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上四先生”对陆学的传承和发展
南宋前中期,宁波地区学术繁荣、教育兴盛、学风醇厚、贤才辈出,成为时人称道的重要学术中心,这与四先生的辛勤耕耘是分不开的。宋末元初的学者王应麟曾这样评价：“淳熙之舒、沈、杨、袁诸公,以尊德性、求放心为根本,阐释经训,躬行实践,学者知操存持养以入圣贤之域,四先生之功也。”[212]
根据《宋元学案》卷五十八与卷七十七的记录,陆九渊的弟子实际人数应为八十一人,其中浙东弟子十八人。陆九渊的弟子主要在江西和浙东两地,这两地弟子的为学风格和对陆学的建树有所不同。从学或问学于江西金溪槐堂书屋和贵溪象山精舍的陆九渊弟子——“槐堂诸儒”,对陆学理论的发展没有多大建树,但对陆学学派的创建却尽了他们的力量。真正对陆学在理论上有所阐发的,还数浙东弟子,尤其是“甬上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所以《宋史·陆九渊传》称：“门人杨简、袁燮、舒璘、沈焕能传其学云。”全祖望也说：“槐堂之学,莫盛于吾甬上,而江西反不逮。”[213]“象山之门,必以甬上四先生为首,盖本乾、淳诸老一辈也。”[214]无论是从对陆学思想的发挥,还是对陆学的传播影响而言,“甬上四先生”都可以说是浙东陆学,乃至南宋陆学的最重要的传人。
1.“四先生”学术的心学取向及对弘扬陆学的贡献
有学者认为,陆学传入四明地区并持久盛行,与当地士族家庭重礼躬行及良好的教育风气不无关系。陆九渊之所以能创建专务践履的心学理论,与他的“家道之整,著闻州里”[215]的家庭背景存在一定的关系。南宋时期,四明士族格外注重道德践履,陆九渊称：“四明士族,多躬行有闻。”[216]这种重礼躬行的风气对四明士人接受陆学有重要的影响,在四先生的家庭背景和家学传统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四先生都出生于当地普通的士人家族,家境贫寒,父辈们以学行得到乡人的尊敬,严于教子,期望子弟能通过科举获取功名、光大门户。四先生从小就承父兄之教,接受严格的家庭道德伦理教育,也打下了良好的传统知识基础。全祖望在《四先生祠堂碑阴文》指出：“顾四先生皆导源于家学,其积力已非一日。及一见陆子,即达其高明广大之境,相与神契而无间。”[217]
在太学的求学经历,对四先生的义理之学的取向与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虽然太学在即使如朱熹等人看来也是“声利之场”,但太学作为最重要的中央官学,地处京城,汇集了名公大儒以及四方游学之士,为四先生求师问道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太学客观上就成为师友切磋学业、探讨义理的重要场所。同时,由于太学没有住学的要求而且在经济上提供一定的保障,这也使家境贫寒的太学生游学四方成为可能。进入太学之前,四人在乡里并无交往,虽然也接触到义理之学,杨简所说：“简自总角承先大夫训迪,已知天下无他事,惟有道而已矣”[218]。但所学内容基本以举子业为主,舒、沈、杨、袁皆习经义进士科,分别主攻《诗经》《礼记》《周易》《尚书》。四人陆续进入太学之后,开始接触义理之学,结交四方师友,互相切磋道德学问。四人从结识到相知,先后接受了陆九龄、陆九渊兄弟的心学主张。
从四先生所秉承的学术思想基本学理上说,四先生的确是陆学的忠实传人。不过具体地看,四先生对陆九渊的思想也并非全盘照搬,由于各自的人生经历及对学术的不同理解,他们既继承了陆九渊心学的主要内容,又与陆九渊的思想存在不少差异,从不同的方面加以拓展。
四先生在继承象山心学的共同的方面,就是他们与陆九渊一样,都继承了自孟子以来的性善论,他们的主要学术思想都是以发明“本心”的心学思想为依归。对此,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是这样说的：
杨简、舒璘、袁燮、沈焕,所谓明州四先生也。慈湖每提“心之精神谓之圣”一语,而絜斋之告亦曰：“古者大有为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此心之精神而已”,可以观四先生学术之同矣。[219]
