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料的价值取向
所谓“价值取向”,是对翻译佛经语料的总体看法。
“最理想的语料当然是能够充分反映每个时期的口语状况。但是流传下来的历史语料很难见到纯粹的代表某个时期的口语的,往往是书面语与口语的混杂,即它们有可能代表不同时期的语言现象。”[113]另一方面,“文字、文献材料适用于建立有史时期的语言史,但是对于使用表意文字的语言来说,光凭文字、文献材料还不能完善地建立有史时期的语言史,还必须运用历史比较法处理方言和亲属语言等活材料,只有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汉语史的研究出现新的面貌”[114]。
很显然,作为中土文献的重要补充,汉译佛典当属口语程度较高的文本。因为汉译佛典“是以民间传说或故事来解释教义的,而且他们的观众多是不识字的普通百姓,这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他们的语言必须尽量通俗,尽量接近口语的用法”[115]。(关于口语性的问题,上文已有涉及,此处不再赘述)
除了口语性,本书对于汉译佛典语料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真实性,它包括佛学的真实和译经语言的真实;其次是具体性,即时代、译人确凿,译经地点明确,有一定的数量和时间跨度,版本可靠。
先说真实性。
佛学的真实性毋庸阐说评论,这里重点要讨论译经语言的真实性。
“语言和宗教信仰的密切关系贯穿于整个文化史。……宗教与书面语言的联系尤为紧密,因为书面文字是保护和传播圣谕的有效途径。”[116]当然,“并非所有的宗教都乐意将其经典译成别的文字。犹太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特别强调其语言的神圣性而拒绝翻译,而佛教,尤其是基督教,则积极地翻译经书”[117]。“有人甚至认为,欧洲文明源于翻译,上至罗马帝国,下至今天的欧洲共同市场,都要靠翻译来进行国际贸易。有人说,用古希伯来语写的《圣经》和用阿拉米语写的《福音》,如果没有先译为希腊文和拉丁文,后来又译为中世纪和近代诸语言的话,2000年来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就不会产生,因而欧洲文化也不会出现。”[118]
汉译佛典的文字内容来自纯梵语、胡语、胡梵夹杂语、纯华言等四方面[119]。梵、胡之分,赞宁以雪山(喜马拉雅山)为界,山之南为梵语,山之北为胡语。梵、胡语的情况很复杂,梵语中因印度幅员辽阔,有中印度、边裔之分,“五印度境,弥亘既遥,安无少异乎?”胡语中“从羯霜那国,字源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漫广,其书竖读……至吐货罗,言音渐异,字本二十五言,其书横读。度葱岭南迦毕试国,言字同吐货罗”[120]。此外又有胡梵杂糅的杂语。至于“纯华言”,赞宁语焉不详,据推测,可能指用汉地原有成语、俗语翻译佛典,例如梵文经典中印度成语或俗语,用汉文成语或俗语翻之,字义差别虽大,而含义尽现。
桥本万太郎将印欧语系中印度次大陆的梵语、中亚沙漠地带的吐火罗语归于牧畜民型语言,而将汉藏语系中的汉语归于农耕民型语言。牧畜民型语言以扩散为特征,而农耕民型语言以同化周围语言为特征[121]。在牧畜民型语言和农耕民型语言中,基本词汇和非基本词汇各有其特点:
“农耕民型语言,由于原先并不相同的语言逐渐被文明中心地的语言同化,因此在词汇中出现了‘奇妙’的现象:抽象词汇、文化词汇都能看出它们的一致性,而被认为不易变化的亲属关系、人体名称等方面的基本词汇反倒存在差异。”[122]桥本例举了“大”这个某种意义上表示抽象概念的词和“铁”这个与广义的文明有关的词在北方话、吴语、闽语、客家语、粤语中的完善对应,而“母亲”“羽毛”“缝”“吸”之类表示亲属关系、动物身体、人体动作等的词语在各方言里几乎完全不同。
印欧语中的意大利语、韦尔斯语、俄罗斯语、德语、英语情况与汉语正好相反,“大”或“铁”在上述语言中显得杂乱无章,以致同系的这几种语言几乎找不出同源词,而“母亲”“羽毛”“缝”“吸”却有“惊人的同源对应”。可见用印欧语比较法来研究农耕民型语言谱系非常困难。那么,这两种语言能否对译?如何对译?能否对译的问题已为中华译经史所证明。如何对译?真实性如何?正是我们要考察的。
赞宁《宋高僧传》卷三论曰:“初则四句,一译字不译音,即陀罗尼是;二译音不译字,如佛胸前卍字是;三音字俱译,即诸经律中纯华言是;四音字俱不译,如经题上ㄏて二字是。”[123]《翻译名义集》卷六引此文大同小异:“《宋高僧传》明翻译四例:一翻字不翻音,诸经咒词是也;二翻音不翻字,如《华严》中九字是也,以此方萬字翻之,而字体犹是梵书;三音字俱翻,经文是也;四音字俱不翻,西来梵夹是也。”[124]
王文颜云:“赞宁此例将古来所有的译经分为四类,第一类‘译字不译音’,即玄奘五种不翻的第一种‘秘密故’,是用汉字注梵音的方法。第二类‘译音不译字’,以‘卍’字为例,按‘卍’字本是印度代表吉祥的标帜,虽然具备‘形、音、义’的意义,但并非梵字,历代译者不改变其‘形、义’,而将这个标帜称为‘萬’,……第三类‘音字俱译’,亦即具备汉字‘形、音、义’的经典译文,这是译经的主体。第四类‘音字俱不译’,依照赞宁的举例,是指具备‘形、义’而无‘音’的符号,汉译佛典照本而书,不另译释,但据法云《翻译名义集》所说,似乎指一切未经翻译的梵文原典,可能误解赞宁的意思。”[125]
汉译佛经的主体是“音义俱译”、具备汉字“形、音、义”的经典译文。译经史料中,凡称“译为汉言、晋语、秦言、梁言”等等,均指汉文而言。由于各系朝代之下,故立名不同。
经历北齐、北周而入隋的彦琮将佛陀圣学的真实性分为三个等级:佛陀代表第一等级,是“一味圆音”,但可惜佛陀早入涅槃,今人不能“亲承妙吼”。佛陀的及门弟子为第二等级,他们是结集佛典、传承佛教的人物,但比起佛祖在世,终隔一层,此时亦已“寂灭”。汉译佛典代表第三等级,因为有“千年已远”“凡圣殊伦”“东西隔域”等三项不利因素,所谓“本尚亏圆,译岂纯实?等非圆实,不无疏近,本固守音,译疑变意”。[126]他认为每一道翻译程序都会阻碍经义的传达,故直接研习梵文佛典是避免隔阂的最佳方法,如能“才去俗衣,寻敩梵字,亦霑僧数,先披叶典,则应五天正语充布阎浮,三转妙音普流震旦,人人共解,省翻译之劳,代代咸明,除疑网之失”[127],但显然这是理想的乌托邦!从佛教世界化(普及佛教)的角度看,梵文经典大有翻译的必要;中国佛教经历传入和容受、发展和巩固,直到完成和昌盛、实践和渗透,乃至在东亚传播,翻译佛经是起了巨大的、决定性作用的。
