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史研究价值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一)汉语史研究价值

王力先生在论述汉语史研究方法时曾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历史。”[1]吕叔湘先生也说过,“研究方向的确定,最好选择在语言和社会发生较大变化的历史关头”[2]。

从社会角度来说,中古的魏晋南北朝处于社会剧烈动荡和大变革时期,战乱频仍,政权更替,宗教狂热……从语言角度来说,魏晋南北朝是汉语史上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一方面,社会巨大的变革要求语言加强交际职能,促使一大批新词、新义的产生。另一方面,魏晋南北朝又是汉语口语(白话)与书面语(文言)产生明显分歧时期,“自从南北朝骈文盛行以后,书面语和口语才分了家”[3],文言与白话的对立最终形成。

语言和社会发展产生的共变(covariance),必然给这一时期的汉语带来新质。而大量的佛经汉译,不能不影响到中土的语言和文化。我们研究中古汉语使用汉译佛经材料,固然是因为这个时期反映口语的材料缺乏(例如“只有《世说新语》《颜氏家训》等少数散文作品是接近口语的,其他还有一些零篇,如任昉的《奏弹刘整》等”[4]),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变革、文化氛围的变化引起了语言的变化,例如,由于佛经的翻译,中国语文学者认识了印度的语音学,汉语词汇亦增加了一大批新词,汉语的语法修辞也产生了变异,因而佛经语料才具有汉语史的研究价值。

1.音韵研究价值

郑樵《通志·七音略》序云:“释氏以参禅为大悟,通音为小悟。”[5]佛教对汉语音韵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声母、四声、等韵等。《隋书·经籍志》:“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6]《高僧传》卷七《释慧睿二》:“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经,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例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7]四声之说很可能受到转读佛经声调的影响而成立。[8]

又如守温和尚三十字母的来源最初不少人认为是出于《华严经》,因为最通行的“禅门日诵”就收录了华严字母。然清代钱大昕认为:“唐人所撰三十六字母,实采《涅槃》之文,参以中华音韵而去取之,谓出于《华严》则妄矣。”[9]分歧仅在于《华严》《涅槃》之不同。

汉译佛典语料在音韵上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它的对音材料上。早期译经几乎满纸是梵音的堆砌,即便到了意译阶段,一些地名、人名和重要术语仍然采用音译。数量庞大的音译词是汉译佛典尤其是早期和中早期汉译佛经的显著特征,作为汉语史的材料,弥足珍贵。

汪荣宝1923年发表《歌戈鱼虞模古读考》,根据梵汉对音(对勘汉语译写梵语词,看汉语用什么韵去对译梵语的某一个音)拟测歌、戈韵的古音值,例如:

梵语 汉译 出处

agada 阿伽陀 《华严经》

amita 阿弥陀 《西域记》

karpūra 羯布罗 《西域记》

tāla 多罗 《西域记》

Tukhāra 吐火罗;睹货逻 《西域记》

Sita 尸多尸陀 《西域记》

可见,汉语多用歌、戈韵的字(黑点字)对译梵语a,因此他认定:“……唐宋以上,凡歌、戈韵字皆读a音,不读o音。”[10]

又如“佛”的原音是buddha,最初译为“浮屠”和“浮图”,稍后译为“佛图”和“佛陀”,简称为“佛”。可见由上古直到隋唐,“浮”和“佛”仍读重唇,“佛”字当时有-t尾,比“浮”译得更为准确;汉代的“屠”“图”念d'a,所以拿来译buddha的第二音节;到了唐代,“屠”“图”不再念d'a了,所以换成陀字,不像今天普通话念t'uo。梵汉对音的研究“促使汉语音韵研究由清代学者的古韵分部转向古音音值的拟测”[11],故汪荣宝认为,“华梵对勘,尤考订古音之无上法门”[12]。

