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全盛期
唐代译经师有波罗颇迦罗蜜多罗、释法琳、释玄奘、释道宣、释玄应、释靖迈、释智通、伽梵达摩、阿地瞿多、释玄恽、释彦悰、那提、若那跋陀罗、地婆诃罗、杜行顗、释复礼、释慧立、释怀素、佛陀多罗、佛陀波利、提云般若、释慧智、释明佺、实叉难陀、李无谄、弥陀山(寂友)、释玄嶷、阿你真那、释义净、菩提流志、释爱同、释慧苑、般剌蜜帝、释智严、输波迦罗、跋日罗菩提、释怀迪、释智昇、阿质达霰、达摩战涅罗、阿目佉跋日罗(不空)、般若、勿提提犀鱼、尸罗达摩、释灵邃(释圆照)等人。
其姓名、籍贯、译经地、译经时间及译经数见表4-4。
表4-4 唐代译经师表

续表

续表

唐代是我国佛教的全盛时期,佛教中国化全面完成,各宗各派林立,而佛经的翻译事业也达到了巅峰,唐代译人与出经数量,均冠于各朝各代。
在我国译经史上,东晋的法显与唐代的玄奘、义净是三大华人译师。这三位译师都曾到印度取经,也都以史地著述名扬中外。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以及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是研究印度古代史地的重要文献。玄奘无疑是此期的核心人物,其在佛经翻译史上的贡献,可圈可点,不烦赘述;而义净是我国西行求法运动的殿军人物,他在武则天时代回国,先后译书五十六部、二三〇卷。他曾与实叉难陀、菩提流志共译《华严经》(八十卷本),其中以“说一切有部”律典一类的书最多,共有十八部、约二百卷。其次,有关法相唯识类与因明类典籍也译出不少。
初唐译师之中,另有数人声名甚著:实叉难陀译出《八十华严》与《入楞伽》等经,菩提流志译出《大宝积经》等书,地婆诃罗译出《方广大庄严经》等书;而在佛教史上影响甚大而被认为是伪书的《圆觉经》《楞严经》《起信论》三书,依旧说,也都为此期译师所传译。
盛唐主要译师则有开元年间来华的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与不空。善、金二师所传的胎藏、金刚两界奠定了我国密教的基础:善无畏译出《大日经》等20余部,金刚智译出《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法》等25部,皆为密教要典。而光大此二师之学的另一大师——不空则译出《金刚顶经》等一一〇部、一四三卷,也大都为密教典籍。这些为数甚多的密典稍后东传日本,对东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成日本真言宗的诞生。
翻译的全盛期,盖有以下几个标志:
1.进入本国人主译期
此期译经师共45人,皆精通佛理,深晓梵、汉。其中外僧仍占25人,但除地婆诃罗(日照)、实叉难陀(喜学)、菩提流志、不空外,其余外僧所译,皆不足称矣。作为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玄奘大师专务翻译19年,共译经76部、1347卷,比罗什、真谛、不空所译总和多600余卷,占唐代新译一半以上。其所译比罗什觉“质”,比法护又“文”,在直译、意译之间,“运用六代以来那种奇偶正变的文体,参酌梵文钩锁连环的方式,创成一种精严凝重的风格”[100],可谓领一代译风。
2.梵本日众,译经更具计划,各宗大本皆备
玄奘西行求法凡十七年,行程五万里,经历百十国,携梵经657部(其中大乘经224部,大乘论192部,此外有上座、大众、弥沙塞、法密、说一切有部的经律论)回国;义净由海路去印度,经25年,历30余国,搜罗梵文经律论近400部;不空幼年来华,后由海路去师子国,遍游五天竺,搜集密藏及诸经论梵本凡500部。
