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佛经语料的分期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第四章 翻译佛经语料的分期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由于古代华夏文化基本上是在没有广泛吸收其他异质文化信息和营养的特殊历史条件和相对封闭的地理条件下萌发成熟”[1],所以历代明王圣主无不认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而“蛮夷率服”“四夷来王”“四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3]就成为他们的政治理想。

早在夏商时期,就有类似四夷来宾的记载,“夏后即位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三年,方夷来宾”[4]。周朝则有“山戎、犬戎、戎州己氏、东山皋落氏、伊雒之戎、姜戎、戎蛮子、白狄、赤狄”等诸戎狄“来宾”。这些民族、部落,“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5],故译官、译人之设,应运而生。《礼记·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6],“是故《周礼》有象胥氏通六蛮语,狄鞮主七戎,寄司九夷,译知八狄”[7]。

三代以降及至汉开西域,与异族部落、外国的交通更加频繁。

据唐杜佑《通典·边防》记载,“汉时通焉”“后汉通焉”的东夷有朝鲜、马韩、倭、夫馀、高句丽、东沃沮等;南蛮有盘瓠种、板楯蛮、夜郎、滇、邛都、笮都、哀牢、焦侥、椫国、黄支;西戎则有羌无弋、湟中月氏胡、氐、楼兰、且末、杅弥、东师、龟兹、焉耆、于阗、疏勒、乌孙、姑墨、温宿、乌秅、难兜、大宛、莎东、罽宾、乌弋山离、条支、安息、大夏、大月氏、康居、奄蔡、天竺、车离、高附、大秦、朱俱波;北狄有匈奴、南匈奴、乌桓、鲜卑等。[8]

由此可见“象胥”之业在“达志通欲”、沟通语言隔阂中的作用。

佛教从公历纪元前后传入中国内地,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佛教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形态,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等众多领域,对中华文化的形成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https://www.daowen.com)

圣严法师曾说过:“佛教发源于印度,传播于世界,乃是通过各种语文的翻译介绍,而形成了佛教世界化的事实。”[9]

《佛光大辞典》“翻译”条也云:“盖佛教本源于印度,随著教义之传布与信仰人数之日增,业已超越种族,广传至其他各民族,佛教经典亦随之被译成各种语言。释尊成道后即以各地方言说法,而未采用雅语(chandas),其意在使教法普遍传布。佛陀入灭后,印度本土结集经典,主要使用梵语及巴利语(Pâli),继之乃有诸国语译之佛典出现。”[10]佛经传译过程,见图4-1。

图示

图4-1 佛经传译图

事实上,“巴利语佛经传到几国都没有翻译,二次大战后才有译本。只有传到中国的佛典立即有汉文、藏文等译本。为什么要翻译?为什么能翻译?怎样一步步发展了翻译?”[11]对于“为什么要翻译”的问题,梁启超先生一语中的:“佛教为外来之学,其托命在翻译,自然之数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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