译经语言的真实性实系于译人,而主译之佛学造诣与汉语造诣则最关紧要。如安世高“博综经藏,尤精《阿毗昙》学”[128];康僧会“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129];鸠摩罗什7岁从师诵习《阿毗昙》,9岁师事盘头达多,从受《中阿含》《长阿含》,12岁已“名盖诸国”,入关后更“率多暗诵,无不究达。转解秦言,音译流利”[130];佛驮什“专精律品,兼达禅要”[131];浮陀跋摩“习学三藏,偏善《毘婆沙论》”[132];玄奘是精通五十部以上经、律、论的“三藏法师”[133];不空“善解一切有部”,通《密藏》各典[134]。可以说这些主译都“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135]。而就汉语造诣而言,外国籍主译大师如真谛“精解此土音义,凡所翻译,不须度语”[136]。侨籍的主译大师因自幼生长汉地,汉语造诣往往不比中国人逊色,如竺法护世居敦煌,“博览六经,游心七籍”“贯综诂训,音义字体无不备识”[137],竺叔兰“善胡汉语及书,亦兼诸文史”[138]。他们往往“梵汉”两通,“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139]。
再加上历代君王鼎力“护法”,建立大规模的译场组织,译经中分工细密,“列位”职掌明确,译文应该是靠得住的。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宗教经典,佛经一般不会轻易改动,开卷语“如是我闻”则标榜自己的“正宗”,故汉译佛典虽然处真实性的第三等级,但由于中外译人的共同努力,“汉译的佛典,大乘与小乘兼备,显教与密教并存”[140],其反映佛学的真实当无问题。
据此,译经语言的真实性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就具体性而言,它涉及多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时代、译人确凿。前文说过中国佛教的译经事业自东汉肇始至元代结束,历经一千二百多年。盖东汉、三国时期之翻译“全为私人事业,译师来自西域,汉语既不甚了解,笔受之人,语学与教理两皆未娴,讹谬浅薄,在所不免”[141],可读性较差。而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彼晓汉谈、我知梵说,十得八九”[142],尽管“时有差违”,与唐代玄奘既精通梵汉两种文字,又深通佛理,译经质量已达到“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143]相较还显粗糙,但这种略嫌粗糙的翻译却保留了大量中古汉语的口语词汇及语音、语法材料,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从语料上来说,要求:(1)译者的本事、生卒基本明确,在历代《僧传》或有关佛教典籍中有记载,确实生活在古代某个时期。(2)译经在梁僧祐《出三藏记集》、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该录博而不精,参考时尤应注意料简、核订)、隋法经《众经目录》、唐智昇《大唐开元释教录》、唐静泰《大敬爱寺众经目录》、唐静迈《古今译经图记》、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宋赵安仁《大中祥符法宝录》、元庆吉祥《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等佛经专录中有著录。凡经录中疑伪经籍,包括失译后附某朝之经籍、失译人名之经籍则审慎对待,一般列为待质语料。
一般来说,经名下都题有朝代、译人。如《杂宝藏经》十卷,题为“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出三藏记集》云此经“延兴二年(北魏孝文帝年号,472年)出”。《历代三宝记》卷八:“宋明帝世,西域沙门吉迦夜、魏言‘何事’,译《大方广菩萨十地经》等五部。”震华法师《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吉迦夜,北魏西僧。此言何事。西域人。宋明帝时来华,延兴二年(472)至北台,沙门统昙曜请译《付法藏传》《方便心论》等多种。见《藏经目录》《历代三宝记》九、《开元释教录》六。”[144]昙曜其人,《续高僧传》卷一、《大唐内典录》卷四、《六学僧传》二、光绪《山西通志》一六〇、《历代三宝记》九均有记载。太武灭法后,北地佛事断歇;文成帝即位,佛教再兴。任曜为昭玄统,后“更名沙门统。……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又与天竺沙门常那耶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145]。《开元释教录》也说昙曜在武周石窟集诸德僧对天竺沙门译经三部,其后有吉迦夜者,亦言出经五部。北魏首都为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武州(周)塞石窟,即云冈石窟。古录记载译经部数有异,但吉迦夜和昙曜在北魏译经,似不应有疑。
