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发展期
曹魏译经师有昙柯迦罗、康僧铠、昙无谛、白延、安法贤,孙吴译经师有维祇难、竺律炎(将炎)、支谦、康僧会、支彊梁接,西晋译经师有竺法护、彊梁娄至、安法钦、无罗叉、竺叔兰、白远(白法祖)、释法立、释法炬、聂承元、聂道真、支法度、若罗严等人,总译经389部705卷。
其籍贯、译经地、译经时间及译经数见表4-2。
表4-2 曹魏、孙吴、西晋译经师

续表

此期在译经实践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住在敦煌的月支后裔竺法护,是这一时期最有成绩的译师。法护译经四十余年,译出一百多部、三百余卷,超过西晋总数一半以上,不愧为发展期的核心人物。其所译内容以大乘典籍为主,其中般若与法华类,在当时有不小的影响。我国大乘教义的最初轮廓,可以说是法护描绘的。
此外,支谦在南方(东吴)的传译,在传译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华人方面,朱士行是第一位西行求法的僧人,曾到西域觅取《般若经》原本,送回我国译出。
1.译人语言修养的提高
初期译经率凭传言外僧信口“度语”,传言外僧汉语水平低下,笔受汉人于教义又懵懂,难免“金石难和”。此期译经的胡僧梵客语言修养已非复吴下阿蒙,当刮目相看。如支谦“十岁学书,同时学者皆伏其聪敏。十三学胡书,备通六国言”[54];康僧会“笃志好学,明练三藏,博览六典,天文图纬,多所贯涉,辩于枢机,颇属文翰”[55];竺法护“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诂训,音义字体,无不备识”[56]。而译人水平的提高便使译文质量得到了保证。
2.翻译已有不少梵(胡)本可据
佛教传法,始以口耳相传。早期移译,多凭口传,梵(胡)本数量极少。中外僧侣自然不满凭记忆口传的佛学,遂有西行求法求经之举。(https://www.daowen.com)
《梁僧传》卷四,义解一晋洛阳朱士行一:“昔汉灵之时,竺佛朔译出《道行经》,即小品之旧本也,文句简略,意义未周。士行尝于洛阳讲《道行经》,觉文意隐质,诸未尽善,每叹曰:‘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发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阗,果得梵书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弗如檀此言法饶,送经梵本,还归洛阳。”[57]《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朱士行传第五作“送经胡本还洛阳”[58]。晋武之世,竺法护深感“方等深经,蕴在葱外。护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遂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遂大赍梵经,还归中夏。自燉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所获《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59]。这一段文字,《出三藏记集》卷十三,竺法护传第七作“遂大赍胡本,还归中夏。自燉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60]。
东汉至三国的佛经汉译,其原本大多由来自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地外僧及我国西部僧人介绍而来。当时根据天竺文字还是西域文字,不敢妄下断语。但据季羡林推断:“前期译成中文的佛经,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当然除了俗语或混合梵文以外,还有许多经是从中亚古代语言里转译过来的。”[61]转译的中亚西域文本即胡本,它包括用西域文字音译梵文的本子和用西域文字意译梵文的本子两类。故当时翻译每每说“译胡为汉”“译胡为秦”,即其证也。据此,朱士行所说的“梵本”,法护所获的“梵经”,应是胡本。但不管怎么说,此期翻译已有不少胡(梵)本可据,已是不争的事实。有原本的翻译,比诸无原本的翻译,“第一,有审择之余地,第二,有覆勘之余地”[62],其好处自不待言。
3.译文的汉化
“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已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从吴黄武元年至建兴中,所出《维摩》《大般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四十九经,曲得圣义,辞旨文雅。”[63]支谦的译文力图适应汉人口胃,改“胡音”为汉意(用意译取代音译),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意译为《大明度无极经》,将“须菩提”“舍利弗”等人名译为“善业”“秋露子”;并且首创合本会译(曾把《佛说无量门微密持经》和两种旧译对勘)和译文加注(为《了本生死经》作注解),其所开创的译风,促进了佛教的普及和汉化。
康僧会借用儒家经典以天人感应说解释佛教教义,又准确运用老庄典故,其“于建初寺译出众经……并妙得经体,文义允正;又传泥洹呗声,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镜》《道树》等三经,并制经序,辞趣雅便,义旨微密,并见于世”[64]。
而法护所译,涉及大乘法宝之般若、华严、宝积、大集、涅槃五大部,“(大乘)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65];竺法护作为西晋译经元勋,此期的领衔人物,其译作存真偏质,“言准天竺,事不加饰”,同时力图纠正支谦、康僧会虽不紧扣原文、注重译作辞藻文雅,然删削过多的弊病,不随意删略原文,尽可能传达原本文意。
4.翻译理论的研讨
任继愈先生指出:“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始终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66],而“直译意译之得失,实为焦点”。[67]早期佛经偏于直译,然细观世高、支谶两家译品,谶属纯粹直译,而世高则有意译色彩。可见译经之始,已隐含“文、质”对立。孙吴支谦、康僧会用意译取代音译,对解决早期直译弊病有一定的意义,应予肯定;但过分追求辞藻文雅而删略,未免有损原著面貌并失真。黄武三年(224),因《法句经》的翻译,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爆发了文、质两派的第一次争论。
“黄武三年,(维祇难)与同伴竺律炎来至武昌,赍《昙钵经》梵本。昙钵者,即《法句经》也。时吴士共请出经。难既未善国语,乃共其伴律炎译为汉文。炎亦未善汉言,颇有不尽,志存义本,辞近朴质。”[68]
支谦认为“维祇难出自天竺”,而“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嫌其辞不雅;而维祇难则认为:“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今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69]
尽管支谦开创的译风,在三国至两晋有重要影响,但也遭到后世译家激烈的批评,使文、质之争不断。僧睿谓:“而恭明前译,颇丽其辞,仍迷其旨。是使宏标乖于谬文,至味淡于华艳。”[70]僧肇则“恨支(谦)、竺(法护)所出,理滞于文,常惧玄宗,坠于译人”[71]。
这种理论的切磋、探讨乃至争论,对翻译理论的形成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