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陆合流”思潮中浙东学者对陆学的坚持
虽然陆学作为一学派在南宋后期已趋于式微,但是陆学作为一种心学思潮并没有因此在浙东走向消亡。到了元代,即使延祐年间,朱学列入科场程序,开始成为官学,陆学也并没有因此退出浙东学术文化领域。不少元代浙东理学家,不管原来是朱学的人还是陆学的人,他们在“朱陆合流”中,对朱陆的取舍,都以一种肯定的态度去谈论并且兼取陆学,因而使境遇日下的陆学借朱学而得以薪传,陆学的本心论,在浙东派别不同的理学家那里,也不同程度地被张扬。
1.史蒙卿“由陆入朱”理学思想中的“心即理”本色
史蒙卿(1247—1306),字景正,庆元府鄞县(今浙江宁波市鄞州区)人,是南宋初期宰相史浩后裔。12岁入国子监,精通《周易》《春秋》,“著书立言,一以朱子为法”,祭酒江万里很看重他。咸淳元年(1265年)中进士,授景陵主簿,咸淳十年(1274年)改江阴、平江教授。入元后不仕,寓居于天台。在南宋理学史上,全祖望称他是由陆入朱,与黄震在浙东四明一带,是振起朱学的人物。当时浙东“四明之学,祖陆氏而宗杨(简)、袁(燮),其言朱子之学,自黄东发与先生(史蒙卿)始”[14]。
他晚年讲学“从者益众”[15],但是,他的学术思想在根本学理上并没有离开陆学的原则。侯外庐先生等认为：“当时的理学家只取读书一项为致知、笃实的工夫。读书,是读‘古圣贤书’。例如史蒙卿,原来家传陆学,全祖望称其‘改而宗朱’。其实,说他‘宗朱’只不过是吸取朱熹的论读书一项。”[16]史蒙卿在《果斋训语》中说：“学间进修之大端,其略有四：一曰尚志,二曰居敬,三曰穷理,四曰反身。”[17]所谓“尚志”,是陆象山的“先立乎其大”的意思。所谓“居敬”,就是“涵养其本原”之心,因为“人心虚灵,天理具足,仁义礼智,皆吾固有。圣贤之所以为圣贤者,非自外而得之也”[18]。所以,“穷理”也就是穷其“浑然于吾心”的天理。通过“穷理”,体认心中之理,自然也就是“反身”。显然,这种“进修”方法,比起陆象山的所谓直指本心,是吸取了朱学“缜密”的下学功夫,不是骤然的直指本心。因而,史蒙卿虽然也讲了许多朱学的穷理、博学、审问之类,但是,从“尚志”到“反身”,从出发点到归结点,还是传承了陆学的基本思想。因此,他的立足点还是所谓“人心虚灵,天理具足”,“天理之全体,固浑然于吾心”的陆学“心即理”,而不是朱学的“性即理”。
2.胡长孺“由朱入陆”“直以此道为己任”的学术取向
胡长孺(1249—1323),字汲仲,婺州永康(今浙江金华市永康市)人,生于经学世家,他的远祖胡邦直、祖父胡岩起、父亲胡居仁都是宋朝有名的进士,可谓书香门第,家学渊源。(https://www.daowen.com)
他从小勤奋好学,长大后博闻广识。后随舅父徐道隆入蜀,铨试第一,授迪功郎,与当时蜀郡学者高彭、李湜、梅应春等齐名,号“南中八士”。宋亡,退栖永康山。元初朝廷下诏求贤,在地方官员勉强之下,他奉召入京,担任集贤院修撰之职。因与权臣不合,被逐出京师,到小城建昌代理录事之职务。他为官清正廉洁,为人刚介正直,抑权贵,拒贪腐,还赈银,捕盗贼,揭发奸人,洞察隐情,昭平冤狱。他的文章极有精神气魄,金声玉振,和平纯粹,海内学者购求他的文字,一见如得连城之璧。他还曾主持郡邑庠序,阐述儒家经典著作六经的要义,学生听了心悦诚服,每开讲席,听者常有数百人。省里乡试选拔人才,多次聘请他担任主考官。对文章的评阅,他看重内容实学,不以文字华丽作为选拔的标准。在他的影响下,当地的文风为之一变。
史蒙卿是“由陆入朱”,而胡长孺是“由朱入陆”。胡长孺是朱熹门人叶味道的私淑,渊源既正,益行四方,访求其旨趣,后来“始信涵养用敬为最切,默存静观,超然自得……专务明本心之学,慨然以孟子自许”[19],不顾别人的攻击,元儒吴莱(“渊颖先生”)称胡氏之入陆学,“直以此道为己任”[20],但他对“九经子史无不贯通”,“文辞政事,皆绝出一时”[21],不像过去陆学那样禅坐不读书。所以和史蒙卿、郑玉一样,是以陆学反求本心为宗,补以朱学笃实的功夫。
3.程端礼以“读书”体验心中之理为“陆子之功臣”
程端礼(1271—1345),字敬叔,号畏斋,学者称畏斋先生,元庆元路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15岁时能记诵《六经》,晓析大义,治朱子之学。初为建平、建德两县教谕,历稼轩、江东两书院山长,以台州教授致仕。程端礼受学于史蒙卿,其学以朱熹明体适用之学为宗旨。著有《读书日程》(也作《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春秋本义》《畏斋集》等,《读书日程》一书尤著,按照朱熹“明理达用”思想,纠正“失序无本,欲速不达”之弊,详载读经、学习史文等程序;注意教学程序,重视功底训练,强调经常复习、考查,成为家塾详细教学计划。时国子监颁此书于郡邑学校,明代诸儒也奉为读书准绳,对当时及后来家塾、书院、儒学均有影响。
程端礼在心性论方面认为：“性之成,乃天予之全”,“心统性情,性体唯静,心乘气机,存之斯正。唯存心所以存性”,存心的主要方法为主敬。他在《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中说：“元来道学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无根脚。”这是指过去的陆学只有本心论的上面功夫,但缺乏笃实的下面功夫,所以成了“无根脚”[22]的谈空说妙。这下面功夫,在他看来,只要朱熹讲的读书一项就可以了。因为“盈天地间万物万事,莫非文也。其文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之于书者,载道为尤显,故观孔子责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之语,可谓深戒”[23]。于此他又接着说,“端礼窃闻之朱子曰：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24]。所以,程端礼专取朱熹六条读书方法,作《读书日程》,是所谓为学的步骤和功夫。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笃实有“根脚”,才能避免陆学的“存心”之说,“放入无何有之乡”。清初黄百家说：“盖慈湖(杨简)之下,大抵尽入于禅,士以不读书为学,……余观畏斋《读书日程》,本末不遗,工夫有序,由而之焉,即谓陆子之功臣也”[25],此即吴澄说的,读书是为了“以明此理即在此心而已”[26]。不同的是,朱熹的读书,是作为心外体验天理的阶梯,而到元代朱陆合流时,史蒙卿、程端礼等学者们所说的读书,是作为体验心中之理的步骤和缜密的功夫。[27]
在元代,浙东一些学者之所以都打着朱学的旗号,是由于朱学在元代“定为国是,学者尊信,无敢疑贰”[28]。因为朱学成了官学,所以当时“设科取士,非朱子之说者不用”[29],朱学也成了仕途捷径,致使陆学的人也不得不“由陆变朱”;而原来就是朱学的人,自然更不愿意丢掉这个受到官方支持的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