就“甬上四先生”的基本思想观点看,他们都强调人的本心先天具有万善：“人心自善,人心自灵,人心自明,人心即神,人心即道”,“圣贤非有余,愚鄙非不足。何以证其然?人皆有恻隐之心,皆有羞恶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恻隐,仁;羞恶,义;恭敬,礼;是非,知。仁义礼知,愚夫愚妇咸有之,奚独圣人有之?人人皆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与天地同。”[220]既然我与圣贤同具此心,那么,只要依循本心而行,“无怠惰卤莽之念,则圣贤可策而到”[221]。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四先生要求人们存养本心,因为“德者,得也。由是而存养,由是而践履,形于运用,发于事业,何往而非此心耶?”[222]
与存养本心相反的是其心放逸,沉溺于世俗的利禄机巧之中,对此,四先生是坚决反对的,他们屡屡告诫人们“人心易明亦易惰”[223],他们要求人们“毋放毋逸,改过自修”[224],“无以精神凋丧于陋巷偏僻之习”[225]。无疑,这些观点与陆九渊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但他们对于陆九渊心学“心即理”的基本命题,各自又有不同的理解。在象山心学中,陆九渊提出“心即理”的思想,本来已经将“心”提升为最本质的东西了,但他又说：“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违异,况于人乎?”[226]似乎理又是独立于心之外的了。
杨简对于陆九渊“心”所不能超越的“理”,不以为然。他认为,正心则理见,顺理则事行。“理”虽然重要,却不具有本体性的意义,故而他指出：
近世学者沈溺乎义理之意说,胸中常存一理不能忘舍,舍是则豁焉无所依凭,故必置理字于其中,不知圣人胸中初无如许意度,此曰博文约礼,正谓三百三千之礼,岂不易简,岂不中庸,岂非天下之至理?若必舍礼而言理,乃不知理也。[227]
杨简将心理解为明镜,万事万物万理便都是镜中象,而不是独立于心之外的,他说：
此心无体虚明,洞照如鉴,万象毕见其中,而无所藏。[228]
人心至灵至神,虚明无体,如日如鉴,万物毕照。故日用平常,不假思为,靡不中节,是谓大道。[229]
杨简把心比作镜,使得在心之外不再存在任何独立的“理”或“道”,避免了陆九渊那种思想上的内在矛盾。在此基础上,杨简将天地乃至一切事物归于同一“我”,使天地万物不再有本质上的区别：
天地,我之天地;变化,我之变化,非他物也。[230]
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为也。[231]
而“心”在袁燮的思想体系中,显然是最高的哲学范畴,他说：
大哉心乎!天地同本,精思以得之,兢业以守之。[232]
天下无心外之道。安有不根于心而可以言道者乎?[233]
义理只是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一类的东西,并没有过多的形而上的意义：
有是理则有是事,即有是官,设官分职,惟理所在,则虽繁而甚简,何者理尽而止,不容有赞焉者也,三代而上,公卿百执事之职一定而不可增损,达此理而已矣。[234]
袁燮论心、理等概念时,更多的是将其与现实的政治联系起来,这是因为他长期在朝,对现实政治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抽象概念的思考。
与杨、袁二先生不同,舒璘对理极为重视。他认为,与个人的生命相比,理乃是千古不变的,任何人的本性包括帝王在内,理义上来说也是一样的：(https://www.daowen.com)
吾辈此身不过天地间数十年之物,而昭然理义盖千古不磨耳,平时要著明处,断不可以数十年之物而失其所谓不磨者,但欲酌义理之中,处之安然耳。[235]
舒璘虽然也同意“心”具有本体的意义,但更多时候,他还是从伦理修养的层面上来理解和使用这一概念：
所示太极说,谓易之极即心之极,甚善。人皆有此极而不自明,无他,私念障之也。某致力于兹三十年矣,日用甚觉得力。[236]
沈焕对“心”的定位,可以从下面一段文字中理解：
余观人之一心,精诚所达,虽天高地厚、豚鱼细微、金石无情,有感必通,况数椽之兴废乎?是心苟存,鬼神其相之矣。虽然,天下之事,其将兴也,责于己求于心;其将坏也,听诸神归诸天,古今一轨。[237]
从这里所见沈焕所理解的“心”,似乎相当高妙,惜其英年早逝,所存文字已基本散佚,很难作更深入的解读了。
四先生之间,除了对一些学术见解有各自的探求外,他们的学术风格也各有千秋、交相辉映。对于四先生的学术风格,文天祥曾用十分优美的语句给予形象描述：
广平(舒璘)之学,春风和平,南轩(张栻)发源,象山(陆九渊)始亨,金华武夷,夜窗几评;定川(沈焕)之学,秋霜肃凝;瞻彼慈湖(杨简),云间月澄;瞻彼絜斋(袁燮),玉泽冰莹。一时师友,聚于东浙。呜呼盛哉![238]