又《宋高僧传》卷五《唐京师西明寺慧琳传》曰:“释慧琳……印度声明,支那诂训,靡不精奥。……撰成《大藏音义》一百卷。”[13]黎养正序曰:“琳书既兼揽玄应、慧苑、窥基、云公四家音训,复亲承不空三藏指定梵文音义,上通秦渭,近挹隋唐,乃至西土方言,人文地理,亦皆不遗不溢,囊括群有。理事无碍,信乎无美而弗备也。”[14]可见慧琳《音义》所引《说文》,则能保存古音。此外,慧琳熟悉关中汉语,所以慧琳《音义》独取唐·元廷坚《韵英》一派的秦音,如慧琳《音义》卷首音《大唐三藏圣教序》“覆载”二字云:“上敷务反,见《韵英》,秦音也;诸字书皆敷救反,吴、楚之音也。”凡此皆可为研究古韵和音读者之助。慧琳《音义》卷五音玄奘译《大般若经》第四一五卷,四十三梵字,悉改旧文,谓奘译为边方不正之音,因此摈而不用。这是因为玄奘所学梵文为当时中天竺音系,慧琳所学则为北天竺音系(但慧琳自称为中天音),故有参差,特加改易(慧琳书对旧翻陀罗尼有梵本可考者,都重新译过。如《大般若经》护法陀罗尼,《十轮经》护国不退转心大陀罗尼,《涅槃经》波旬献佛陀罗尼等。又于《涅槃经》音义附辨悉谈十八章),这也是梵文音韵研究方面的可资之处。

早期的一些学者如高本汉、罗常培、李荣、俞敏、季羡林等在梵汉对音上都有建树;今人的研究则有徐通锵、叶蜚声《译音对勘与汉语音韵研究》[15],刘广和《东晋译经对音的晋语声母系统》[16],麦耘《利用梵汉对音构拟〈切韵〉遇流二摄元音》[17],储泰松《鸠摩罗什译音研究》声母部分/韵母部分[18],储泰松《梵汉对音与中古音研究》[19],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20]等。

如果将译经中所有对音材料进行系统研究,必将推动汉语音韵学研究的进展。

2.词汇研究价值

汉译佛经语料在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中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译经中除了佛教专用词语外,汉语日常用词十分宏富,当时产生的特有口语词以及后世袭用的新词、新义,在译经中俯拾即是。这些新词、新义辐射范围广,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有些新词、新义由于使用频率高甚至进入了基本词汇的行列。

从宏观上来说,译经词汇提供了中古时期汉语语词的词义、同义词、反义词、构词方法、词汇构成、词义演变、词汇体系发展变化等共时、历时的具体研究资料,其对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乃至对近代汉语溯源的功用自不待言,它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中古汉译佛经究竟给汉语词汇库增添了多少新词?对汉语历史词汇究竟有多大贡献?这些新词、新义通过什么途径产生?新词、新义的产生引起了义位、语义场什么样的变化?中古佛经中词义演变究竟呈现了什么样的规律?中古整个词汇系统与前比较有了什么样的发展和变化?

佛经语料的词汇研究价值在于:

1)可了解中古(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历史词汇的基本面貌,例如词汇构成、口语化、复音化、虚化等词汇新现象。

2)通过佛经常用词研究,有助于理清部分常用词的词义发展演变脉络。

3)通过专书、断代研究,可为中古汉语历史词汇学的建立奠定基础。

4)可根据佛典语料探讨并归纳汉语词汇的发展规律,丰富汉语历史词汇学理论。

5)可通过佛经材料与世俗材料相互证发,解决古文阅读中的疑难问题,使积滞一朝贯通。

如李密《陈情表》“既无伯叔,终鲜兄弟”,历来解说者把“伯叔”解为“伯父叔父”,而《六度集经》中“伯叔”屡见,卷三:“二国和睦,情过伯叔”[21];卷五:“昔者菩萨,伯叔二人,各资国货,俱之裸乡”[22];卷六:“昔者菩萨,伯叔齐志,俱行学道”[23]。这些用例中“伯”指兄,“叔”指弟,是十分清楚的。“伯叔”的兄弟义,盖从“伯仲叔季”兄弟排行而来。事实上《陈情表》中这两句说的是一个意思,属修辞上需要。[24]

6)佛经语料经过爬梳,对汉语语文辞书的编写、斠补(特别是揭示语词的源头、义项的完善和董理)大有益处,是辞书编纂的有用材料。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学者如利瓦伊琦、张锡德、张联荣、蔡镜浩、俞理明、方一新、梁晓虹、颜洽茂等人,致力于中古汉魏六朝佛经语词,包括《百喻经》《六度集经》《贤愚经》《生经》《长阿含经》等汉译佛经词汇的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些研究,有对词语的考释(如利瓦伊琦《佛经词语汇释》、蔡镜浩《魏晋南北朝语词例释》),有对译经造词法研究(如梁晓虹《论梵汉合璧造新词》/《汉译佛经中的“比喻造词”》[25]),有对佛经词义发展演变的研究(如颜洽茂《试论六朝译经中词义发展演变新趋向》/《试论佛经语词的灌注得义》[26])。有对中古佛经词汇的总体研究(如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颜洽茂《魏晋南北朝佛经词汇研究》)。这些研究,不仅解决了佛经阅读中的文字障碍,而且进一步探讨了中古汉语的一些理论问题,推动了广泛应用佛经语料研究中古汉语词汇风气的形成,对汉语史研究特别是中古汉语研究大有裨益。

