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佛经语料鉴别方法
在利用翻译佛典材料前,首先需要对语料进行鉴别,这已经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近几年来,已陆续有多位学者从目录学、语言学等角度对失译、误题之经进行考辨。从语料之间的比较来看,胡敕瑞先生认为考证方法有三:其一为将被怀疑语料与同一文本的其他语料作对比;其二为将被怀疑语料与同一作者的其他语料作对比;其三为将被怀疑语料与同一时代的其他语料作对比[271]。如果仅从语料自身着眼,语料鉴别可从宗教学(佛学思想内容)[272]、文献学(包括著录、卷数)、文化学(包括地名、名物、典故、避讳)、语言学(包括词汇、语法、语音、文体)等角度入手,更可以综合几者来鉴别[273]。
1.文献学鉴别
译经语料文献学上的鉴别主要包括考察各种僧传、尼传、前序、后跋等有关佛教典籍中的记载及历朝经录。这些材料具有相当重要的目录学价值,是文献鉴别不可或缺的材料。诚如余嘉锡所谓:“或得一古籍,欲知其时代、撰人及书之真伪,篇之完缺,皆非考之目录不为功。”[274]
利用佛教典籍中的记载
(1)利用译经前序、后跋
一般说来,译经的前序、后跋记载的主要内容有:一为译者的本事、生卒。如汉译佛经的先驱安世高,不仅有吴康僧会为《安般守意经》作序时记载:“有菩萨名安清字世高,安息王嫡后之子,让国与叔,驰避本土,翔而后进,遂处京师”,又有东晋道安在为《安般(守意经)注》作序时进一步指出安世高的专业素养:“昔汉氏之末,有安世高者,博闻稽古,特专阿毗昙学,其所出经,禅数最悉。”[275]二为梵本(胡本)的来源。如支敏度在为《合维摩诘经》作序时就提及此经的梵本来源,“然斯经梵本,出自维耶离”[276]。三为译者朝代、翻译时间、翻译地点。如《首楞严经》有未详作者的后记载“咸安三年,岁在癸酉,凉州刺史张天锡,在州出此《首楞严经》”[277]。四为宣译、笔受及校定者等情况。如支慜度的《合首楞严经记》中载有“敦煌菩萨支法护,手执胡经,口出《首楞严三昧》,聂承远笔受”[278]。译经的前序、后跋特别注重翻译事项的著录,这些记录的可信度相对较高,如《安般守意经》,先是吴康僧会为之作序:“(世高)徐乃陈演正真之六度,译安般之秘奥”[279];至晋,又有谢敷为之作序:“汉之季世,有舍家开士安清字世高,……其所译出百余万言,探畅幽赜,渊玄难测,此安般典,其文虽约,义关众经,……”[280]道安亦为《安般注》作过序言:“此经其所译也。”[281]前序中这样一致的记载,基本上可以断定《安般守意经》为安世高所译。
(2)利用僧传、尼传
译经前序、后跋所记载的内容,各种僧传、尼传也都涉及,如僧祐在《支谶传》中就记载了《般舟三昧经》的翻译地点和时间:“朔又以灵帝光和二年,于洛阳译出《般舟三昧经》。”[282]在《道生法师传》中记录了《弥沙塞律》胡本的来源:“(宋元嘉十一年)初沙门法显,于师子国得《弥沙塞律》胡本。”[283]在《僧伽跋澄传》中记录了宣译、笔受等情况:“遂共名德法师释道安集僧宣译,跋澄口诵经本,外国沙门昙摩难提笔受为梵文,佛图罗刹宣译,秦沙门敏智笔受为汉文。以伪建元十九年译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讫。初,跋澄又赍《婆须蜜》梵本自随,明年,赵政复请出之。跋澄乃与昙摩难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执梵本,秦沙门佛念宣译,慧嵩笔受,安公、法和对共校定。”[284]
利用佛教经录
自佛教东渐以来,汉译佛经就成为我国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的迅速发展,以及佛教经典的屡次编集与广泛流通,都对佛教目录的编纂提出了迫切的要求,经录编纂因此更显价值。[285]
经录自晋产生后,或开体例之先,或存已佚之文,或步承前人,或启发来者,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佛教经录种类也很多,有单记一人译经的译经录,有校录一寺藏经的寺藏录,有偏录一个地区流传的佛经的区域经录,有专录一个朝代译经或绍绪先前某一部佛经目录的断代录,有汇载历代译经和著述的通录,有连缀历代佛经翻译家小传而成的图纪,有作为诵持和抄写正本的入藏录等等;内容则包括:佛典的名目部卷,译撰的时间、地点和人物,著录状况,繁略异同,存佚,伪妄,经旨大意,以及有关的表、诏、序、记等。所编目录的数量不可谓不多,但这些目录的问题却不少,并且很多经录已佚。在见存者中,比较重要的有僧祐、法经、费长房、智昇等编撰的经录。胡敕瑞先生曾认为:“中古汉译佛典若不见著录于《出三藏记集》《法经录》《开元释教录》也值得怀疑。”[286]
