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疏议》：“道德法律化”的巅峰之作

从立法及其水平来看，《唐律疏议》代表着中国古代立法的最高水平。它不仅是中华法系的代表，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具有相当高的地位和声誉，甚至可以说它是世界历史中中世纪时期内法律典籍的杰作。

这一部代表中国传统社会法典的巅峰之作，无论是从篇章体例结构的安排而言，还是从罪名、刑罚、婚姻、职制、军事、诉讼制度等内容来看，都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立法的最高水准，可谓是承前启后的鸿篇巨制。^[1]

（一）对条文内容关键性概念进行详尽的解释，而且遵循一种溯源性、总结性的阐释方式

比如对于“大不敬”罪中“盗及伪造御宝”行为的解释，而且是在总结已往相关法律典籍内容的基础之上进行总结性疏解。《唐律疏议》云：“‘玺者，印也。’古者尊卑共之，左传云：‘襄公自禁还，及方城，季训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予之。’是其义也。秦汉以来，天子曰‘玺’，诸侯曰‘印’。开元岁中，改玺曰‘宝’。”又如，对于“卫禁律”的解释。疏议曰：“卫禁律者，秦汉及魏未有此篇。晋太宰贾充等，酌汉魏之律，随事增损，创制此篇，名为卫宫律。自宋洎于后周，此名并无所改。至于北齐，将关禁附之，更名禁卫律。随开皇改为卫禁律。”且对于“卫”与“禁”也作出了详细的解释：“卫者，言警卫之法；禁者，以关禁为名。但敬上防非，于事尤重，故次名例之下，居诸篇之首。”^[2]在《唐律疏议》中，诸如此类的解释与溯源，不胜枚举。

（二）梳理罪名、罪行及其刑罚，并就罪名及其罪行的历史之流变进行历史性的溯源和解释(https://www.daowen.com)

如对于“十恶不赦之罪”，疏议曰：“汉制九章，虽并湮没，其‘不道’、‘不敬’之目见存，原夫厥初，盖起诸汉。案梁陈已往，略有其条。周齐虽具十条之名，而无‘十恶’之目。开皇创制，始备此科，酌于旧章，数存于十。大业有造，复更刊除，十条之内，唯存其八。自武德以来。仍遵开皇，无所损益。”^[3]又如，对于“不孝”罪中的“供养有缺”罪行，《唐律疏议》云：“礼云：‘孝子之养亲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以其饮食而忠养之。’其有堪供而缺者，祖父母、父母告乃坐。”在刑罚的溯源上，如对于笞刑：“笞者，击也，又训为耻。言人有小愆，法须惩诫，故加捶挞以耻之。汉时笞则用竹，今时则用楚。故书云‘扑作教刑’，即其义也。汉文帝十三年，太仓令淳于意女缇萦上书，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帝悲其意，遂改肉刑：当黥者髡钳为城奴令舂，当劓者笞三百。此即笞、杖之目，未有区分。”又如对于杖刑的历史追溯：“蚩尤作五虐之刑，亦用鞭扑。源其滥觞，所从来远矣。汉景帝以笞者已死而笞未毕，改三百曰二百，二百曰一百。奕代沿流，曾微增损。爰泊随室，以杖易鞭。”又如对于“八议”制度的历史追溯：“周礼云‘八辟丽邦法。’今之‘八议’，周之‘八辟’也。”^[4]在《唐律疏议》中，对于重要的罪名均进行了历史性的溯源。

（三）在体例结构上的继承与创新

比如《唐律疏议》对于其总则《名例律》的解释：“昔者，三王始用肉刑。赭衣难嗣，皇风更远，朴散淳离，伤肌犯骨。尚书大传曰：‘夏刑三千条’。周礼‘司刑掌五刑’，其属二千五百。穆王度时制法，五刑之属三千。周衰刑重，战国异制，魏文侯师于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商鞅传授，改法为律。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兴、厩三篇，谓九章之律。魏因汉律为一十八篇，改汉具律为刑名第一。晋命贾充等，增损汉、魏律为二十篇，于魏刑名律中分为法例律。宋齐梁及后魏，因而不改。爰至北齐，并刑名、法例为名例。后周复为刑名。隋因北齐，更为名例。唐因于隋，相承不改。”^[5]

由此可见，《唐律疏议》可谓汇集了前期历代立法成果，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提炼、创新和发展，且后期的宋元明清均未能出其左右，并沿用之。“故宋世多采用之。元时断狱，亦每引为据。明洪武初，命儒臣同刑官进讲唐律。后命刘惟谦等详定明律，其篇目一准于唐。”^[6]所以，可以毫无夸张地说，《唐律疏议》已经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立法的最高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