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研究价值
1.文献校勘的价值
佛经的众多版本,为文献校勘提供了可能。
如《大正藏》以高丽本为底本,同时收集各版本异文,在同页标出。如果我们在征引《大正藏》时,轻信高丽本语料,而忽略了其他版本,就会失去比勘、抉择正确语料的机会。如唐贤清在阐释双音词“相互”的演变时曾说:“‘相互’是先见于佛教文献(共出现7例),再见于中土文献。”[66]所举之例有后汉昙果共康孟详译《中本起经》:“所乘象马,四脚布地,而作鸟鸣,相互占曰,余皆得道,二人不吉。”[67]事实上,唐氏此例未截取完整,丢了主语,又被《大正藏》断句所误导,且忽略了版本异文,亦未结合其他如类书等可资借鉴的材料。目初及之,极易让人觉得“相互占曰”的动作发出者为“所乘象马”,而“曰”后内容又让人颇为费解。
首先,此句需补上前语“衢和离身”,当为:“衢和离身所乘象马,四脚布地,而作鸟鸣。相互占曰:‘余皆得道,二人不吉。’”而“相互占曰”句实存异文,其中“互占”宋、元、明本作“工瞻”,即“相工瞻曰”,此于文义甚通。“相工”义为“以相术为业之人”,汉时中土文献已不鲜见,《史记·张丞相列传》:“韦丞相贤者,鲁人也。……有相工相之,当至丞相。”[68]译经中作“工相”,义同,如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三:“王命工相相其贵贱。师曰:‘必有圣嗣传祚无穷。’”[69]西晋聂道真译《异出菩萨本起经》:“王闻道人所言,即为太子选择国中名倡妓,……王深知道人、工相人。王即为太子更治宫室门户垣墙,皆令完坚。”[70]而“瞻”通“占”,即“占卜”义。
我们再比较梁时《释迦谱》《经律异相》两部佛学类书,梁僧祐撰《释迦谱》卷二《释迦从弟调达出家缘记第十》载:“衢和离所可乘象,四脚布地而作鸟鸣。相工占曰:‘余皆得道,二人不吉。’”梁宝唱编《经律异相》卷七《调达出家九》载:“瞿和离所乘之马,四脚布地而作鸟鸣。相工占之:‘余皆得道,二人不吉。’”[71]宝唱所载即出《中本起经》,这为此处实为“相工”的铁证。“之”则复指前文言及的“瞿和离所乘之马,四脚布地”这件不吉利之事。
碑文中“工”字形为“
”,与“互”形近,译经中,“工”讹为“互”的情况并不鲜见。胡敕瑞通过比勘后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前秦昙摩蜱共竺佛念译《摩诃般若钞经》两部异出经,发现《摩诃般若钞经》中“工”讹为“互”:
《摩诃般若钞经》卷五《蜜远离品》第十一:“或时麻油不涂身,或时声好,或时互谈。”[72]
胡氏认为:“或时互谈”似当作“或时工谈”,支谶本相应对译作“或时麻油不涂身,或时语声好,或时巧谈语”[73]。“巧谈语”犹“工谈”;且圣本亦作“工谈”,足证“互”乃“工”字形误。[74]
这样,《中本起经》中的“相互”这一段语料就不能作为确切的例证。
翻译佛经语料在汉语史研究中已被越来越多地征引,但需要认真比勘后择用。《中本起经》中“相工”被误作“相互”,便是很好的例证:翻译佛经拥有众多版本,版本间大相径庭的记录,往往是最具价值的部分;相关的类书所引的材料,也是重要的旁证,征引《大正藏》时,应结合这些版本异文和旁证材料。
2.同经异译——重译本的价值
所谓同经异译,是指同一部佛典存在不同的汉文译本。这种“不同”既有时代的不同,也有同一时代译者的不同,还有全译本与节译本的不同。