如果说唐宋元诗词曲语词和变文语词的研究开创了近代汉语研究的新纪元,那么,对魏晋南北朝佛经词汇研究的兴起亦必将推动中古汉语研究的蓬勃进展。

3.语法研究价值

梁启超先生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对译经文体加以总结,而殆推语法(包括句法、词法)归纳为多,如佛经中“(一)普通文章中所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佛典殆一概不用(除支谦流之译本);……(三)倒装句法极多;(四)提挈句法极多;……(七)有联缀十余字乃至数十字而成之名词——名词中,含形容格的名词无数”[27]。

佛典汉译一方面输入了一些新的语法现象,同时发展了汉语固有的语法形式。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高名凯《汉语语法论》、潘允中《汉语史讲义·语法史》在运用现代语法理论论述中古汉语特点方面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而近二十年来,佛典材料在汉语语法史研究中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证明,研究范围涉及新兴语法成分、三身称谓词、动词、副词、助词、被动句、处置式、双宾式、梵文语法的影响等方方面面。如董琨的《汉魏六朝佛经所见若干新兴语法成分》[28],柳士镇、唐钰明、朱庆之的佛经被动句研究(《百喻经中的被动句式》/《汉魏六朝佛经被字句的随机统计》/《汉译佛典中的“所V”式被动句及其来源》)[29],俞理明的三身代词研究(《从汉魏六朝佛经看代词“他”的变化》/《从佛经材料看中古汉语人己代词的发展》/《从佛经材料看六朝时代的几个三身称谓词》)[30],此外还有凌敏的《〈百喻经〉动词研究》[31]、时良兵的《支谦译经副词研究》[32]、龙国富的《姚秦译经助词研究》[33]、刘东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助动词研究》[34]、张长桂《〈杂宝藏经〉里的V+于+N》[35]、曹广顺《中古译经中处置式》[36]、石琳的《三国佛经中的双宾句式》[37],以及孙良明《简述汉文佛典对梵文语法介绍及其对中国古代语法学发展的影响(上/下)》[38]等。

笔者也曾从中古译经中量词的发展和用法来探讨汉语数量关系的演化,发现佛经的语料反映当时的量词很丰富,这些材料有助于补正前贤的一些说法。如王力先生把汉语量词分为度量衡单位和天然单位两类:“第二种(指天然单位——抄者注)是东方语言所特有的,特别是汉藏系语言所特有的。”[39]试看下面的例子:

鸠摩罗什译《孔雀王咒经》:“孔雀王咒场,用牛屎涂地,用散七色花幡四十九枚,刀四枚,镜四枚,箭一百枚,弓一张,瓨七枚盛浆,黑羊毛绳十六寻,薄饼二十五番,燃七油灯,酪一器,麨浆一器,饭一器,薄饼一器,安石榴一器,花一器。”[40]

僧伽婆罗译《孔雀王咒经》:“五尺刀五口,五色幡五枚,箭二十一枚,灯二十一盏,镜五面。”[41]

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四:“王敕臣民,有得之者,赏金银各千斤,牛马各千首。”又卷六:“内藏金织成衣有千领,择取妙者来,吾欲上佛。”[42]

帛尸梨蜜多罗译《佛说灌顶经》卷九:“先王将居士往到宫中……设种种美 、金银珍宝、衣服,数通而施与之。”[43]

祇多蜜译《佛说宝如来三昧经》:“舍利弗正衣服,礼如来若干过。”[44]

释法炬译《佛说灌洗佛形像经》:“佛言,我本行菩萨道时,三十六返为天王释,三十六返作转轮圣王,三十六返作飞行皇帝。”[45]

前四例是名量词,后三例为动量词。“枚”和“口”在六朝有开放性,“镜”可说“面”,也可说“枚”;此外,“番、首、器”后世罕见,一“器”犹言一盘,“千首”就是千头。“反(返)”犹“回”,“过、通”犹“次”。

