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璘的心学思想
舒璘(1136—1199),字元质,一字元宾,奉化广平(今宁波市奉化区大桥镇舒家村)人。因舒璘家塾名“广平书院”,故学者称之为广平先生。乾道八年(1172年)进士,历江西转运司干办公事,徽州教授,知平阳县,通判宜州。理宗淳祐八年(1248年),特谥文靖。舒璘于书无所不通,尤精毛、郑《诗》。家居时建广平书院,教授诸生不惮勤劳,日日讲论,虽隆冬酷暑不怠懈。主要弟子有李元白、袁肃、罗子有、邓梦真、汪行简、戴泳等。主要传世著述有：四库全书本《舒文靖集》二卷;四明丛书本《舒文靖公类稿》四卷、附录三卷。
舒璘并非出身书香门第。舒璘祖父舒卞,建炎中抗金有功,曾在岳飞幕下任职。到了其父舒黻,才开始以学术立身,为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进士。陆九龄曾称赞舒黻：“温恭足以警傲惰之习,粹和足以消鄙各之心。”舒黻与童大定讲学相睦。童大定曾从程门弟子杨时游,因此,舒璘从小就得以接触伊洛之学。以后他和五兄舒琥及弟舒琪又从学于陆九渊。
四先生中,舒璘虽居微官,但不忘世事,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人格颇称高尚。一生乐于教人,启迪后进,有“天下第一教官”之誉。其学“平实”,身为学官,而对空洞理学议论较少,多关心现实社会生活。袁燮、杨简、楼钥三位学者对舒璘的评价可以说从不同的侧面概括了舒璘的思想和为人：“袁燮谓璘笃实不欺,无毫发矫伪;杨简谓璘孝友忠实,道心融明;楼钥谓璘之于人,如熙然之阳春。”[423]舒璘一生所学颇博,其学术渊源虽然复杂,但基本学术思想显然体现了心学的取向。对其学术成就,全祖望有如此评价：“杨、袁之辈后于舒、沈,而其传反盛,岂以舒、沈之名位下之与?嘻,是亦有之。然舒、沈之平实又过于杨、袁。”[424]这种“平实”的作风,正是舒璘的思想特色。所谓平实,在舒璘这里,就是将陆九渊空玄的心学移向平凡的日常生活。
1.“天付良心”的心本论
舒璘与宋明时期的心学家一样,也以心本体论来论证人心至善的必然性。他的道德修养论也以“心”作为根本出发点,并认为作为本原的“心”是“良心”。所谓：
天之付予于我者,其良心之粹,无好乐无贪羡,廓然大公,惟理之顺。圣贤先获我心之同然,故穷达用舍,安于理义之常。[425]因此,舒璘强调“此心之良,人所具有。先生能开吾善,不能予吾以善”[426]。人之良心本自纯粹,只要依循本心而行,则可达到圣贤之境界。因此在舒璘那里,他特为强调的是个体须自觉认同以良心为道德之源这一基本理念,并将这一理念转化为主导个体之经验行为的指导意识,“本原既明,是处流出,以是裕身则寡过,以是读书则蓄德,以是齐家则和,以是处事则当”[427]。
舒璘一方面为人们指出光明的前景：“良心之粹,昭若日月,无怠惰卤莽之念,则圣贤可策而到。虽进修有懈,寡过未能,而大本之立,盖庶几焉。”[428]圣贤是做人的榜样,他们虽然看似遥远,但由于有良心作为桥梁而与普通人拉近了距离;另一方面,舒璘也注意到“人心易明亦易惰”[429]的现实,又提出了达到圣贤之境的根本前提,即存养此心,毋蔽本心,其基本要求就是“毋放毋逸,改过自修”[430]。
同时,他将人心之学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与《易经》所述的根本道理联系起来,认为“易之极即心之极甚善,人皆有此极而不自明,无他,私念障之也。某致力于兹三十年矣,日用甚觉得力。古人谓无偏党,无反侧,则极自会;有忿嚏、好乐、忧患、恐惧,则心不正”[431],正因太极之本原在心,故本心之开明便即是存在的澄明,便即是道德本体的还原;这种还原须体现于个体自身的经验活动与生活实践,正由于对这一点的强调,他更多地言“良心”,而少言“本心”。故其云：“人之良心本自明白,特患无所感发。一朝省悟,邪念释除,志虑所关,莫非至善。”[432]
