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佛经语料整理的内容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三)翻译佛经语料整理的内容

译经年代、译人、翻译地点是历代经录记载的主要内容,但年代、译人、地点不确切甚至自相矛盾记载的译经却大量存在,这些年代、译人、地点尤其是年代、译人不确切的译经语料未经鉴别就被直接引用,导致研究结论受影响的情况在当下的汉语史研究中并不鲜见。因此,只有对佛典的翻译年代、译人、翻译地点进行全面的考证,才能为汉语史研究提供可靠的材料,这也使得译经年代、译人、译经地点的梳理成为佛经语料整理的重要内容。

1.译经年代的鉴别

(1)译经语料存在历时性差异

翻译佛经从总体上来看可谓是一个“整体”,不过同中有异,初期的译经和发展、成熟期的译经,语料仍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各自的特质,这在不同时期、不同译人对同一经典的翻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

1)后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卷二:“复次拘翼,阎浮利人都卢皆令行阿惟越致菩萨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教入般若波罗蜜中。云何拘翼,其福宁多不?释提桓因言:‘甚多甚多,天中天。’”[72]

例中的“拘翼”即“释提桓,姓憍尸迦,同天帝释同一位名”[73]。在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中,未见“憍尸迦”,“拘翼”与“释提桓因”都达100多处;相较而言,“释提桓因”略多一些。

西晋无罗叉重译的《放光般若经》沿用“拘翼”与“释提桓因”,未见“憍尸迦”,如:

2)《放光般若经》卷八:“佛告释提桓因:‘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教一阎浮提。其中众生,使立十善,于拘翼意云何?其福宁多不?’释提桓因白佛言:‘甚多甚多!世尊。’”[74]

但到姚秦鸠摩罗什再译时,只保留“释提桓因”,另增西晋以前译经未见的“憍尸迦”,如:

3)《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十:“佛告释提桓因言:‘憍尸迦,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教一阎浮提人行十善道,于汝意云何?以是因缘故得福多不?’答言:‘甚多!世尊。’”[75]

在这组异出经中,对同一意思的表达,后汉支娄迦谶、西晋无罗叉用“拘翼”“释提桓因”,姚秦鸠摩罗什才用“憍尸迦”。由此可见,译经语料成分的历时性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正是这些差异,才使得对译经年代的词汇学鉴别成为可能。

(2)译经年代鉴别的必要

语料年代准确是汉语史研究的根本,年代确切的译经才是反映当时语言实际的语料,才可以放心地引用。

在汉语史研究实际中,更多的是失译、误题之经疏于鉴别,被直接引用,以致影响结论。如误题曹魏昙谛译《昙无德羯磨》,就屡被误为三国语料。

对于第三人称代词“他”的起源,学界存在争议。太田辰夫[76]、志村良治[77]和郭锡良[78]、蒋绍愚[79]等均认为第三人称代词“他”始于唐代,但李维琦在充分利用译经语料的基础上,试图将第三人称代词“他”的首见时间往前推:“‘他’作为第三人称代词,三国时已发其端,至东晋姚秦时代,特别是到了北魏,作为第三人称代词的‘他’,已经较多地使用了。”[80]李氏所及的三国译经所举之例是误题曹魏昙谛译的《昙无德羯磨》:“大德僧听:此比丘某甲,喜共斗诤,共相骂詈,口出刀剑,互求长短。彼自共斗诤已,若更有余比丘斗诤者,即复往彼劝言:汝等勉力,莫不如他!汝等多闻,智慧财富亦胜,多有知识,我等当为汝作伴傥。”[81]

《昙无德羯磨》实非曹魏译经,而是《昙无德律》(即《四分律》)的摘抄[82],很有可能是刘宋释昙谛所为。

胡敕瑞先生在讨论“许”的指代义由来时,亦将《昙无德羯磨》误作曹魏译经,当成“尔许”的首见例。胡氏认为:“许”原本并没有实在的意义,但是因为“许”和“尔”经常结合在一起以“尔许”的面貌出现,久而久之,“许”也就染上了“尔”的指代义[83]。据胡氏调查,“许”用作指代较早见于《晋诗》卷十九《清商曲辞·月节折杨柳歌九月歌》:“甘菊吐黄花,非无杯觞用,当奈许寒何。”[84]

而“尔许”在魏、晋佛典已见,比“许”的指代义出现早,胡氏所举3例如下[85]:

1)曹魏昙谛译《昙无德羯磨》:“大德僧听,今有尔许比丘集。”[86]

2)西晋安法钦译《阿育王传》卷七:“尊者答言:‘彼时有善算者,计百年中用尔许油,用如是计故使至今。’”⑫

“尔”圣本作“今”。“大德僧听,我比丘某甲,故畜尔许长衣。”(T22N1433P1055b23)“许”圣本作“所”。

⑫《大正新修大藏经》,T50N2042P131a22—2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3)东晋法显译《大般泥洹经》(417年出)卷六:“良师答言:‘但食尔许,消已更食。若顿食不消,或能杀人。’”[87]

李、胡两家所引的《昙无德羯磨》实非曹魏译经,而《阿育王传》则与《阿育王经》相混淆。《阿育王经》《阿育王传》为同经异译,但吕澂先生认为《阿育王经》为西晋安法钦译,后误为僧伽婆罗译;《阿育王传》则相反,实为梁僧伽婆罗译,后误西晋安法钦译[88]。最后的结论当然还有待于语言学上对两部经的全方位考察。

这样,李氏就没有根据将第三人称代词“他”的首见时间往前推至三国,胡氏所及的感染生义的条件亦就荡然无存。对这样的失译、误题之经作考证,以期为汉语史研究提供反映当时语言实际的可靠语料,使早期译经中一些似是而非的例证不再被误用,正是我们提倡对失译佛经的年代进行鉴别的初衷。

2.译人的考辨

(1)译者个人的语言风格

由于各种原因,不同的译人可能会在翻译实践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用语风格。汉译佛经的开山鼻祖安世高,总体上来说译经语言“模糊至极”[89],因为其“术语表达未标准化”[90],随意而自由,首尾也相对简略。如:

后汉安世高译《人本欲生经》:“是时贤者阿难,独闲处,倾猗念,如是意生,未曾有。是意是微妙本,生死亦微妙,中微妙,但为分明易现。便贤者阿难,夜已竟起到佛。已到,为佛足下礼已讫。一处止已止一处。贤者阿难白佛:‘如是我为,独闲处,倾猗念,如是意生,未曾有。是意是微妙本,生死亦微妙,中微妙,但为分明易现。’”[91]

此例很能代表安世高的翻译风格,没有重复某一处散文的偈颂,句式参差不齐,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随意用之,文言、白话、外来成分一应俱全;一些词的用法不怎么符合中土习惯,如“便贤者阿难”之“便”。

试比较与此段异译的东晋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卷二十四:“尔时,尊者阿难,闲居独处,宴坐思惟,心作是念:此缘起甚奇,极甚深,明亦甚深,然我观见,至浅至浅。于是,尊者阿难,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我今闲居独处,宴坐思惟,心作是念:此缘起甚奇,极甚深,明亦甚深,然我观见,至浅至浅。’”[92]

东晋僧伽提婆对此事的重新叙述,主要是以四字句为主,间以三、五言。《人生欲本经》中“独闲处,倾猗念”,僧伽提婆与时俱进地将其四字格化了,“闲居独处,宴坐思惟”,从两处“猗”字我们尚不能肯定世高是否对“猗”与“倚”通假了然于胸,但同样非汉地出生的罽宾三藏僧伽提婆以文质兼备的语言技巧,结合成熟的四字格,巧妙地拉近了“佛教混合汉语”与同时期中土文献的距离。

从异出经中可看出不同年代的译人的翻译风格,但即便是同一时代的不同译人,语言风格亦迥然有别,比如同为东汉的康孟详,就与安世高的翻译不一样,康孟详的译经文字整饬,节奏鲜明,四言格式趋于成熟,东晋道安就对孟详赞不绝口,“孟详所出,奕奕流便,足腾玄趣”[93]。

