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佛经语料使用中的几个问题
当代学者利用翻译佛经来进行汉语史研究时,多采用《大正新修大藏经》。《大正藏》“作为汉文大藏为数不多的外国版本,它无疑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的见证。同时,它以‘后出转精’,成为近年来国际上佛学研究中的通用版本之一”[26]。不过,《大正藏》虽有句读,却非新式标点,不能准确显示语义的层次、逻辑关系和语句的语气等[27],且时有误断。目前学界在征引《大正藏》时就存在不少问题,主要集中在:一为轻信题署;二为忽略版本异文;三为轻信不当断句。
1.轻信题署
《大正藏》几乎在每部经名下都题译者、翻译年代,有时甚至标出翻译地点。由于历朝经录记载存在不少讹误,《大正藏》以讹传讹,年代、译人错题的情况不在少数,研究者又往往疏于对佛经材料真实性的鉴别,直接拿来就用[28],如《释摩男经》被误作后汉支谶译经,误题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被用作三国语料等等,“这在早期利用佛经者当中是屡见不鲜的。以‘失译’经为例,像《大方便佛报恩经》《分别功德论》《佛说奈女祗域因缘经》等译经,传世《大藏经》或附‘后汉录’,或题‘后汉安世高译’等,研究者往往径直当作东汉佛经来引用,这其实是有问题的”[29]。因为年代舛讹,立说的基础自然会受到影响。
又如董琨认为汉魏译经已见副词“就”,所举例证是误为东汉支曜译的《阿那律八念经》:“所身患已舍,得利就无为。”[30]《阿那律八念经》在《出三藏记集》卷二中是归入“新集安公失译经录第二”的,后被《开元释教录》误作东汉支曜译,今附西晋录。
再如魏培泉认为动量词的初起时间还可上推到东汉,“例如佛经的动量词常用‘反(返)’,也常用‘过’,而这都已见于东汉”[31],其中“过”为如下两例证:
1)后汉安世高译《佛说舍利弗悔过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当昼夜各当三过稽首。”[32]
2)后汉康孟详译《兴起行经》卷下:“于是迦叶如来,便出广长舌相,以覆其面上及肉髻,并覆两耳,七过舐头,缩舌入口。”[33]
这2例均来自失译经。《舍利弗悔过经》在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撰出经律论录》是归于西晋竺法护译经的[34];《兴起行经》非康孟详所译,更非东汉译经,据方一新的考证,最早也在三国,有可能晚到晋代[35]。所以,在确切的东汉译经中,实未见动量词“过”。
此外在讨论早期判断句的否定形式时,许理和[36]、陈秀兰[37]、唐钰明[38]、魏培泉等均引用东汉早期译经。魏培泉所举例证包括以下3例翻译年代尚存争议的译经语料:
3)东汉安世高译《佛说奈女祗域因缘经》:“祗域善能分别一切音声,即言语使回还:‘此非死人。’……示其父母诸亲语言:‘此是轮上嬉戏,使肠结如是,食饮不消,非是死也。’”[39]
4)东汉安世高译《佛说禅行三十七品经》:“为如佛教,不是愚痴食人施。……为如佛教,不是愚痴食人施。”[40]
5)东汉安世高译《禅行法想经》:“诸比丘,若以弹指间念此诸想之事,皆为精进行,为奉佛教,不是愚痴食人施也,何况能多行?是故可念行法想。”[41]
