,官其子。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褒崇先贤,赠太师,追封崇国公,赐谥文忠。[93](https://www.daowen.com)
作为一代大儒,张九成一生著述颇多,据《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等书记载,张九成著作达二十余种,对《尚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孝经》等均有训解。但由于朱熹视张九成的解经著作为“洪水猛兽”,对其抨击非常严厉,随着朱熹官方学术权威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张九成自然要遭到贬损,张九成的著作也多罹毁弃,而保存至今的则只有《孟子传》《横浦集》(《横浦文集》)、《心传录》《日新》《中庸说》,且有的残缺不全,卷数与历史记载差异甚大。
《横浦集》收录于《四库全书》,为张九成的学生郎昱所编,是张九成诗赋、书信、墓志、序、《书传统论》、状元策、《春秋讲义》《孟子拾遗》、铭等的合集,共二十卷。《横浦集》是保存至今的景明万历的版本,后附有《横浦先生家传》、张九成之友施彦执的《孟子发题》及张元济所作的“跋”,是了解张九成的身世、品格、社会关系、政治经济思想的重要资料。
2.张九成学术思想渊源
朱熹说：“上蔡之说,一转而为张子韶,子韶一转而为陆子静。”[94]从二程的洛学到陆象山的心学,谢良佐、张九成起了很重要的过渡作用。谢良佐一方面继承了二程的天理观;另一方面又有所损益,尤其是发挥了二程的心学因素。张九成在谢良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心与仁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将心提升到本体的地位,试图在“心”上构建一个宇宙的理论体系。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心本体的概念,但是他们的思想却被后世的陆九渊、王阳明所继承发展,事实上为心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理学作为一种时代思潮,是儒学发展到宋代形成的一种形式。而形成于北宋中期的洛学,则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学派。由程颢、程颐创立的洛学,随着程门弟子的传播,不断发展壮大。但是由于程门弟子的学术特色和倾向各不相同,洛学出现了不同的发展轨迹。冯友兰曾指出：“明道乃以后心学之先驱,而伊川乃以后理学之先驱也。兄弟二人开一代思想之两大派,亦可谓罕有者矣。”[95]
谢良佐与杨时均为程氏及门弟子,程颢、程颐思想虽殊,然特以“兄弟未分门户”。然“细论之”,程颢重“心”,程颐重“理”,宇宙观不尽相同。杨时曾是程颢的得意门生,然他却沿着程颐“天下只有一个理”的思维路数发展;谢良佐是程颢的得意门生,然他却沿着程颐“心是理,理是心”的思维路数前进。如果说程门自杨时以后,罗从彦、李侗至于刘勉之、李纯甫,皆朱熹集理学大成之前茅,那么程门自谢良佐以后,王苹、林季仲、张九成至于林光朝,皆陆九渊开山心学体系之前茅。如果说杨时是通过罗从彦、李侗等将程颐“天下只有一个理”的“理学”推进到集大成的朱熹理学,那么谢良佐则是通过张九成等将程颢“心是理,理是心”的“心学”推进到开山的陆九渊心学,朱学与陆学其实都源于“未分门户”的二程兄弟的不同宇宙观。[96]
谢良佐(1050—1103),字显道,北宋上蔡(今河南上蔡)人,人称“上蔡先生”,与杨时、游酢、吕大临并称“程门四先生”;张九成与之都是两宋时期重要的思想家。虽然二人思想有心学和禅学倾向,故被后世所诟病,但是他们在理学的发展历程中,在洛学向心学转化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作为洛学传人之一的谢良佐,对程颢思想中的心学因素做了继承和进一步的发展。
首先,谢良佐继承了二程的“天理”的思想,认为“理”是最高的价值标准。他对天理的理解是“天理者,自然底道理,无毫发杜撰”[97]。“天理为是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不然诸子百家,便人人自生出一般见解,欺诳众生。”[98]同时,他将天理二字连起来用,也认为天与理之间是画等号的,天就是理,“所谓天者,理而已,只如视听动作,一切是天”[99]。
其次,在继承二程天理观的基础上,谢良佐的观点也有创新之处。谢良佐认为不仅存在客观自然的天理,还存在与天理相对的“人理”,正如《上蔡语录》中所言：“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方乍见时其心怵惕,所谓天理也;要誉于乡党朋友,内交于孺子父母兄弟,恶其声而然,即人欲耳。天理与人欲相对,有一分人欲,即灭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胜得一分人欲。人欲才肆,天理灭矣。任私用意,杜撰做事,所谓人欲肆矣。”[100]谢良佐借用孟子所言的“孺子将入井”来表达一种道德境界上的“理”,如果是因为有恻隐之心而救人,即所谓的“天理”,也就是所说的“仁”;但是如果心存功利,为博得名誉,即为备受谴责的“人欲”。相比于二程对天理观中客观存在的重视,谢良佐更加重视的是“天理”,强调重视内心的修养。因此,“心与天地同流,体与神明为一”[101],谢良佐更加重视人心的作用,“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则与天为一。与天为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102]。可见谢良佐在心学的倾向上比程颢更进一步。
张九成为杨时弟子,虽未直接受学于谢良佐,但是师友间的交流加上谢良佐在当时的影响,张九成的思想也受其影响。所以朱熹曾言：“上蔡之说,一转而为张子韶,子韶一转而为陆子静。上蔡所不敢冲突者,子韶尽冲突;子韶所不敢冲突者,子静尽冲突。”[103]显然,张九成的理学思想往心学方向的发展比谢良佐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