译人不同的用语风格也表现在译名上,译名是每位译人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个人的用语习惯亦由此得以高度体现,如同表“涅槃”义时,世高用“泥洹”,“人或有百劫生死者,或有千劫生死者,尚未能得阿罗汉道泥洹”[94];支谶更多用“般泥洹”,“佛言:‘是诸菩萨会者,悉度生死已,是优婆夷后当作金华佛,度不可计阿罗汉令般泥洹’”[95];支谦用“灭度”,“佛在世若灭度后,亦当随明度无极如是”[96],法护才用“涅槃”,“白世尊言:‘诸比丘众观察如来无身口意过,……不涅槃者令得涅槃’”[97]。

因为存在译者不同的用语风格,就可通过对确切的同一译人的译经的考察,归纳译人各自的用语特点,以此作为区别性语料来考证其他译人被误题之经,这种方法已经被有些学者运用,如史光辉在考证被误题为支谶所译的《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时,大致就是这种方法。[98]

对译人用语风格的整理,还可用来区分同一译经中,哪些语料被后人窜改。如《增一阿含经》,梁僧祐载其为苻秦译经,《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撰出经律论录》:“晋孝武时,兜佉勒国沙门昙摩难提,以苻坚时入长安。难提口诵胡本,竺佛念译出。”[99]但文献语料在成书和流传过程中窜入和杂糅的情形往往会很复杂,《增一阿含经》在为时不长的流传过程中就掺入了不少后来成分,东晋的僧伽提婆对此作过修正,以至于后人误以为《增一阿含经》是僧伽提婆所译,可见被僧伽提婆修改或直接加进的语料不在少数。王云路在论及《晋书》《南齐书》等史书语料时,曾指出“一书内部的语料也应区别对待”[100]。哪些语料是苻秦昙摩难提的?哪些语料是东晋僧伽提婆加进去的?尚需进一步区分。“应该更深入地比较它们的差异,全面、准确地判断出哪一条中哪一些句子是经过加工的”[101],这样全面的语料比较就关乎译人整理,我们可在分别整理出昙摩难提、僧伽提婆确切译经的基础上,归纳两者译经的个人用语风格,用以区分《增一阿含经》的语料,尽管做起来难度很大,但是有意义。

(2)译人误题情况

尽管记载佛典的翻译者是历代经录编纂的重要任务,但鉴于各种原因,很多译经在道安时就“莫详其人”[102],如《九色鹿经》(一卷)、《五苦章句经》(一卷)、《伅真陀罗所问宝如来经》(二卷)等,僧祐归为失译。这些未载译人的经,大多不超过三卷,基本上是单卷,可能不为当时所重,后人亦随意处置,如《伅真陀罗所问宝如来经》就被隋彦琮题为“三卷(或二卷)”,并曰“后汉建宁年支谶译”[103],实难明其所据。法经、长房对这类经的轻视比彦琮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旧杂譬喻经》非康僧会所译[104],却被法经归在康僧会名下:“《旧杂譬喻经》(二卷),吴世康僧会译。”[105]

初步看来,译人也跟译经年代一样,生活年代越早的经师,被误题在他们名下的翻译佛经就越多,如《太子慕魄经》《五阴譬喻经》被误题在后汉安世高名下,《撰集百缘经》《菩萨本缘经》则被误题在三国支谦名下。

3.译经地点的考证

翻译地点是语料鉴别的重要方面,因为对翻译地点的考证,不仅有助于译经区域的划分和南北汉语的比勘研究,而且它与翻译年代、译人的鉴别相辅相成。《出三藏记集》是现存最古的三藏目录和译经文献并传记的撰集,它虽以经录为主(每部经下主要记录年代、译人,有些也有地点),但同时也收录了各种前序、后记、传记等文献,很多译经地点在这些文献中得到披露。据《祐录》言及的译经地点,我们试图对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译经区域作进一步划分。

(1)译经区域的划分

佛经翻译地点与佛教传入中国的路径大有关联,佛教自东汉末年经西域正式传入中国,天竺僧人来华的路上经过西域(高昌、龟兹、于阗等),进玉门关入华,高昌、龟兹、于阗便成了当时玉门关外主要的译经地点。尔后从东晋、南北朝开始,又有海路的传入:从天竺出发,经由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耶婆提国(今苏门答腊和爪哇一带)、南中国海,到达交趾(今属越南)、广东等地。但不管怎么说,西域的传入是主要的。入关后,历朝历代又有自己的译经中心。东汉、曹魏译经中心为洛阳,孙吴为建康,西晋为广州、洛阳,东晋则为建康、扬都,苻秦、姚秦俱为长安,北凉在张掖(今甘肃张掖)、姑臧(今甘肃武威)等。关内汉语可以长江为界,划分为北方汉语和南方汉语[106],译经地点似亦可这样考虑分为南方、北方,南方主要有广州、建康、扬都,北方主要有洛阳、长安、凉州。再加上关外西域(高昌、龟兹、于阗、鄯善等)暂算一块,译经地点不外乎这三大块。相应地,译经可按地域称为:关内译经(南方译经、北方译经)、关外译经(龟兹译经、高昌译经等)。

总的来说,北方、关外的译经事业始终比南方略胜一筹,更多的时候是南方几近沉寂而北方、关外却如火如荼。

(2)译经区域划分的语言学依据

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自生民以来,固常然矣”[107]。汉语方言在先秦就有了很明显的分歧,《荀子·荣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108]桥本万太郎也认为汉语北方方言受阿尔泰语影响较大,他从语言地理类型学的角度指出汉语呈现出南方汉语“南亚语式的顺行结构”和北方汉语“阿尔泰语式的逆行结构”的鲜明对比[109],南北汉语方言的差异是明显的。地域上相连和语言特征上的共同性应该有其历史渊源,我们把地理上相连、语言上具有较高相似性的方言归为一类[110]。上述译经区域的划分就是从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各地之间在共时平面上的异同关系)出发的。将佛典的翻译地点首先分成若干区域,有利于庞杂参差的译经语料的处理,这只是研究的起点,绝非研究的结果。

汉魏六朝是语言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语音在历时的发展演变中已呈现出了共时的南北差异。东晋南渡后初期,南渡北语虽仍大量保留了南渡以前以西晋王室洛阳音为基础的标准音[111];但随着新贵金陵音被典籍常用,逐渐成为“会理合时”之音时,南音色彩愈来愈浓,终在颜之推前形成了以金陵音为代表、有别于以洛阳音为代表之北音的南音。周祖谟先生指出:“盖自五胡乱华以后,中原旧族多侨居江左,故南朝士大夫所言,仍以北音为主。而庶族所言,则多为吴语。……惟北人多杂外族之音,语多不正,反不若南方士大夫音辞之彬雅耳。至于闾巷之人,则南人之音鄙俗,不若北人之音为切正矣。”[112]到了南北朝时期,南北的语音已经不完全相同了。[113]

语音作为语言三要素之一,其稳定性远远高于词汇。导致此时期语音出现南北差异的力量同样也会推动词汇南北格局的变化。吉叶龙先生认为“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114],这一结论虽有它的局限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言不同特征的演变[115],告诉我们语词在各地的演变速度及其进程是有差异的。

从语言接触的角度看,颜之推曾认为汉语“南染吴越,北杂夷虏”[116],由于佛教的外来特性,这在译经语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关外西域的高昌、龟兹、于阗、鄯善等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语言的差异表现为民族间的差异,这不像入关后方言只是表现在汉语本身地域上的差异。西域的高昌、龟兹等地译经是处在含少量汉语的多语言环境下翻译的,字里行间方音俚语的显现,会让人觉得译经语言中存在着很多不规则的成分[117]。而关内译经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则都是处在含少量外来语的汉语环境下翻译的。北方的长安、洛阳,因四塞之固而久为京师王畿之地。尤其是洛阳译经(主要在东汉时期),洛阳地处可能是最古老汉语的分布区——黄河流域[118],虽然它一直被指“凌乱而缺少章法”,“到处充满了模糊不清和仍未标准化的术语表达”[119],但其与稍后的江东南吴译经甚至同是长江以北的长安译经的差异却是如此直观,以至于我们有可能忽略了译经地点与译经语料之间可能存在的某种关联。

