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朱学的“世俗化”困境及四明学者的忧虑
程朱理学在元代成为官学,无论是从人们对于程朱理学认同的价值取向上来说,还是从程朱理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上来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值得注意的变化是,朱学的后继者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更注重阐发程朱理学中的伦理道德学说,其道德蒙昧主义的特征日趋明显,从而把世人的注意力由理性的“学问思辨”之“道问学”转变为对道德践履之学的“尊德性”的重视。
南宋后期,尽管理学已经从边缘走向中心,在理宗以后逐渐得到官方的认可,但是毕竟没有成为制度。由于程朱理学的知识与科举仕进的前途之间还没有形成制度化的连接,所以基本上它还是一种自由的知识和思想,信仰者只是由自己来保证自己对这种知识思想的信服,还很少受到其他诸如政治权力或世俗功利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因而,这种知识与思想在自由氛围的支持下,拥有转变和超越的可能。
但是入元以后,科举条制施行,规定了凡考经问或明经的人,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课本,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参考书,于是,宋代形成的理学在元代便开始与政治权力结合,不仅成了有权力的知识话语,而且成了有知识的权力话语。对此,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就看得很明白,他说：
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2]
从而使得这种根源于汉族文化的新儒学,成为相当普遍的知识和拥有权力的思想,从其社会表现方式的意义上说,还超过宋代,“上自京师,下至州县,莫不有学。学有生徒,有廪膳,而又表彰程朱之学,以为教于天下,则其养与教,岂不超乎唐宋而追踪三代?”[3]但是,恰恰这种“俾经术、理学、举业合一”[4]的学术社会存在方式,从根本上扼杀了程朱理学的学术生命力。元代的科举制度,尽管表面上看起来能使程朱理学达到知识与思想合一的地步,但是在权力的笼罩和利益的诱惑下,知识与思想的实用性已经压倒一切。于是,思想成了文本,文本蜕化成文字,文字仅仅作为符号供人背诵,背诵的意义在于交换,当这种知识与思想脱离了社会生活的思索和心灵境界的涵养,那么,它与它应当针对的社会生活就发生了分离,仅仅沦为一种空洞的教条了。表面看上去是儒家学说、程朱理学进入权力中心,实际上是儒家学说、程朱理学放弃了在政治权力之外的、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和士绅阶层的批评立场,也逐渐丧失了自我超越和不断更新的空间。
对此,四明学者是有清醒的认识的,程端礼在《送家铉翁诗序》中说道：
自程子朱子出而真儒之学复明。自许文正公以程朱学光辅世祖皇帝而真儒之效复著;自近年以程朱之学设科取士,而真儒之道渐见于吏治。[5](https://www.daowen.com)
除了少数因科举而入仕的幸运者外,元代士人进入上层社会的主要途径,一是出任儒学教官,包括各路、府州、县学的教官,以及书院的山长;二是充任省、院、郡、县政府部门中的职员,而这两种身份的士人,相当程度上也被纳入了体制。前者是由官方任命的,他们的职责是教学,把业已教科书化的理学知识传授给学生,后者的职责是处理政事,他们是把儒学原则变成实际政策,他们把本来富于批评性的思想和知识变成了学校的教条或政治的谋略,无论前者还是后者,结果都是将儒学世俗化。在理学的知识与思想方面,元代的所谓大儒却很少有新的精进,远远比不上朱熹、张栻、吕祖谦和陆九渊那一代人。[6]
因科举制度使理学渐渐成为人们获取声利的手段,并没有起到“正人心”的作用,且朱学的泛观博览,带来了其烦琐、迂阔的弊端,使“道问学”流于形式,对此,南宋晚期学者就有认识：“论说益明,适以为藻饰词辩之资;流传益广,适以为绐取声利之计。”[7]为获取功名,士人对理学的接受,就带有了极大功利性。理学在众多士人眼中,变成了荣华富贵的“敲门砖”。在功利心的驱使之下,他们对理学的学习只是单纯寻章摘句,而对理学的践行便是刻意的“表演”。正如朱熹晚年的得意门生陈淳说：“大抵今之读书为儒者,通一世皆是学举业之人。”[8]
对于理学因科举制度导致学术水平严重衰退的现象,四明学人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如出身南宋官僚世家的袁桷,受家庭熏陶,熟悉礼乐制度之学,工于文辞创作,又曾拜博学硕儒王应麟和著名诗人舒岳祥、戴表元为师,故而入元以后对社会上一些不学无术、粗鄙无文的“理学”人士颇为蔑视,他十分尖刻地揭露：
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止于《四书》之注,故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靡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近者江南学校教法止于《四书》,髫龀诸生相师成风,字义精熟,蔑有遗忘,一有诘难,则茫然不能以对,又近于宋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学之不能通也,于是大言以盖之,议《礼》止于诚敬,言《乐》止于中和;其不涉史者,谓自汉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词章也,谓之玩物丧志。又以昔之大臣见于行事者,皆本于节用而爱人之一语,功业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达之深者,必悉天下之利害,灌膏养根,非终于六经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龠,若射御书数,皆得谓之学,非若今所谓《四书》而止。[9]
并不无忧虑地向世人说明此种科举之风对于社会教化的严重危害：
世祖皇帝混同区夏,崇学校,定国子学成宪,皆东南儒先,而朱文公所说,咸取以为经史模楷。于是穷徼绝域,中州万里之内外,悉家有其书。然而急近功者,剿取其近似以为口耳之实,天人礼乐,损益消长,切于施为。所宜精思而熟考者,一以为凡近迂缓而不讲。至于修身义心,或相背戾而不相似,则缘饰俨点,望之莫有以窥其涘际。夫明绝学以承先圣之统,可谓难矣!弊生于苟易,守其说而湮其本,将不胜其弊。[10]
但在理学声势鼎盛、风行草偃的大背景下,袁桷的批评意见没有引起很明显的反响。到仁宗即位,肇开科举,学校教育之法又影响到科举考试程序,“非程朱之学不试于有司”[11],理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完全确立。此时的理学更有沦为科举敲门砖的趋势,“昔之读者为己,今之治者为人”[12],“或假其言以侥幸一第,而遂视之不啻如筌蹄”[13],比袁桷所批评的,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