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600卷、《阿毗达磨大毘婆沙论》200卷,著意追求经典全本;此外,实叉难陀重译了80卷本《华严经》;义净将有部宗毗奈耶11种译出,使律藏大备;菩提流志整理《大宝积经》全本49会120卷,完成《大宝积经》翻译;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传译密教,其中不空译密部经咒140余种,使密宗得以成立。
3.译场制度更为完备
始于苻秦的私立公助译场和姚秦的国立译场制度,历经沿革,此期在组织、程序方面更为健全合理。
(1)早期译场往往“译讲同施”,姚秦、北凉、东晋时,盛行译场与讲堂合而为一,法师一面传译,一面宣讲,所以整个过程有少则数百、多则数千人参加“考文详义”。入唐后,各宗派已立,经典大备,经本品质提高,故译经、讲经分道扬镳。
(2)由私译而进入译场“群译”,又由“众译”转化为“专译”——专家组成的译场,专家的组成和征召方式也相应改变。
《旧唐书·玄奘传》云:“贞观十九年……诏将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福寺翻译,仍敕右仆射房玄龄、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整比。”[101]
而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
“(贞观十九年)三月己巳,法师自洛阳还至长安,即居弘福寺,将事翻译,乃条疏所须证义、缀文、笔受、书手等数,以申留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玄龄遣所司具状发使定州启奏……
夏六月戊戌,证义大德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者一十二人至,……又有缀文大德九人至,……”[102]
这些真正的“专家型”“硕学沙门”遴选自全国各地:证义大德来自京师弘福寺、罗汉寺、实际寺、宝昌寺、静法寺、法海寺,廓州法讲寺、汴州演觉寺、蒲州普救寺、绵州振音寺、益州多宝寺;缀文大德来自京师普光寺、弘福寺、会昌寺,终南山丰德寺、简州福聚寺、蒲州普救寺、栖岩寺、幽州昭仁寺、洛州天宫寺。
(3)朝廷指派大臣协助译经。隋朝已设翻经学士之职,唐朝则指派朝臣监掌译经。据《旧唐书·玄奘传》:“显庆元年,高宗又令左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中书令来济、李义府、杜正伦,黄门侍郎薛元超等,共润色玄奘所定之经,国子博士范义硕、太子洗马郭瑜、弘文馆学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译。”[103]由于帝王无暇亲理译场事务,于是指派朝中大臣代理其事,担任“监护”“监译”、监阅并兼任润饰经文的工作。译场所须一切经费物资均由朝廷供给,“诸有所须,一共玄龄平章……令旨所须供给,务使周备”[104]。
4.列位职掌明确,分工细密
早期译场分工有主译、传言、笔受、劝助,此期则“后出转精”。
《宋高僧传》卷三论曰:“此务所司,先宗译主,即赍叶书之三藏,明练显密二教者充之。次则笔受者,必言通华梵,学综有空,相问委知,然后下笔……又谓为缀文也。次则度语者,正云译语也,传度转令生解,亦名传语……次则证梵本者,求其量果,密能证知,能诠不差,所显无谬矣……至有立证梵义一员,乃明西义得失,贵令华语下不失梵义也。复立证禅义一员……次则润文……良以笔受在其油素,文言岂无俚俗,傥不失于佛意,何妨刊而正之……次则证义,盖证已译之文所诠之义也,……次则梵呗,法筵肇启,梵呗前兴,用作先容,令生物善……次则校勘,雠对已译之文…………次则监护大使……又置正字,……”[105]
