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罗章二的信

经过汤显祖的不断努力，“临川四梦”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万历三十三年（1605）五月，进贤县令黄汝亨（字贞父）奉调到北京任礼部主事，他弯道临川到好友汤显祖家做客，临行要了几本《牡丹亭》，途经江浙时散发给吕玉绳、王思任、沈德符等几个戏曲名家，使《牡丹亭》在江浙传播开来，并引起名家关注，纷纷对《牡丹亭》进行改编，以适应当地流行的昆山腔演唱。

这天是重阳节，傍晚时分，汤显祖与邱兆麟等几个后生登山回来。傅氏夫人招呼丈夫汤显祖略作休息，取出一份邮件交给他。汤显祖一看，原来是浙江余姚的好友吕玉绳（名胤昌，吕天成父亲）寄来的，里面除了一本新印的剧本《同梦记》，还有一本《唱曲当知》。汤显祖先看看《唱曲当知》，只翻了几页，他就摇摇头丢给邱兆麟看，邱兆麟草草看过也大为不满，因为这本书过分强调“词当合律”，说什么“欲度新声休走样”，说什么“纵使词出绣肠，歌称绕梁，徜不谐音律也难褒奖”，还要人“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完全是一派教师爷的语气。邱兆麟正“呸呸呸”地表示愤慨和轻蔑时，汤显祖又拍桌而起，指着《同梦记》对郑之文说：“什么混账东西，把我的《牡丹亭》改得不成样子！”

听到拍桌子的声音，傅氏夫人也从房间里出来，劝丈夫要忍耐，千万别动肝火。汤显祖这才转怒为笑，似乎自言自语地说：“吕玉绳枉与我同科出身，也枉称是我的知交，却把我的《牡丹亭》改得意趣全无！”

邱兆麟与郑之父粗略看了《同梦记》，知道这剧本完全是将《牡丹亭》进行胡乱加工而成，除了柳梦梅与杜丽娘的两个梦基本保持，其他的改动根本不合“情之至”的主题，尤其是原本鲜活华丽的辞采改成生硬冰冷的语言，实在不忍卒读。郑之文先劝汤显祖道：“我早年听先生说过，吕玉绳虽然爱好戏曲，但并没有写戏的经验，再加上他一贯崇拜沈璟，所以这个《同梦记》就是沈璟戏剧观的产物，根本上不了舞台！”邱兆麟则愤慨道：“这样的朋友真不可交！先生，你马上写信批评批评他。”

在傅氏夫人温婉的劝说下，又有两个弟子为自己鸣不平，汤显祖神色淡定了很多，喝了口茶，缓缓地说：“观点是要摆明的，批评也是要的，但我不但会给这样的小人写信，我还要写信告诉江浙的明白人，我的《牡丹亭》是不容窜改，不许诋毁的！”(https://www.daowen.com)

郑之文、邱兆麟也非常同意恩师汤显祖的意见。激烈的思想斗争使汤显祖诗兴大发，当即吟诗一首，题为《见改窜〈牡丹亭〉词者失笑》：“醉汉琼筵风味殊，通仙铁笛海云孤。总饶割就时人景，却愧王维旧雪图。”关于王维的《袁安卧雪图》的故事，两个弟子听汤显祖多次讲到，意思是不能为了符合实际情况而忽视创作者的艺术灵感，冬天雪中梅花固然对，但冬天雪中开芭蕉也未尝不可。引申开来，戏曲可以用昆山腔，但我用海盐腔为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改窜者硬生生按昆山腔的韵律来改写《牡丹亭》是让人要笑话的事。汤显祖维护自己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权益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实上有些改编还是成功的，《牡丹亭》的深入传播既得益于昆腔，也使昆腔更广泛地流行，赢得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名。

第二天，汤显祖先后写了两封信。在给吕玉绳的信中说：“寄吴中曲论良是，‘唱曲当知，作曲不尽当知也’。此语大可轩渠。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辞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简短的话将汤显祖的文学主张说得非常清楚，就是要内容第一，形式第二。写戏则重在“曲意”，兼顾“曲谱”。在给孙俟居的信中说：“曲谱诸刻，其论良快。久玩之，要非大了者……弟在此自谓知曲意者，笔懒韵落，时时有之，正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兄达者，能信此乎。”孙俟居与汤显祖也是同年进士，孙还与吕有通家之好，故汤显祖写信给他，意在请他做调停人。信中之意仍是强调以“曲意”为先，为了“曲意”甚至可以不考虑是否合律（即不惜害曲谱）。

两封信发出后，汤显祖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但又一件事让汤显祖不能平静，就是邱兆麟报告一个消息，说宜黄戏班主罗章二也收到吕玉绳寄给的《牡丹亭》改本，正不知如何是好。汤显祖对罗章二的脾气很了解，没有他的指示，他不会按别人的本子演出的。但为了消除罗章二的疑虑，他还是写了一封信给罗章二，内容有三点：一是《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以。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作的意趣大不同了，说明自己不同意演吕玉绳改本的原因，不是文字增减的问题，而是作品的意趣的异同。二是继续进行艺德教育：“往人家搬演，俱宜守分，莫因人家爱我的戏，便过求他酒食钱物”。三是交代一件要事：“《庙记》可觅好手镌之。”这里的《庙记》是指汤显祖撰写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

以上整个事情的过程虽然是由误解而引起的，但却是明代戏剧史上的一场大争论。所谓“误解”即是事情原本是吴江派领袖沈璟引起的争论，结果由于吕玉绳在寄册子和《同梦记》剧本时未说明是沈璟改写的，汤显祖误以为一切都是吕玉绳所为，所以吕玉绳成为“炮灰”。后来事情弄清楚了，这一场争论才成为著名的“沈汤之争”。这一场很有些时日、也有不少人参与的南北之争，对于明确戏剧“曲意”与“曲谱”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因而对我国戏剧的发展有着强大的推动作用。

（杨友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