对于《佛说奈女祗域因缘经》《佛说禅行三十七品经》学界倾向于不作东汉译经,故其余各家均未采用,而《禅行法想经》的译人亦存争议。许理和先生曾认为:“根据早期的题记或序跋可靠地归属于这位中国佛教的先驱(世高)的译经只有四部:《人本欲生经》《大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道地经》。”[42]许先生此言固然保守些,不过吕澂先生同样认为《禅行法想经》《转法轮经》《五阴譬喻经》《佛说法受尘经》四部是否为世高所译尚有问题[43],史光辉亦持此意见[44]。
2.忽略版本异文
《大正藏》是以高丽本为底本,同时收集各版本异文,同页标出。或许是先入为主,我们在征引《大正藏》时往往轻信高丽本的语料,而忽略了其他版本,因此失去了比勘、抉择正确语料的机会。如唐贤清在阐释双音词“相互”的演变时如此说:“‘相互’是先见于佛教文献(共出现7例),再见于中土文献。”[45]所举之例有后汉昙果共康孟详译《中本起经》卷上:“所乘象马,四脚布地,而作鸟鸣,相互占曰:‘余皆得道,二人不吉。’”[46]事实上,唐氏此例未截取完整内容,丢了主语,又被《大正藏》不当断而断的断句所误导,且忽略了版本异文,同时亦未结合其他如类书等,来征引可资借鉴的材料;目初及之,极易让人觉得“相互占曰”的动作发出者为“所乘象马”,而“曰”后又无内容,让人颇为费解。
首先,此句需补主语“衢和”,当断为:“衢和离身所乘象马,四脚布地,而作鸟鸣。相互占曰:‘余皆得道,二人不吉。’”此句存异文,其中“互占”宋、元、明本作“工瞻”,即为“相工瞻曰”,这于文义甚通。“相工”义为“以相术为业之人”,汉时中土文献已不鲜见,《史记·张丞相列传》:“韦丞相贤者,鲁人也。……有相工相之,当至丞相。”[47]译经中也作“工相”,义同,如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三:“王命工相相其贵贱。师曰:‘必有圣嗣传祚无穷。’”[48]西晋聂道真译《异出菩萨本起经》:“王闻道人所言,即为太子选择国中名倡妓,……王深知道人、工相人。王即为太子更治宫室门户垣墙,皆令完坚。”[49]而“瞻”通“占”,即“占卜”义。
我们再比较梁时《释迦谱》《经律异相》两部佛学典籍,梁僧祐《释迦谱》卷二《释迦从弟调达出家缘记》第十载:“衢和离所可乘象,四脚布地而作鸟鸣。相工占曰:‘余皆得道,二人不吉。’”[50]梁宝唱《经律异相》卷七《调达出家九》载:“瞿和离所乘之马,四脚布地而作鸟鸣。相工占之:‘余皆得道,二人不吉。’”[51]宝唱改“曰”为“之”,对文义理解大有帮助。“之”复指前文言及的“瞿和离所乘之马,四脚布地”这件不吉利之事,相工认为其余人都得道了,你们二人却离开了本应所乘之马,所以不吉利。
碑文中“工”字形为“
”,与“互”形近,译经中,“工”讹为“互”的情况不鲜见。胡敕瑞先生通过比勘后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前秦昙摩蜱共竺佛念译《摩诃般若钞经》两部异出经,发现“工”讹为“互”:(https://www.daowen.com)
《摩诃般若钞经》卷五《蜜远离品》第十一:“或时麻油不涂身,或时声好,或时互谈。”[52]
胡氏认为:“或时互谈”似当作“或时工谈”,支谶本相应对译作“或时麻油不涂身,或时语声好,或时巧谈语。”[53]“巧谈语”犹“工谈”;且圣本亦作“工谈”,足证“互”乃“工”字形误。[54]
这样看来,《中本起经》中的“相互”似不能作为确证。由于唐氏第2例证即为宋施护译《佛说给孤长者女得度因缘经》卷下:“如王所梦有多人众聚集一处,互相斗诤论竞是非者,是彼遗法中有诸苾刍,聚集议论世间名闻利养等事。由此因缘相互斗诤不能寂静,渐使世尊清净法灭。”[55]所以我们无从得知另外6例具体见于中古的哪些译经。唐氏认为此例“最有说服力,前有‘互相斗诤’,后面是‘相互斗诤’。这些例证从形式上就可以确定‘相互’就是‘互相’。从区别性特征来看,‘相互’所修饰的动词‘斗诤’及‘相互’的所指对象‘多人众’都具有‘交互性’”[56]。依照唐氏这样的判别标准,我们在唐不空译经中检到1例,《宝悉地成佛陀罗尼经》:“汝心佛心,互相置故;汝体佛体,相互融故。”[57]