其二是有明确的译经地点。佛典汉译自东汉晚期由中原发端之后,三国时南方曾一度后来居上,到了两晋以后逐渐南北共进。但总的来说,传译地点呈多中心态势。以南北朝为例,北方有敦煌、姑臧、长安、洛阳、邺城等;南方除建康外,还有广州、豫章及沿江的江陵、襄阳、庐山等;大致归属于四个译经集团:北朝凉州的昙无谶集团、北朝的菩提流支集团、南朝的佛驮跋陀罗和求那跋陀罗集团、南朝的真谛集团。但译经的重心总的来说还是在北方,毕竟北方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有的经名下除朝代、译者外,还题有译经地点。如《贤愚经》一三卷,题为“元魏凉州沙门慧觉等在高昌郡译”。《古今译经图记》确定此经为慧觉等译并云“太平真君六年(北魏太武帝年号,445年)出”。高昌郡辖境相当于今吐鲁番盆地东部哈拉和卓以东一带,治所高昌城在今吐鲁番东二十余千米,此盖慧觉等译经地点。有些地点则须通过其他资料旁证才能确定。如《百喻经》二卷,题为“尊者僧迦斯那撰,萧齐天竺三藏求那毗地译”。《出三藏记集》百句譬喻经前记第二十四云:“永明十年(492)九月十日,中天竺法师求那毗地出,修多罗藏十二部经中钞出譬喻聚为一部,凡一百事;天竺僧迦斯法师集行大乘,为新学者撰说此经。”[146]求那毗地,《高僧传》卷三、《开元释教录》卷六、《历代三宝记》卷一一、《释氏六帖》九、《六学僧传》二都说为南齐时中天竺僧,此云安进,师事天竺大乘法师僧伽斯,通大小乘。建元初来至京师,止毗耶离寺,后以檀施造正观寺,齐武永明中诵大小乘经二十万言。陈垣《释氏疑年录》谓:“建康正观寺求那毗地,中天竺人,齐中兴二年(502)卒。”台湾明复《中国佛学人名辞典》云:“求那毗地(南齐),天竺人。由海道至建康,先后于毗离那寺、正观寺等处译《百喻经》《须达长者经》多种,事毕回国。”又所附《历代塔寺道场略志》云:“正观寺:建康,位于秦淮河侧,重阁层门,殿堂整饬。乃大明中天竺僧求那毗地所建。求那初至建康,居毗离那寺,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献捐赠,丰厚异常,求那用以建造此寺。”[147]
其三是有一定的数量和时间跨度。研治语言必须掌握一定数量的材料。根据统计,宋元明清各藏入经的数目平均在1600种左右(入藏基本经籍最少为1000种左右——包括房山石经960余种,最多为2200余种),如果加上各藏特有的经籍,计《房山石经》70余种,《嘉兴藏》500余种,《频伽藏》300余种,《大正藏》600余种(含古逸疑伪诸经),《续藏》600余种,其他各藏少数经卷,总共3000余种,除去重复的记录,在2500种左右;这样,加上入藏的平均数1600余种,现存汉文佛教经籍的总数应在4100种左右。为什么是“余种”、是“左右”?主要是历代佛教经录所载的数量有出入。试以魏晋南北朝译经为例:
表2-1 魏晋南北朝时期译经数量统计

表2-1中可见,《历代三宝记》《大唐内典录》记载的各个时期的译经数量比较接近(除三国时期),《开元释教录》和《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记载的各个时期的译经数量基本一致。造成数量歧异的主要原因是重译、异译情况复杂,对失译经的统计标准不一。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佛经语料的抉择,相比较以往中古时期有限的语料(例如《世说新语》),佛经材料在数量上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
为了更全面地反映翻译译经词汇的面貌,我们不能拘守一时一地一人的材料,而应着眼在时、空等方面的拓展:在时间上,起自东汉永平十年(67),终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翻译余绪则延续至明清),凡千余年;在空间即出经地理分布上,洛阳、长安、高昌、敦煌,广逾数千万里,关中、江左,中原边陲,并重无偏;就译人言,有东汉译经拓荒人物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有孙吴译经名家支谦与康僧会,有西晋译经巨子竺法护,也有中国佛教四大佛经翻译家之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
当然,我们“不能无视时间上的距离,把它们看作等值的数据,进行平面的、并行的研究”[148],我们同样也不能无视地域上的距离,完全不考虑方言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这些数据将显示一个大致同等的(homogeneous)统一的语言层次。
从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时期,中国一直处于事实上的南北分裂之中,南北的正常往来受到一定的阻隔。但是,在佛教风靡中土的大背景下,是佛教传经布道这件头等大事,使得南北之间的佛教交流异常密切,南北僧人为求佛学真知而辗转游学于南北之间。此期,西域传来的佛教,一由陆路到北方,一由海路到南方。每当有西域高僧或佛经来到中土,都会掀起南北方僧人求学取经的热潮。如姚秦鸠摩罗什携经到长安,立即有南方僧人北上受学:庐山慧远“闻罗什入关,即遣书通好”[149],其弟子道生、慧睿、慧严、慧观等人,均入关向罗什问道。可以推见,南北交流对调和南北方言差异、减少佛经中方言影响是有积极作用的。
其四是版本可靠。汉文《大藏经》是汉文佛教典籍(包括天竺、西域译经和中国僧人的撰述)汇编而成的丛书总名,它以鸿篇巨制、版本众多闻名于世。汉文《大藏经》经历了写本和刻本两个阶段。写本时期的大藏实物,绝大部分今天已湮没不存,虽有个别传世零本可让我们略窥一斑,但毕竟难以得见“全豹”风采。在众多的版本中,刻本大藏无疑居主体地位,自北宋至清,官私以巨大的人力、财力从事的木刻版大藏的编辑雕印有十多种。语料的可靠性大半依赖版本,对语言研究更是如此。目前学界研究中古佛经词汇常用的版本当为《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和《大正新修大藏经》。