(3)译经区域划分的语言学意义

语言有它的时代性,也有它的地域性。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中说:“把语言在地理上表现出来的类型推移,看作是语言历史演变各层次的投影,从而把‘横’的区域考察跟‘纵’的历史性比较有机地结合了起来。”[120]译经区域的大致划分,可为研究语言横向的区域演变提供支点,有助于考察语言的区域差异。语言的区域差异尤其是南、北汉语的差异一直颇受学界关注,可供比较的语料的匮乏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研究的进展。东晋南北朝时期的译经,已洗草创时的粗糙、混乱,译人语言臻于成熟却仍然保留了大量口语,“强盛而尚未丧失活力”[121],是对其很好的概括。义学高僧以自己特有的语言风格重翻经典,又可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因南、北教派不同而造成的义理内容上的差异。

从时段上看,公元317年建于建康的东晋,距公元581年寿终正寝的北周,虽有264年的间隔,所幸的是几乎没有东晋、北周所出的异译经可进入研究视野。东晋、南朝偏安江南,北方各有十六国(反映到译经上,主要是北凉、三秦)及北朝与之相对,最理想的当是东晋与北凉、三秦所成的同经异译及南朝与北朝所成的同经异译,将它们视为同类语料的共时文献是不为过的。

从语言容量考虑,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异译经涵盖了经(宝积、般若、阿含)、律、论三藏,内容丰富。据初步统计,近80卷可供比勘,详见附录。

翻译佛经作为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语言材料,语言(尤其是词汇)到底存在怎样的具体差异,兴许会如鲍金华所言,成为时下的研究热点[122]。语料性质相同的译经,尤其是对同一佛典不同翻译的异出经,由于表达内容的高度一致,如翻译地点又恰好南、北相对,无疑吻合了词汇共时比较研究在内容、时段、地域三方面的要求,以这样的性质相同的共时语料为基点进行词汇比勘,就能降低比较结果出现偏差的概率。

汪维辉曾以农书《齐民要术》为北方语料的代表、以道教典籍《周氏冥通记》为南方语料代表进行词汇比较,得出的有关结论[123]印证了北朝颜之推的观点——“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124]。就诗歌而言,魏晋南朝乐府诗“文胜于白”、北朝乐府诗“白胜于文”[125]。那么翻译佛经作为中古时期重要的语料,是否也存在南北差异呢?我们对北凉中天竺沙门昙无谶于公元421年从梵文原典译出的《大般涅槃经》(世称北本)和刘宋慧严、慧观、谢灵运等“以谶《涅槃》品数疏简,初学之者难以措怀”[126]而再译的《大般涅槃经》(世称南本)进行具体比勘,发现南、北本雅言的成分比重不同。北本常“杂以世语”,有不少方俗俚语,神清谓之为“词野”[127]。南本则较多承袭文言古语,致使慧皎亦生“文有过质”之感[128]。对于北本的新词俚语,南本“颇多治改”[129],代之以更古雅的语词。如“葶苈”与“芥”,两者皆为花科草本,非常相似。译经中,“葶苈”后常接“子”构成“葶苈子”,较早见于苻秦昙摩难提译《增一阿含经》卷八:“所谓苦果、苦 子、葶苈子、毕地盘持子,及诸余苦子,便于良地种此诸子,然后生苗,犹复故苦。”[130]此词在北方尤其是北凉昙无谶译经中多见,除南本《大般涅槃经》有2处承袭北本外,在其他确切的南方译经中未检索到“亭历(葶苈)”[131]:

1)北本《大般涅槃经》卷一:“有持一花益于众花,以亭历子益须弥山。”

南本《大般涅槃经》卷一:“有持一花益于众花,以葶苈子益须弥山。”[132]

2)北本《大般涅槃经》卷一:“宁丸大地,使如枣等,渐渐转小,犹葶苈子,乃至微尘。”

南本《大般涅槃经》卷一:“渐渐转小,犹葶苈子,乃至微尘。”[133]

“芥子”则始见于后汉译经,如:

3)后汉竺大力共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卷上:“难陀白王:兄如须弥,难陀如芥子,实非其类。”[134]

4)后汉支娄迦谶译《阿閦佛国经》卷下:“复次舍利弗,阿閦佛身中自出火,还烧身已,便作金色,即碎若芥子。”[135]

由于“葶苈子”在南方未被广泛使用,“芥子”就成了慧严等人译语的首选,北本用“葶苈”处,南本则以“芥子”代之。

5)北本《大般涅槃经》卷五:“迦叶复言:迦兰伽等其声微妙,身亦不同,如来云何比之乌鹊?无异葶苈比须弥山。”

南本《大般涅槃经》卷五:“无异芥子比须弥山。”[136]

6)北本《大般涅槃经》卷九:“譬如大地,一切作丸,如葶苈子。”

南本《大般涅槃经》卷九:“譬如大地,一切作丸,令如芥子。”[137]

7)北本《大般涅槃经》卷四:“善男子,复有菩萨摩诃萨住大涅槃,能以三千大千世界置葶苈糩,其中众生亦无迫迮,及往来想如本不异,唯应度者,见是菩萨以此三千大千世界置葶苈糩,复还安止本所住处。”

南本《大般涅槃经》卷四:“善男子,复有菩萨摩诃萨住大涅槃,能以三千大千世界入于芥子,其中众生亦无迫迮,及往来想如本不异,唯应度者,见是菩萨以此三千大千世界纳芥子中,复还安止本所住处。”[138]

(4)译经语料的区域属性

汉译佛经的语言特点是文白夹杂,朱庆之称之为“佛教混合汉语”[139]。从语言接触的角度看,译经语料的主要语言成分有以下三种:一是形成于先秦的中原雅言的书面语即文言,二是汉魏以来初露端倪的体现当时口语的早期白话,三是从印度摩揭陀语、梵语直至古代中亚、西域诸语言中渗入的外来语言成分。[140]这三种语言成分各有自己的历史层次,初始阶段也各有自己的使用范围。梵语、西域诸语言等外来成分,虽有翻译佛经作为中介,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被汉化了,但也无法完全抹去遗留在翻译佛经中原民族方言的痕迹。翻译地点可能不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标注,因为翻译地点确凿的佛典,往往会有不少语词、名物表现出与之相应的区域属性。“楚夏异声,南北语殊”[141],风壤之差,大略在斯也。

关外译经语料区域属性

高昌是关外主要译经地,尤应关注。关外的西域、高昌等区域是不同种族的人口混居地,据郭平梁考证,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车师——高昌一带活动的民族有十多种:车师人、匈奴人、鲜卑人、月氏人、哒人、天竺人、叙利亚人、粟特人、鄯善人、焉耆人、龟兹人、高车人、铁勒人、突厥人和汉人[142],东来西往的诸多民族不断经过这里,通向中亚、西亚乃至希腊、罗马,包括高僧大德西行取得梵(胡)本后也在这里逗留,当然亦有诸多民族的人口杂居此地,不同民族的人会使用不同特点的方言,这些都使得高昌译经表现出一种无法言传的异质,而目前我们却只能在直观上提取少量不同于关内译经的语词与名物,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北魏慧觉等译的《贤愚经》,僧祐载“于高昌郡译”[143],实非多余之笔。首先,高昌起初只是西汉王朝在车师前国境内的屯田部队所建,车师的前身则是姑师[144],姑师有史可查的记载始于《史记·大宛传》:“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145]《后汉书·西域传》云:“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门户也,戊己校尉更互屯焉。”[146]随后的《北史》《魏书》《北周书》《梁书》《南史》《隋书》及新、旧《唐书》均有《高昌传》,足见史家对其的重视。随着高昌成为进入西域的新北道,过往僧人络绎不绝,这个茫茫沙海中的“绿洲”逐步成为过往行者的必经之地。公元327年,原西晋凉州刺史张骏兼并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割据一方,在高昌设郡,此后始有“高昌郡”之称。北魏和平元年、沮渠安周承平十八年(460),柔然攻陷高昌,杀安周,并扶植傀儡阐伯周为高昌王,高昌称王立国时代自此开始。公元640年,唐吏部尚书侯君集带兵统一了高昌,在此置西州,下辖高昌、交河、柳中、蒲昌、天山五县[147]。姑师、车师、高昌壁、高昌郡、高昌国、西州,这些名字成了高昌千年沧桑的不同见证,故颇具史学眼光的僧祐亦据实记载为“高昌郡”,而非“车师”“高昌国”,当然更不可能是“西州”。

