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后期慈湖心学曾经“笼罩一世”的兴盛局面
南宋孝宗乾道、淳熙间(1165—1189),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各有建树的理学大家同时涌现,理学各派学术建构获得空前发展,并得到宋廷宗室赵汝愚等的大力支持和倡导。但随后不久,随着张栻、吕祖谦的去世,“湖湘学派”与“婺州学派”后继乏人,相继凋零。此后,“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499]。
绍熙(1190—1194)末,宋宁宗赵扩由赵汝愚和韩侂胄拥立为帝。赵汝愚出身皇族,韩侂胄是外戚。韩侂胄与赵汝愚不和，图谋排斥赵汝愚。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0)韩侂胄为打击政敌,利用“宗室不得为宰执”的祖宗家法,让宋宁宗罢免了赵汝愚。为了彻底清除赵汝愚的影响与排斥异己,韩侂胄又假借学术之名,制造庆元党禁,将理学称为“伪学”,而朝中反对韩侂胄的大臣又多信仰理学,韩侂胄借此将信仰理学的士大夫全部赶出朝廷。庆元六年(1200年),韩侂胄见理学已构不成威胁,便解除党禁。但是,党禁不得人心,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韩侂胄又借北伐名义笼络人心。开禧二年(1206年),韩侂胄贸然进行开禧北伐,结果很快失败,韩侂胄被其政敌史弥远与杨皇后等密谋遣人槌杀。嘉定改元(1208年),史弥远因此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独相专权二十六年。
庆元党禁的特点是党禁和学禁相结合,以政治手段来禁止学术。这次事件虽说主要打击的目标是朱熹一派的道学人士,但在实际过程中,朱、陆等各派均被打成伪学。在此事件中,虽然理学家仕途上受到很大排挤,但这并未对理学传播产生太大阻力。尤其是朱熹因为政治上受到迫害,更得到时人的钦敬,并成为后人反对韩侂胄的一个招牌。党禁之后,理学传播反而风起云涌,其势更加不可阻挡,从此,理学和理学家的政治地位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正式承认。因此,“庆元党禁对南宋儒学真正的影响,……从长时段来看,与其说是打击,毋宁说是助长”[500]。
杨简是庆元党禁中被禁锢的道学诸先生中的主要人物。他于庆元二年(1196年)得罪去国。嘉泰二年(1202年)党禁解除后,名列庆元党籍的士人“一切擢用,悉至显官,无一人遗者”[501],杨简也于嘉定元年(1208年)入朝,结束了十四年的居家生活。早在嘉泰四年(1204年),杨简在给宁宗的奏札中,已将其“此心即道……惟起乎意则失之”之说作了述说,不过他这时还是“待罪之身”,未能对君王有直接影响。杨简入朝后更是将其“道心”“心之精神是谓圣”“不起意”的心学宗旨,多次向宁宗进讲,而为宁宗所接纳,可以说扮演了一种“帝师”的角色。嘉定八年(1215年),杨简告老回乡,直至去世之前十余年中,“门人益亲,遐方僻峤,妇人孺子,亦知有所谓慈湖先生,岿然天地间,为斯文宗主,泰山乔岳,秋月独明也”[502]。杨简在政界、学界与社会大众中的声望日益升高,被当时人誉为“儒宗”[503]。至清代,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在简介杨简时也称道：
简则为象山弟子之冠,如朱门之有黄榦,又历官中外,政绩可观,在南宋为名臣,尤足以笼罩一世。[504]
杨简及慈湖心学在当时之所以如日中天,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得到了南宋朝后期执掌朝廷实权的史氏家族支持。淳熙十五年(1188年)后杨简丁忧居家,期间在宁波月湖的碧沚书院讲学,书院为孝宗时宰相史浩创办,史浩定策有功,二度执掌朝政。史氏子弟史弥忠、史弥远、史弥坚、史弥巩、史弥林、史守之、史定之等七人,皆从慈湖问学,后多显贵。其中史弥远任宰相兼枢密使,于宁宗、理宗两朝专权达二十六年。据载“自嘉定戊辰(1208年)至淳祐辛亥(1251年),四十四年之间,四明仕宦甲于海内”[505],一时有“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的说法。南宋晚期三朝,理宗在位四十年(1224—1264),因青少年时期在四明接受抚育教养,受尊崇陆学的四明学风影响,而且他出身侧微,因为与以史弥远为首的四明政治集团的特殊际遇,以一庶族平民的身份,被拥立入继大统,故而于其治内,对陆学一度持尊崇的态度。对此,杨简的高弟袁甫有这样的说法：
宁宗皇帝更化之初,兴崇正学,尊礼故老,于时慈湖杨先生、我先人絜斋先生有位于朝,直道不阿,交进谠论,宁考动容称善。天下学士想闻风采,推考学问源流所在,而象山先生之道益大光明。[506]
清代学者李穆堂也谓：“盖自淳熙以后,庆元一路悉宗陆子之学,名公卿良士莫非杨、袁、舒、沈四君子之弟子。”[507](https://www.daowen.com)
二是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诸位大儒(所谓“乾淳诸老”)相继辞世成就了杨简。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陈亮等南宋第一代大儒的故去,使此后的儒学界出现了“比年以来,前辈老成零落殆尽,后生晚进议论无所据依,学术无所宗主”[508]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势下,与杨简同时的学者之中,仅有一位陈傅良(1137—1203)比他年长,但他数年后即去世(先杨简过世二十余年),其余诸儒年齿皆亚于杨简,于是因缘际会,杨简成为当时最有学识、最有影响、最有声望的大儒。慈湖心学也自然因此得以广泛传布,全祖望说：“慈湖弟子遍于大江以南。”[509]对此,杨简自己也有记载：
比来觉者,何其多也![510]
比一二十年以来,开明者何其多也!日月至者,相与切磨,以发愤忘食,惟精惟一,以无负先圣所以垂教所望于后学之旨。[511]
比一二十年以来,觉者滋众,逾百人矣,吾道其亨乎?古未之见,天乎?[512]
千载觉者几,迩来帝锡福。所知余百人,宗祖慈湖麓。[513]
学者多觉近二百,事体大胜于已前。学徒转相启告又未已,大道行乎讵非天。[514]
按此推算,当时杨简有门人近二百人,在学界成一强大力量,从中可见晚宋时浙东一带慈湖心学兴盛的情形。因此,宋元之际的王应麟在其《广平书院记》中称：舒璘与“沈、杨、袁三先生道同志合,化东海之滨为洙泗”[515],由此看来,清代学者以“笼罩一世”四字来述说杨简心学在南宋后期儒学格局中的主导态势并非夸张之言。
杨简及其慈湖心学在南宋后期虽然得“笼罩一世”之盛,然而自宝庆二年(1226年)杨简去世后,其影响日渐衰退。绍定六年(1233年)史弥远去世,端平元年(1234年)理宗亲政,一新政局,将真德秀(1178—1235)召入朝中,拔用理学名士,其中多为朱学人士,希望他们能扭转国家的衰退之势,号称“端平更化”。真德秀是继朱熹之后声望很高的学者,深得理宗的信任。全祖望称：“乾淳诸老之后,百口交推,以为正学大宗者,莫如西山(真德秀)。”[516]真德秀以经筵侍读的身份,大力褒崇程朱之学,说动人君,理宗下诏以周、张、二程、朱子从祀孔庙,正式钦定朱子之学为儒学正统,陆学渐次失势。此后,通过科举功令,朱学势力日益强大,而陆学在思想界与普通士人中的地位渐趋边缘化。[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