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佛经语料的性质
语言具有社会特征。当使用语言的人们进入社会结构中,就会获得不同的社会地位,从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扮演各式各样的社会角色,呈现不同的社会语言特征。
对于社会方言,有很多论述。
“社会方言是由于社会分化为不同的职业团体和社会集团而产生的语言支派。”[1]
“社会方言指的是语言社会内部一群人或某一阶级、阶层内通行的方言,即统一的全民语言的各种社会变体。”[2]
“社会方言是社会内部不同年龄、性别、职业、阶级、阶层的人们在语言使用上表现出来的一些变异”[3],它是因社会成员集聚为不同的言语社团而产生的,所以是“言语社团的标志”。
翻译佛经语料究竟属于何种性质?答曰:它是一种扩大化的社会方言,尝试论之。
1.它是佛教社团的集团语,拥有广大的使用群
佛教三宝中,僧宝(梵语samgha)指修学教法之佛弟子集团。据《仁王般若波罗蜜经》卷下、《摩诃僧祇律》卷二、《大毗婆沙论》卷一二三,佛家有七类弟子,构成释尊之教团。出家五众:比丘(梵语bhiksu),又作苾刍、乞士,指年满二十岁的成年出家男子;比丘尼(梵语bhiksuni),又作苾刍尼、乞士女,指年满二十岁的成年出家女子;沙弥(梵语'srāmaNera),又作勤策男,指未满二十岁的出家男子;沙弥尼(梵语'srāma Nerikā),又作勤策女,指未满二十岁的出家女子;式叉摩那(梵语'siksamāNā)又作学法女,为沙弥尼成为比丘尼之前二年之称呼。在家二众:优婆塞(梵语Upāsaka),又作近事男,指在家的男性信徒;优婆夷(梵语Upāsikā),又作近事女,指在家的女性信徒。
在家二众构成特有的居士团体,他们的人数远远超出出家五众,他们的佛教信仰、佛教思想和佛教修行活动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居士佛教。佛教在内地初传,首先是在社会上层进行的。随着弘法运动的展开,居士已不限于皇室、贵族、官僚等组成的上层社会,而逐步进入民间。所以,中国的居士佛教,由两大块组成,一块是以帝王、贵族、官僚、士大夫等知识人士为核心的上层居士,他们对佛教进行宣扬、推广、阐释、发挥和改造,主要担负了佛教中国化的任务。如东汉牟融著《理惑论》,是最早论证儒道释观点一致而推美释氏的居士之作。两晋的居士佛教表现为名士与名僧的思想交往,南北朝时期梁武帝推行三教融合政策,繁荣了当时的思想文化;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层士族和一般知识阶层以维摩诘为楷模,将玄学义理与佛学精神结合运用。隋唐时居士佛教规模远超前代,李通玄《新华严经论》代表居士之中具有高度传统文化素养的阶层立言,李翱、刘禹锡、柳宗元则侧重吸收佛教的心性论,以充实儒家的思想体系。宋代大批官僚士大夫参禅学佛,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统合儒释;而张九成、李邴、吕本中则使佛学与理学“声应气求”。元代耶律楚材提倡“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明代李贽、袁宏道公开打出佛学旗号,鼓吹个性发展,将禅学与人生哲学融为一体。清世宗雍正自号“圆明居士”,力图通过佛教教义的阐释“以悟众生”。[4]
另一块则是以普通社会民众为基础的基层居士,数量更大,他们以现实需求为基础,以当下的福田利益为目的,以纯粹信仰的态度,热衷于称名念佛、香火供奉和吃素斋食等“实修”。
佛子、僧侣、禅客、居士,成为翻译佛经语料的创造者和使用者。
2.具有庞大的、自成体系的行业语
行业语是各行各业为了生产或业务上分工需要而使用的专门术语。一般来说,这种专门术语是全民语言较少使用的。翻译佛经有着庞大的术语系统。
(1)教派、学派、宗派
