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君束吏：“以德束官”的“德”之要求
诚然，社会关系的“五伦”构造为“德治”治国理政的推行奠定了浓厚的“德性”之社会关系基础。而蕴含在此种社会关系之中的“权利义务”内容，无疑，需要一套强有力的组织机构系统予以保障和执行，而组织机构系统的人员是否有“德”则是考量其保障和执行社会关系之中伦理化“权利义务”内容有效与否的重要指标体系。
因此，君（王）与官吏作为“德治”模式中的治理主体自身是否符合“德”之要求则成为了“德治”成败的关键之所在。为此，《礼记·中庸》亦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如果从整个国家而言，则是君与吏之德兴，则国必兴之；君与吏之德衰，则国必亡之。因此，君与吏之德性及德行，不仅是社会关系之中伦理化“权利义务”内容实现的重要保障，而且事关国家之兴衰。
为此，以下拟从“君与吏”两个主体的“德性”与“德行”之要求来阐述上述问题。以此来呈现“德”之内容要素在“德治”模式中的治理主体系统得以贯通的客观情境。
（一）正君：君德之社会期望
作为处于统治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君（王）一直被人们作为道德之圣人与标杆。因此，人们对他们“德”之要求与期望往往超乎常人。而关键在于他们的“德行”关乎着平民百姓是活在水深火热的、残酷的统治之下，还是活在“德行天下”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因此，社会对于“君德”寄以厚望，也因此出现了许多“正君”之要求。如“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德主刑辅、仁政、为政以德、爱民如爱子”等，即为典型之表现。另外，在伦理化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下，统治者欲稳定自身的统治秩序，也需要遵循“德”之要求，唯此，方能适应社会，并融于其中，达致“内圣外王”之境界。因此，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便具有悠久的“正君”之传统。
自西周提出统治者需要“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为政之基本要求之后，社会对君王的道德要求一直得以延续和强化。尤其是经过儒家伦理思想的“提质改造”，君王之德被提拔到关乎其统治能否稳定有序、政令能否畅通以及权力是否合法的高度。是故，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39]”“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40]“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41]孟子亦云：“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42]那么，如何正？关键在于修身矣。是故《大学》如是道：“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所以，盛唐之时的李世民也叹之：“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43]
百姓在对君德的期望上，最为重要的则是具有崇高的道德品格，需做仁义之君，重人伦，懂礼仪，法先王，践仁义，用贤人，纳谏诤，由此，能够成为集道德与权力于一身的圣人，以此方可德配天地，礼仪天下，率天下为仁矣。犹如《中庸》所道之：“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
（二）束吏：官吏之“德性”要求与“德行”选考
对于高高在上的君王，在更多的意义上，社会只能祈求天命成其之德矣，推行仁政。不过，对于在其之下的为官之人，尤其是对于身处政治权力谱系末端的一般官吏而言，则是通过强制的方式来要求他们必须具有“德性”与“德行”，因为这一群体是推行并实现仁政理想目标的重要力量。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之中，统治者一直秉持着这样一种思想观念——治国必先治吏。因为“吏者，民之本纲者也”，“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44]为此，历朝历代从官吏的选拔任用、考核监督以及奖惩机制上，全方位地贯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之要求，来实现其治吏的目标。
在官吏的选拔任用上，中国传统社会自古就有“德才兼备，以德为本”的标准，而且这一标准被历朝历代“一以贯之”。
1.官吏“德性”与“德行”的选拔、考核以及奖惩机制
西周之际，虽然诸侯贵族在爵位上的推行实行是任人唯亲的世卿世禄制，实为宗法制使然。但在选拔任用官吏上，“六德”、“六行”与“六艺”的标准和条件仍然得到了青睐和践行。[45]在官吏“德行”之考核监督上，周统治者注重考核其践行“六德”、“六行”与“六艺”的情况。[46]