舒璘把“心安”作为人们立身行事的准则,“心安”是“趋操之淳,涵养之厚”[433]。强调良心之开明必须切实展布于经验的道德行为,以现实的道德活动来证明其本心之“良”。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反对未见诸经验实践的对于本心的“强自体认”,因而对道德操守的所谓“持敬”之说提出了质疑：
持敬之说,某素所不取。我心不安,强自体认,强自束缚,如篾箍桶,如藤束薪,一旦断决,散漫不可收拾,理所宜然。夫子教人何尝如是?其曰入则孝,出则弟,言忠信,行笃敬,与夫出门如见宾,使民如承祭,如此等处,在孩提便可致力,从事无斁,则此心不放,此理自明。圣贤事业岂在他处耶?[434]
舒璘认为,要达到“心安”的境界,需要长期不懈地修德养性,所谓“居敬修己,勉焉不怠”[435],“厥修学问本无穷已,日知不足,所到殆未易量”[436]。圣贤事业并非高不可攀,只要认识到本心的可贵,并以此为基准修养德性,且因之而立身行事,则动静皆应,驳杂者自去。他说：
善为吾主,动静皆应,虽酬酢万事,罔有他适,则向之所谓杂者自无所容立矣;不然,则随物变迁,虽外境若相宜,而失己已甚,欲其自新,难矣。[437]
所谓“动静皆应”,就是要做到不管事物如何千变万化,心中一定要坚持基本的道德原则不变,以心中之不变应世事之万变。在“庆元党禁”期间,他在给吕祖俭的信中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思想：
吾辈此身不过天地间数十年之物,而昭然理义盖千古不磨耳,平时要著明处,断不可以数十年之物而失其所谓不磨者,但欲酌义理之中,处之安然耳。此行甚善,甚当!更冀缉熙学力,不磨不淄,以主盟斯道。若祖宗有灵,宗社无疆,惟休则否泰循环,吾道亦未穷也。[438]
以千古不变之“义理”应对天地间数十年之事物,这样“心”就会时时处于洞明的状态,才能保证修德而不落于空谈,良心皆有着处,从而达到惟心所向,进退皆安的境界。
2.“良知良能着于日用”的性善论(https://www.daowen.com)
在人性论上,舒璘也继承孟子的“性善论”和“良知说”,但他与袁燮的“性情皆善”论不同,舒璘主张“性善情恶”论。他说：“势利之交出乎情,道义之交出乎理。情易变,理难忘,势则然也。”[439]人如果“溺心利欲之场”,“侥幸于富贵利达之中”,“故上则挟富贵以临下,下亦冒廉耻而干上,荐之者既自以为恩于彼,而受者亦以为恩于我,遂使圣人举贤之公道,一变而为干禄之私情”。[440]正因为“出于私情”,“后世义理不明,士失本心”,所以“天下有大公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441]
他认为“天之赋予我”的“至良至粹”的“理义之常”,被后世歪曲了,“而孟轲氏灼见理义之原,欲挽其弊而反之初”,“皆所以起天下羞恶之心”,“使天下同归于至公之域”。[442]因此,舒璘肯定：“良知良能着于日用者,如此是真正本者矣。”[443]要使“人心不昧”,就得“讲明斯道”,加强道德教育。舒璘说：“某窃惟学之不讲,士失趋向,知道者鲜。国有学,郡有庠,邑有序,正所以讲明斯道,使人心不昧,以复其初。”[444]他坚信“人之良心本自明白,特患无所感发。一朝省悟,即邪念释除,志虑所关,莫非至善”[445]。所以,只要善于“导其良心,俾知与圣贤不异,就日用间简易明白处与之讲究”[446],就可“开掖若决始达之泉,若护始萌之木”[447]。
