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佛经语料文献整理的必要性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一)翻译佛经语料文献整理的必要性

中国佛教的翻译事业,自后汉至元代绵延一千一百多年,事实上从东汉明帝到有清一代,历代都有译事存在,成绩可观:佚失不计的话,宋元明清译成汉文的入藏佛典大约有两千多部,六千万字左右,如加上各藏特有经卷,则总数达四千多种。现存的这四千余部左右的佛书,有全译本,有浓缩式的节译本,也有单译一部分的抽译本;有原本部帙较大的广本,也有原本篇幅较小的略本;因此各书内容长短不一,长的像《大般若经》有六百卷,约有五百万字,短的则少到二百余字。问题还在于:

1.译人情况十分复杂。

佛经翻译活动历时长久,其间有中外缁素200余人主持其事。据《开元释教录》,“自后汉孝明皇帝永平十年岁次丁卯,至大唐神武皇帝开元十八年庚午之岁,凡六百六十四载;中间传译缁素总一百七十六人。所出大小二乘三藏圣教及圣贤集传,并及失译总二千二百七十八部,都合七千四十六卷”[1]。其中东汉译经师12人,曹魏5人,孙吴5人,西晋14人,东晋16人,苻秦6人,姚秦5人,乞伏秦1人,前凉1人,北凉9人,刘宋22人,萧齐7人,萧梁8人,元魏12人,高齐2人,宇文周4人,陈代3人,隋代9人,唐代至开元十八年38人。唐开元十八年以后为7人,宋代有15人,元及以后则不足称矣。这二百多人仅是主持,参与其事的当远远大于此数。这些外国主译有的来自印度,有的来自中亚诸国;而中国主译,有的有留学取经经历,有的则无;他们中的不少人生卒年不详,何时来华不详,知识背景不详,译经事迹(译经年代、出经经过)不详,这诸多“不详”,也是造成经录中大量“失译”现象存在的原因。

2.译经形式十分复杂。

关于佛教译经的方法,从形式上看,大概有四种形式[2]:

第一种,是略抄式的翻译方法。古代经录中,已有许多所谓抄《华严经》,或抄《维摩经》的部类,即将已译的经典择要抄录而成。也有在翻译的时候,略抄原典的重要部分而成,如《四十二章经》。《开元释教录》卷一说:“旧录云:此经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孝经》十八章。”[3]在原始译经时代,这种情况必定是存在的。

第二种,是整文式的翻译方法。这是重译已经译过的经典常采用的方法。重译的原因,是因为译经依据的原典问题,原典有胡本、梵本、天竺部派本的区别,有全不全的区别;或是因为不满前译经典,旧译本未将经典的意旨正确传译,旧译本的语汇没有准确传达出佛学概念,旧译本不是全本,仅抽译或节译原典的片段等等。[4]然而其中的某一部分,假如前译的文字已经妥帖,抄袭前译也是有的。如《添品妙法莲华经》,就有一字不改地抄袭罗什所译部分的例子。

第三种,可称为撰述式。在经录中,有许多被称为疑似经或疑伪经的经典。这些经典看来像从原文译出,其实并无梵本原典,而是“冥授”(从译者的梦中产生)或者纯粹伪造。疑伪经中,所述多与道教及儒教有关联。如晋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伪造了一部《正化内外经》(俗称《老子化胡经》),说老聃死后生于天竺为佛,孔子是老子的学生,释迦牟尼是老子的转世化身,来提升道教的地位。后来佛教有意附会,造《清净法行经》,以老子、孔子、颜回三圣,为佛遗于震旦的摩诃迦叶等三弟子的再生,来加以反驳。宋朝朱熹说《楞严经》是中国人伪造的,近代日本学者也有说《大乘起信论》是中国的撰述而非择自印度的原本。总之,都属于撰述式。

第四种,可称为对译式。大多数的经典依此方法而出。只是这种翻译,是应逐语直译呢?还是应达意意译呢?前者重视辞句的完整,以表现原文的真正意义。认为辞句的琐细应予以特别注意,在深远幽微的教义上,有时一毫之差常会有千里的悬隔。代表这种态度的是玄奘法师,他认为此前中国虽已译了许多经典,但那些微妙的教理只是达意的翻译,未能充分地诠显。但若为辞句所害而难充分表现原意,自不能尽翻译的职责。后者着重表现原文的意义,而不拘泥辞句的末节。译家巨擘罗什最能代表这种态度。但如果只求原文的意义通畅,随意割爱辞句,结果也不是忠实于原文的态度。