再者,《贤愚经》的语词明显有别于同时期的关内译经,如:

调

“调”置于名词后,李维琦释为“物、品、制品”义[148]。如“衣调”,即衣裳,“又复经时,王更出游观,见众人怱怱,各执所务,纺织裁缝,办具衣调”[149]。我们很难解释此义的由来,但从下文可知李氏的注释颇为恰当,“臣白王言:‘蒙大王恩,获自然食,今者作役,办具衣裳。’”[150]宝唱《经律异相》在引用此事时亦无改动,“发语已讫,合境皆获自然之食。后复出游,见人织作,办具衣调”[151]。此段经文明确标注出《贤愚经》卷八,可示对“衣调”的记载并非偶然的讹误。又有“粮调”,“时有二道,一道七日,一道十四日,初发惶懅,唯作七日粮调,规俟一人而已”,待“经数日,粮食乏尽”[152]。“粮调”“粮食”义一也。又有“食调”,“臣白王言:‘蒙王恩泽,获自然谷,谷叵生食,事须成熟,是以庶民,办作食调。’”[153]“调”的这种用法在高昌以外的译经中甚少见到。

平事

“平事”在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中是动宾结构,谓处理事务,“百揆催其平事”[154]。但在《贤愚经》经中,“平事”已凝固成词,义为“民间纠纷、民事诉讼的裁决者或调解人”[155],约有13处:

《贤愚经》卷一:“时有一老母,唯有二男,偷盗无度,财主捕得,便将诣王。平事案律,其罪应死。”

《贤愚经》卷五:“王任此人,为国平事,诤讼典直,由之取决。”

《贤愚经》卷五:“时弟长者,唯有一子,其年幼小。即将其子,并所出钱,到平事所。”[156]

这在其他译经中未见,但无独有偶,被誉为高昌历史资料库[157]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却有不少用例,如《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哈拉和卓九九号墓文书·建平六年张世容随葬衣物疏》:“右条衣裳杂物悉张世容随身所有,若有人仞(认)名,诣大平事讼了。”[158]

时人

“时人”义为“证人”,《贤愚经》可见6处,如:“是时国法,举贷取与,无有券疏,悉诣平事,檀若世质,以为时人。”[159]方一新认为“时人”是六朝以来口语,但在南朝译经中尚未检索到用例,不过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较多用例[160]。

腾/謄

“腾”在《贤愚经》中有“传达、传言”之义[161],卷一:“因告之言:‘可持此果,以奉汝王,并腾吾意。……’”又卷六:“众臣曰善,敬如王教。即竖金幢,击于金鼓,广布宣令,腾王慈诏,远近内外,咸令闻知。”[162]此例“腾”宋、元、明本作“謄”,“謄”有“转录、传写”之义,《玉篇·言部》:“謄,传写也。”引申有“传达、传言”之义,《贤愚经》卷六下文即曰:“时诸群臣,奉受王教,即竖金幢,击大金鼓,謄王慈教。”[163]可资印证。

尚有4例“腾”“謄”互用:

1)《贤愚经》卷三:“蓝婆又言:‘我有女妹,在前住止,字阿蓝婆。卿若见之,为吾问讯,云我分身,生五百子。身体安隐,具腾我情,令知消息。’”“腾”宋、元、明本作“謄”。

2)《贤愚经》卷三:“因腾姊意,即复共辞。”“腾”宋、元、明本作“謄”。

3)《贤愚经》卷八:“因作文书,告诸王臣,腾其法诲,咸令闻知。”“腾”宋、元、明本作“謄”。

4)《贤愚经》卷十三:“其长者子,闻他国王作那罗戏,……偶见王女,情便染爱,其时遣信,腾说情状。王女然可,便与共交。”“腾”宋、元、明本作“謄”。[164]

而关内译经,很少见“腾”的这一用法,我们在梁宝唱编《经律异相》中检索到2例,均出《贤愚经》:

5)《经律异相》卷十四:“一切众臣如教,即竖金幢,击于金鼓,广布宣令,腾王慈诏,远近内外,咸令闻知。”“腾”宋、元、明、宫本作“膽”。

6)《经律异相》卷三十五:“子骑鸟脊,飞游观看,……偶见王女,情便染爱,遣信腾情,女便与交。”[165]“腾”宋、元、明、宫本作“謄”。

诸如此类的语词,《贤愚经》中还有不少,所以僧祐所载,就不能不让人深入思考:高昌方言在《贤愚经》中占多大比重?关外方言是否成为阻止译经标准化汉化的强大力量?我们能否从中得到一些汉化程度判断标准的启示?

关内译经语料区域属性

◇南方译经语料区域属性

南方在颜之推笔下是“水土和柔”[166]之地,其音、其辞、其物别具风味。有些语词、名物就仅见于南方译经。先看语词:

浛

“浛”有“沉没”义,《字汇·水部》:“浛,船没也。”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六十五:“《方言》浛,沉也,字体作 ,船没也。”[167]如《善见律毘婆沙》卷十一:“若遭浛或遗落去失,有人拾得依经取死,造经比丘得波罗夷罪。”[168]在表沉没之义时,北方译经未见用“浛”。

伧

南北朝时,“伧”是江东人对楚人、北方人的一种蔑称,《玉篇·人部》:“伧,《晋阳秋》云:吴人谓中国人为伧。”《集韵·更韵》:“伧,吴人骂楚人曰伧。”中土文献已有例,南方译经承袭这种用法,如《善见律毘婆沙》卷十六:“若言音不同者,如伧吴不相解,应教其义。”[169]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六十五作注时曰:“《晋阳秋》曰吴人为中国人为伧人,俗又总谓江淮间杂楚为伧。”[170]“伧”并非尊称,《正字通·人部》:“伧,鄙贱之称也。”北方译经拒绝记录这种鄙视自己的称谓。

其

用于句末作宾语的“其”[171],南方译经多见,如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八:“孙曰:‘吾不求天女为妃者,王必杀其。’”[172]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卷三十二:“时商人寻复念言:‘此是恶人,恐复追逐,更还捕取。’即自随逐,看其。”[173]

吟哦

表“诵”义时,北方译经常用“讽”,南方译经则会用双音词“吟哦”,如旧题刘宋求那跋陀罗译《鹦鹉经》:“彼世尊便作是言止白狗:‘不须作是声,汝本吟哦。’”[174]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十四引玄应《鹦鹉经》“吟哦”注:“江南谓讽为吟哦。”[175]

再看名物,有些名物在南方译经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而在北方及关外译经却鲜见,如:

先提

“先提”即“荃提”“迁提”。根据《宝行王正论》“荃提寝息具,应施寺亭馆”,《善见律毘婆沙》“婆罗门子初从梵天下,犹好净洁,床席、先提悉不与人杂”[176]等资料,当为可迁徙提挈之寝具,如铺盖之类。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十五“迁提”条曰:“浅仙反。言可迁徙提挈也。或作荃提,言以荃草为之也,非此方物,出昆仑中,律文或作先提。”[177]这里的“昆仑”可能泛指中印度半岛南部及南洋诸岛国,而非特指昆仑山。“先提”在南方译经中多见。

1)萧齐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毘婆沙》卷一:“即以神力,令家中床座隐蔽不见,唯见婆罗门子所举先提。”[178]

2)《善见律毘婆沙》卷十五:“若先提坐蹬下至木椯,去时不自举、不教人举,突吉罗。”[179]

“迁提”“荃提”也只在陈真谛译经中检索到。

3)《佛说立世阿毗昙论》卷八:“王曰:‘汝昔在人中,不见若男若女疾病困苦极难,或滞床席或据迁提或眠地上,是身苦受最坚最强难堪难忍,侵损寿命,众苦所逼。”[180]