王力先生说:“范围的转移,例如‘盏’字,原先一般是用来指酒(亦作‘琖’),例如毛滂词:‘七盏能醒千日卧’。但是现在‘盏’字不再用作酒的单位词,而是用作灯的单位词了。”[46]说“现在”不确,这种转移六朝已完成,经文“灯二十一盏”可证。

当然,对中古汉语语法的研究还有待于深入与系统化,这就需要对中古佛经的大量语料进行分析,以探究汉语语法成分在汉译佛经的大背景下演变的轨迹。

4.文字研究价值

梵文与汉字分别属于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汉字是一字一个音节,一个字有时即是一个词;梵词多为一长串音节,用字母记录。佛教作为外来文化,汉语原有字库难以找出完全吻合的书写形式来表现,因而一批为翻译佛经的新造字、专用字就应运而生了。如:

梵:梵文Brahmā音译略称。《说文新附》:“梵,出自西域释书,未详意义。”《古今韵会举要》陷韵:“梵,西域种号,出浮图书,此云清净,正言寂静。”本意为清净、寂净、离欲,原指婆罗门在森林深处修行追求解脱的最高境界。后凡与印度、佛家有关的事物皆可冠“梵”字,如梵王、梵天、梵学等等。又郑珍《说文新附考》云:“汉《卫弹碑》‘梵梵黍稷’,即诗‘芃芃黍苗’之异文,知汉人书‘芃’或别从‘林’。”[47]录之备考。

僧:梵文Samgha的音译略称。《说文新附》:“僧,浮屠道人也,从人曾声。”为翻译僧团、僧侣而造的新字。

塔:梵文Stūpa的音译省略。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七:“古书无塔字。葛洪《字苑》及《切韵》:塔即佛堂、佛塔,庙也。”[48]宋释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七《寺塔坛幢篇》:“又梵名塔婆。发轸曰:《说文》元无此字,徐铉新加,云‘西国浮图也’。”[49]

魔:梵文Mara音译之略。宋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二《四魔篇》:“辅行云:古译经论‘魔’字从石,自梁武来谓魔能恼人,字宜从鬼。”[50]

懺:梵文Ksama音译之略。原为自陈己过,悔罪祈福之意。《广韵·鉴韵》:“懺,自陈悔也。”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六《再译三十五佛名经》:“懺悔,上策陷反,《集训》云:自陈过也,《韵英》云:自陈悔也。从心,韱省声也。俗从截作懺,非也。”又卷二二,《新译大方广佛花严经音义经》卷第二十五《回向品》之三:“懺,梵音也,具言懺摩,此云请忍,谓请贤圣或清净僧忍受悔过也。”[51]

曇:梵文Dharma音译的省略,意为“法”。《正字通》日部:“曇,梵音译,佛法曰曇。”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引《甑正论》上曰:“窃寻‘曇梵’二字,此土先无。《玉篇》《说文》《字林》《字统》竟无此字。”上从日,下从雲,以示佛法大如天。然《说文新附》日部:“曇,雲布也。从日、雲会意。”钮树玉《新附考》:“曇乃黕之俗字,音义并合。”今按:从以上材料看,未能确定“曇”为翻译佛经新造字,但作为译经的专用字则没有疑问。存之待考。

魏晋南北朝俗字异体“横行”。顾亭林《金石文字记》孝文皇帝吊殷比干墓文:“又考《魏书》,道光帝天兴四年(401)十二月,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余字,号曰《众文经》。太武帝始光二年(425)三月,初造新字千余,颁之远近,以为楷式。天兴之所集者,经传之所有也;始光之所造者,时俗之所行,而《众文经》之不及收者也,则知《说文》所无,后人续添之字,大都出此。”可见俗字流行之一斑,究其原因,盖由于:

(1)为适应社会各阶层的理解和接受,要求译经语言的大众化,表现在文字上,就是出现了许多“例皆浅近,惟籍帐、文案、券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的俗字。

(2)有了国家的统一才会有文字的统一。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国家分裂,地方割据,鲜有像道光帝那样做订正文字工作的,故文字的歧异必然存在。

(3)汉代隶、篆并用,通行的是隶书,但小篆不废;进入魏晋南北朝,隶、草、楷、行并行,楷书逐渐取代隶书而成为正式通用字体。在隶书变为楷书的过程中,没有统一的规范,就易于出现字形的歧异,加上《说文》的正统地位,篆形于是也入于楷书,而一些好古之士将草书特点也融入楷体,故造成字体五花八门。