列位中,译主是全场主脑,主持译经工作;度语、证梵文、证梵义,主要职掌传译和保证待译梵文经典的准确;笔受、缀文、证文、证义、校勘,负责汉译文本的准确;梵呗,唱念译文是否便于僧侣诵读;监护,监阅译经,负责后勤保障。最后由监译大臣将新译经本呈献君王——缮写进内,然后奉旨将新译经本编入大藏——钦定入藏,完成所有这些工作后方可“解座(解散译场)”。
5.翻译理论创新
玄奘的翻译理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力主“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所谓“求真”,就是要寻求全本,绝对忠实于原典。玄奘不满旧译(不是全本、不忠实于原典),为了“具觌成言”“了义真文”[106],毅然西行求法。其二十年译经生涯以《瑜伽师地论》《俱舍论》《大般若经》为重心,而此三部经典早已有旧译本流通。如奘师所译《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八十万字,旧译本有北凉昙谶译《菩萨地持经》十卷九万字、刘宋求那跋摩译《菩萨善戒经》九卷、梁真谛译《决定藏论》三卷二万字,都只属于该论的一部分。对于皇帝要求“无者先翻,有者在后”[107],玄奘认为:“《发智毘婆沙论》(即《阿毗达磨大毘婆沙论》)有二百卷,此土先唯有半(苻秦僧伽跋证译《鞞婆沙论》十四卷,十五万字;北凉浮陀跋摩译《阿毘昙毘婆沙论》六十卷,五十八万字),但有百余卷,而文多舛杂,今更整顿翻之……此《论》于学者甚要,望听翻了,余经论有详略不同,及尤舛误者,亦望随翻。”[108]他把“求真”(寻求全本、厘定“详略不同”“尤舛误者”)作为主要的理论追求。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载,皇帝问:《金刚般若经》“未知先代所翻,文义具不?”奘师认为:“今观旧经,亦微有遗漏。据梵本具云能断金刚般若,旧经直云金刚般若。”“又如下文,三问阙一,二颂阙一,九喻阙三。”他认为“金刚般若”和“能断金刚般若”的含义完全不同,必须以梵本订正旧经“失、阙”的弊病。[109]
所谓“喻俗”,就是通俗易懂。印度柏乐天(P.Pradhan)有《伟大的翻译家玄奘》一文,论述玄奘运用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翻译技术,“把原文读熟了,嚼烂了,然后用适当的汉文表达出来”[110]。
二是“五种不翻”。“唐奘法师明五种不翻:一、秘密故,不翻,陀罗尼是。二、多含故,不翻,如薄伽梵,含六义故。三、此无故,不翻,如阎浮树。四、顺古故,不翻,如阿耨菩提,实可翻之,但摩腾以来存梵音故。五、生善故,不翻,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令人生敬,是故不翻。”[111]
此为玄奘根据翻译实践,总结出五条音译的基本原则,故其所音译的佛教名相,较前人更为准确。
6.佛教经录和佛典注疏等撰述宏富
经录在此期有很大的发展。
唐开元前众经目录有:道宣《大唐内典录》十卷,静泰《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五卷,靖迈《古今译经图纪》四卷,明佺等《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十五卷。
唐开元间众经目录有:智昇《续大唐内典录》一卷、《续古今译经图纪》一卷、《开元释教录》二十卷,玄逸《大唐开元释教广品历章》三十卷。
唐贞元间众经目录有:圆照《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三卷、《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三十卷。
其他撰述:
纂集类有唐道世《法苑珠林》一百卷。
音义类有唐玄应《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唐慧苑《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二卷,唐慧琳《一切经音义》一百卷。