浮屠教、释教、部派佛教、大众部、僧祇部、多闻部、上座部、说一切有部、犊子部、小乘、大乘、中观派、般若学、毗昙学派、涅槃学派、地论学派、成实学派、楞伽学派、三论学派、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密宗、禅宗、天台宗、法华宗、三阶宗。
(2)典籍
一切经、众经、偈颂、阿含经、般若经、宝积经、大集经、华严经、涅槃经、法华经、本缘部、方等部、经集部、密教部、三藏、素怛缆藏、修多罗藏、毗奈耶藏、梵夹、贝叶经。
(3)教义
基本教义如苦、集、灭、道“四谛”,生、老、病、死、怨僧会、爱别离、求不得、五阴盛等“八苦”,色、受、想、行、识等“五蕴”,色、声、香、味、触等“五欲”,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等“八正(圣)道”,老死、生、有、取、爱、受、触、六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名色、识、行、无明等“十二因缘”,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等“三法印”。
大乘教义如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六度”,布施、爱语、利行、同事等“四摄”,普度众生、万法皆空、般若、金刚、性空幻有、中道正观、十法阶次、诸法实相、八不中道(缘起)、自性清净、十殊胜语、阿赖耶识、瑜伽、唯识、一切法、因明、中观、涅槃。
小乘教义如戒、定、慧等“三学”,灰身灭智、人无我、人空法有、上座、大众、有部、俱舍、成实、声闻、缘觉。
(4)佛、菩萨、罗汉、鬼神、诸天、洲渚等
佛、如来、三世佛、菩萨、光世音、普贤地藏王、罗汉、五大明王、帝释天、忉利天、四大金刚、天龙八部、阎罗王、夜叉、四大部洲、阿鼻地狱。
(5)称谓、教职、教制
和上、乞士、尼姑、禅师、释子、檀越、法王、方丈、僧官。
(6)仪轨、礼俗、节日
出家、剃度、皈依、自恣、安居、供养、合十、互跪、闭关、游化、盂兰盆会、腊八。
(7)法物法器
袈裟、蒲团、香炉、锡杖、佛珠、云板、钵盂、军持、尼师坛、幡、佛龛。
以中土出版的佛教辞典为例,早在1921年,丁福保就编成《佛学大辞典》,共收包括各种专门名词、术语、典故、典籍、专著、名僧、史迹等辞目30000余条;1988年,慈怡编成《佛光大辞典》,共收独立条目22608条,附见词目100000余项,计700多万言,凡佛教术语名相、人氏地名、典籍词章、寺院庵堂、宗派教义、法器仪轨、掌故公案、文学艺术、历史变革等无不在蒐集之列;2002年,任继愈编成《佛教大辞典》,共收佛教及佛教相关方面的词条11899条,内容包括教派、学派、宗派,人物,典籍,教义,因明,佛、菩萨、罗汉、鬼神、诸天等,称谓、教职、教制,仪轨、礼俗、节日,法物、法器,圣地、遗迹、寺院、佛塔等,组织团体、机构,历史事项,建筑、文学、艺术及其他共十三大类。由此观之,佛教专门语词可谓庞大!
3.具有特殊的隐语
一般来说,隐语是社会方言的特殊标志,它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对本集团以外的人保密。
翻译佛经的特殊隐语即经咒,为梵语mantra的译语,又作神咒、禁咒、密咒、真言。指不能以言语说明的特殊灵力之秘密语,乃祈愿时所唱诵之秘密章句。“咒”原作祝,系向神明祷告,令怨敌遭受灾祸,或欲袪除厄难、祈求利益时,以息灾、增益等目的而诵的密语。咒有善咒、恶咒之别。如为人咒病愈或为防护己身者,即为善咒;诅咒他人令罹灾害者即为恶咒。
咒术很早时即普及于印度。印度自“阿闼婆吠陀”(Atharva-veda)以来,称为mantra的咒语,非常流行。