由此也可见“甬上四先生”的道德学问为南宋一时之人望。四先生虽然并不着意植立陆学门户,但他们通过道德践履和讲学活动,不仅对陆学思想加以发展、发挥,也提高了嘉定时期陆学在社会上的影响,从而也使陆学成为四明学术的主流。
2.四先生教书育人、兴教办学,以及身体力行的高尚德行
作为都进入过太学的有识之士,四先生都得中进士,并在朝廷担任过一些官职,有过从政的经历,但从他们生平的主要方面来说,都是热心教育、兴办书院、十分重视教书育人的志士仁人,他们无论是在朝廷为官还是隐居乡里为民,都以致力一方教育为己任。所到之处,讲学授徒,为官之地,修庠序,办书院,培养了大批人才。
淳熙十五年(1188年)杨简知嵊县,未及赴,丁忧归里,此时故相史浩里居鄞县西湖之滨,聘杨简讲学于史氏所建之碧沚书院;这时期沈焕讲学竹洲、袁燮讲学城南,甬上士子从游者云集,盛况空前。诸弟子后多显贵,这对陆学风行浙东有着重要关系。
四先生对教育的重要意义认识得比常人更为清楚。舒璘曾说：“某窃惟学之不讲,士失趋向,知道者鲜。国有学,郡有庠,邑有序,正所以讲明斯道,使人心不昧,以复其初。”[239]袁燮也说：“某惟学校之立,所以存人心也。”[240]他强调设立和维修学校的重要意义：
择师儒,群俊秀,朝夕讲切,发其精微,秉彝之懿若揭日月,而人心岂有不存乎?此学校之立所以不可缓也。既立矣,岁久必坏,物理之常,葺而复之,轮焉奂焉,常若其初,真有助于风教。因循弗葺,颓敝日甚,谋食者苟焉居之,而嗜学者懑焉去之,其何以崇化励俗?此学校之修所以不可缓也。[241]
杨简于绍熙三年(1192年)知饶州乐平县。在乐平,见县学学宫“隘陋”,“无以起人崇敬之心”,随即集款修葺、扩展。他又定期赴县学讲说,企使士子发明其本心,邑人“皆为君子”。他说：“国家设科目,欲求真才实能,共理天下;设学校,亦欲教养真贤实能,使进于科目,非具文而已。然士之应科目、处学校,往往谓取经义、诗赋、策论耳。善为是,虽士行扫尽,无害于高科。”但是,“持此心读圣人书,不惟大失圣人开明学者之意,亦大失国家教养之意”。他又说：“人性至善,人性至灵,人性至广、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不待外学。孩提之意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见孺子匍匐将入井,谁无往救之心?是谓仁义之心,是谓良心,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心,即天地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顾为庸庸逐逐,贪利禄,患得患失所薰灼。某窃惜之,敢先以告”。[242]也就是说,学校是教化人心之地,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培养文学之士、科举之士的。据《宋史》载杨简在乐平“兴学训士,诸生闻其言有泣下者”。黄宗羲说：“慈湖所传,皆以明悟为主。故其言曰‘此一二十年以来,觉者逾百人矣,古未之见,吾道其亨乎’。”[243]
对于杨简兴办书院及其教育思想,王应麟作了高度的赞赏：
古者乡有庠,党有序,闾有塾,里居有父师、少师之教,是以道德一而理义明。书院之设,意犹近古,睢阳、白鹿为称首。若周、程、朱、吕治教之地,文献尤盛。天典民彝之统纪,恃以不坠。东海之滨有大儒,曰慈湖先生文元杨公,立身以诚明笃敬为主,立言以孝悌忠信为本,躬行实践,仁熟道凝,盛德清风,闻者兴起,可谓百世之师矣。[244]
强调在日用平常之中磨砺,这也是四先生在教导后学时所采取的主要方法。沈焕一再强调,学者功夫,当自闺门始;孝敬父母,常存婴儿之心,便是最重要的学习方法和内容。而这些,仅靠言传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以身传道,既要言传,也要身教。沈焕为太学录时,常正衣冠,虽盛暑时亦然。他的行为也影响到同僚。虽然他在职仅八十余日,但当他离职之时,诸生送别有泣下者。舒璘在教导后学方面最有经验,他的方法也是以日用平常为主,而他的“春风和平”般的教学风格特别容易被诸生所接受,在任徽州教授之时,对待学子颓废的学风,他仍能以平和的态度,慢慢加以引导,最终取得较好的效果。他曾将自己的教学风格与时任太学录的沈焕加以对比,说：“师道尊严,璘不如叔晦,若启迪后进,则璘不敢多逊。”[245]舒璘的努力也获得了各方的肯定,同僚、学者纷纷荐举,时任宰相留正说他“文学政事两擅其优,是为天下第一教官”[246]。