唐氏接着言及:中土文献中,“相互”于唐代才见用例[58],《周礼注疏》出现2例,如例2:
唐贾公彦《周礼注疏》卷十五:“云‘《载师职》云“以物地事、授地职”,互言矣’者,彼云物地事不云贡,此云令贡赋不云物地事,地事、贡赋当相互皆有也。”[59]
唐氏言及能找到的唐代中土文献的例子都在贾公彦的《周礼注疏》中。《周礼注疏》的具体年代虽不确切,不过据《旧唐书·列传·儒学上》记载,贾公彦在“永徽中,官至太学博士”[60]。而《宝悉地成佛陀罗尼经》的译者不空,在华从事佛典翻译主要是在开元、天宝时期,“本北天竺婆罗门族,幼失所天,随叔父观光东国。……厥后师往洛阳,随侍之际,遇其示灭,即开元二十年矣”[61]。这样看来,贾公彦的生活年代要早于不空,我们无法依据上述例证得出“相互”源于佛典的结论。
翻译佛经语料在汉语史研究中已被越来越多地征引,但翻译佛经版本众多,版本间大相径庭的记录,往往是颇具价值的部分,实有深究其语言基础的必要,《中本起经》中“相工”被误作“相互”,便是很好的例证:从《大正藏》引用翻译佛经语料时,应结合版本异文,认真比勘后择用。
3.轻信不当断句
在讨论早期判断句的否定形式时,许理和[62]、唐钰明[63]、陈秀兰[64]、汪维辉[65]、魏培泉[66]、方一新[67]等均引用了东汉早期译经,但所举之例尚未超出5例,在译人尚存争议的《禅行法想经》中诸家均注意到此经末尾的一例:
1)《禅行法想经》:“诸比丘,若以弹指间念此诸想之事,皆为精进行,为奉佛教,不是愚痴食人施也,何况能多行?是故可念行法想。”[68]
而对前文一例,诸家似乎不屑一顾,可能是受了《大正藏》断句的误导:
2)《禅行法想经》:佛言诸比丘。若以弹指间。思惟死想。念有身皆死。是为精进行禅。为如佛教不。是愚痴食国人施也。何况多行者。[69]
《大正藏》误将此例“不”断于前句,与前的“为”构成特殊疑问句形式“为……不”,而不与其后的系词“是”构成判断句否定形式。
尽管“为”虚化后可作助词,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二有言:“为,语助也。”将词尾的“为”定为疑问语气词,诸家也已成共识,志村良治有曰:“中古疑问句的特色之一,是在句末用‘不、否、未’等否定词来表疑问。”[70]尽管“为……不”形式在东汉魏晋南北朝译经中已不鲜见,但此例“不”并不与其前的“为”构成特殊疑问句形式“为……不”,而当与其后的系词“是”构成判断句否定形式,当断为:“佛言诸比丘:若以弹指间,思惟死想,念有身皆死,是为精进行禅,为如佛教,不是愚痴食国人施也,何况多行者。”这可从异出经《佛说禅行三十七品经》中找到令人信服的支撑:
3)《佛说禅行三十七品经》:“佛言诸比丘:‘若能弹指间,惟行自身身止观,外身身止观,内外身身止观,分别念解世间痴恼,是为精进,为如佛教,非是愚痴食人施。何况能多行者。’”[71]
与《禅行法想经》中“不是”相对应的正是“非是”,而“非”是不作语助的,也不见与“为”构成“为……非”之形式。
以上所说的问题,皆为不重视对佛经语料进行必要的文献整理之过。众所周知,译经语料在汉语史尤其是中古这一时段的研究中有着独一无二的价值,有些语言现象就译经中这么几例甚至是孤例,如在引用译经语料之前,先对其正确断句、释义,弄清特殊的语法形式,梳理出正确的可资直接引用的语料,那么,它为研究者提供的将是难得而确凿的有力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