《祐录》以后的经录大多是在前出经录的基础上编撰而成,因此历代经录之间往往存在着某种传承关系,这无疑能为失译、误题之经的整理提供更为直接的线索。如对《道神足无极变化经》的记载,《出三藏记集》卷四《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第一》将此经归于失译[287],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六虽仍未题此经译人及翻译年代,但曰:“(第二译)……即是竺法护所出《佛升忉利天为母说法经》同本别名。”[288]可见为第二译的《道神足无极变化经》的翻译年代当在竺法护之后。至隋法经《众经目录》卷一,已明确载:“晋太康年安法钦译。”[289]隋彦琮《仁寿众经目录》、唐静泰《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录》、唐智昇《开元释教录略出》、唐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承法经之说,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则进一步明确此经的翻译地点为洛阳。
除僧传、尼传、经录外,我们还可考察被后代类书引用的情况来确定译经的大致成书年代,如旧题附梁录的《陀罗尼杂集》,僧祐未及此书,而在道世撰于公元668年的《法苑珠林》卷六十《弥陀部第三》中却引用《陀罗尼杂集》卷四:“又《陀罗尼杂集》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今当为汝演说。……’”[290]据此,我们可认为《陀罗尼杂集》大致的成书年代当在《出三藏记集》(公元510—518年)之后、《法苑珠林》(公元668年)年之前。
另外还可根据佛学类书,根据可疑译经的梵文原本成立年代来考证,如日本出本充代博士鉴定《撰集百缘经》的翻译年代大概在6世纪中叶,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干潟龙祥考证出《撰集百缘经》的梵文原本成立于公元3到4世纪。[291]
2.语言学考察
当历朝经录记载相互有出入时,语言学上的考察就成了必要。更有不少学者如胡敕瑞等认为在文献学、文化学、语言学三种鉴别方法中,语言学鉴别不失为一种更有效的方法[292]。原因为:虽然造假者有心作伪,可以避免在一些文化常识上露马脚,但他毕竟不是语言专家,在遣词造句的时候难免会露蛛丝马迹;此外,语言的证据总是要比文献学、文化学的证据常见易得,因为文献、文化的证据零星可见,而任何语料都不能不形诸语言。
语言学鉴别可细分为语音、词汇、语法、文体结构等方面,也可将失译语料与中土文献、出土文书进行比较。在失译语料的实际鉴别过程中,往往是各种方法相结合。
(1)语音方面的鉴别
在语言发展过程中,语音也在不断地演变,但它的演变是缓慢而相对稳定的,以至于有很多学者认为,在语料鉴别时,语音比词汇更适合作为鉴别标准。
在方言的形成和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方言的语音也总在不断地发生变异[293],语音是方言分区的重要标准。采用语音的标准对失译语料进行鉴别,一般不会有太大争议,也有先例可循。如语料鉴别研究初期徐复的《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294]一文,就是结合语音(古韵、古音)来考察的。遗憾的是,从语音或结合语音来鉴别语料的研究成果迄今尚不多见。
翻译佛经有跟中土典籍不一样的地方,它有原典,因而有梵汉对音材料,这是语料鉴别的重要资料。其次翻译佛典往往都是偈、散相间,会有较多的偈颂。译经的偈颂跟散文一样,口语性强,基本为无韵;不过也不排除有些偈颂会讲究用韵,尽管其用韵情况不及诗韵严格,但反映通语、方言或是时音的可能性还是有的。用韵除与个人习惯有关,也与时代、地域以及约定俗成有关。不同年代的韵文,其用韵情况不同,不同区域的每一韵段的押韵组合及押韵的组合频率也有可能不同,如歌戈萧豪相押为闽音的特点,而真文庚清相押在地理上则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295]。丁邦新先生认为“只要有用韵的篇章”[296],利用声韵学知识来推断作品年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适当选取入韵的偈颂,尝试分析其用韵的情况,便可成为语料鉴别的佐证。
(2)词汇方面的鉴别
有些词只在一定的时段内使用,它具有时代性[297]。这样的词(或义项)始见于何时,大体上应该是可以考定的。所以,“从词汇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对判定古籍的写作或翻译年代,是很有帮助的。张永言先生《从词汇史看〈列子〉的写作年代》就是很好的范例”[298],方一新在此指出了词汇作为考证失译语料的一种方法是可行的;他进一步将词汇学上的考证归纳为:一是实词,包括外来词(音译、意译名词)和汉语固有词汇两大块,后者又有常用词、一般词语等。其次是虚词,包括代词、副词、数词、量词、介词、连词和助词[299]。其《〈兴起行经〉翻译年代初探》列举“难提婆罗”“耆婆”“阎浮”“萨薄”四个音译词,考察出《兴起行经》的翻译年代:大致处于三国到两晋;最早也在三国,有可能晚到晋代[300]。