(4)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主要靠手抄,由于抄经人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抄本中任意增笔、减笔、变异笔形的情况十分普遍,导致俗字大量出现,并随佛经传播而流布。同时由于“佛经”经典的地位不可动摇,最后通过版刻得以保留。如:

刘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译《五分律》卷四:“时长老伽毗,得一狭短衣,日日舒,欲令广长。”[52]

按:我们疑“”为“挽”之俗字。

译经中“勉”“免”常互用,增旁后亦仍同义,如“”与“娩”同,《改并四声篇海》女部引《余文》:“,音娩,义同”;“葂”与“莬”同,《龙龛手镜》艹部:“葂,《旧藏》作莬”;“”与“鞔”同,《龙龛手镜》革部:“,俗。鞔,正”。从语音看,《广韵》载“挽”为“无远切”,在元部,带“勉”的字也往往与“挽”音同,如“”,《龙龛手镜·宀部》:“,亡返反,引也。”“”,《龙龛手镜·宀部》:“,音晚。”以此类推,“”应为“挽”之俗字。

“”在唐宋译经中仍有用例:

(1)宋施护译《佛说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卷二:“次令弟子,以所持华鬘,于曼拏罗中。”[53]“”宋、元、明本作“抛”。

(2)唐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卷一:“准前散白芥子,四方四维上下,散竟把其石子,从东北角,尽力 石。如是四方四维上下,各 一石。”[54]“”宋、元、明本作“抛”。(https://www.daowen.com)

(3)唐般剌蜜帝译《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八:“如阴毒人,怀抱畜恶,二习相吞,故有投掷擒捉、击射 撮诸事。”[55]

据此三例,郑贤章认为“”为“抛”之俗字[56]。张涌泉在考释《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册323页《社司转帖》后附录“慈惠乡百姓汜子通欠少急用,逐雇某人。入作已后,事须兢兢,不得勉敞公状克物一斗。若勉敞入作主人已后,事须后付”中的“勉敞”一词时,也曾提及俗书“抛”字作“”等形。[57]

“”“抛”形近,偶然难免讹用,如北凉昙无谶译《佛所行赞》卷五:“弓弩 石车,飞炬独发来。”[58]此“”当是“抛”之形讹。“抛石车”是古代军中发石击敌之车,又称“车”,《正字通》车部:“车本作抛车,或作 ,俗省作炮。”

然郑氏所举例3之“”不宜当“抛”解。 、撮连言表“牵系”义,“撮”与前文“擒捉”对文表同一种行为。“撮”实即“挽撮”,《龙龛手镜》手部:“撮,又挽撮也。”如唐怀信《释门自镜录》卷下:“遣追唤寻即挽撮。四极力共诤,曰:‘我有何罪而见擒捉?’”[59]“挽撮”即下文的“擒捉”。宋子璇集《首楞严义疏注经》卷八引唐般剌蜜帝译经时“撮”即作“挽撮”:“如阴毒人,怀抱畜恶,二习相吞,故有投掷擒捉、击射挽撮诸事。”并曰:“挽撮,皆牵系罪人也,有作抛,亦字误也。”[60]

经中俗字俯拾遍是,他如:

《佛说行起形经》:酙(斟)

《佛说成具光明定义经》:啚(图)

《生经》:醼(燕)

《佛说转女身经》:曶(忽)

《五苦章句经》:鎠(钢)

《灯指因缘经》:灮(光)

《六度集经》:(窌)

《六度集经》:汫(阱)

《摩诃僧祇律》:(擆)

《楼炭经》:(漂)

《法句譬喻经》:埀(垂)

《度世品经》:(跱)

《慧上菩萨问大善权经》:(恼)

《阴持入经》:(行)

《善见律毗婆沙》:(禽)

《大智度论》:尛(么)

《大智度论》:爴(攫)

《道地经》:(瓯)

《善见律毗婆沙》:(浛)

《大乘悲分陀利经》:(卒)

《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僄)

《佛开解梵志阿颰经》:(聚)

《修行道地经》:(撑)

《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滴)

《四分律》:(侨)

《四分律》:(痔)

《菩萨本缘经》:( )

《菩萨本行经》:(炒)

《坐禅三昧经》:(倰)