现存汉文大藏分量之所以宏富,重译本多是一个重要原因。梁僧佑《出三藏记集》新集条解异出经录第二云:“异出经者,谓胡本同而汉文异也。梵书复隐,宣译多变,出经之士,才趣各殊。辞有质文,意或详略,故令本一末二,新旧参差。若国言讹转,则音字楚夏;译辞格碍,则事义胡越。岂西传之踳驳,乃东写之乖谬耳。是以《泥洹》《楞严》重出至七;《般若》之经,别本乃八。傍及众典,往往如兹。”[75]其实,造成经本重译主要有两个原因:(1)早期译经任由梵僧记忆或梵本不达,故所译仅为大经中部分章节,后来求得梵本通译大经全文,造成重译。如《华严经》的翻译,西晋时竺法护出五经:《十住道行经》1卷(今本十住品);《渐备一切智德经》1卷(今本十地品);《等目菩萨三昧经》(今本十定品);《如来兴显经》4卷(今本如来出现品);《度世品经》6卷(今本离世间品)。后来东晋佛陀跋陀罗根据支法领奉慧远之命从西域携来《华严》梵本译出《大方广佛华严经》60卷;但唐代僧人认为晋译本“处会”未备(晋译七处八会三十四品),复遣使于阗再求梵本,实叉难陀与菩提流志、义净重译《大方广佛华严经》80卷(七处九会三十九品)。于是法护所出与晋译《华严》、唐译《华严》构成重译。此即梁启超所谓:“重要经论,复译颇多。其间固有并时偶合各不相谋者,如法护、叔兰之于《大品般若》,扇多、真谛之于《摄论》,是其例也。然其大多数,则因前译有阙,或文义未周,故后人起而重理。如笈多《法华》,品增于罗什;难陀《华严》,品增于佛驮。诸如此类,不可枚举。”[76](2)译师不满前译,旨在“正误谬”,另出新本构成重译。“《罗什传》云:‘既览旧经,义多纰缪。皆由先译失旨,不与梵本相应。’《玄奘传》云:‘前代所译经教,……中间增损,多坠全言。’大抵诸大师复译之本,皆认为有再治之必要。故诸译比较,率愈后出者愈为善本。”[77]如大品《般若》,有西晋无罗叉、竺叔兰《放光般若波罗蜜经》30卷(90品),罗什认为原典来自西域胡本而非天竺梵本,译文每有不达,故重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30卷(90品)。又如真谛的不少译本,玄奘门下认为多有错误,所以玄奘大都重新译过。辛嶋静志(Seishi Karashima)讲得更加明白:“不少佛典不是一次而是多次被翻译成汉语。重复翻译的主要原因是后代的译者对以往的翻译不甚满意,于是就对它做了部分修改或者干脆重新翻译。不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初译往往难免直译,不大像汉语;也可能是因为后代人觉得古译、旧译的语言(包括当时的口语表现)较古老不易懂;也可能是因为后代的译者发现了已往的汉译和他手里的最新原典写本不一致。新译出现之后,往往取代旧译,旧译就逐渐散失。但是也有不少的佛经,它的新译与旧译都流传至今。换言之,不少汉译佛典有不同译出年代及不同译者的‘异译’。”[78]
当然,还会有其他的原因,“……因为时代不同,地域隔阂,故同一梵本,前人译出,后人未知,于是又译。也有甲地译了,未传至乙地,于是乙地又译一本。当然也有梵文传本,原来就有文偈多寡的不同,所以一译再译的情况就不断出现了。”[79]因此大藏中《放牛经》有多种译本、《顶生王经》有多种译本,大乘六大部经,如《华严》《宝积》《大集》《般若》《法华》《涅槃》均有重译本。详见附录“大乘六大部经重译本一览表”。特别是般若部经典,据王文颜统计,般若部经典在现存大藏中卷数最为繁富,计有四十三部七百七十七卷,其中玄奘所译《大般若经》600卷,是汉译大藏经中第一部大经。般若经典并非一时一人所译成,从东汉到北宋,几乎历代都有译本传世。如小品《般若》,东汉支谶有《道行般若波罗蜜经》10卷,吴支谦有《大明度无极经》4卷,西晋竺法护有《新道行经》10卷(佚),东晋祇多蜜有《大智度经》4卷(佚),苻秦昙摩蜱、竺佛念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5卷,姚秦鸠摩罗什、僧睿有《小品般若波罗蜜经》10卷,唐玄奘有《大般若经》第四分计18卷。而就译师而言,前后有支谶、支谦、康僧会、竺法护、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等三十三人参与其事,“简直可以视为所有汉译佛典译本的缩影”[80]。