又如萧齐译出的《善见律毘婆沙》,“禅林比丘尼净秀,闻僧伽跋陀罗法师于广州共僧祎法师译出梵本《善见毘婆沙律》一部十八卷,京师未有”[181],明确言及此经的翻译地点——广州,经中屡有包含解释的文字:“阿摩勒者,此是余甘子也,广州土地有”,“广州土境有黑石蜜者,是甘蔗糖,坚强如石,是名石蜜”[182]。经文中更是处处洋溢着热带风情与南国气息,出现了椰子、槟榔、甘蕉等三种南方特有的农作物及鳄鱼这一热带水族动物。

椰子

《广韵·麻韵》:“椰子,木名,出交州。”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十一:“椰子,南方果木名也,出交趾、广州。”[183]宋希麟进一步指出椰子在民间的用法,《续一切经音义》卷八:“椰子,果木名也。其叶背面相类,出交趾及海岛,子大者可为器。”[184]译于广州的《善见律毘婆沙》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这种南方物产,《善见律毘婆沙》卷八:“(有比丘盗取椰子盘,用盘食粥)椰子盘主比丘见而问:‘咄,长老,从何处得此椰子盘也?’此比丘而答:‘我从海中间得。’……(大寺鸣鼓,集合众僧,请诸律师共判此事,大德瞿檀多问偷盗比丘彼价值几)答言:‘彼土噉此椰子,余壳弃破,或然作薪,都无价直。’”[185]可见椰子吸完汁后,或可以壳为器,或弃其壳燃作薪。

东晋《摩诃僧祇律》、刘宋《五分律》对“椰子”也有记载。北方仅有元魏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有一处非常笼统地提及“椰子”,卷四十六:“椰子果树、波那婆树、母柘果树、庵婆果树、毘罗果树、迦卑他树、波留沙树、佉殊罗等种种林树,不近坐禅。”[186]

槟榔

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已及“槟榔”,北魏杨衒之也记载了南国多“槟榔”,《洛阳伽蓝记》卷四:“从孙典国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国,方五千里,南夷之国最为强大,民户殷多,出明珠金玉及水精珍异,饶槟榔,……”[187]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十一:“《埤苍》云,槟榔,果名也,其果似小螺,可生啖,能洽气,出交、广。”[188]义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然南海十洲,斋供更成殷厚。初日将槟榔一裹及片子香油并米屑少许,并悉盛之叶器,安大盘中,……方始请僧出外澡漱,饮沙糖水,多噉槟榔,然后取散。”[189]

“槟榔”在北方及关外译经中甚少出现,广州所译《善见律毘婆沙》有例,卷十二:“折林者,男子与女结誓,或以香花槟榔,更相往还饷致言,以此结亲,何以故?香花槟榔者,皆从林出故,名折林。”[190]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罗译《文殊师利问经》也有例,卷上:“饭水浆饮可食可噉,及以可味香和槟榔杨枝浴香,并及澡豆,此谓大供养。”[191]

甘蕉

甘蕉是香蕉的一种,产于热带及亚热带地区,鉴于古代交通工具的承载力,即便是“一骑红尘”运到北方,也非平头百姓所能享受,所以北方及关外译经中甚少提及这种南方物产,我们亦仅在《善见律毘婆沙》中检到2例:

1)萧齐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毘婆沙》卷九:“非钱者,一切甘果,甘蕉子、椰子为初。若捉者得突吉罗,是名非钱突吉罗。”

2)《善见律毘婆沙》卷十一:“答曰:‘先取阿摩罗诃罗勒鞞酰勒,谷者,七谷。取粳米为初作余甘蕉子,一切木果,一切笋鱼肉蜜沙糖石盐三蒜,如此之物悉合和为一,……’”[192]玄应在为《善见律毘婆沙》作音义时明确标注:“甘蕉,……出广州。”[193]

鳄

鳄分布于热带、亚热带海滨及江湖河泽中,在关外的茫茫大漠中是无法存活的,北方及关外译经对“鳄”就缺乏记载。南方则不同,“鳄”可能是他们司空见惯的一种可怕动物,《善见律毘婆沙》卷九:“入水者,没头为初,若未至物处,或见毒蛇、大鱼及鳄,种种恶兽,见已怖走失无罪。”又《善见律毘婆沙》卷十七:“失守摩罗者,鳄鱼也,广州土境有。”[194]陈真谛《佛说立世阿毘昙论》也曾提及,卷八:“昔在人中,或令蛇狗蜈蚣鼍鳄之属,啮嚼有命众生。”[195]唐慧琳、宋法云都对“鳄”的形状及习性作过描写,《一切经音义》卷四十一:“形如象,长二丈余,有四足,似鼍,齿极利。所有畜 麞鹿入水,啮腰即断,广州土地有之。”[196]《翻译名义集》卷二:“鳄鱼长二丈余,有四足,似鼍齿至利,禽鹿入水,啮腰即断。又翻杀子鱼,广州有之。”[197]慧琳、法云对“鳄”的记载根据似源于广州所译《善见律毘婆沙》。

◇北方译经语料区域属性

北方山川深厚,其人敦朴,“其音沉浊”[198],其物雄浑。译人用词用语与南方不同,有些语词、名物则多见于北方译经,以下举语词数例:

标首

“标首”李维琦先生释为“处于首位的人”[199],隋以前,仅在北方译经检索到:

1)苻秦昙摩难提译《增一阿含经》卷四十一:“佛告目乾连:‘善哉!目连,如汝所说,众中之标首,唯吾与汝二人耳。……’”[200]

2)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卷二十六:“贪餮不自节三转随时行者,如彼愚惑之人,为人标首,受人供养。”[201]

3)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卷四十七:“而彼众中,上座智人,标首比丘,住非法持法持毘尼持摩夷。”[202]

臻集

“臻集”一词仅见于元魏译经:

1)元魏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卷十七:“众恶臻集,无有安隐。”(https://www.daowen.com)

2)《正法念处经》卷六十九:“诸水臻集,盈溢充满。”

3)《正法念处经》卷六十九:“如花萎烂,众蜂围绕;犹如富乐,亲友臻集。”[203]

4)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十三:“王德至重,万善臻集。”[204]

再举名物的例子:

鵽

“鵽”是生活在北方的一种雀,《说文·鸟部》:“鵽,鵽鸠也。”《尔雅·释鸟》:“鵽鸠,寇雉。”郭璞注:“鵽鸠大如鸽,似雌雉,鼠脚……群飞,出北方沙漠地。”慧琳撰《一切经音义》卷五十八:“出北方沙漠地也,肉美,俗名突厥雀,生蒿莱之间,如鹑大。”[205]“鵽”在长安所译的《四分律》《十诵律》[206]中有较多用例,南方译经则未及。

1)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卷五十:“乃往过去世时,有三亲友,象、猕猴、鵽鸟,依一尼拘律树住。”[207]

2)姚秦弗若多罗译《十诵律》卷十二:“比丘尼言:‘为办雉肉、鵽肉、鹑肉,比丘食者波逸提。’”[208]

雕

“雕”是一种猛禽,也称“鹫”,“西域多此鸟”[209]。北国苍穹为“雕”提供了广阔的翱翔空间,罗什、昙无谶、般若流支等北方高僧都有提及,而在南方译经中的出现频率不高。

1)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二:“鵄枭雕鹫,乌鹊鸠鸽。”[210]

2)北凉昙无谶译《大方广三戒经》卷二:“所谓孔雀鹦鹉,……雕鹫雀遮沙,如是众鸟,依止而住,是诸众生以佛力故。”[211]

3)元魏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卷十三:“彼人彼处,堕于崄岸,以恶业故,作风举之,三千由旬,下未到地,雕鹫乌狗獯狐食之。”[212]

由上可知,关外与关内译经、北方与南方译经有各自不同的方言基础和民族习俗,翻译佛经语料也在语言学、文化学等方面表现出与之相应的区域属性。已有学者如松江崇就认为“不少汉译佛典的成书年代和地点是可以推测的”[213],胡敇瑞也认为“可以从方言的语法、用词等角度考察作者的籍贯及翻译地点”[214]。从语词和名物的地域来源来提取区域性语料,解释译经语料的区域差异,其实也就是佛典大体上的翻译地点的考证过程。