3.译本情况十分复杂。

前文已经说过,翻译佛经本身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体系。翻译活动从草创、发展到成熟、全盛,译人从无序的“部夹弗全,略至略翻,广来广译”[5]到有序、系统,从私译到“官写”以至版本众多,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也是造成“庞杂”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经典屡经散灭,造成卷帙参差。据有关记载,中国佛教历经“三武一宗”四次“法难”。法难时期,往往经典散失,经像凋零。如“会昌季年,武宗大翦释氏”,“容貌于土木者沉诸水,言词于纸素者烈于火”,“焚撤书像,殆无遗者”,以至于后来求购释氏遗文时,“至释祠不见焚而副剩者”[6]。日本遣唐僧圆仁也有相应记载:“有敕焚烧佛教经论、幡盖,及僧衣物、铜瓶、碗等,焚烧净书(尽)。有违者便处极法。”[7]二是相较于数量庞大的翻译佛经,早期的佛教目录学似不够完备,造成统计失度,记录不全;遗漏的、滥收的当不在少数。如《祐录》“大小雷同,三藏糅杂,抄集参正,传记乱经,考括始终,莫能通决”,《房录》“三宝共部,伪真淆乱,自余诸录,胡可胜言”。[8]故唐智昇说:“自梵经东阐,年将七百,教有兴废,时复迁移,先后翻传,卷将万计。部帙既广,寻阅难周,定录之人,随闻便上,而不细寻宗旨”[9],遂造成有译有本、有译无本、失译有本、失译缺本,支派横行、异译繁重、伪妄乱真等种种复杂情况,其显著者表现有二:

(1)异出、别生“繁重”。

现存大藏经卷帙为何如此繁富,与异出、别生不无关系。

“异出经者,谓胡本同而汉文异也,梵书复隐,宣译多变,出经之士,才趣各殊,辞有质文,意或详略。故令本一末二,新旧参差。……是以《泥洹》《楞严》重出至七,般若之经,别本乃八。傍及众典,往往如兹。”[10]据《开元释教录》,汉译本《长阿含经》全本有三十经二十二卷,为姚秦罽宾沙门佛陀耶舍所译;而三十经中有十九经重译,其中《世纪经》重译六次,《大本经》《游行经》《散陀那经》《善生经》重译五次,《大缘方便经》《释提桓因问经》《大会经》重译四次,《弊宿经》《阿摩昼经》《梵动经》《沙门果经》重译三次,《典尊经》《阇尼沙经》《小缘经》《转轮圣王修行经》《众集经》《十上经》《自欢喜经》重译二次。而重译时代始于后汉终于赵宋,参译大师达二十余人,经卷数量不及计存佚有九十余卷,约为全本四倍之多。由此可见重译异出之一斑!可以这么说,但凡重要佛典,没有不重译的。

别生经则指大部经中抄出部分经文或别出抄译而成者,又称支派别行经、支流出生经、支派经。这是因为法门浩瀚、典籍纷纶,后人为随机说法化度众生,应物施缘而设,故多随己意删略、取舍,也即于大部经中抄出别行,或持偈句,以成卷部。如《净行品经》《大般若第二会经》《菩萨地持戒经》等皆是。又如后汉支娄迦谶所译《兜沙经》一卷,相当于《六十华严》中之“如来名号品”及“如来光明觉品”;吴支谦所译《菩萨本业经》一卷,相当于《六十华严》之“净行品”及“菩萨十住品”:此二经皆可视为《六十华严》之别生经。

重译本丰富了汉文大藏经的分量,为中国佛教学者研习佛经提供了对照比较的参考价值,对佛经的集成“有正面的贡献”。[11]从汉语史研究角度来说,将不同时代、不同译人的重译经文,按照时代加以排列比对,就可以发现它们的“翻译词语”“语法句式”会有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往往反映了汉语的历史演变,就这一点来说,重译本是有价值的。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异出”“别生”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有数种不同异译者,有数种译本皆仅译原本之一部分者;有同本同名者,有同本异名者……像支派别行的“别生经”,若不加以文献学上的“厘清”,就有“可能造成典籍的混乱,使后人迷失这些典籍的真正出处”[12];而“同本同名”“同本异名”,又会造成“年岁久淹,共传讹替,徒盈卷帙,有费功劳”[13]。如《法华经》有九译:

第一译 《法华二昧经》六卷,吴支彊良接译,佚

第二译 《萨昙芬陀利经》一卷,《佑录》云《安公录》中失译经,存

第三译 《正法华经》十卷,西晋竺法护译,存

第四译 《萨芸芬陀利经》六卷,西晋竺法护译,佚

第五译 《方等法华经》五卷,东晋支道根译,佚

第六译 《妙法莲华经》八卷,姚秦鸠摩罗什译,存

第七译 《法华三昧经》一卷,刘宋凉州沙门释智严译,存

第八译 《无量义经》一卷,萧齐天竺沙门昙摩伽陀耶舍译,存

第九译 《妙法莲华经》七卷,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达摩笈多二法师添品,存

第一译与第七译、第二译与第四译经名一字之差,第六译与第九译经名全同。

又如《金光明经》有五译:

第一译 《金光明经》四卷,北凉昙无谶译,存

第二译 《金光明经》(又作《金光明帝王经》)七卷,梁真谛译,存残卷

第三译 《金光明更广大辩才陀罗尼经》五卷,北周耶舍崛多(一说阇那崛多)译,佚

第四译 《合部金光明经》八卷,隋大兴善寺沙门宝贵合,存

第五译 《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唐义净译,存

第一、第二、第四译经名略同。

再如《涅槃经》有八译:(https://www.daowen.com)

第一译 《梵般泥洹经》二卷,后汉支娄迦谶译,佚

第二译 《大般涅槃经》二卷,曹魏安法贤译,佚

第三译 《大般泥洹经》二卷,吴支谦译,佚

第四译 《大般泥洹经》六卷,东晋法显共觉贤译,存

第五译 《大般涅槃经》十卷,北凉昙无谶译,存

第六译 《般泥洹经》二十卷,北凉智猛译,佚

第七译 《大般涅槃经》三十六卷,刘宋慧严等改治本,存

第八译 《大般涅槃经后译荼毗分》二卷,唐若那拔陀罗译,存

第二译与第五译、第七译同名,第三译与第四译同名。

此外还有同本异名的情况,如《维摩诘经》有七译,三存四阙,存世的有:

第二译 《维摩诘经》二卷,吴月支优婆塞支谦译

第六译 《维摩诘所说经》三卷,姚秦三藏鸠摩罗什译

第七译 《说无垢称经》六卷,大唐三藏玄奘译

进一步比较三本的品目,发现数量相同,均为十四品,而且第四、第六、第十一、第十三品的品目译名完全相同,如果不知它们是同本异名,那玄奘的译名与支谦、鸠摩罗什的译名差距就相当大了。

别生经古代一般不特别入藏,而仅立目录。《开元释教录》列有因同本异名或广中略出误为别种应删的目录凡四类:一是“新括出别生经”,二是“新括出名异文同经”,三是“新括出重上录经”,四是“新括出合入大部经”。[14]

重译的问题还在于有时很难判定后译本的语言是否完全属于译者,因为抄袭前译的情况是客观的存在,这就可能出现某个语料中包含有各个时代的语言要素,从而使语料的使用价值大打折扣。

(2)失译、误题“繁复”。

汉译佛经以数量宏丰、口语性强而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古时期弥足珍贵的语料,但汉译大藏本身非常庞杂,“译师来自西域,汉语既不甚了解,笔受之人,语学与教理两皆未娴,讹谬浅薄,在所不免”[15],加上很多经本身就未作注,道安编撰目录时,已有“一百有三十四经,莫详其人”[16],僧祐有感于“年代人名,莫有铨贯,岁月逾迈,本源将没,后生疑惑,奚所取明”[17]而编撰目录,并特立“失译经”录之。后人未经正确考订,就臆断这类失译经或缺本新得之经出自某家,以致误题。失译经与误题经,两者名虽有异,究其实质,当同为译人、年代尚未确切者,故合而称为“失译、误题之经”。至唐道宣,这些“失译、误题之经”已达四百五十一部,七百一十七卷,而据董志翘说,东汉至宋,汉文佛典总数亦不过2148部、8726卷[18]。

失译、误题之经富含罕见于中土文献的方俗俚语,语言学价值极高。虽然吕澂从佛教著录的角度对63部81卷失译、误题之经作了考察,方一新等亦已对十几部经(如《大方便佛报恩经》等)作了语言学的考证,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但相对于数量宏丰的失译、误题之经,实乃沧海一粟。如为确保结论万无一失,对失译经彻底封杀,一概弃之不用,很多模糊但极具价值的语料就会因此而永沉历史长河,中古语料尤其是口语性强的材料将更加有限,我们也无以探明各时期译经语言的真实面貌,无以领略各时期译人真实的译经风格,汉语史研究的客观性、完整性无疑会受到影响。