《中华大藏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编辑影印的大藏经,也是迄今为止搜罗最为宏富,且以稀世珍本《赵城金藏》为影印基础的新版大藏。其特点之一是底本考究。国内现存未传世的孤本藏经,计有《房山云居寺石经》《辽藏》《元官版藏经》《洪武南藏》《赵城金藏》五种,前四种残缺严重,多为《碛砂藏》和《永乐南藏》复刻本,而《赵城金藏》却是我国第一部官刻本大藏《开宝藏》的复刻本(也有少量经卷或为《辽藏》的复刻本),所收录经籍数量,亦为六版之冠。故而《中华大藏经》以其为《正编》底本的主要基础。此藏由潞州崔法珍断臂募资翻刻,由解州(今山西解县)天宁寺大藏经版会总其成,金熙宗皇统九年(1149)开雕,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杀青。《永乐大典》卷四六五〇《顺天府》七载:“弘法(寺)在旧城,金大定十八年(1178),潞州崔进女法珍印经一藏进于朝。命圣安寺设坛为法珍受戒,为比丘尼。二十一年(1181)以经版达于京师……以弘法寺收贮经板……”全藏千字文编号始“天”终“几”,估计全文应有6980卷,现存5380卷(一说4957卷,几经散失,现存仅4813卷)。装帧为卷轴式,大部分版式为每版23行,行14字,有上下栏单线。部分经卷尚留有开宝、咸平、天圣、绍圣等北宋年代雕造、刷印的标记,保留了我国第一部刻本官版大藏《开宝藏》的基本特点。其缺佚卷帙,《中华大藏经》则大多以《高丽藏》补入。从底本谱系言,《赵城金藏》与《丽藏》同出一辙,均属《开宝藏》的复印本,且版式、装帧一致,以《丽藏》补《金藏》之缺帙,可谓天衣无缝。
特点之二是收录齐全。《中华大藏经》分正续两编。《正编》按《赵城金藏》千字文编次的目录体系影印,同时补入历代藏经中有千字文编次的特有经论。所录经籍,除《金藏》外,尚有《房山石经》《崇宁藏》《毗卢藏》《资福藏》《碛砂藏》《至元录》《普宁藏》《洪武南藏》《永乐北藏》《永乐南藏》《清藏》《高丽藏》,共1937种,约10000卷,精装106册。《续编》将“包括历代(藏经)无千字文帙号部分与新编入藏部分,重点放在过去未入藏的佛典文献,以及逸散在前代大藏经之外,以及近百年新出的佛教文献,它包括:(一)近代由梵文、巴利文、藏文、蒙文等各种文字译为汉文的佛教典籍;(二)敦煌藏经洞保存的大量佛教典籍;(三)正史、地方志、丛书、类书、个人文集中保存的有价值的佛教资料;(四)与佛教有关的金石资料;(五)近现代的佛教著作与有价值的资料等”[150]。正、续两编所收经籍总数达4200余种,23000余卷,基本上将已入藏的佛教经籍全数网罗于内,是名副其实的汉文佛教全书。
特点之三是校勘精细。《中华大藏经》选用了国内现存八种有校勘价值的藏经版本,即《房山石经》《资福藏》《影印宋碛砂藏》《普宁藏》《永乐南藏》《径山藏》《清藏》和《高丽藏》来作为参校本。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房山石经》,它是以失传已久的《契丹藏》为底本的复刻本,与《金藏》同属《开宝藏》系统,在校勘木雕藏经讹脱中极具价值。《中华大藏经》校勘采用上述参校本与底本逐句逐字对校的方法,勘出经文异同和字句错落,写成校记附于卷末。这无疑给我们在引用语言资料时,斟酌文字(特别是审辨字形,考察异文),以便把讹脱、舛误减少到最低程度提供了便利。
由“大正一切经刊行会”编纂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经》是汉文大藏为数不多的外国版本之一。《大正藏》分正、续两编,正编五十五册,收佛典2184部;续编三十册,收佛典736部,基本上为日本撰述,附敦煌古遗文、疑伪书;别卷十五册,其中法宝总目录三册,收77部,图像十二册,收363部。《大正藏》的出版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的见证,同时,它以后出转精,成为近年来国际上佛学研究中的通用版本之一。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协会开发了《CBETA电子佛典集成(2010)》,其中收录了《大正藏》第一册至第五十五册暨第八十五册计2373部8982卷,使之更具便利之用。
从语料角度言,《大正藏》值得圈点之处有二:
一是校勘。
《大正藏》的正编收录印度撰述中经部——阿含、本缘、般若、法华、华严、宝积、涅槃、大集、经集、密教,律部——上座、化地、大众、法护、有部、菩萨戒,论部——释经论、毘昙、中观、瑜伽、论集;主要为中国撰述(少部分是日本撰述)——经疏、律疏、论疏、诸宗、史传、事汇、外教、目录等部,内容比较齐全。
《大正藏》以《高丽藏》为主要底本,其用于对校、参校的本子计有:宋本、元本、明本、丽本、丽本别刷、正仓院圣语藏本(天平写经)、正仓院圣语藏本别写、宫内省图书寮本(旧宋本)、大德寺本、万德寺本、石山寺本、知恩院本、醍醐寺本、仁和寺藏本、东大寺本、中村不折氏藏本、久原文库本、森田清太郎氏藏本、敦煌本、西福寺本、东京帝室博物馆本、缩刷本、金刚藏本、高野版本,用于对、参校的馆藏、寺藏、私藏藏经达二十四种之多。
《大正藏》的校勘采用上述参校本与底本逐句逐字对校的方法,勘出经文异同和字句错落。校记内容大致为:
1.勘出异文异本
如:得=相(元)(明) 表示“得”元本、明本俱作“相”。(=作)
[心]——(宋)(元) 表示宋本、元本俱无“心”字。(——无)
我+(时于彼遇值世尊)(三)表示“我”下宋、元、明三本俱有“时于彼值遇世尊”。(+有)。
2.注出下同之文
本文:世尊正(1)游知,注:(1)游=遍(三)* 表示“游”宋、元、明三本俱作“遍”,下同。(*下同)
3.底本、对校本注记\校异
如:底本注记:止=正亻(原) 表示“止”—本(指底本)作“正”。[(原):底本,亻:底本、对校本注记符号]
对校本注记:[止]亻—(甲) 表示“止”—本(指对校本甲)无。[(甲):对校本甲,亻:底本、对校本注记符号]
4.底本对校本注记考讹
如:底本注记:捐=损力(原) 表示“捐”疑是“损”之讹。
对校本注记:如+(是)力(乙) 表示“如”下疑有“是”字。(力:底本、对校本注记考讹略符)
有时则为本藏校合者的考讹:朋=明? 表示“朋”是否“明”之误?(?本藏校合者考讹略符)
此外,尚有指出卷品异同、词序位置转换等内容。
《大正藏》的校记较周详,给我们斟酌文字、引用数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笔者曾以佛学类书《经律异相》为例,以《大正藏》与宋元间平江府陈湖碛砂延圣院所刊《碛砂藏》对勘,以明后出转精之本可纠前出善本文字之误。[151]当然也必须指出,《大正藏》校核较粗放,排印本中错字错句颇多。
二为断句。
汉文诸藏本无句读,于诵读理解多有不便。《大正藏》乃汉文大藏断句之肇端,虽然不是新式标点,然便利阅读,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抹杀。盖佛典断句,实有“三不易”:其一,佛理深奥,概念迥异,经中华梵交错(音译梵词屡见),要做到正确断句,极为不易;其二,佛经文体与中土固有文体不同,乃“画然辟一新国土”[152],要把握文体特点断句,殊为不易;其三,佛经专供诵念,断句既要照顾到意义(以义为之),又要服从诵读需要(以音为之),尤为不易。