这种方法先是筛选出失译经中的某些语词,再在其他确切的译经中上溯这些语词的年代,上溯年代的上限大致可用来判别待考经的年代。比如某词最早出现在三国译经中,被误题为东汉的译经也出现了该词,当待考经中这样的语词达到一定数量,即可判断出此部待考经的翻译年代大致不早于三国;如果是考证译人,则将待考经中的语词,置于该译人其他确切的译经中进行分析。如果待考经中的语词很少或未见于该译人其他确切的译经,待考经中这样的语词又达到一定数量,即可根据这一情况判定此经不是此人所译。这种方法在目前的失译语料鉴别中较多见,其局限性我们将在下面展开讨论。其二是采用同义词更替的方法,选择表达同一意义的一对语词,找出它们更替的时间,用以考察失译语料的年代。
(3)语法方面的鉴别
语法的形成与发展并非一朝一夕之功,相对于词汇而言,语法的变化更显缓慢,故有学者认为从语法方面进行鉴别更可靠。袁宾通过选取被字句作为考察对象,对不同时代、不同方言文献里的被字句进行调查统计,将其结构类型的历时演变和方言差异量化为可资比较的若干数值,然后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内被字句的相应数值与之对照,以此推测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写定年代:元代前后,大约13、14世纪。[301]方一新则是将语法鉴别运用到失译佛典,从特指问句、疑问语气助词的种类及分布比例来考证《大方便佛报恩经》的翻译年代。[302]
运用词汇、语法来考证失译佛典的成果较多,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4)文字学方面的考察
六朝至晚唐五代,是汉字俗体泛滥的高峰年代。[303]汉魏六朝时期的译经,俗字比较多。每一个汉字都有其产生、演变或消亡的历史,俗字也不例外,故张涌泉认为俗字的这种特征可以给我们提供敦煌写本书写年代方面许多重要信息,如甦(苏)、覔(觅)等都是北朝产生的俗字[304],如果敦煌写本中有这类俗字,那么其书写年代很有可能在北朝之后[305]。
相对正字而言,俗字的主要应用范围是在民间,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如果一俗字只见于此经而不见于它经,又不存在版本异文,那么,这个俗字就可以提取出来作为区别性语料来考证佛典翻译地点。如“隟”,为“隙”的俗字。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十七《阿毗达磨集异门足论》音义“无隙”条:“下,卿逆反……论文作隟,俗字也。”[306]“隟”可能在北方三秦译经始见,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二十五:“问曰:云何观诸法实相?答曰:观知诸法,无有瑕隟,不可破不可坏是为实相。”又元魏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卷二十五:“若人持于七种之戒,不缺戒,不穿戒,不隟戒,坚固持戒,不可讥嫌。”[307]
但“隟”在东晋、南朝译经中未检索到。在互为异译的南、北本《大般涅槃经》中,北本用“隟”处,南本代之以“隙”。
1)北本《大般涅槃经》卷六:“若临终时,或值荒乱,刀兵竞起,帝王暴虐,怨家雠隟之所侵逼。”
2)南本《大般涅槃经》卷六:“或值荒乱,刀兵竞起,帝王暴虐,怨家雠隙,之所侵逼。”[308]
我们不敢妄断“隟”就是在北方应用的俗字,但将文字学的成果引入失译语料的鉴别,却是值得探索的。
(5)文体结构方面的鉴别
“文体作为作品的话语体式,其表层是作品的语言秩序,深层则负载着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作家的个体人格内涵”[309],是一个揭示作品形式特征的概念[310]。这使得从文体结构上审视作品的时代特征、个人特色成为可能。如唐写本中的残诗《泽朱研转丹》:“□□□终难,泽朱研转丹。□□桂,何曾有臰兰。□□□,尘镜拂还看。□□,□□青不谓(畏)寒。”[311]朱玉麒从成熟的格律诗的对仗、平仄、粘对等文体结构的要求出发,认为此诗韵脚用字“丹”“兰”“看”“寒”均入诗韵的十四寒,而且中间两联对仗工整,但除平仄粘对还不能完全符合近体诗的要求,是后人所谓“拗体”的古风式律诗,基本接近五律诗的标准,当系初唐文人的诗作。[312]
翻译佛经作为一种语言材料,不同于传统的文言文献,也不同于典型的白话文献,它是汉语在特定时期产生并形成的一种特殊书面语。所以,翻译佛经在用字、用词、用语、篇章结构、编纂方式等方面,既有汉语的一般规律,也有它自己的特殊格式[313],这种特殊格式就是我们要努力提取用以考证失译语料的重要成分。研究经录的日本学者林屋友次郎在论及《撰集百缘经》的译者时也说:“除从译词和文体来判断以外没有其他办法。”[314]释道安就是通过比较翻译佛经的文体,将《阿阇世王经》《遗日摩尼宝经》《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兜沙经》《阿閦佛国经》《内藏百宝经》,另有三种现在缺佚的九种译经归于后汉支娄迦谶所译。