佛法以为咒术无益,故世尊禁止弟子修习咒术,也不许僧众利用咒术来谋生,而女人更容易信仰咒术,所以对比丘尼有禁止学咒的规定。据《长阿含经》卷十四载,世尊曾驳斥咒术;但佛陀又允许以咒治病或护身,《杂阿含经》卷九载,优波先那(Upasena)被毒蛇咬伤致死,临死而面色如常,因此,佛为比丘们说防治毒蛇的咒语。可见,咒语引入佛法中,治蛇毒咒当属最早。世俗咒术引入佛法,应该是受到印度习俗影响的结果。《妙法莲华经文句》卷十,《释陀罗尼品》下广解咒义云:“众经开遮不同,或专用治病,如那达居士;或专护法,如此文;或专用灭罪,如方等;或通用治病灭罪护经,如请观音;或大明咒、无上明咒、无等等明咒,则非治病、非灭罪、非护经;若通方者亦应兼;若论别者幸须依经,勿乖教云云。”[5]又《四分律》卷三十云:“若学咒腹中虫病,若治宿食不消;若学书、学诵,若学世论为伏外道故;若学咒除毒,为自护,不以为活命,无犯。”[6]
部派佛教承认咒术的效力,现在的各部广律,都有相应的记载:如《铜鍱律》说,“以咒术除鬼害而杀鬼”;《五分律》说,“随心遣诸鬼神杀”;《四分律》说,“咒药与,令胎堕”;《僧祇律》说,“毗陀罗咒杀”;《十诵律》说,“作毗陀罗杀,半毗陀罗杀,断命”。毗陀罗是“召鬼咒尸令起”,即起尸咒法;半毗陀罗是“召鬼咒铁人令起”;断命是“心念口说读咒术”的种种法。《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的“起尸杀”“起半尸杀”“咒杀”,与《十诵律》相同,但起半尸的方法不同。总之,各部派都承认咒术有杀害生命的力量。
说一切有部的晚期律——《根本说一切有部律》,记邬陀夷(Kālodāyin)化作医师,咒诵并称三宝名号,“众病皆除”。还有偷盗伏藏的咒法:作曼陀罗,钉朅地罗木,系上五色的丝线,然后炉内烧火,“口诵禁咒”。《药事》记广严城(Vai'sāli)疫病严重,请佛去驱除疫鬼。佛先命阿难陀(Ānanda)到广严城去说咒,驱逐邪鬼;佛到广严城后,因怜悯众生又说咒。根本说一切有部认为治病、驱鬼、求战胜,皆可用咒术,可见咒术已相当严重地侵入了佛教。
大乘经出现后,所载真言渐多。大乘教派之《般若》《法华》《宝积》《大集》《金光明》《楞伽》等显教经典,均有载录真言咒文之陀罗尼品;至密教典籍盛行,密咒更成为修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内涵,认为咒即“法尔常然”之表示,若诵读观想,即能获得成佛之利益。
经典中所述之咒极多,如《长阿含》卷十三《阿摩昼经》、卷十四《梵动经》有水火咒、鬼咒、刹利咒、象咒、支节咒、安宅符咒、火烧鼠啮解咒等咒名;《四分律》卷二十七、《十诵律》卷四十六等亦有治腹内虫病咒、治宿食不消咒、世俗降伏外道咒、治毒咒、治齿咒等咒名;《摩登伽经》卷上众相问品则有婆罗门咒、首陀神咒、大梵天王婆毗罗咒等咒名;另外,还有《生经》卷二《护诸比丘咒经》之蛊道符咒,《持心梵天所问经》卷四诸天叹品之选择神咒,《大乘悲分陀利经》卷一入陀罗尼门品之四念处解现句、四无畏解现句、四正断解现句、七觉意解现句等咒,《大佛顶广聚陀罗尼经》卷五摄一切诸部手印品之洗浴咒、白芥子稻谷花咒、结界咒、所作一切事时咒、云咒,《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治痔病咒等。小乘法藏部(Dharmaguptaka)在三藏以外,别立“咒藏”(又称禁咒藏、陀罗尼藏),专门收集佛所说之秘密真言、陀罗尼等之经典。《出三藏记集》卷四《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列有:《灌顶七万二千神王护比丘咒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神咒》《十八龙王神咒经》《咒龋齿》《十二因缘结缕神咒》《威德陀罗神咒》等各一卷。[7]
诵经以求佛力的护佑,与诵咒语——利用语音自身的神秘作用,用咒力得到鬼神的护助,或凭咒力遣使鬼神,在本质上并无差别。但这些咒语显然只有僧团内部的人懂得,因为它属于社会方言的秘密语。
4.符合社会方言的一般性特征,但具有特殊性
按照普通语言学的理论,社会方言一般不具备独立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这是因为“语言的社会分化与语音的全民性共存,并与之保持着复杂的关系”[8],“在中国汉语社会里发生的一系列语言分化,都是以汉语全民语为基础”,并“通过语词、语义、句法、语音、修辞等来实现”的。[9](https://www.daowen.com)