习梵类有唐义净《梵语千字文》一卷,唐全真《唐梵文字》一卷,唐礼言《梵语杂名》一卷,唐僧怛多蘖多等《唐梵两语双对集》一卷,唐智广《悉昙字记》一卷。
护法类有唐道宣《广弘明集》三十卷,唐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四卷,唐法琳《辨证论》八卷。
地志类有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唐道宣《释迦方志》二卷。
五、结束期
据《至元录》记载,唐贞元五年(789)至宋太平兴国七年(982),译经事业完全中断。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朝代更迭,战乱频仍;另一方面则是这一期间经历了两次法难,一是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废佛,一是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废佛,给译经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宋太祖黄袍加身后,采取了鼓励佛教的政策,对献经者予以赏赐,对求经者予以资助。乾德三年(965)释道圆从西域回国,献梵经四十二夹,太祖赐以紫衣器带;乾德四年(966)释行勤等157人请求去西域取经,太祖各赐钱三万。于是内廷所存梵夹达千百数,使译经事业继续了百余年。据吕澂《宋代佛教》,太平兴国七年(982)起恢复译经,到天圣五年(1027)共译出五百余卷,其后因缺乏新经梵本,译事断断续续,直至政和元年(1111)基本结束。
佛典翻译事业的结束,大致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这个时期印度佛教已衰落,逐渐为印度教取代,佛教没有新的经典问世,也即已无梵本新经可供输入。二是隋唐以后,佛教已完全中国化,尤其唐以禅宗独盛,此宗主张“不立文字”,客观上也对译经事业产生一定影响。
译人:期间可考的译家15人,即法天(译经年代974—1001)、天息灾(980—986,后改名法贤,987—1000)、施护(980—1017)、法护(中印人,980—983)、法护(北印人,1006—1056)、惟净(1009—?)、日称(1056—1078)、慧询(1068—1077)、绍德(1068—1077)、智吉祥(1086—1093)、金总持(1095—1112)、天吉祥(1095—1112)、相吉祥(1095—1112)、律密(1095—1112)、法称(1095—1112),译经总数284部、758卷,以密教经典居多。
译场:太平兴国五年,宋太宗建太平兴国寺,并在寺西侧建译经院,重振译经事业。太宗赐印僧天息灾为“明教大师”,法天和施护为“传教大师”,主持译场。
宋代译场制度因袭唐代,“列位”大致相同,正中译经堂,东首润文堂,西首证义堂。译场的布局见图4-2。

图4-2 宋太平兴国寺译经院座次图[112]
据《佛祖统纪》卷四十三记载,“列位”和职掌为[113]:
一、译主,正坐面外,宣传梵文。
二、证义,坐译主左,与译主评量梵文。
三、证文,坐译主右,听译主高读梵文,以验差误。
四、书字梵学僧,审听梵文,书成华(梵?)字。
五、笔受,翻梵音成华言。(https://www.daowen.com)
六、缀文,回缀文字,使成句义。
七、参译,参考两土文字使无误。
八、刊定,刊削冗长,定取句义。
九、润文,于僧众南向设位,参详润色。
十、梵呗,验唱已译经文。
宋代凡主译僧人均授以试光禄鸿胪卿或少卿官衔,到神宗元丰三年(1080)取消;凡授试光禄鸿胪卿者改赐“译经三藏大法师”,授少卿者改赐“译经三藏法师”。宋初先后参加译经的官员,担任润文官的有赵安仁、杨亿、李维等人,担任译经使的往往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译经理论:
有宋一代,译场组织虽极完备,译经数量也接近唐代,但质量上却无法与唐代相较。虽译经之业衰微,然此期赞宁综合检讨前代译经实践后形成的译经理论颇值一提。
《宋高僧传》卷三曰:“逖观道安也,论五失三不易;彦琮也,籍其八备;明则也,撰翻经仪式;玄奘也,立五种不翻,此皆类左氏之诸凡,同史家之变例。今立新意,成六例焉。谓译字译音为一例,胡语梵语为一例,重译直译为一例,粗言细语为一例,华言雅俗为一例,直语密语为一例也。”[114]
下面试分解“六例”。
第一,则为四句:
一、译字不译音,即陀罗尼是。(即玄奘五不翻第一种“秘密故”,即用汉字注梵音法)
二、译音不译字,如佛胸前卐字是。(印度吉祥标志,称“万”)
三、音字俱译,即诸经律中纯华言是。(具备汉字形、音、义的经典译文)
四、音字俱不译,如经题上
二字是。(具备形、义而无“音”的符号)
第二,胡语梵言者:(言汉译佛典的文字内容来自纯梵语、胡语、胡梵夹杂语、纯华言)
一、在五天竺,纯梵语。
二、雪山之北是胡。(喜马拉雅山之北为胡语)
三、亦胡亦梵。(胡梵夹杂的语言)
四、二非句,纯华言是也。(纯华言所指为何,未详。可能指用汉地原有语言翻译)
第三,重译直译者:
一、直译,如五印夹牒直来东夏译者是。(指印度梵本)
二、重译,如经传岭北、楼兰、焉耆,不解天竺言,且译为胡语。(指西域胡本)
三、亦直亦重,如三藏直赍夹牒而来,路由胡国,或带胡言。(指胡梵夹杂本)
四、二非句,即赍经三藏,虽兼胡语,到此不翻译者是。(也属直译,意指西域译经师依梵本翻译而不掺杂胡语)
第四,粗言细语者,声明中,一苏漫多,谓汎尔平语言辞也;二彦底多,谓典正言辞也。佛说法多依苏漫多……(说明天竺梵本有“粗、细”——相当于华夏俗、雅——之分。实际上反映了部派佛教情况)
一、是粗非细,如五印度时俗之言是。
二、唯细非粗,如法护、宝云、奘师、义净……用中天细语典言而译者是。
三、亦粗亦细,如梵本中语涉粗细者是。
四、二非句,阙。
[佛教是平等的宗教,信徒遍及四大种姓,从普及佛教而言,应用各种语言来阐明教义,史称佛祖具备64种语言相,圣语(细语)、俗语(粗言)传教皆可,“听随国俗言音所解,诵习佛经”[115]]
第五,华言雅俗者,亦云音有楚夏同也,且此方言语,雅即经籍之文,俗乃街巷之说,略同西域,细即典正,粗即讹僻也。
一、是雅非俗,如经中用书籍言是。(中国古代文籍中用过的文字,以经书、子书为主)
二、是俗非雅,如经中乞头、博颊等语是。(社会上通俗语言:乞丐、打耳光)
三、亦雅亦俗,非学士润文、信僧执笔,其间浑金璞玉交杂相投者是。(由学养不深的沙门或信徒笔受,内中夹杂方言俗语)
四、二非句,阙。
(分别汉译佛典为雅、俗、亦雅亦俗三类)
第六,直语密语者。二种作句,涉俗为直,涉真为密,如婆留师是。
一、是直非密,谓婆留师翻为恶口住。(直语指就梵文字面意义翻译)
二、是密非直,婆留师翻为菩萨所知彼岸也。(密语指就梵文含义翻译)
三、两亦句,即同善恶真俗,皆不可亲近故。
四、二非句,谓除前相故。
同文中,赞宁还认为不能随意借用俗语、经典语,“糅书勿如无书,与其典也,宁俗。傥深溺俗,厥过不轻,折中适时,自存法语,斯谓得译经之旨矣”[116]。
他心目中理想的译经体,当为罗什所译《法华》,“依实出华”而又“有天然西域之语趣”,“可谓折中”矣[117]。
宋以降,译事凋零,已不足称矣,然检《僧传》,译事犹有余绪可言。
元代:
“(癹思八)旋又西归,至元十一年(1274)复专使迎还,岁杪抵京。……三藏沙罗巴,译而行之。”[118]
“佛智三藏……总丱之岁,依帝师癹思巴,薙染为僧,通诸部灌顶之法。世祖受教于帝师,锐意翻译,师与参译语,辞致明辩,允惬上意。诏赐大辩广智法师。论者谓:季叶以来,译场久废,能者盖寡,岂意人物凋残之际,乃见公乎?观其所译,可谓能者哉!”[119]