◇字词平面的风格
已有很多学者指出,汉译佛经的用字、用词与中土文献迥异,如:
后汉支娄迦谶译《阿閦佛国经》卷上:“贤者舍利弗白佛言:‘天中天,阿閦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昔行菩萨道时,以被是大僧那僧涅,乃作是愿。’佛言:‘昔行菩萨道时,若干百千人不可复计,无央数人积累德本,于无上正真道持是积累德本。愿作佛道及净其佛刹,如所愿欲严其佛刹。’即亦具足其愿。复次舍利弗,阿閦佛树以七宝作之,高四十里,周匝二十里。其枝叶旁,行四十里,其枝下垂,其栏楯绕树。周匝五百六十里,阿閦如来,于其树下,得萨芸若慧。佛语舍利弗:‘如世间巧人鼓百种音乐,其声不如阿閦佛刹中梯陛、树木之音声。’风适起吹梯陛,树木相叩作悲声。佛语舍利弗:‘听说阿閦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刹中之净快,谛听善思念之,今当为汝说之。’贤者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佛言:‘阿閦如来刹中无有三恶道,何等为三?一者泥犁,二者禽兽,三者薜荔。一切人皆行善事,其地平正生树木,无有高下,无有山陵嵠谷,亦无有砾石崩山。其地行足蹈其上即灭,适举足便还复如故,譬如綩綖,枕头枕其上即为灭,适举头便还复如故,其地如是。其佛刹无有三病。何等为三?一者风,二者寒,三者气。其佛刹人,一切皆无有恶色者,亦无有丑者。其淫怒痴薄,其佛刹人民,皆悉无有牢狱拘闭之事,一切皆无有众邪异道。其刹中树木常有花实,人民皆从树取五色衣被,众共享著之,其衣被甚姝好无败色者……’”[315]
这是一段较为典型的后汉经文,没有娴熟如康孟详的四言格式,更难觅鸠摩罗什文质相得益彰的技巧。大部分语词继承了先秦文言,如代词“是”“其”“之”“汝”等;名词“薜荔”“树”“头”“足”;动词“枕”“闻”;单位词“里”等等。
但这段经文外来成分也不在少数,如“佛”“刹”“如来”“菩萨”“泥犁”[316]“舍利弗”“等正觉”“萨芸若”“僧那僧涅”等,这些外来语言成分直观上就将译经与中土文献区分开来。
汉译佛经加速了汉语双音化的进程,但双音化的程度在不同年代、不同译人的译经里是不同的。上述后汉支谶的译经,复音词已有不少,如“积累”“周匝”“枝叶”“下垂”“栏楯”“音乐”“音声”“梯陛”“树木”“谛听”“思念”“何等”“禽兽”“薜荔”“山陵”“嵠谷”“綩綖”“淫怒”“痴薄”“人民”“牢狱”“拘闭”“衣被”“若干”“世尊”“泥犁”等,近30个,而此段经文数量不大,600字不到,复音词占据5%,初期译经双音化程度已见一斑。
在双音化的基础上,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译经,尚可见“三音化”的情况[317],三音节连用在初期的汉译佛经中并不多见,六朝时可见确切用例,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三十:“行者当作是念:我若以瞋报,彼则为自害。又我先世自有是罪,不得如意,要必当偿……”[318]
此例中,“要必当”是副词三音节连用,由双语素“要必”与单语素“当”组成。“要”有“必须、应当”义。清刘淇《助字辨略》:“要,犹须也,当也。”“要必”为同义连言,为“必须、应当”义[319],如以下数例:
1)旧题附秦录《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卷二:“六以众食有尽,乞食无穷。但天下有人,要必有食,是以乞食无尽。”
2)元魏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卷二十三:“从乐至乐处,后必至涅槃;一切乐无常,要必终归尽。”
3)高齐那连提耶舍译《月灯三昧经》卷四:“乃至梦中无疑网,要必成于无上道。”[320]
“要必当”与“要必”义同,如:
4)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三十四:“譬如仰射虚空,箭去极远,人虽不见,要必当堕。”
5)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二:“寿命虽无量,要必当有尽。”[321]
三音节连用跟复音化程度有关联,竺家宁认为它是形成佛典语言的重要风格之一[322],这不是每个译人都如此运用的,比如“要必当”连言,我们更多的是在后秦、北凉的译经中检索到。
◇篇章结构层面的风格
译经语料通常可分为偈颂和散文两部分,一般为先散文后偈颂的结构。有其固定的模式化的开场套语,如“我闻如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游)……”等。但同中有异,汉译佛典不仅形成了一些不同于原典也不同于中土文献的格式,有些译人还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篇章结构上的文体风格,这给我们留下了鉴别所需的某些线索。