毋庸置疑,佛经翻译总体上来说是在中古汉语的大框架下,按照汉语既有的语法、词汇、语音、文字系统进行的,它们所用的材料和结构规则一般都是全民共同的,是其他言语社团的成员都能够搞懂的,一般不会因为语言表达上的差异而影响相互的交际和理解。
“社会方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词汇上”[10],或者说社会方言之间的差别一般来说只限于部分用词的不同,它在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方面基本上与全民语言相一致。
但是某些“语言项目”的变异是存在的,我们就以发展分化速度最为缓慢、稳固性最强的语法为例。
先秦两汉有被动句“为……所V”式,如《礼记·檀弓》:“世子申生为骊姬所谮。”《汉书·霍光传》:“卫太子为江充所败。”六朝时仍如此,《述异记》:“屠氏明日出行,为虎所食。”
但是翻译佛经中却出现了大量的“为(被)……之所V”式。
(舍利弗)而赞颂曰:……从世以来,不相合会,不为有相之所迷惑。(《佛说无希望经》)
众人语言:“若断淫欲,云何生汝?”深为时人之所怪笑。(《百喻经》卷一叹父德行喻)
将无为毒虫之所害耶?(《佛说睒子经》)
一切众生,常为邪毒之所涂染。(《大方等无想经》卷一)
苦患众生,不为九横之所得便。(《大灌顶经》卷一)
于三界中常起伏,不为世法之所染。(《月灯三昧经》卷四)
譬如人以清水明珠著浊河中,寻时即清,不为垢浊之所染污。(《佛说大净法门经》)
太田辰夫认为,这是“中古特有的形式”[11],其实此式汉时已见,《汉书·王吉传》:“夏则为大暑之所暴炙,冬则为风寒之所匽薄。”此例历来众说纷纭,《马氏文通》认为是判断句,洪诚《论古汉语的被动式》认定“为”是动词,但在附注中又说:“如果认为这一句是被动句,‘之’字就是衬音词,不是连介词。”[12]
据笔者所见,《汉书》之例仅见,不足为训;而此类句式大量见于译经中,当属译经特有的被动句式。这个“之”字,恰恰是为凑字足句而添加的语助词。
柳士镇在考察了《百喻经》中全部二十三例“为……之所V”后指出:“在大量运用了‘为…所’式被动句的《史》《汉》《三国志》中均称少见。……‘为……之所’式被动句的出现是文句中调整音节的需要,直接受到文章语体风格的制约,因不宜运用‘为……所’式被动句,才产生了这一变式。……凡‘所’字后的动词为单音节时,则一定用‘为……所’式被动句,凡‘所’字后的动词为双音节时,则一定用‘为……之所’式被动句,无一例外。”[13]
今按柳说近是。但专以动词音节而论,似未确。《百喻经》确如此,而其他经则有“例外”,如上举《佛说睒子经》和《月灯三昧经》例。《月灯》例是为了凑成七字句偈。要而言之,如果说《汉书·王吉传》例“之”是为了调节音节,那么译经中“之”则是为了足句,因而形成了“为……之所”被动句式。[14]
“云何”最早出现在《诗经》中,作为疑问代词使用。曹广顺、遇笑容发现:本土文献里,“云何”或为疑问代词,或为疑问副词,并且只有疑问一种功能,使用频率远小于翻译佛经。从东汉到隋代的翻译佛经中,“云何”大量使用,除疑问功能外,还有非疑问功能的用法。如:
是非疑问句:
云何斯人以入饿鬼中乎?(《增一阿含经》卷四十八)
云何道士食为甘美耶?(《出曜经》卷十五)
(adv)VP不式疑问句:
云何须菩提,其福宁多不?(《道行般若经》卷三)
云何大王,颇念迦失拘萨罗国界人民不?(《出曜经》卷八)
选择疑问句:
云何彼究竟者,为是智者,为非智者?(《增一阿含经》卷十九)
云何彼究竟者,有受究竟,为无受究竟?(《增一阿含经》卷十九)
这三种疑问句中,“云何”都是羡余成分。
那么这种不承担疑问功能的“云何”是从哪里来的呢?
“研究佛经翻译的学者告诉我们,译经中的‘云何’是从梵文kim对译来的,kim在梵文中是一个疑问代词,在梵文中有两种用法:
A.用在疑问句中承担疑问功能。(例略)
B.用在疑问句中不承担疑问功能,如:

他是天神还是魔鬼?