笃实不欺是舒璘以良知之道为人为学的最大特色。舒璘脚踏实地,务求所得,袁燮《舒元质祠堂记》一文曾记载舒璘言论曰：“吾非能一蹴而入其域也。吾惟朝夕于斯刻苦磨砺,改过迁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尔。”[448]任徽州教授时,舒璘以振奋士风为己任,“奋然曰：‘士之美恶,独不在我乎?’则以身率之”,“教人以躬行,诸生知向方矣。加之不惮勤劳,日日诣学,隆寒酷暑,未尝少懈。”[449]他一方面以圣贤为榜样,另一方面又能力学躬行,二者共同成就了舒璘清介务实的人品人格,对此,袁燮在其《舒元质祠堂记》中曾这样评价：
士生于世,以笃实不欺为主。对越上帝而无嫌,质诸古人而不怍,微有差焉,痛自惩艾,无复毫发之矫伪,是谓笃实。呜呼!若乡友舒君元质者真其人欤?元质状貌不逾中人,而雅有大志,耻以一善自名。每自循省,苟不闻道无以为人,汲汲乎不啻于饿者之嗜食,寒者之索裘也。……元质之贤行可称述者多矣,要以笃实不欺为主。是主也,万善之根本。自信不疑,而后人信之。[450]
舒璘一生以进学修德为己任,他虽然未曾做官于朝,却从不曾放弃对百姓的关切、对自己品德的磨砺,他始终坚持“此心不放,此理自明,圣贤事业岂在他处”[451]的信念。他之所谓“心”不仅仅包含着“为己之学,诚不宜一毫有亏损”[452]的内容,而且还含有关注现实、揭露时弊的内容。这两者的结合,便是他所理解的圣贤事业。
3.“循本就实”的修身论
舒璘为学注重实地笃行,他曾这样说：“随物变迁,学问不见实地,吾侪正自可畏。”[453]那么,所谓“实地”的内涵是什么呢?在其《答杨叔中》一文里,舒璘做出了这样的回答：“要须成德笃行,乃为实地。”所谓“笃行”,是“谓行有常,不在徼名而立异;谓志于道,岂容徇物以尚同”[454],即内心有坚定的持守,行动有不变的准则。这个准则便是“汲汲以修身,岂敢皇皇而急仕”,“进以礼,退以义”。[455]
舒璘认为人的本心善性乃天之所予,然而现实生活中却有利禄诱惑于外,一旦义利不明,则私念障之,本心必失,所谓“好乐贪羡之心扫除不尽,是心终不获与圣贤同”[456]。因此,以圣贤为准的,就必须“涤尽利禄境”[457],“循本就实,绝无世俗机巧态”[458]。只有这样才能安处顺逆,超然无累,使义理良心切切实实地落实到日常生活事物中去。
同时,他还认为,凭借个人的觉悟以存养本心固然重要,可是现实中也存在着“士子放心日久,不容一旦收拾”[459]的状况,为此,舒璘提出了借师友讲磨箴规以闻己过的方法,希望由此而达到守其初心的目的。他认为“朋友相爱之道”就在于“相与切磋,毋逐外,毋守气,反观内省,以光厥德”[460];而为人之师的责任便是“讲明斯道,使人心不昧,以复其初”[461]。总之,人们应当置身于正言正道的环境中,以保有此心。对此,舒璘反复加以强调：
日闻正言,见正道,犁然有当,罔逆于心,则正士不期亲而自亲,邪佞不期远而自远,乃为长久计。[462]
日与之处,导其良心,俾知与圣贤不异,就日用间简易明白处与之讲究。[463]
读帝王之书,所以陶冶此心;亲师友之训,所以切磨此道。使视听言动率循天则,而孝悌忠信直与性成,遂还民俗之大醇。[464]
舒璘所说的师友切磨的方法不是高谈阔论或以道压人,而是取平易求实的态度,“就日用间简易明白处与之讲究”,其目的和指向则是“使视听言动率循天则,而孝悌忠信直与性成”,这样的做法才能叫作“导其良心”。
就舒璘本人来看,他“平生志虑,不敢自畔于圣贤”[465]。杨简称他为“忠信士也”。[466]袁燮之子袁甫曾作《奉化县舒先生祠堂记》,赞舒璘“内美充实”,“真有道之君子也”,并对舒璘的学与行都予以高度评价：
坦坦荡荡,洞无城府,温温谦谦,不异常人。终日穷年,应事接物,小心畏忌,周旋规矩。……洙泗风雩之气象,先生有焉。处逆境不知其逆也,居顺境不知其顺也。千变万状,自为纷纷,而不知其为千为万也,亦不知其为一也。先生之言曰：“敝床疏席,总是佳趣,栉风沐雨,反为美境。”此先生之学所以深造自得,而某之所谓真有道之君子也。[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