颜洽茂、熊娟通过分析吴支谦23部可靠译经后,发现了误题为支谦译的三卷八品的《菩萨本缘经》在文体结构上非常独特的地方:《菩萨本缘经》每一品的开头都是四句偈颂(唯第一品的开头是八句偈颂),用以总述本品的故事大意,偈诵之后才是散文部分。这种先偈颂后散文的结构形式在支谦其他可靠的译经中是没有的;在支谦可靠的译经中,有20部译经首句都是“闻如是,一时佛在(游)……”,其他三部佛经的开场也有相同之处:没有“闻如是”,直接以“佛”开头。比如《太子瑞应本起经》首句为“佛言”,《了本生死经》首句为“佛说是”。而《菩萨本缘经》的开场语则与它们不同,第一句要么是“我昔曾闻”,要么是“如我曾闻”(唯第三品为“如我昔曾闻”),第二句要么是“过去有王……”,要么是“菩萨往昔(往世)……”[323]文体结构上的这两个特点从形式上把《菩萨本缘经》和支谦的23部可靠译经区分了开来。
(6)词汇、语法等相结合
史光辉从“源自原典的词语的运用”“同义近义词的运用”和“语法方面”三个角度,对旧题后汉支娄迦谶译《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进行了鉴别。在“源自原典的词语的运用”中,列举“怛萨/怛萨阿竭”“优钵花/优昙钵花”“罗汉/阿罗汉”“分卫/分越”等词语,综合论证了《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的译语习惯与支谶译经有别,当非支谶所译[324]。(https://www.daowen.com)
方一新、高列过《〈分别功德论〉翻译年代初探》结合词汇、语法两方面来鉴定《分别功德论》的写作年代。该文在具体梳理被动句、疑问语气词的种类与使用频率、疑问句特殊句式的基础上,同时考证佛教译名“阿那律”“阿练若”“耆婆耆域”“南无”“岚”五个语词和“双生儿”“骆驼”“算术”“秃头”“殊途同归”五个普通语词后得出结论:《分别功德论》不像是东汉译经,而与魏晋时期的译经风格和语言特点相近[325]。
方一新《翻译佛经语料年代的语言学考察——以〈大方便佛报恩经〉为例》结合语法、词汇,从“是”字判断句的否定形式“非是”、被动句的“被字句”、疑问代词与疑问句特殊形式三个语法方面;结合“坌身”“作贼”“求觅”“毁骂”四个一般语词的具体考证;分析两类“切”式复音词:一类为“形容词+切”——即“酸切”“苦切”,另一类为“动词+切”——“逼切”“催切”“迫切”,最后推定《大方便佛报恩经》所反映的语法、词汇面貌有别于可靠的东汉译经,应该是魏晋以后的译经[326]。
(7)语言比较的方法
中古时期,语言材料的种类已不再像先秦时期那样单一,有道教典籍,有翻译佛经,也有出土文书。出土文书极具地域性意义,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对横向的区域性语料的确定颇有价值,其中所含有的与佛教相关的内容也不少。敦煌文书主要就出自莫高窟17窟这一被封存的佛教寺院图书馆,吐鲁番文书大多也是从寺院遗址、废墟或墓葬中发掘出来的[327]。它使语言比较不再局限于性质相同的语料,例如可将翻译佛经跟同时期的中土文献进行语言比较,有陈秀兰[328]、胡敕瑞[329]等都做过相应的研究;也可和道教典籍进行比较,再参考出土文书。这些研究方法在汉语史研究时已被较多学者所使用,并且结论也令人信服。
佛典在汉译过程中会保留一些原典的语言风格,如果失译语料能找到相关的原典,鉴别时也应该借鉴,因为梵汉终究属于性质不同的两种语言,存在诸多差异,梵文自身惯有的词法、句式以及各种语言规则,经师翻译时不可能不受其影响。近几年来,朱冠明[330]、龙国富[331]、姜南[332]等充分利用梵文原典进行梵汉比勘研究,对失译语料鉴别时如何借鉴这些成果和方法,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翻译佛经内部的比较则更多地在异出经间进行,对同一佛典的不同翻译能够体现译者个人的用语风格,也可能会体现出语言的时代特色。这种比较方法在实际研究中也有较多运用。
3.文化学考察
语言是文化的有效载体,社会生活的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以及种种重大的物质或精神的事件都会在语言上投下它的身影[333]。语言反映文化,文化渗透在语言中,脱离语言,文化无以表现;脱离文化,则会违背语言应有的社会性,因为任何语言都是在一定时间、一定区域、一定的民族背景下产生、发展、使用的,这就使得语言研究工作不能不考虑使用语言的不同人群、社会、历史和文化。语言研究需要文化学方面的辅助。罗常培说:“语言学的研究万不能抱残守缺地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资料以内,必须要扩大研究范围,让语言现象跟其他社会现象和意识联系起来,才能格外发挥语言的功能,阐扬语言学的原理。”[334]很多学者如邢福义[335]、申小龙[336]等都努力探讨过语言、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1)语言研究、文化研究相互交融