以此言之,则《大正藏》断句中可商榷之处甚多,如断句标准游移,长短随意为之,笔者曾撰写专文,归纳了《大正藏》中断句之误四种类型:1)应属上而下之误;2)应属下而上之误;3)当断不断或不当断而断之误;4)混杂型之误。[153]《大正藏》断句之误,凡皆类此。指摘其误,并非吹毛求疵,乃是为了对引用语料负责,但不管怎么说,其创始之功、便利之用,仍应充分肯定。
【注释】
[1]张永言:《词汇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页。
[2]叶宝奎:《语言学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3]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页。
[4]参任继愈《佛教大辞典》“居士佛教”条,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74页。
[5]《大正新修大藏经》,T34N1718P146c0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6]《大正新修大藏经》,T22N1428P774c2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7]参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第八章第三节,《大智度论》卷五十七,《法华文句记》卷十(下),《法华义疏》卷十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赞》,《玄应音义》卷二十五,《慧琳音义》卷四十三。
[8]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页。
[9]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页。
[10]张永言:《词汇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页。
[11][日]太田辰夫:《汉语史通考》,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12]洪诚:《论古汉语的被动式》,《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
[13]柳士镇:《〈百喻经〉中的被动句式》,《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14]参颜洽茂《佛教语言阐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203页。
[15]曹广顺、遇笑容:《说“云何”》,《中古汉语语法史研究》,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73页。
[16]《南史·循吏·郭祖深传》,《二十五史》4,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2857页。
[17]《梁书·武帝纪下》,《二十五史》3,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1页。
[18]《广弘明集》卷四,梁武帝《舍事李老道法诏》,《大正新修大正藏》,T52N2103P111c2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9]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3页。
[20]《剑桥语言百科全书》第二章“语言及其特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21]《剑桥语言百科全书》第二章“语言及其特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
[22]《佛典之翻译》,《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7页。
[23]《佛典之翻译》,《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8页。
[24]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
[25]徐时仪:《汉语白话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26]以下内容参考了有关佛教辞书。
[27]《大正新修大正藏》,T54N2131P1112a26,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28]参考资料:《大智度论》卷二,杨郁文《阿含要略》。
[29]参考资料:印顺《宝积经讲记》,《宝积部经典》(《大乘佛典》九)。
[30]参考资料: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第十章,渡边海旭《大般若经概观》。
[31]参考资料: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第十三章,《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四十四《华严典籍研究》。
[32]参考资料:《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卷三、《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三、《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二十一。