有教无类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教育理念,四先生更是这样。同时,心学的基本思想是人心本明,因此,人与人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教育的重要意义也就在于使本与常人相似的学人,经过师友的启发及自身的努力,可以从内在到外在都有一个质的飞跃。因此,四先生无论对什么学生,都以同样的态度去教导他们。在他们的学生中,从官宦之家的子弟到普通百姓的子弟都有。高门出身的如史氏弟子,曾从袁燮及杨简学;而如竺大年,家中世代务农,其父竺硕让他从沈焕学,不久其父高兴地对舒璘说：“诸子自得师,粗厉之习变而为儒雅,暴慢之气转而为温厚,事父母、处兄弟非曩日比。”[247]
四先生开创的四明心学之所以特别重视“心”的作用,说到底就是为了让人们重视人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学问之道最终要体现在人的自身实践上。陆九渊和朱熹在吕祖谦邀集的鹅湖会上的辩论,起因是陆朱两人对《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这句话的不同解析。陆九渊认为“尊德性而道问学”以尊德性为大,“先立乎其大”,其他一切都能随之而归,如果本体不立,只在问学上下功夫,是无源之水,学问虽多而无益。朱熹则认为要尊德性先要道问学,学者要以问学为主“格物致知”,格物穷理是入圣的阶梯,物要天天去格,知要天天去致,四书五经要反复去钻研。陆九渊则坚持立本为大,“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反对烦琐哲学。所以陆门弟子都以“尊德性”为立身之本,但也不是不读书,“甬上四先生”学问都很渊博,四先生都是边做官边育人,不做官时便悉心执教,身体力行以德育人的教育家。杨简等人无书不读,不过他们不空谈学问,而着重于德性的实践,《陆九渊集》曾载：朱熹也认为“陆子静专以尊德性诲人,故游其门者多践履之士”[248]。3.四先生对于四明地区儒学学统建构的重要影响
为乡贤立祠,是南宋时期表彰乡贤、推行教化、劝励后学的通行做法。四先生陆续去世之后,乡里和地方州县学通过为四先生立祠的方式,将四先生之学确认为地方学统加以尊崇。
在舒璘去世后,门人在他的书塾立像供奉。德佑元年(1275年),其孙舒泌归里后加以重修,成为舒氏子孙及宗族士人讲习、祠祀之所。“先生殁,门人敬事不怠,肖像祠于塾。乃通追先志,奂饰堂序,帅子若孙暨宗族之秀,朝益暮习,春秋舍菜,岁时朔望谒祠,齿拜讲说,冠屦翼如,诵弦蔼如。”[249]在舒璘任职过的徽州,州学中原亦有舒璘祠,庳陋狭小,奉化后学李以制担任学官时请于郡中重新营造,“为堂三间,宏敞明洁”,袁燮为撰《舒元质祠堂记》。宝庆二年(1226年)杨简去世后,最初其后人欲仿效四大书院的建置收藏杨简著作加以讲习,邑士在慈湖之滨立祠以祀,但并无讲习之地。嘉熙间迁于湖中之沚,苦于规模狭小。淳祐二年(1242年),郡守陈垲以为“祠于学、祠于书院,同一慈湖也”,命慈溪县令在县学立杨简祠。
四明乡里及州县官学中为四先生立祠,正体现了对地方学统的一种自觉的认同和传承。入元以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地方为“庆历五先生”和“淳熙四先生”重修九先生祠堂,王应麟撰《先贤祠堂记》,并为九先生撰述生平小传,对宋代四明学统作了全面的总结。关于四先生及其对四明学术的影响,王应麟总结道：
淳熙大儒,疏涧瀍之源而达之洙泗,是邦诸老之学,始得江西之传,而考德问业于朱、吕、张子之门,以尊德性、求放心为根本,以颜、曾“四勿”“三省”为准的,阐绎经训,躬行践履,致严于进退行藏之际,致察于善利理欲之几,明诚笃恭,俯仰无所愧怍。学者知操存持养,以入圣贤之域,四先生之功也。[250]
四先生教授四明乡里,子弟门人甚众。清代学者李绂亦说：“盖自淳熙以后,庆元一路悉宗陆子之学,名公卿良士莫非杨、袁、舒、沈四君子之弟子。”[251]尤其慈湖一脉,遍布江南,四明一郡尤盛。根据《宋元学案》与《宋元学案补遗》统计,四先生在四明地区的受学子弟与门人共有62人。而根据杨简“比一二十年觉者寝寝多,几二百人”[252]的说法,其门人将近200人。这些后学对于四先生之学在四明地区的继承和传播起着重要作用。其中,以袁甫和陈埙最为著名。二人无论居家、立朝还是出外任职,一意讲授心学,或议论讲学,或建立书院,或刊刻陆九渊、杨简、袁燮等人的著作,在朱学逐渐取得官方正统地位的局面下努力维护并扩大陆学的影响,并以他们的道德、政声受到众人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