目前学界对失译、误题之经仍局限于个别考证,这在起步阶段是必不可少的。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应通过对具体经的考证来揭示失译、误题之经的语言面貌和特点,探索隐藏其后的规律,使语料鉴别与译经语言本身系统的研究相辅相成,以改变译经语料研究中畸轻畸重的局面。

(3)疑经、伪经“杂出”。

“假借佛说而伪造之经典,称为伪经;来历可疑而被怀疑为伪经者,则称为疑经。”[19]“真伪交参,是非相涉”[20],自然会使真经紊乱,佛理晦涩,故鉴别经本的真伪,是历代经录的要事。历代重要经录登录疑伪经如下:

东晋道安《综理众经目录》,设《疑经录》,列26部30卷;原书亡佚,出《出三藏记集》卷五《新集安公疑经录第二》。

梁僧佑《出三藏记集》,撰《新集疑经伪撰杂录第三》,列疑经12部13卷、伪经8部13卷,共计20部26卷;

隋法经《众经目录》卷二、卷四、卷五分大、小乘,经、律、论,疑惑、伪妄著录疑伪经195部390卷;

隋彦琮《众经目录》卷四“疑伪第五”录疑伪经209部491卷(王文颜统计为413卷);

唐静泰《众经目录》卷四列疑经29部31卷、伪经53部93卷,共计82部124卷;

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卷十“历代所出疑为论录”列183部334卷;

武周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十五“伪经目录”收录疑伪经228部419卷;

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十八“疑惑再详录”收录疑惑经14部19卷,“伪妄乱真录”收录伪妄经392部1055卷,共收疑伪经406部1074卷。

总体上看,疑伪经与时俱进,数量逐代攀升,道安时是26部,僧佑时增至46部,法经时飙升至195部(彦琮为209部),明佺时为228部,智昇时更高达406部;只有静泰的数字似乎不甚符合规律,有人推测,“可能是本经录只登录‘现存、流通’于当世的疑伪经,‘已佚’的一概舍弃”[21]。隋唐是中国佛教的全盛时代,何以疑伪经也得以盛行?这应该可以从佛教日益中国化中找到解释。鉴于本文不是“佛教中国化”专论,这里从略。

日人牧田谛亮将疑伪经归纳为六类:(1)为符合统治者之意而造,如武则天时代的《大云经》等。(2)为批判统治者之施政而造,如《仁王般若经》、三阶教之《像法决疑经》《瑜伽法镜经》等。(3)为符合我国传统五伦思想而造,如《父母恩重经》《盂兰盆经》《清净法行经》等。(4)为鼓吹特定之教义信仰而造,如《大佛顶首楞严经》《大般涅槃经后分》《观世音三昧经》等。(5)为标示现存特定个人之名而造,如《高王观世音经》《僧伽和尚入涅槃说六度经》等。(6)为疗病、祈福等类而造,如《四天王经》《占察善恶业报经》《佛说延寿命经》等。[22]

对于疑伪经,不应一棒打杀,它对于研究中国佛教的发展,无疑是很重要的材料。日本昭和初年,矢吹庆辉从斯坦因、伯希和敦煌盗经中选出重要疑经五十余卷,立疑似部,收录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十五册;此后,疑伪经的研究遂有长足的进展。如《大云经》(又名《大方等无想经》)历来有伪造、重译二说。主张伪造者认为本经系唐武则天敕令沙门伪撰,以巩固其“天后”君权。《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载初元年(689)……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23]认为这是武则天借伪造佛经以达到“篡唐”目的的明证。又如印度佛教讲六道轮回,一切众生互为父母子女,主张世俗父母与子女各尽义务,并不特别强调孝道。而中国古代宗法社会却强调养亲、事亲、尊亲、孝亲,为了与儒家世俗伦理相协调,有人编造了“重孝”的《父母恩重经》,只可惜“经引丁兰、董黯、郭巨等,故知人造”[24],露了马脚,却是儒、佛调和、会通的显例。而从汉语史角度来说,疑伪经是佛教为适应中国社会实际而产生的一类佛教典籍,跟那些来自“域外”,并且有可证实的译者的“真经”相比,它的语言可能更贴近民众生活,更加的口语化,梁晓虹曾撰文从语言学角度探讨了疑伪经在汉语史中的研究价值[25]。因此,疑伪经只要时代确凿,也可以作为重要的旁证材料。

此外,翻译佛经语料尚存在大量的讹误,错、衍、倒、脱情况屡见不鲜,俗字、异体、通假横陈杂出,要把这些语料的内部差讹减少到最低程度,必须通过文献手段进行整理。

综上所述,根据前文所述的对佛经翻译语料的价值取向,我们认为,对翻译佛经语料进行文献整理是完全必要的。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