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学法：国家对官吏法律素质的驯化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官吏曾一度是国家法律的“管理人和收藏人”，因此，他们是懂法的社会群体。所以，他们也就成为传播法律知识的重要主体。为了增强国家对于人们的控制力量，对于官员的法律知识驯化便一直是统治阶层极为看重的一件事情。但自春秋战国“铸刑鼎、刻竹简”不断公布成文法之后，官吏便逐渐失去了国家法律“管理人和收藏人”的资格，但是，官吏学法的职责并没有因此而废除，而且还作为了考核他们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在秦汉之时，要求官吏必须“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33]，于是，便渐趋形成了“以吏为师”的社会氛围，这无疑是赋予了官吏宣讲法律的重要职责。“凡良吏明法律令，事无不能也……恶吏不明法律令，不知事，不廉洁，无以佐上。”^[34]所以，自此之后，“以吏为师”、官吏学法、官吏宣讲法律便作为了一项重要的法律传播形式予以延续下来。

盛唐之时，随着代表着古代社会立法最高水平的《唐律疏议》的颁布实施，国家则对官吏宣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不习经史，无以立身；不习法理，无以效职，出身以后，当宜习法”。^[35]为此，唐统治者便开始着手培养大量的法律人才，为此，在科举考试中，特设明法科，为法律的宣讲提供重要的人才保障。

相对于唐代而言，宋代在官吏学法、宣讲法律的事情上，要求则更加的严厉，甚至以刑罚的方式来惩罚不学习、不熟悉国家律令的官吏，可谓开历史之先河。“应朝臣、京官及幕职、州县官等，今后必须读法……当今于法书内试问，如全不知者，量加殿罚。”^[36]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在宋代刮起了一股士大夫等官吏学习律令的强劲之风。(https://www.daowen.com)

明代，在朱元璋所倡导的“重典治国”指导思想主导下，对于官吏的法律素质要求则较之前代而言更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与要求，明代在《大明律·吏律·公式》中，作出了极为严格的规定。“凡国家律令……百司官吏，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每遇年终，在内从察院，在外从分巡御史，提刑按察司官，按治去处考校。若有不能讲解，不晓律意者，初犯罚俸钱一月，再犯笞四十，附过；三犯，于本衙门递降叙用。”“若官吏人等，挟诈欺公，妄生异议，擅为更改，变乱成法者，斩。”^[37]可见，在明代，对于官吏而言，不仅要熟读并明律意，而且还要能灵活运用，不但国家会监督官吏的学法用法情况，而且还有严格的惩治措施。

清王朝在培育官吏法律素质上，基本延用明代的模式。

综上所述，可见，自唐之后，国家对于官吏法律素质的要求渐趋拔高和提升，所采取的措施也逐渐趋于严格。这与“道德法律化”的进程在盛唐之时基本完成是密切关联的。因为法律制度体系的历史建构已经基本完成、完备，所以，急需的是法律的实施。而在传统社会中，官吏是集行政与司法两职于一身的主体，他们法律素质的高低良莠直接与法律作用的发挥关联在一起，更何况他们还肩负着法律知识传播的任务，因此，统治者在官吏的法律素质的塑造上都极为重视，不惜动用刑罚的方式来督促他们学法、知法、用法，从而为国家法律的实施提供重要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