佛典的年代、译人、翻译地点作为历朝经录记载译经的三个主要内容,三者的联系颇为紧密。就汉语史研究而言,年代、译人确凿,有助于译经地点的考证;而译经地点的确凿,也可为年代、译人的考证提供重要线索。单篇译经是入藏译经的细胞,对单篇译经的全方位考察是译经语料整理必不可少的环节,翻译年代、译人、翻译地点这三个基本内容都应考虑进去,如在译经语料整理的初始阶段就出现偏颇,是不利于汉语史研究的。

客观地说,入藏的译经语料尚存在大量错、衍、倒、脱等讹误,要把这些语料在被引用前就将其内部差讹减少到最低程度,必须通过文献手段例如校勘等传统方法对译经语料进行整理。因此,对翻译佛经语料进行必要的校勘、比对和注释,就成为译经语料整理的重要任务。

4.语料的校勘

翻译佛经在抄写、传刻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讹误,虽已有前修时贤对一些译经作过非常精细的校勘,但相对浩如烟海的译经语料,真正经过校勘而符合汉语史语料研究要求的译经是少之又少,故译经语料在校勘上仍需下一番大功夫。

(1)句读的整理

正确的句读是理解译经文义的先决条件。《大正藏》虽有断句,但不当之处颇多,颜洽茂曾以《经律异相》为例,就其失误的表现,归纳为“应属上而下”“应属下而上”“当断不断或不当断而断”“混杂型”等四种错误情况;同时指出佛典断句之“三不易”:“其一,佛理深奥,概念迥异,经中华梵交错(音译梵词屡见),要做到正确断句,极为不易;其二,佛经文体与中土固有文体不同,乃‘画然辟一新国土’(梁启超语),要把握文体特点断句,殊为不易;其三,佛经专供诵念,断句既要照顾到意义(以义为之),又要服从诵读需要(以音为之),尤为不易。”[215]而在引用《大正藏》时,因轻信《大正藏》不当断句而影响结论的亦不在少数。

如西晋竺法护译《生经》卷二《舅甥经》:“外甥教舅。舅年尊体羸力少。若为守者所得。不能自脱。更从地窟。却行而入。如令见得。我力强盛。当济免舅。舅适入窟。为守者所执。执者唤呼。诸守人捉甥不制。畏明日识。辄截舅头。出窟持归。”[216]

太田辰夫、江蓝生就被《大正藏》的当断不断所误导,直接据《大正藏》之断句认为:“《舅甥经》中还有少数词语不甚了了,如‘诸守人捉甥不制’的‘不制’当为‘不成’‘不得’之义,但尚缺少旁证。”[217]

谭代龙细考文义并比较类书,发现《法苑珠林》卷三一将“捉甥不制”抄录为“甥捉不制”;接着他又比较了唐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十二中所载的这个故事:“既穿孔已,其舅即先将头欲入孔中。外甥告曰:‘舅不闲盗法,如何先以己头入于孔中?此事不善,应先以脚入孔。若先以头入,被他割头,众人共识,祸及一族。今应先以脚入。’舅闻是已,便以脚入。财主既觉,便即唱‘贼’。众人闻声,即共于内孔中捉其贼脚。尔时外甥复于孔外挽出其舅,力既不禁,恐祸及己,即截其头,持已而走。”[218]

谭氏认为“不制”的主语应是“甥”,此句当断为:“执者唤呼,诸守人捉。甥不制,畏明日识,辄截舅头,出窟持归。”由于里面人多力大,外甥一人气力不够,也就不能制止里面的人把舅拉进去,“不制”就是“不能制止”的意思,与《破僧事》中的“力既不禁”的“不禁”义同[219],而非“不成”“不得”之义。译经句读整理的必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2)语料讹误的整理

译经在抄写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误是难免的,而且异常复杂,但综而观之,也不外乎脱、衍、讹、倒等四种。我们从《大正藏》中各摘一例:

脱

刘宋沮渠京声译《治禅病秘要法》卷上:“若阿练比丘,用心大急,数息太粗。”[220]

按:“阿练”鲜见,后当脱“若”字,即“阿练若”(梵araṇya)。阿练若又作阿兰若、阿兰那、阿兰拏、阿练茹、阿兰攘,略称兰若、练若;意译无诤、无诤声、无诤行、空寂,或最闲处,有森林、原野、沙碛等义,一般指比丘的住处。这是以处所名为比丘名,为常见译名,比勘宋、元、明、宫本即有“若”字,可证。

衍

后汉安世高译《一切流摄守因经》:“闻如是,一时佛在拘留国留国聚会法议思惟……”[221]

按:“留国”两字承上衍。此句当为:“闻如是,一时佛在拘留国聚会法议思惟……”翻译佛经语料涉及很多古印度王国名,如“憍萨罗国、舍卫国、波罗奈国”等,北凉天竺昙无谶《大方等无想经》卷一:“复有十六大国:鸯伽陀国、摩伽陀国、迦尸国、拘萨罗国、跋耆国、摩罗国、分陀国、须摩国、阿摩国、阿盘提国、拘留国、半时罗国、跋嗟国、首罗先那国、夜盘那国、剑蒲阇国。如是十六诸大国土,其中所有一切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222]其中的“拘留国”,又作句留国、鸠留国、优留国等,当为音译词,意译“鸠留国者,晋言智士国”[223]。吴支谦译《佛说义足经》卷上:“佛在句留国,县名悉作法”[224],吴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下:“神现光像言:‘今世有佛,在此优留国界尼连禅水边,……’”[225]刘宋求那跋陀罗《杂阿含经》卷十:“一时,佛住拘留国杂色牧牛聚落”[226],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三十七:“时摩伽陀一切人民,憍萨罗国一切人民,及鸠留国、般遮罗国诸人民等,传闻童子那罗陀仙”[227],皆可为证。

讹

西晋竺法护译《慧上菩萨问大善权经》卷上:“菩萨虽从右胁而生,母无疮瘠出入之患。”[228]

按:“瘠”当为“痏”之形讹。“瘠”为瘦弱义,与“疮”不协;而“痏”有瘢痕义,嵇康《幽愤诗》:“怛若创痏。”李善注引《说文》曰:“痏,瘢也。”[229]“疮痏”译经中习见,此例“瘠”元、明本作“痏”,亦可佐证。

倒

吴支谦译《阿弥陀经》卷上:“各自幡辈飞相追,俱共散飞,则到八方上下无央数诸佛所。”[230]

按:“幡辈飞”费解,“辈飞”次序颠倒,当为“飞辈”,“辈”前又脱一表“同等、平等”义字。“幡”为“翻”之假借,《荀子·大略》:“君子之学如蜕,幡然迁之。”杨倞注:“幡,与翻同。”[231]此句当为:各自幡飞,(同、等)辈相追。与《阿弥陀经》互为异译的西晋竺法护译《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卷二“各自翻飞,等辈相追,俱共散飞,则行即到八方上下无央数诸佛所”[232]可证。

5.同经异译语料的比对

同经异译有重要的语言学价值,在校勘、考释语词时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又可用来辨识通假、识别新语法成分、管窥语言的发展和译经语言的复杂性等。[233]

僧祐《出三藏记集》在设置“异出经”这一类目时,可能是注意到了同经异译的语言价值,因“辞有质文,意或详略”,故“并条目列入,以表同异”[234],也“身先士卒”地收了不少东汉至梁时的异译经,如《阿毗昙》:

安世高出《阿毗昙五法、七法》二卷,今阙七法;《阿毗昙九十八法》一卷,阙。

僧伽提婆出《阿毗昙鞞婆沙》十四卷,《阿毗昙心》十六卷。

僧伽跋摩出《阿毗昙毗婆沙》十四卷,《阿毗昙心》四卷。

天竺毗婆沙出《舍利弗阿毗昙》二十二卷。

浮陀跋摩出《阿毗昙毗沙》六十卷。

释法显出《杂阿毗昙心》十三卷。

伊叶波罗出《杂阿毗昙心》十三卷。

僧伽跋摩出《杂阿毗昙心》十四卷。

《迦旃延阿毗昙心》,二十卷,未详谁出,已入失源录。[235]

