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草创期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一、草创期

东汉译经师有迦叶摩腾、竺法兰、支娄迦谶、安世高、竺佛朔、安玄、支曜、康臣、严佛调、康孟详、竺大力、昙果等人,总译经151部237卷。

其籍贯、译经地、译经时间及译经数见表4-1。[22]

表4-1 东汉译经师

图示

说到佛经翻译的肇始,似乎离不开迦叶摩腾、竺法兰和《四十二章经》。

《汉法本内传》[23]有佛教东渐说,载迦叶摩腾、竺法兰事迹。朱士行(203—282)《经录》(一说为伪托之作)载有迦叶、法兰所译《佛本行经》五卷,《十地断结经》四卷,《二百六十戒合异》二卷,《法海藏经》一卷,《佛本生经》一卷,唯《四十二章经》存。

《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八:“《四十二章经》,一卷 后汉明帝永平十年迦叶摩腾共竺法兰于白马寺译出,出《长房录》。”[24]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云:“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以后,据比较可信的文字资料,在东汉末年以前仅有《浮屠经》的口授和译者不明的《四十二章经》的流传。”[25]“译者不明”是因为现行本署名为“迦叶摩腾并竺法兰共译”,而梁慧皎《高僧传·译经上》“摄摩腾一”称:“腾……至于雒邑,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汉地有沙门之始也。但大法初传,未有归信,故蕴其深解,无所宣述,后少时卒于雒阳。有《记》云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腾所住处。”[26]不过“《竺法兰》二”又称:“兰与摩腾共契游化,遂相随而来。会彼学徒留碍,兰乃间行而至。既达雒阳,与腾同止。少时便善汉言,愔于西域获经,即为翻译,所谓《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乱,四部失本不传,江左唯《四十二章经》今见在,可二千余言。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27]

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撰出经律论录第一:“四十二章经一卷。右一部,凡一卷。汉孝明帝梦见金人,诏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到西域,始于月支国遇沙门竺摩腾,译写此经还洛阳,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其经今传于世。”同时又注:“《旧录》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师所撰《录》阙此经。”[28]而卷六“四十二章经序第一”下又注:“未详作者。”[29]

关于《四十二章经》的真伪,近(今)人争讼纷起,二派观点针锋相对。

伪作派:

梁启超《佛典之翻译》:“四十二章经,纯是魏晋以后文体,稍治中国文学史者,一望即能辨别。其体裁摹仿老子,其内容思想亦与两晋谈玄之流相接近,殆为晋人伪托无疑。”[30]

陈垣认为“今《四十二章经》不言‘浮屠’或‘浮图’,而数言‘佛’”,故断定是后人伪造。[31]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一讲“佛学的初传”,特地撰写“四十二章经抄出的年代”一节,认定“此经是东晋初抄出的”。[32]

汉译派:

胡适《四十二章经考》:“四十二章经有汉译本,似无可疑。”[33]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三章“《四十二章经》考证”,据“汉末牟子作《理惑论》,似亦曾援用。是汉晋间固有经四十二章,为佛学界所得诵读。而最早引用本经者,则为后汉之襄楷”(襄楷《上桓帝疏》里已引《四十二章经》经文),认为“后汉时已有此经,实无可疑”,该经应有两个译本,“其一汉译,文极朴质,早已亡失。其一吴支谦译,行文优美,因得流传”[34]。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三章“东汉三国时期的佛教”介绍汉译佛经概况:“《四十二章经》虽不能确定译本原著,但恰足以证明它是早期翻译。它是在汉地早期流行的佛经之一。”[35]

季羡林《浮屠与佛》一文则赞同汤氏的推测:《四十二章经》有前后两个译本,“浮屠”来源于印度古俗语,“佛”则来源于吐火罗文。汉译本译自印度古代俗语,《理惑论》里“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的记载是“很可靠的”(这部书从印度传到大月支,来不及译出,就给中国使者抄了来);而第二个译本是支谦译本,它是译自中亚语言的。襄楷引的当为第一个译本。[36]

根据以上材料分析:就译人而言,《梁僧传》一谓腾“无所宣述”,又谓“有《记》云”腾译,或谓兰译,《祐录》谓腾译又注“阙此经”“未详作者”,可见译人无定说;就译地而言,《僧传》谓洛阳出经,《祐录》谓译于月氏还洛阳,则译地无定说;就译名而言,《祐录》谓《孝明皇帝四十二章》,今传为《四十二章经》;隋二种《众经目录》、牟子《理惑论》均称译经四十二章。可见译名也无定说。至于近(今)人之争,各有所据,但结论未能做到坚确不拔,且缺乏翔实可靠的资料支撑,故《四十二章经》真伪问题,只能存疑。[37]