[33]参考资料:《出三藏记集》卷二,《历代三宝纪》卷十二,《开元释教录》卷四、卷七,《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六。
[34]《大正新修大藏经》,T35N1733P109a2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5]《大正新修大藏经》,T14N0475P544a16,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6]参考资料:印顺《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圣严《戒律学纲要》。
[37]参考资料:印顺《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印顺口述、昭慧记录的《〈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
[38]徐时仪:《汉语白话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39]以上参考了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任继愈《佛教大辞典》、慈怡《佛光大辞典》、蓝吉富《中华佛教百科全书》等佛学辞书。
[40]参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221—227页。
[41]参陈士强《佛典精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42]《高僧传》卷一本传,《大正新修大藏经》,T50N2059P325a1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3]《高僧传》卷三本传,《大正新修大藏经》,T50N2059P344a0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4]《高僧传》卷三本传,《大正新修大藏经》,T50N2059P345a2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5]《开元释教录》卷七,《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54P544c2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6]《隋书·经籍志》,《二十五史》五,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3373—3375页。
[47]《开元释教录》卷十三,《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54P624a1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https://www.daowen.com)
[48]《开元释教录》卷十三书目之后小注《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54P624a16,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49]见《续高僧传》卷二十《法融传》,《大正新修大藏经》,T50N2060P603c17,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50]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定林上寺建般若台大云邑造经藏记第一,《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45P92c20,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51]见《梁书·昭明太子传》。
[52]见《金楼子·聚书篇》。
[53]见《高僧传》卷十一,《大正新修大藏经》,T50N2059P402c0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54]见《文苑英华》庾信《陕州弘农郡五张寺经藏碑》。
[55]《宋元版藏经の系谱》,日本《东方学》第八十一辑。
[56]《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36页。
[57]以上参考李际宁《佛经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58]《语文常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81页。
[59]蒋礼鸿:《〈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序》,《杭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60]《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大正新修大藏经》,T55N2145P108a0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61]两例引自王文颜《佛典汉译之研究》。
[62]《大正新修大藏经》,T27N1545P410a0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63]《佛教常识问答》(一),《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64]梁慧皎等:《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99页下。
[65]古代印度社会的方言,总在一百种以上。参演培法师《印度部派佛教思想观》,第21页。