仅一经,却有九人出,这给语料的比对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从僧祐的记载看,有相对完整的同经异译,如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与刘宋慧严、慧观等译《大般涅槃经》,前者为四十卷,后者为三十六卷,卷数相近;所叙述的事情基本相同,格局到文句都很接近,只是具体语言有异。也有部分的同经异译,遗憾的是,这类“胡本同而汉文异”的同经异经大多未被僧祐以翻译的先后次序收在“异出经”这一类目中,如失译《昙无德羯磨》(一卷)、刘宋求那跋摩译《四分比丘尼羯磨》(一卷)与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六十卷)就是部分异译:《昙无德羯磨》之《比丘尼羯磨文》《四分比丘尼羯磨》《四分律》卷二十八互为异译;《昙无德羯磨》之《比丘羯磨》受戒法第二与《四分律》卷三十四互为异译。《贤愚经》和《祐录》未见的《撰集百缘经》也是这样的情况:《贤愚经》卷一《恒伽达品第六》与《撰集百缘经》卷十《恒伽达缘》互为异译;《贤愚经》卷二《波斯匿王女金刚品第八》与《撰集百缘经》卷八《波斯匿王丑女缘》互为异译;《贤愚经》卷三《微妙比丘尼品第十六》与《撰集百缘经》卷九《罽宾宁王缘》互为异译。

整理出同时期或不同时期的异译经,不仅可弥补历朝经录的缺憾,更可拓宽同经异译在汉语史研究中的作用,为语言研究提供极具说服力的语料。语料比对不仅可以发现语料自身的讹误,在比对过程中还可发现哪些经互为同经异译。

通过同经异译的语料比对,还可发现南北译经用语的细微差异,如在北凉中天竺沙门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二十四中有“转转”一词:“善男子,一切诸佛,诸善根本,皆不放逸。不放逸故,诸余善根,转转增长,以能增长,诸善根故,于诸善中,最为殊胜。”[236]据李维琦的解释,“转转”义为“一步一步地、逐渐地”[237]。从李氏所举的例证看,吴维祇难译经已见此词,“兴衰如雨雹,转转不自识”[238]。但在整个南方译经中,“转转”的出现频率远不及北方高,在刘宋慧严、慧观等改译的《大般涅槃经》卷二十二中,“转转”被改为“展转”:“不放逸故,诸余善根,展转增长。”[239]但在译经中,“展转”似乎并无“逐渐地”之义,如后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卷三:“其中寿尽,转生他方摩诃泥犁中,其寿复尽,展转复到他方摩诃泥犁中生。”[240]可见慧严、慧观对此词也不甚了了。

6.译经语料的注释

译经语料的注释范围实在很广,大凡译者的生平事迹、交通地理、风俗人情、名物制度等等,所有能帮助读者看懂经文且了解言外之意的内容都属于注释范围,如季羡林先生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就包罗万象。下文先从语言学角度谈俗字注解和语法说解,然后再谈谈综合性的注译。

(1)俗字注解

俗字,相对于正字而言,指的是正统字书所不收而又在民间流行的文字形体。

佛典翻译不避俗就雅,大量吸收了口语和方言的表现形式,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佛教本身的性质亦决定了它的经典无论是原文还是译文都是极通俗的。季羡林说:“佛教的初兴起时,是用‘在野’的身份反抗当时正统的国教,即‘在朝’的婆罗门教,它的宣传对象是一般老百姓,所以才采用俗语。”[241]刘坚亦指出:“佛教思想对中国文化有过不可低估的影响,佛经的性质又使它不能不保存相当数量的接近口语的词汇。”[242]这种通俗性体现在文字上,一个重要的方面,恐怕就是俗字较多。而据唐智昇《开元释教录》的不完全统计,从东汉到南北朝,译经总数至少有三四千卷,数量如此庞大的宗教通俗宣传品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其间又不乏手抄转写,抄经人文化水平又参差不齐,抄本中任意增笔、减笔、变异笔形的情况十分普遍,俗字的大量出现当是意料之中的事。同时,这些俗字随佛经传播而流布,由于“佛经”经典的地位不可动摇,最后通过版刻得以保留。所以,翻译佛经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特殊的语料,不但魏晋六朝的俗字异体在它上面留下了痕迹,宋元以后的俗书简体也在它上面露出端倪。张涌泉指出:“魏晋六朝以迄五代宋初这一历史时期,是汉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也是汉字字形最为纷杂的时期。”[243]方一新亦认为:“在汉字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的阶段。……考释六朝词语,尤应注意辨识写本俗字。”[244]俗字也是译经语料整理的内容。从东汉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看,随意变换构件位置、改换或增减偏旁(形旁、意旁)是译经俗字较为常见的类型,这都是注释的内容。

随意变换构件位置

蘓

按:“蘓”为“蘇”之俗字,构件“禾”与“魚”的位置被抄写者随意调换而成,“蘓”在译经中不少见,如:

1)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七:“或蘓油乳石蜜施,因是得成安隐光。”又卷四十五:“种种宝器,盛蘓油蜜。”[245]

2)失译《撰集百缘经》卷九:“良医占之,云当服蘓,病乃可差。寻用医教,取蘓服之。”[246]

3)高齐那连提耶舍译《大方等大集经》卷五十二:“从香味酪出生熟蘓,从生熟蘓出上醍醐,胜果成熟。”[247]

4)附秦录《别译杂阿含经》卷一:“无有遗烬,犹如蘓油,一时融尽。”[248]

改换偏旁

译经中,因改换偏旁而成的俗字,大多可能由类化而致,如:

按:“”当源于“绮”。“绮”本为一种丝织品,《说文·纟部》:“绮,文缯也。”由丝织品引申为“华丽”义,用于言语即为绮饰文辞、赞过其实也。“绮语”在后汉译经已见,如安世高译《长阿含十报法经》卷下:“六为离粗语从粗语止,七为离绮语从绮语止。”[249]“绮语”出现时常有“妄言”伴随,如西晋白法祖译《佛般泥洹经》卷上:“三者不妄言绮语两舌恶口”,西晋竺法护译《光赞经》卷五:“何谓世间不善之法?杀生、盗窃、邪淫、妄言、两舌、恶口、绮语、贪嫉、邪见,十恶之事,是谓世间不善之法。”[250]后例“绮”宋、元、明、宫、圣本干脆作“妄”。译经中“绮语”的意思与后代字书对“”的释义是一致的,《龙龛手镜·言部》:“,妄言也。”《字汇·言部》:“,妄语。”“绮”因常与“语”连言而偏旁类化成“”[251],“语”即“绮语”,例如:

1)苻秦昙摩难提译《增一阿含经》卷四十三:“于是,有人杀生、盗劫、淫泆、妄言、语。”又同卷:“由 语故,致土地不平整;由两舌报故,土地生荆棘。”[252]

2)姚秦昙摩耶舍译《乐璎珞庄严方便品经》:“大德须菩提,我杀盗淫妄语两舌粗语 语贪瞋邪见。”又:“是名为 语,知亿数众生,或说于真实,或知于妄语。”[253]

《汉语大字典》(第3984页)因“”有两反切而列二义项:《集韵》居宜切,语相戏;《字汇》区里切,妄语。“语相戏”与“妄语”当有关联。

按:“ ”即“胡”,《龙龛手镜·足部》:“ ,俗,,或作胡。 ,双膝著地。”[254]“ 跪”即“ ”,也即“胡跪”,如后秦鸠摩罗什译《大庄严论经》卷八:“时优波离说是偈已,世尊所,跪合掌,右膝著地,而说偈言。”[255]高丽本“”作“胡”,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六:“或现 跪翘一足,或卧刺棘灰土上。”[256](宫本作“ ”。)

增减偏旁

按:“”为“外”之俗字,因“外甥”属男性而增“男”旁,故仅限于称呼“甥”,如:

1)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十二:“时波婆梨,见其 甥儿学既不久,通达诸书,欲为作会,显扬其美。”[257]“”宋、元、明本即作“外”。

2)东晋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卷三十:“尊者大目揵连告曰:‘波旬,……我有妹……汝是我 甥。’”[258]“”宋、元、明本即作“外”。