早期译经“草创”表现为:(https://www.daowen.com)

1.译经多凭口诵,间据原本

《分别功德论》卷二云:“外国法师徒相传,以口授相付,不听载文。”[38]《魏略》谓“秦景宪从月氏使臣口受浮屠经”,梁《高僧传》称安世高“讽持禅经”,称支娄迦谶“讽诵群经”,皆为多凭口诵之证。“口耳相传”是早期译经的基本特点。既然是“口耳相传”,就难免忘失,甚至到了成熟期,仍有忘失者。如“(符秦)僧伽跋澄讽诵此经(鞞婆沙)……经本甚多,其人忘失……”[39]“先遇西域寂志,诵出经本,后尚有数品,其人忘,但宣忆者。”[40]

然梁启超先生谓“初期所译,率无原本,但凭译人背诵而已”[41]则不确。《高僧传》载“时有天竺沙门竺佛朔,亦汉灵之时,赍《道行经》来适雒阳,即转梵为汉”[42],献帝时“沙门昙果,于迦维罗卫国得梵本,(康)孟详共竺大力译为汉文”[43],是汉时译经已有原本之证。

2.译经随分撮写,不成系统

佛译初兴,尚属私人事业,朝廷亦不加保护,译师能背诵什么就译什么、想译什么就译什么,毫无绪统可言,造成“去圣将远,凡识渐昏,不能总持,随分撮写,致来梵本,部夹弗全,略至略翻,广来广译”[44]。

《出三藏记集》卷五云:“自孝灵光和以来,……值残出残,遇全出全,非是一人,卒难综理。”[45]

以安世高、支娄迦谶为例,其所译大都是从大经之中割裂小品抽译,如安世高的《十报经》二卷出《长阿含》第九卷,《四谛经》一卷出《中阿含》第七卷,《流摄经》一卷出《中阿含》第二卷;支娄迦谶《般若道行品经》十卷出《大般若》第四会,《般舟三昧经》一卷出《大集贤护经》。

3.译经滞文格义,比况音节

由于口授译师来自西域,非娴汉言;笔受汉人又罕明梵旨,因而“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以至于“咫尺千里,觌面难通”[46]。译文往往照搬原文词序,比况梵字音节,滞文格义现象严重,如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卷一“敢佛弟子,所说法,所成法,皆持佛威神”[47],“敢”字置句首,当是纯袭印度语法,不符合既要忠实原文,又要合乎译文语言的习惯。

又常借用道家、儒家名词比附佛学概念,以迎合当时社会思潮而便于传教,如支娄迦谶把《般若经》中“真如品”译为本无品;安世高《佛说大安般守意经》卷上云:“安为清,般为净,守为无,意名为,是清静无为也。”[48]一些术语的翻译往往不确,如将“受”译为“痛”,“正命”译为“直业治”,实在令人难解;而译文中比况梵字音节的音译成分极多,如支娄迦谶为保持原本面貌,“辞质多胡音”[49]。

东汉译经的代表人物无疑是支娄迦谶和安世高,安、支二师,是我国佛典翻译的拓荒人物。梁启超《佛典之翻译》云:“清公所译,多属小乘,出《四阿含》中者居多,所言皆偏重习禅方法,罕涉理论。谶公所译,半属大乘,华严、般若、宝积、涅槃,皆有抽译。”[50]即安公所译以小乘上座部的禅法典籍为主,支氏所译则偏重大乘禅法与般若系经典。这两位译家,为我国佛教扎下大小乘教法的重要根柢。梁慧皎《高僧传》卷一本传说安清的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51]。晋支愍度评支娄迦谶云:“凡所出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存文饰。”[52]支娄迦谶和安世高所译经典数量多且影响大,但历代佛典目录记载他们所译有较大出入。

安世高译经数量:

《出三藏记集》卷二:三十四部四十卷

《历代三宝记》卷四:一百七十六部一百九十七卷

《开元录》卷一:九十五部一百一十五卷

支娄迦谶译经数量:

《出三藏记集》卷二:十四部二十七卷(一说十三部)

《历代三宝记》卷四:二十一部六十三卷

《开元录》卷一:二十三部六十七卷

《开元录》根据隋开皇仁寿二年《众经录》以及新括出别生抄经作了厘正,今以《开元录》订正为准。

安、支作为译事开山祖师功不可没,然后世颇有微词。如道安评安世高译经曰:“世高出经,贵本不饰。天竺古文,文通尚质。仓卒寻之,时有不达。”[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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