20世纪80年代吕叔湘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写的专论“语言和语言研究”中曾提到:“研究一个民族的语言常常涉及这个民族的文化,这可以称之为文化语言学。”[337]各种文化现象往往要通过语言记载下来才得以传承。如白居易祖籍西域,“乐天先世本由淄青李氏胡化藩镇之部属归向朝中”[338]。白居易受家族传统影响,对西域音乐情有独钟,西域乐器及其演奏方法在他很多诗作如《琵琶行》中留下痕迹[339]。文化又是语言形成、演变的动力之一,某种文化现象的产生或消失,可导致反映、记录这些文化现象的语词的产生或消失,如谭伟考证了“嫁接”部分词义的消失,乃是因为与之相关的风俗消失的缘故所致[340]。而如果不明文化、习俗的差异,又会导致很多语词在实际的运用时得不到确切的解释。汪少华就指出对李白名句“绕床弄青梅”中“床”字的种种不确切的释义,就是因为不解古代之“床”,实是“朝会、办公、宴饮乃至睡眠无不使用的坐卧具”而导致的[341]。很多学者如罗常培[342]、蔡镜浩[343]等也都认为正确的释义离不开对特定的文化背景的分析。
(2)文化现象是语料鉴别的佐证
德国学者洪堡特认为语言现象是可以从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风貌等层面来推断的,“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式的结合极为密切,只要有一个方面存在,另一方面也定能完全从中推演出来”[344]。从文化学的视角来鉴别语料,是要尽可能地分析被语言记录下来的表明文化形成发展所需的种种主、客观条件。
文化现象用于鉴别语料年代、考证语料地点(翻译地点)的可能性
文化自身是以丰富的历史积淀为底蕴而形成的。某种文化的形成,从文化意识的萌芽到渐趋成熟到最后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必然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在这漫长的进程中,有些时期的某些事物对某种文化特征的形成起了关键性作用;这些时期、这些事物就成了某种文化源远流长的支点,成为区分其他文化的异质成分。这个支点、这些异质成分,恰恰就是我们从文化学上提取区别性语料的基础,这样的支点有助于我们将考证对象置于纵向的时间轴上,使其在文化形成演变过程中的特殊性尽可能地凸显出来。如张永言就通过详细考察锟铻剑、火浣布这两种名物,发现“锟铻剑”是东晋时期上层统治阶级的一种珍玩,而人们真正见到实物“火浣布”则是在汉末三国时代,这两种名物成为《列子》实是出于晋人之手的伪书的重要旁证。[345]刘坚在推测话本《快嘴李翠莲》的年代时,则是尝试从念诗赋、坐床撒帐等结婚时所表现的文化礼节,将其与《东京梦华录》《梦粱录》中的记载相比较,最后得出结论的。[346]
文化不仅纵贯历史,而且横通地域。完全同质的文化是不存在的,很多民族、很多地域都可能会有只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文化也不是静止的,文化只要存在,就不会停止传播,它会携带着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符号不断地移动。它的传播不一定是一步到位的,其间往往会出现许许多多的中转。当然也不能排除有些文化现象可能无法完整地传播下去而在某地终止。外来文化从开始进入、融合、生根开花,到引起本地文化发生变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语言作为文化传播重要的媒介,也就有可能产生相应的变化,就有可能伴随文化从“原产地”出发,再经过第二种甚至多种区域语言沾染,辗转传递,才到达终点[347]。这些点就是我们切入考证的源泉,尽管在一个共时系统中,从语料接触、语料扩散的角度来提取不同来源的异质文化成分并非易事。
(3)佛教文化是译经语料鉴别的独特佐证
佛教东渐不仅仅给汉人带来了佛经,也带来了印度及东南亚的先进文化。从文化融合的角度看,佛经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中国原有的语言文化体系中寻找立足点的过程[348];另一方面,从语言翻译的角度看,翻译不仅仅只是语符表层指称意义的转换,更是深层的汉文化与其他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碰撞。佛教作为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外来的强势文化,翻译佛经不可避免地要记录、移植这种文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原居住民接受它们的语言和文化,汉语中有不少语词就是因为佛教文化而产生或消亡或改变意义的。佛教文化曾经广泛而深刻地影响过汉民族语言,因此,在鉴别译经语料时,完全不考虑佛教文化的特殊性无疑是不恰当的。