《中论》:(胡)

《长阿含经》:(稴)

《杂宝藏经》:窰(窑)

《中阿含经》:(诬)

《普曜经》:(觝)

《杂阿含经》:嚊(嗅)

《正法华经》:澁(澀)

《须摩提女经》:(适)

《正法念处经》:(黧)

译经中很多字甚至有多个写法,如:

解:、 、 、

凶:、 、 、

经:経、 、 、經、

佛经文献数量巨大,其中保留的文字材料是任何其他世俗文献所无法比拟的,它给俗字研究提供了取之不竭的语料库。通过对此期佛经中一个个具体汉字形体演变的研究、俗字类型的研究、俗字造字心理的研究,将有助于建立科学、完整的汉字学体系,弥补这一阶段由于资料缺乏而带来的研究上的空白;有助于加深对汉字演变规律的认识,搞清汉字演变过程中简化与繁化相互平衡、制约的机制;有利于厘清正、俗字的语用差异;有助于提升对简化汉字的认识,为汉字进一步简化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有助于大型字典以及俗、讹字谱的编纂。

5.修辞研究价值

宣讲经义的过程,不仅仅是单方面的传授过程,也是一个感染与熏陶的过程,因此,佛陀传授教义之时,常常会使用一些积极的修辞技巧以增强语言的感染力。相比中土文献,佛经文献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使用大量的修辞手法。

我们对佛经文献稍加细分,从经、律、论三部类分别考察的话,就发现虽然佛经文献大量使用修辞手法,但它们在修辞手法的运用上存在着一些差异。这是因为在不同文体、不同类型的文献中,修辞手法的使用情况往往不尽相同。例如,在文艺文体中,比喻、夸张、排比、反复等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相当普遍,而在法律文体、科技文体中,一般较少运用修辞手法,即使运用,类型也很有限。

概括说来,经部多用譬喻、夸张、排比、反复等多种修辞手段。佛陀善用机智的譬喻导化听众,经常将深刻的哲理化为生动的譬喻,然后借由这些譬喻性的言辞或故事引导人们明白世相的真谛。佛陀这种说法方式被后来的门徒继承并发扬光大,《大般涅槃经》卷二十七甚至还总结出比喻的八种方法:“喻有八种,一者顺喻,二者逆喻,三者现喻,四者非喻,五者先喻,六者后喻,七者先后喻,八者遍喻。”[61]大乘经典中随处可见譬喻的踪影。比如关于菩提心之譬喻:

菩提心者,则为良田,长养众生白净法故。菩提心者,则为大地,能持一切诸世间故。菩提心者,则为净水,洗濯一切烦恼垢故。菩提心者,则为大风,一切世间无障碍故。菩提心者,则为盛火,能烧一切邪见爱故。菩提心者,则为净日,普照一切众生类故。菩提心者,则为明月,诸白净法悉圆满故。菩提心者,则为净灯,普照一切诸法界故。菩提心者,则为净眼,悉能睹见邪正道故。菩提心者,则为大道,皆令得入一切智城故。[62]

此段之后,经中还分别以宫殿、园观、胜宅、慈母、大王、大海、须弥山王、金刚围山、香山、宝马等等共一百多种喻体来比喻菩提心。喻体数量之多,非他经所可比拟。

经部文献尤其是大乘经善于运用大量的、极度的、反复的夸张驰骋想象、寄托玄想,呈现出浓厚的文学色彩。虽然自古以来,夸张都是一种极为常见的修辞方式。刘勰《文心雕龙·夸饰》曾云:“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但经部文献对于佛陀、诸菩萨的形象、法力、神通以及无量世界等等的描绘极尽夸张之能事,鲜有文献可以匹敌。比如:

于是长者维摩诘现神通力,即时彼佛遣三万二千师子座,高广严净,来入维摩诘室,诸菩萨大弟子,释梵四天王等,昔所未见,其室广博,悉皆包容三万二千师子座,无所妨碍。……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断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轮,著右掌中,掷过恒河沙世界之外,其中众生不觉不知己之所往,又复还置本处,都不使人有往来想。……又菩萨以一切佛土众生置之右掌,飞到十方,遍示一切,而不动本处。[63]