[66]《大正新修大藏经》,T24N1463P821c18,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67][日]水野弘元:《佛典成立史》,刘欣如译,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第47—49、58页。
[68]《汉译佛典的语言研究》,《佛教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4页。
[69]《代前言:佛教混合汉语初论》,《佛教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5页。
[70](梁)慧皎等:《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99页。
[71]《高僧传》卷一《本传》,梁慧皎等《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72]《高僧传》卷一《本传》,梁慧皎等《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73](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七,《合首楞严经记》第十,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70页。
[74]季羡林:《季羡林论佛教·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华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75]胡适:《白话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
[76]胡适:《白话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
[77]胡适:《白话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
[78]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8—179页。
[79]朱星:《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史略》,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页。
[80]俞理明:《佛经文献语言》,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41页。
[81]颜洽茂:《佛教语言阐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82]朱庆之:《代前言:佛教混合汉语初论》,《佛教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1—12页。
[83]郭锡良:《古代汉语》,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850—851页。
[84]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Edward Sapir,Language—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1921,中文本第九章“语言怎样交互影响”,第120页。
[85]原意是中国所出带捆扎的丝。参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
[86]郑樵:《通志·七音略》序。
[87]慧观法师:《法华宗要序》第八,《出三藏记集》卷八,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06页。
[88]赞宁:《宋高僧传》卷三论,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6页。
[89]张中行:《文言与白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7页。
[90]张中行:《文言与白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91][美]梅维恒:《佛教与东亚白话文的兴起:国语的产生》,《佛教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66页。
[92][美]梅维恒:《佛教与东亚白话文的兴起:国语的产生》,《佛教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67页。
[93]《四分律》卷五十二,《大正新修大藏经》,T22N1428P955a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94]见《毘尼母经》卷四、《铜 律》小品。
[95][美]梅维恒:《佛教与东亚白话文的兴起:国语的产生》,《佛教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68—369、375页。
[96]Gurevich,I.S.1985 Esche Raz o Byan'ven'...(zametki).In Akademiya Nauk SSSR,Ordena Trudovogo Krasnogo Znameni Institut Vostokovedeniya,Leningradskoe Otdelenie,Pis'menn'ie Pamyatnikii Problem'i Istorii Kul'tur'i Narodov,Vostoka.XVⅢGodichnaya Nauchnaya Sessiya lo IV AN SSSR(Doklad'ii Soobschenniya,1983—1985),part 3.Moscow:Nauka,pp.96-101.