佛教文化自身就存在区域差异。从横向的区域特征出发,中国佛教“南重义学,北重实行”[349]。在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北的陆上丝路与西南的海上丝路是佛教东渐的两条途径,同是外来文化与汉族本地文化交融的前沿,很多佛典也是在这两条路上翻译出来的。
佛教通过陆上丝路进入西北边陲,它在西域的传播也有两个中心,南道以于阗、鄯善为中心,据日本学者羽溪了谛考证,西晋至唐代,从于阗传入内地译出的佛典多达52种,共计269卷[350];北道则以龟兹、高昌、焉耆为中心。南道的于阗与北道的龟兹地理历史不同,反映在佛教文化上也不同:于阗流行大乘佛教,现存的于阗语文献以佛教文献居多,大乘佛教的经典最为丰富,这些文献本身是对于阗大乘佛教盛行情况记录的强有力的注脚[351];同时于阗缺乏可供开窟造像的理想山体,因而文献多见于寺、塔。龟兹流行小乘佛教,在今新疆一带出土的龟兹—焉耆语佛教文献中,大多是小乘佛教经典[352];而小乘佛教注重修行禅定,盛行“观像”“坐禅”,故而多凿石窟[353]。
佛教进入中原后,它的中心差不多一直在北方地区(包括关外),尤其是北方的一些大城市如长安、洛阳等。但早在东汉末年,佛教也已传入岭南地区。当时,天下大乱,而交州相对安定和平,不少中原人士前来避难,“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354]。三国时,西域僧人支疆梁接已在交州译出《法华三昧经》了。
广西也在汉代就已开始和其他的东南亚国家有了往来,《汉书·地理志》:“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355]“已程不国”即今斯里兰卡[356]。甚至还有学者考证出,佛教在西汉时期,已经从海路传入广西地区了[357]。这样,岭南不仅有大批的波斯人、阿拉伯人沿海上丝路涌入,而且岭南本身也是少数民族集居的区域,有壮、瑶、仫佬、侗等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固有的原始信仰与外来的佛教结合起来,形成不同于长安、洛阳而具有地方、民族特点的岭南佛教。
从微观层面看,南北僧人的知识结构和学风好尚也有差异,如在南北朝时期,南方僧人前期受玄学影响,谈玄之风甚盛,后期儒学礼教成为佛教高僧关注的重要内容;北方僧人前期只关注内典,后期则重视儒家经典[358]。
译经语料作为佛教文化传播的文本,记载了在迥异的地理环境中滋生出的各种自然物象,承载了相应的、极其丰富的文化现象,如佛教的称谓、僧徒的用物及其居住修行说法的场所等,都可能有着各自的年代、区域特征。
◇佛教称谓
佛教中有很多类似于官位的职称,这些称谓颇有时代特色,如《撰集百缘经》中有些称谓,可能是在西晋后才形成的。
寺主
作为佛教徒的修行场所,“寺”虽然在早期安世高的译经中已见[359],“佛已说如是,从坐起,入寺室,顷思惟在”[360]。但各种相应的“统领寺院内纲规”的职位并未产生,在西晋以前的译经中鲜见“住持”“僧正”“僧主”这样“统掌一寺之庶务”的称谓。
“寺主”,顾名思义就是主管佛寺事务的僧人,源自梵语Vihārasvāmin,此云寺主,“起乎东汉白马寺也。寺既爰处,人必主之,于时虽无寺主之名,而有知事之者”[361]。南朝僧法云可能是记载中最早的“寺主”,“又梁祖造光宅寺,诏法云为寺主,创立僧制,用为后范”[362]。“东晋以来,此职方盛,故梁武造光宅寺,召法云为寺主,创立僧制。”[363]
《撰集百缘经》卷五中的“寺主”,受命于国王,“时彼国王,知佛许可,寻即为佛及比丘僧,造立房舍。请一比丘,用作寺主”[364]。管理僧事时虽不能以身作则,“时彼寺主,从外来入,见此罗汉以香油涂身,心怀嫉妬,便出恶骂”,但尚能及时反省,“时彼寺主,见是变已,深怀惭愧,向彼罗汉,忏悔谢过”[365]。故此“寺主”还算是称职的。
◇僧徒器物
佛教是外来之学,有个汉化的过程;僧侣的器物随着佛教的传入,也一步步进入中国。如在《撰集百缘经》中有“栴檀”一物,可尝试通过整理这一外来之物来旁证语料年代。
栴檀
栴檀原产于天竺、南海诸岛国。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九载“栴檀”:“梵语,香木名也,唐无正译,即白檀香是也,微赤色者为上。”[366]《大唐西域记》卷十载:“国南滨海,有秣剌耶山,崇崖峻岭,洞谷深涧。其中则有白檀香树、栴檀你婆树。树类白栴,不可以别,唯于盛夏,登高远瞩,其有大蛇萦者,于是知之。扰其木性凉冷,故蛇盘也。”[367]“秣剌耶山”即“摩罗耶山”,“山在南天竺境,因国为名。其山多白旃檀香,入者香洁,故云除垢也”[368]。宋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三也曰:“摩黎,或云摩罗耶,在南天竺,多出栴檀。”[369]此山以盛产檀香树而著称,季羡林先生曾指出在“印度文学作品中,爱用来自秣剌耶山的风比喻香风”[370]。