律部主要叙述各种律法禁戒的产生缘由与具体内容,一般采用散句平实、准确地叙事达意,不追求语言的艺术化,很少运用修辞格。出于强调语义与增强逻辑性、条理性的需求,较多地使用了反复与排比两种手法。比如《四分律》卷四十八“比丘尼犍度第十七”中叙述“八尽形寿不可过法”,为强调“如此法应尊重、恭敬、赞叹,尽形寿不得过”,每一法后都要重复一遍:

佛告阿难:“今为女人制八尽形寿不可过法,若能行者,即是受戒。何等八?虽百岁比丘尼,见新受戒比丘,应起迎逆礼拜,与敷净座请令坐。如此法应尊重、恭敬、赞叹,尽形寿不得过。阿难,比丘尼不应骂詈比丘、呵责;不应诽谤言:破戒、破见、破威仪。此法应尊重、恭敬、赞叹,尽形寿不得过。阿难,比丘尼不应为比丘作举、作忆念、作自言,不应遮他觅罪、遮说戒、遮自恣;比丘尼不应呵比丘,比丘应呵比丘尼。此法应尊重、恭敬、赞叹,尽形寿不得过。式叉摩那学戒已,从比丘僧乞受大戒。此法应尊重、恭敬、赞叹,尽形寿不得过。比丘尼犯僧残罪,应在二部僧中半月行摩那埵。此法应尊重、恭敬、赞叹,尽形寿不得过。比丘尼半月从僧乞教授。此法应尊重、恭敬、赞叹,尽形寿不得过。比丘尼不应在无比丘处夏安居。此法应尊重、恭敬、赞叹,尽形寿不得过。比丘尼僧安居竟,应比丘僧中求三事自恣,见、闻、疑。此法应尊重、恭敬、赞叹,尽形寿不得过。”[64]

此段利用反复陈说的方式,对“此法”的重要性不断加以强调,可起到突出强化语义、加深听众印象的作用,如果去掉反复的句子,平铺直叙,便平淡无奇,难以达到突出、加深的表达效果。

论藏以阐明与论证某种深刻的佛教义理为主要内容,文字抽象谨严,逻辑性强,容易流于枯燥乏味。然而,适应内容表述的需要,论中也适当地运用了一些修辞技巧,较为常见者是排比、譬喻两种修辞手法的运用。

结构相同、语气一致、节奏鲜明的排比句式具有特定的文体效果,用以叙事集中透彻,用以说理条分缕析,用以抒情气势壮阔。各《论》中较多地运用了排比的修辞手法,使道理的阐释更为集中、透彻、严密。比如《大智度论》卷十三“释初品中尸罗波罗蜜”,解说“破戒人罪”,连续排比了23个譬喻:

破戒之人,人所不敬,其家如冢,人所不到。破戒之人,失诸功德,譬如枯树,人不爱乐。破戒之人,如霜莲华,人不喜见。破戒之人,恶心可畏,譬如罗刹。破戒之人,人不归向,譬如渴人,不向枯井。破戒之人,心常疑悔,譬如犯事之人,常畏罪至。破戒之人,如田被雹,不可依仰。破戒之人,譬如苦瓜,虽形似甘种而不可食。破戒之人,如贼聚落,不可依止。破戒之人,譬如大病,人不欲近。破戒之人,不得免苦,譬如恶道难可得过。破戒之人,不可共止,譬如恶贼难可亲近。破戒之人,譬如火坑,行者避之。破戒之人,难可共住,譬如毒蛇。破戒之人,不可近触,譬如大火。破戒之人,譬如破船,不可乘度。破戒之人,譬如吐食,不可更啖。破戒之人,在好众中,譬如恶马,在善马群中。破戒之人,与善人异,如驴在牛群。破戒之人,在精进众,譬如儜儿在健人中。破戒之人,虽似比丘,譬如死尸在眠人中。破戒之人,譬如伪珠在真珠中。破戒之人,譬如伊兰在栴檀林中。[65]

此段将譬喻与排比的修辞手法结合起来,以形式上的整齐,表意的具体形象,取得了酣畅淋漓、表意充足的修辞效果。

佛经材料中的修辞大抵如此。近现代修辞研究者,较少措意于佛经材料,为我们留下大可开垦的余地,例如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材料研究翻译佛经中修辞的结构、修辞的技巧(音韵修辞:节奏、复重、错落,词汇修辞:异义、双关、节缩,语法修辞:删减、省略、繁复等)、特殊的辞格,乃至佛经翻译中文、质之争所反映的修辞思想,以及佛经修辞对汉语修辞的影响等等。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