“法祯字蒙隐……然气羸疾瘵,每病则濒死……父母舍之出家,事退庵天公大讲师落发。十七入讲肆,通经论大旨……延祐丙辰(1316),被旨即庆寿开堂,移易州之兴国。逾年,两奉诏,翻译《菩提行释论》二十七卷。西夏僧慧澄译语,师笔受缀文,一言三详……至元丙子(1276),被两宫诏旨,主城南大竹林;至正戊子(1348),诏重译《菩提行颂文》,陛见于大口行宫。”[120]
“释智慧者,旧传甘泉马蹄山僧也……慧善梵书,与西来诸僧同译《文殊利发菩提心愿文》,乃巴看落目瓦所传也。又译《圣妙吉祥真实名经》一卷。……又广福者,未详何许人,译《密迹力士大权神王经偈颂》一卷,都一百七十五赞。又安藏者,仕至翰林学士,雅好佛乘,兼习梵文。延祐七年(1320)十月庚申,奉敕译佛经。所译《圣教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三纸二十二像,前有七言颂,后有结偈真言,文词警醒,令人起信。又逸林者,世祖时尝命译《药师坛法仪轨》,将为天下消八苦之灾。……”[121]
“释沙啰巴,西国积宁人……善吐蕃音,说诸妙法,兼解诸国文字。后因迦啰思巴帝师荐于世祖,命译中国未备显、密诸经各若干部。……所译之经,朝廷皆为刊行。”[122]
“释弘济……幼孤,从里中宝积寺舜田满出家。……高昌总统有有般若空利者,每谓学兼华梵,出入经论,世无能敌。用其国语与济共译《小止观》,文采焕发,高昌为之赧然。盖济与相处既久,习其梵音而义理通澈,涵泳胸中,故从事翻译,人以为艰者,济则有余裕焉。”[123]
明代:
“具生吉祥大师,梵名板的达撒哈咱失里,中天竺迦维罗国人……国初振锡而东。……洪武七年,上闻之,诏住蒋山。……有《示众语》三卷,并译《八支戒本》,传于世。”[124]
“释宗泐,字季潭……有明戡定,佛学更兴。……以泐文学畅懋,禅理洞悉,命往西域搜求遗经。遂辞丹阙,不惮烦疲,冒渡流沙,竟达天竺。泐机才敏悟,声入心通,少时便习梵音,能晓呗谊,翻译《文殊》等经而还。今所传者即其本也。”[125]
“智光,字无隐,……十五辞父母出家,寻礼西天迦湿弥罗国板的达萨诃咱释哩国师,传天竺声明记论之旨。……太祖高皇帝闻其名,召至钟山,命译其师板的达《四众弟子菩萨戒》,词简理明,众所推服。……师于教义,精达深奥,所译显、密经义及所传《心经》《八支了义真寔名经》《仁王护国经》《大白伞盖经》并行于世。”[126]
有清一代:
仍有译经遗迹,如
“释老藏者,即阿王老藏,燕京西山之喇嘛也。……及顺治己亥,藏果以兼通梵汉,膺选乘传,上主五台,总理番汉经典,旧时所译,多所订正。”[127]
宋以后,中土佛经翻译不惟汉译,且有译成僰语、西天字、西番字、满文者。
“释雄辩,赐号洪镜,……既归,取《圆觉》诸经及《摩诃衍四绝论》翻以僰语,反复论辩,曲尽幽微而词旨浅近,近于俗说,故其书盛传,习者益众。……所译经论,多僰人语言,华俗不晓,故不流入中土。今虽有传书,罕见善本。”[128]
“必兰纳识理者,初名只剌瓦弥的理,……长能贯通三藏及诸国语。……皇庆中(1312—1313),命翻译诸梵经典。”[129]检《元史·释老传》:“其后又有必兰纳识里者,初名只剌瓦弥的理,北庭感木鲁国人,幼熟畏兀兒及西天书,长能贯通三藏暨诸国语。大德六年奉旨从帝师受戒,于广寒殿代帝出家,更赐今名。皇庆中命翻译诸梵经典。……译经汉字则有《楞严经》,西天字则有《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经》《大涅槃经》《称赞大乘功德经》;西番字则有《不思议禅观经》,通若干卷。”[130]《新续高僧传四集》卷二有《元燕都广寒院沙门释识理传》,记载大同小异。
“释克冏者,章嘉呼土克冏也,西藏人。……世宗在藩邸时,倾心仰慕,……为造善因寺居之,恩礼有加。纯庙登极,膺诏入京,翻译大藏中一切咒语,以满文、汉字、梵书三体并列,使读者了然,不限方域,刊入藏经,用广流传。”[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