史料也记载了栴檀的另外一个产地南海诸岛国。崔豹《古今注》曰:“紫旅木,出扶南林邑,色紫赤,亦谓紫植也。”[371]又《南夷志》曰:“昆仑国,正北去蛮界西洱河八十一日程。出像,及青木香、旃檀香、紫檀香。”[372]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栴檀香”条也载:“此香出南海,有赤白二种,赤者为上”,又卷二十四:“外国云,此香出诸海岛。”[373]
起初汉地不产栴檀香,“西国香木名也,此国本无”[374],它可能是在汉代随佛教传入中土的,因为它香气芬郁,累日不散,“析栴檀片片皆香”[375],开始也只是用作一种香料,如后汉竺大力共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卷上:“口中青莲花香,身栴檀香,食自消化。”[376]三国渐渐多见:
1)吴维祇难等译《法句经》卷上:“德人遍香,旃檀多香。”
2)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四:“是时栴檀、苏合、郁金诸香,和之为泥。”
3)吴支谦译《大明度经》卷六:“普慈及诸女,皆共散花,并持旃檀捣香,及名杂香,诸珍宝散法来诸闿士上。”[377]
在西晋译经中,出现了“栴檀树”的记载,汉地是否可能此期已开始种植栴檀树,待考。
4)西晋竺法护译《佛说方等般泥洹经》卷上:“有栴檀树,以诸栴檀,共相装挍,其色妙绝,种种无数。”
5)西晋竺法护译《生经》卷三:“第四精进者,转诣他国,到一江边,见一栴檀树,随流来下。脱衣入水,泅截接取。国王家急求栴檀,即载送上,得金百万,所得之宝,不可称计。”[378]
栴檀树是无价之宝,自然稀缺,“旃檀木榓,中国所贵”[379],当非寻常百姓所能消费,故佛经有“别煮栴檀树耳,世所奇珍,独奉世尊”[380]的记载。
栴檀木也被僧侣制成各种各样的器物。
6)西晋竺法护译《普曜经》卷三:“尔时菩萨与诸释童俱住,菩萨手执金笔,栴檀书隶。”
7)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卷五十一:“时王舍城有长者,是六师弟子,得大段旃檀木,即用作钵。”
8)后秦弗若多罗译《十诵律》卷三十八:“佛在舍卫国,忧伽长者,持牛头旃檀器,直十万两金,及阎浮敷具,持到佛所。”
9)梁宝唱撰《经律异相》卷四十五:“生四种物,一者旃檀斗盛米,二者甘露瓶,三者宝囊,四者七节神杖。”[381]
综上所述,原产于天竺、南海诸岛国的栴檀,作为一种香料,后汉时已传入中国,但西晋时佛经才有栴檀树的记载,至于佛经中出现栴檀木制作的僧人器物,更是西晋以后的事。
《撰集百缘经》中的“栴檀”不只是一种香料,而有多种用途。能用来治病,卷三:“唤诸良医,以瞻疗治。云须牛头栴檀,用涂疮上,可得除愈。”可制成僧人必持之杖,卷一:“佛便授其一栴檀杖,与彼窳子。”用来制造寺庙楼阁,卷二:“于时如来,作是念言:吾今当作牛头栴檀重阁讲堂,化彼民众。作是念已,时天帝释,知佛心念,即共天龙夜叉究盘荼等,各各赍持牛头栴檀树,奉上世尊,为于如来,造大讲堂。”甚至起名也以“栴檀”为字,卷七:“父母答曰:‘此儿生时,身诸毛孔,有牛头栴檀香,从其面门,出优钵罗华香。’因为立字,名栴檀香。”[382]
◇居住修行场所
僧坊
“僧坊”即僧人居住的房舍,“坊”有房屋义,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七:“坊,别屋。”[383]宋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七:“别屋谓之坊也。”[384]早期译经称“僧房”“精舍”,如后汉昙果共康孟详译《中本起经》卷上:“长者欢喜,修立精舍僧房坐具。”[385]
“僧坊”之名,虽通于一般,不过它更多地出现于律部,可能指戒律专门之道场,其制度与其他僧徒居住之地有别。刘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译《五分律》卷二十:“佛言:于僧坊内应著衬身衣,不应著入聚落衣”,[386]是说入“僧坊”对穿衣服有规定;又《五分律》卷十六:“诸比丘作是念:若世尊听我等于僧坊内立受戒坛者不遭此难”[387],说明“僧坊”是个吉祥避邪之地;后秦弗若多罗译《十诵律》卷五十六:“僧坊法者,佛听诸僧坊中,温室、讲堂、楼阁、一重舍、尖头舍、揵那舍,佛听是诸坊舍众僧畜,亦听一人畜,是名僧坊法”,又“治塔僧坊法者,阿罗毘国诸塔僧坊毁坏,……佛言:如是人不应与作羯磨,若是比丘能大作功德修治者,应与治塔僧坊羯磨,是名治塔僧坊法”[388],“僧坊”有自己的一整套规矩。
《撰集百缘经》中的“僧坊”[389]也是一方风水宝地,盗贼不得侵,卷八:“闻僧坊中,有好铜瓨,规欲盗取,即便与诸行人,入于僧坊。欲盗取瓨,竟不获得。”[390]而西晋以前未见有这种房舍称呼。
4.综合考辨
为叙述方便,我们把考辨之法分解之,而在实际的译经语料鉴别中,更多的是结合文献学、语言学、文化学等方法进行综合考察。我们将以专章举例论述,此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