同经异译对汉语史研究有很高价值。“节译本和异译本的价值在于,节译本与全本、异译本与初译本都有共同的来源(充其量原典的版本可能不同),可是译出的年代不同,译者不同,语言就会带上各自时代的特征和个人言语特征。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加以比勘,不但能够帮助确定某些疑难词语的含义,而且可以从中发现语言演变的轨迹。”[81]所以,同经异译材料在佛典校勘、词语考释、管窥语言发展和译师用语风格考察等方面都有不容忽视的作用。(https://www.daowen.com)
重译本的价值在于提供了语言比对材料。这种比对,可以是纵向的,按时代纵线排列,它可以描述语法与语词的演变;也可以是横向的,按地域分布排列,它可以描述语法与语词的差异。如前面所提的小品《般若》,前后凡九译,五存四佚。以现存五本第一品为例:
“佛命须菩提为诸菩萨演说般若波罗蜜,时舍利弗私下想:须菩提能否以自力演说,抑或承佛威神力?须菩提知其所想而曰……”
1)东汉支谶《道行般若经》
敢佛弟子所说法所成法,皆持佛威神。何以故?佛所说法,法中所学,皆有证。皆随法辗转相教,辗转相成,法中终不共诤,何以故?时而说法莫不喜乐者,自恣善男子善女人而学。[82]
2)吴支谦《大明度无极经》
敢佛弟子所作,皆乘如来大士之作,所以者何?从佛说法,故有法学。贤者子贤者女,得法意以为证。其为证者所说所诲所言,一切如法无诤。所以者何?如来说法,为斯乐者族姓子传相教,无所诤。[83]
3)苻秦昙摩蜱《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敢佛弟子所说法所成法,皆承佛威神。何以故?佛所说法,法中所学,皆有证以知,便能有所成,辗转能相成教。所以者何?怛萨阿竭所说无有异。若有仁善欲学是法,于中终不诤。[84]
4)姚秦鸠摩罗什《小品般若波罗蜜经》
佛诸弟子,敢有所说,皆是佛力。所以者何?佛所说法,于中学者、能证诸法相。证已有所言说,皆与法相不相违背,以法相力故。[85]
5)唐玄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五三八:
世尊,弟子敢有宣说显了开示,皆承如来威神之力。何以故?舍利子,佛先为他宣说显了开示法要,彼依佛教,精勤修学,乃至证得诸法实性,后转为他有所宣说显了开示,若与法性能不相违,皆是如来威神加被,亦是法性等流。[86]
就语法而言,五本皆有“敢”字,支谶、支谦、昙摩蜱本“敢”字当头显然是沿袭印度语法,虽然忠实原文,但令人费解;而罗什、玄奘本则按中土文法,合乎译文习惯。五本皆有“证”字,支谶、支谦、昙摩蜱本“证”字皆为名用,而罗什本“证诸法相”、玄奘本“证得诸法实性”皆为动用,且“证得”为动补结构,综合词义考虑,“证”由告发、检举义引申为验证、证实、证据,进而向佛教义发展,罗什本、玄奘本可证“证”字已成为佛教语,义为“参悟”“修行得道”。
从语词比较而言,五本皆有“佛”,为释迦牟尼尊称音译,而支谦本、玄奘本特标“如来”,则为佛十号之意译,而昙摩蜱本则将如来(梵文Tathāgata)音译为“怛萨阿竭”,则几同不译。又支谶本“善男子、善女人”支谦本作“贤者子、贤者女”。佛教称在家出家之男女为“善男子、善女人”,善者美也,美其信佛闻法也。所谓贤者,指“修善道,未断惑证理者”[87],称“贤者子、贤者女”,可见支谦“改胡音为汉意”而别出心裁。再如支谦本言“法意”,罗什本作“诸法相”,玄奘本则“诸法实性”(法性),而支谶本、昙摩蜱本则付阙如,当是传译不尽之弊。而比较前三本,“法意”笼统而含混,“法相”就现象而言,“法性”则从本体出发,般若传递的应是龙树的“法性”思想,故玄奘用词稍胜一筹。又玄奘本“加被”一词,当为唐时俗语,义为保佑。《敦煌变文·丑女缘起》:“丑女既得世尊加被,换旧时之丑质,作今日之面旋。”业师谓:“变文中‘加被’这个词儿,和如来发生关系的地方最多,例子不胜枚举。”[88]《汉书·高帝纪》“高祖被酒”颜师古注:“被,加也。被酒者,为酒所加被。”《广雅释诂》:“被,加也。”这个“加被”,近似于今人所谓“影响”。佛经中“加被”可为《通释》广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