其他尚有“堓”,因“岸”由土为之而增“土”旁;“”,因“烝”与火相涉而增“火”旁;“”,因怨之情与心相及而增“忄”旁,等等。

(2)语法说解

译经中存在大量有别于中土文献的语法现象,如判断句、疑问句、被动句等等。对这些语法现象如不作适当注释,会造成理解困难甚至是误读。例如译经中习见的“用……为”句式,义为“拿……做什么呢?”,“用”字尚有实义[259]。

1)萧齐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毗婆沙》卷十一:“汝病极苦,用活何为?”又卷十七:“王闻已即,怱怱而出,往至佛所白言:‘大德乞食,令我等羞,大德徒众,我能供给,用乞何为?’”[260]

又如“颇……不”句式。中古时期的“颇”已有疑问副词的用法,常和句尾的“不(否)”“未”“乎”等配合使用,表示疑问(询问)[261]。但用“‘颇’加强疑问语气词的疑问句,在东汉时期的翻译佛经中十分罕见”[262]。“后汉译经中,我们只在《中本起经》中看到‘颇VP不’出现,其他使用的都是南北朝译经。本土文献亦只有《三国志》《世说新语》出现少量例子,其他几种都没有。”[263]

但我们在后汉支谶确切的译经中检索到2例“颇……不”形式,如下:

2)《道行般若经》卷七:“菩提,离色颇所有行不?”又同卷:“须菩提,离痛痒思想生死识,颇所有行不?”[264]

(3)综合性注译

为了弘扬传统文化,推广“人间佛教”,近年来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从事佛教文化的研究和普及工作。如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中国佛教典籍选刊》,延请对佛学有较深研究的专家、学者,组织他们整理和注释佛教典籍;选刊第一辑拟目就有二十二种之多,包括重要的佛教史籍、主要宗派的代表性著作和与中国佛学渊源关系较深的佛教译籍[265]。又如浙江文艺出版社组织出版的《中国文化经典直解》丛书,感慨“传播久远的作品,往往注家蜂起,代代积累,形成专门之学……但是,旧注过于繁重,即使是提取一部分作‘集注’,也难以为今天的广大读者所用。……有鉴于此,《中国文化经典直解》丛书采用直解方式,即贯通诸家说解,益以新知新解,径用今语注出,不事征引;正文大字,注文小字,夹注于正文当句(字、词)之下,以便阅读”[266],其中就收入了《金刚经直解/坛经直解》[267]。三如由星云大师任总监修、台湾佛光山宗务委员会印行的《中国佛教经典宝藏》丛书,聘请饱学能文之教授负责,“以将传统《大藏经》菁华化、白话化、现代化为宗旨,力求佛经宝藏再现今世”,共收入佛教典籍一百三十二种。[268]再如台湾三民书局《古籍今注新译丛书》,其宗教类收佛教重要典籍近二十部,“兼取诸家,直注明解。一方面熔铸众说,择善而从;一方面也力求明白可喻,达到学术普及化的要求”,以“打开禁锢于古老话语中的丰沛宝藏”。[269]

三民书局《古籍今注新译丛书体例》为:

0.导读:旨在介绍古籍的编纂、内容、价值、版本,以及本书编选、注译原则等。

1.题解:旨在说明出处、解题、大旨等。

2.原文。

3.章旨:旨在说明该段大意。

4.注释:旨在解释原文之生难字、词、句,注释的重点为术语、当时的口语、相关的名物、制度。

5.语译:翻译成现代白话文。

我们以《新译经律异相》为例来做说明。[270]

由于该书篇幅宏大,达五十卷之多,故必须作删选,编选的原则如下:

1.维持原典卷、部架构顺序编排,保持原典体系的完整。

2.凡故事宗旨相近,或情节类似的篇目,选择故事情节较为精彩或较典型的篇目者。

3.篇幅过长或过短的篇目原则上不列入选篇之中。

编选后凡二三〇则,内容大致涉及以下几个主题:

1.关于宇宙观,例如阐述天堂、人间、地狱的构造。

2.关于佛、菩萨、外道、鬼怪,叙述佛、菩萨的降生、相貌、神力、出家、得道、涅槃、救度众生,对比外道、鬼怪的邪恶、偏执、丑陋。

3.关于因果报应,透过各种果报的故事,解释今世祸福之缘由,并提出奉佛、行善、修行、受戒等跳脱轮回、改变苦境的各种方法。

4.其他,记述各种奇特的人或事物,如神迹、入海采宝等。

这次注释,正文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宋《碛砂藏》本为据,偶有不够确切之处,间或也参考《大正藏》及别本酌予校改。

经律异相卷第一

天部上

〈题解〉

“天”本是日月星辰运行、四时寒暑交替、万物蒙受覆育的自然之体。在佛教中,“天”是高于人类的上界生类,指天神、梵天等;也指这些生类的生活环境。本部辑录三界诸天等佛教传说十则,其中有关于欲界六天、色界三十三天、无色界四天的构成和传说,关于有情世间和器世间生成与坏灭的传说,关于日月星宿等天体、雷电风雨等自然现象的传说。

这些虚构夸张的传说构成了佛教的宇宙观:宇宙在空间上具有依次上升的立体结构层次,众生世界分为欲界、色界和无色界;宇宙在时间上无始无终,但每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都有成、住、坏、空的变化过程。

〈原文〉

三界诸天一

欲界(1)六天一

四天王(2)第一

四天王居须弥(3),四埵(4)皆高四万二千由旬(5)。东方天王名提头赖咤,城号上贤;南方天王名毘娄勒叉,城号善见;西方天王名毘娄博叉,城号周罗;北方天王名毘沙门,凡住三城:一号可畏,二名天敬,三名众归。

〈章旨〉

记四天王名号及所居城号。

〈注释〉

(1)欲界 指深受各种欲望支配和煎熬的生物所居住之处,包括地狱、人间和六欲天等。欲,指财、色、名、食、睡五欲,主要指食欲和淫欲。

(2)四天王 亦称“护世四天王”。印度佛教传说,须弥山腰有一山名犍陀罗山,山有四峰,各有一王居住,各护一天下,故名。四天王在中国俗称“四大金刚”,是东、西、南、北四方的守护者。

(3)须弥 梵文Sumeru的音译。即须弥山。印度神话中的山名。亦为佛教所采用。相传山高八万四千由旬,山顶住帝释天,四面山腰住四天王天,周围有七香海、七金山。

(4)埵 通“陲”。边;面。

(5)由旬 梵文Yojana的音译。古印度计算距离的单位,一般以帝王一日行军的路程为一由旬。

〈语译〉

四天王居住在须弥山,四面山腰都高达四万二千由旬。东方天王叫提头赖咤,所住的城名叫上贤;南方天王名叫毘娄勒叉,所住的城名叫善见;西方天王叫毘娄博叉,所住的城名叫周罗;北方天王叫毘沙门,共住三城:第一座叫可畏,第二座叫天敬,第三座叫众归。

〈原文〉

四王身长皆半由旬,衣长一由旬,广(1)半由旬,其重二分(2)。天寿(3)五百岁,少出多减(4)。以人间五十岁为天一日一夜,亦以三十日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岁也。食净揣食(5),洗浴、衣服为细滑食(6)。男娶女嫁,身行阴阳(7),一同人间。

〈章旨〉

记四天王身长、衣食及寿命。

〈注释〉

(1)广 宽。

(2)分 重量单位。一两的百分之一。

(3)寿 寿命。

(4)少出多减 指少数超出,多数不能达到。出,超出。减,不到。

(5)净揣食 即净抟食,素饭团。抟食,以手捏饭团、抓食,此指饭团。

(6)细滑食 指细腻的享受。细滑,本指软细滑泽,这里指细腻。食,佛教以长养、支持并增益身命的东西为食。这里犹如说“享受”。

(7)身行阴阳 指男女交媾。

〈语译〉

四天王身长都是半由旬。所穿的衣服长一由旬,宽半由旬,但衣服的重量却只有一两的五十分之一。四天王及其眷属的寿命大约五百岁,少数超出,多数不能达到。人间的五十年相当于天上的一日一夜;四天下也以三十天为一个月,以十二个月为一年。四天王及其眷属吃素饭团,把洗浴、穿衣作为细腻的享受。天上也有男婚女嫁,也有男女交媾,同人间一样。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