(kah=kim+他——业格)
‘kim’在句子里可用可不用,出现与否与是不是疑问句无关。翻译佛经中的‘云何’与梵文中的‘kim’在功能上几乎完全是对应的,显然译经的西域僧人在翻译时把佛经的原文忠实的对译到了汉语里,使‘云何’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用法,使翻译佛经和本土文献中的‘云何’出现了使用差异。”[15]
为什么说翻译佛经语料属于一种扩大化的、特殊的社会方言呢?盖由于中古时期佛教风靡天下,“比来慕法,普天信向,家家斋戒,人人礼忏,不务桑农,空谈彼岸”[16]。以梁为例,武帝萧衍以佛化治国,他“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17]。他“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天”[18],动员数万人参加水陆大斋,敕造寺庙2846所,度剃僧尼82万,并三次舍身同泰寺,成为“菩萨皇帝”,把中古宗教狂热推向盛极一时的高潮。此前与此后,除“三武一宗”——北魏太武帝(424—452)太平真君七年(446)、北周武帝(561—578)建德二年(573)、唐武宗(841—846)会昌五年(845)、后周世宗(954—959)显德二年(955)毁佛外,历代帝王均奉行崇佛甚至佞佛政策。一时间,僧尼和寺庙呈几何级数增长,兴建佛寺,雕镂佛像,剃度僧尼,诵读佛经,成为当时的头等大事。
崇佛的结果,一是形成了庞大的言语社团,二是“汉开其端,而后累朝列国踵其事”[19]的译业在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外语言大规模接触的背景下,绵延近千年,形成了以经、律、论三藏为中心的佛教典籍——也即我们今天讨论的翻译佛经语料。
本来,社会方言仅在狭小的集团范围内流通,因为言语社团“也许占人口的极小部分,如童子军群体和马路团伙”[20],但由于中古时期佛教狂热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翻译佛经语料超出了一般社会方言的作用而对全民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语言的社会变异会影响全社会的语言,特别是言语集团的大户——宗教团体。例如20世纪60年代,由于基督教礼拜仪式用语现代化的建议引起争论,使得语言变体开始被视为一种传统习惯的象征,人们纷纷选择与其认同或与其脱离,这种情况竟然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因为基督教世界性的地位意味着要牵涉到许多言语社区,大于1/4的世界人口受到了影响”[21]。
这种翻译佛经语料带来的影响是“国语实质之扩大”。梁启超谓:“初期译家,除固有名词对音转译外,其抽象语多袭旧名,……及所研治日益深入,则觉旧语与新义,断不能适相吻合,而袭用之必不免于笼统失真,于是共努力从事于新语之创造。……或缀华语而别赋新义,如‘真如’‘无明’‘法界’‘众生’‘因缘’‘果报’等;或存梵音而变为熟语,如‘涅槃’‘般若’‘瑜伽’‘禅那’‘刹那’‘由旬’等。其见于《一切经音义》《翻译名义集》者既各以千计,近日本人所编《佛教大辞典》所收乃至三万五千余语。此诸语者非他,实汉晋迄唐八百年间诸师所创造,加入吾国语系统中而变为新成分者也。夫语也者,所以表观念也;增加三万五千语,即增加三万五千观念也。由此观之,则自译业勃兴后,我国语实质之扩大,其程度为何如者!”[22]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自汉以后,学者唯古是崇,不敢有所创作。虽值一新观念发生,亦必印嵌以古字,而此新观念遂淹没于囫囵变质之中。一切学术皆带灰色。职此之由佛学既昌,新语杂陈,学者对于梵义,不敢囫囵放过,搜寻语源,力求真是,其势不得不出于大胆的创造。创造之途既开,则益为分析的进化,此国语内容所以日趋扩大也”[23]。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新词,如世界、法宝、天堂、地狱、因果、信心、信仰、真理、庄严、圆满、平等、慈悲、方便、烦恼、报应、觉悟、转变、变相、佛、魔鬼、僧、塔、菩萨、忏悔、刹那……很多今天已成为基本词汇的组成成分,担负重要的交际职能,实乃“功德无量”,也是社会方言“扩大化”,进而影响全民语言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