[97][美]梅维恒:《佛教与东亚白话文的兴起:国语的产生》,《佛教汉语研究》,第358—359页。
[98]张中行:《文言和白话》,第187页。
[99][苏]谢·叶·雅洪托夫:《汉语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8页。
[100][苏]谢·叶·雅洪托夫:《汉语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页。
[101][美]P.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102][美]梅维恒:《佛教与东亚白话文的兴起:国语的产生》,《佛教汉语研究》,第369页。
[103]《代前言:佛教混合汉语初论》,《佛教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1—12页。
[104]遇笑容:《试说汉译佛经的语言性质》,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6页。
[105]详氏编《佛教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106]参慈怡《佛光大辞典》“佛教梵语”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3页。
[107]朱庆之:《代前言:佛教混合汉语初论》,《佛教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页。
[108]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页。
[109]参F.汉考克《洋泾浜语与克里奥尔语100种》,1971年。
[110]《剑桥语言百科全书》第九章“世界上的语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1页。
[111]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
[112][美]梅维恒:《佛教与东亚白话文的兴起:国语的产生》,朱庆之编《佛教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71页。
[113]石毓智、李讷:《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114]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5页。
[115]石毓智、李讷:《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116][英]戴维·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86页。
[117][英]戴维·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87页。
[118]季羡林:《季羡林谈翻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119]参赞宁《宋高僧传》卷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3—55页。
[120](梁)慧皎等:《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99页。
[121][日]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5页。
[122][日]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
[123]赞宁:《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3页。
[124]《翻译名义集》卷六《唐梵字体篇》第五十五,《大正新修大藏经》T54N2131P1147a16—17,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25]《佛典汉译之研究》,台湾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276页。
[126]参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沙门释彦琮传四,《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127]参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沙门释彦琮传四,《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128]《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安世高传第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08页。
[129]《高僧传》卷一《康僧会六》,《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130]《出三藏记集》卷十四《鸠摩罗什传第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30—534页。
[131]《高僧传》卷三《建康隆光寺佛驮什三》,《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132]《高僧传》卷三《河西浮陀跋摩四》,《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133]《续高僧传》卷四《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一》,《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
[134]《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传三》,《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88页。
[135]《续高僧传》卷第二,释彦琮传四,《大正新修大藏经》,T50N2060P436b1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36]慧恺:《阿毘达磨俱舍释论序》,许明《中国佛教经论序跋记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
[137]《高僧传》卷一《竺昙摩罗刹八》,《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138]《出三藏记集》卷十三,《竺叔兰传第八》,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20页。
[139]见彦琮《辩正论》之“四、七、八备”,《大正新修大藏经》,T50N2060P436b1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40]圣严法师:《佛典汉译之研究》序,《佛典汉译之研究》,台湾天华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1页。
[141]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3页。
[142]《宋高僧传》卷三《唐京师满月传》后“论”,《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99页。
[143]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8页。
[144]震华法师:《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
[145]《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037页。
[146]《出三藏记集》卷九,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55页。
[147]明复:《中国佛学人名辞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59、106页。
[148][日]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页。
[149]《高僧传》卷六《释慧远一》,《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150]任继愈:《中华大藏经总目·序》,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页。
[151]参颜洽茂《〈大正新修大藏经〉平议二题》,《汉语史学报》第二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152]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9页。
[153]颜洽茂:《〈大正新修大藏经〉平议二题》,《汉语史学报》第二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