春秋战国之时，由于“礼崩乐坏”，宗法制影响力渐衰，因此，在官吏选拔任用上，任人唯亲的世卿世禄制渐趋退出，取而代之则是“尚贤崇能”的标准与条件。所以，各位贤士能人或毛遂自荐，或为“白乐”荐举，或获军功而授官，或诸侯自养门客，故或贤或能成为了获得官禄爵位的重要条件与“敲门砖”。因此，无能无用之人，或罢或废。如秦国之韩非就曾提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将必发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47]的官吏选拔与晋升之主张。
春秋战国之时，在官吏“德行”之考核监督上，极力要求他们做到忠君、忠王，勤勉、实干。比如楚国的吴起，为了整饬吏治，肃清官场之歪风，要求官吏“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他“破横散从（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并“为楚悼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48]以期将“忠君、忠王，勤勉、实干”的为政之道落到实处。
在大一统的秦王朝，已经具有如《除弟子律》、《除吏律》与《置吏律》等选拔任用官吏的法律制度。此时，“臣忠”被认为是为官之道的根本之所在，要求官吏必须忠于秦王。如“君怀臣忠，政之本也”。在官吏基本品德上，要求“精洁正直，谨慎坚固，审悉毋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父慈子孝，政之本也。”[49]
在官吏“德行”的考核监督上[50]，秦统治者特别要求官吏忠于自身，否则将面临严酷刑罚的惩戒。(https://www.daowen.com)
两汉时期，除了延用秦律相应的制度之外，自身也创设了如“察举制”等官吏选拔和任用制度体系。在选任的标准上，大力倡导和推崇“四科取士[51]”和“光禄四行”[52]等措施。就“察举制”而言，则是要求举荐人考察被荐之人在贤良方正、孝廉、察廉、茂才、贤良文学等诸多方面的表现，尤其注重被荐之人的孝心、孝行。
魏晋南北朝，在选任官吏上，推行的则是九品中正制。即在地方行政区域之中的州、郡之中，设置大、小、中正官职，由他们根据出生门第、道德品行和才能，并征求民意，按照九个等级来评定待选任何晋升的对象，以此来为朝廷提供授予官职以及官职晋升的依据。这便是“九品中正制度”创立之初的良好愿望：“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53]不过，这一美好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以才选人的目的，而是出现了与之相反的局面——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另外，在此历史时期内，在官吏选拔任用上还实行考试的方式，其考核内容主要是以儒家经典典籍为主。
隋唐之际，除了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之外，对于官吏的德行品性要求仍然为首要条件。[54]
在官吏“德行”的考核监督上，唐王朝在考核的频次上尤多。不仅一年一次小考，而且四年还要进行一次大考。其考核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其中，所谓“四善”实则是道德品性之内容，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55]
宋朝，在科举制度改革中，王安石曾经罢诗赋帖经墨义而改用论述经文道德的经义，其讨论的核心是人的伦常问题。[56]
在官吏“德行”的考核监督上，宋王朝甚至不惜动用残酷的刑罚来监督官吏，尤其是朱元璋的“重典治世”可谓是对整饬吏治起到了刮骨疗毒的功效。
明清之际，科举制度得以强化并出现了僵化的态势。但凡由此获得官职之人，必熟悉儒家之经典为要，所以，儒家之忠孝节义等“德”之要素已经成为他们思想意识之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在官吏“德行”的考核监督上，明清时期尤其严厉苛刻。比如明朝就有“考满”与“考察”两种制度。“考满”是一种在官吏任期内的定期考核制度。而“考察”可分为“京察”与“外察”两种情形，只是所考核的对象和时间不同。“京察”是每六年一次，对象是全体京官，而“外察”是每三年一次，对象是京城以外官员。但凡与“四格八法”不相符的官吏，均予以清退。[57]
综上所述，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在官吏的选拔与任用上，虽重贤能才干，选贤任能，但更重要的则是“以德为本”。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官吏的选任、管理上都秉持这样一种理念：“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58]因为他们始终笃信：“民为邦木，木固邦宁；固木之责，惟在官吏”[59]也。
2.君王与官吏之“德性”修养内容
“正君”无疑是人们对于“君德”的良好愿望与祈求，强力推行“束吏”的选、考核及奖惩的各项机制举措，则是对于官吏的“德性”与“德行”的具体要求。无论是“正君”，还是“束吏”，无不是希望政治权力系统从顶端的君王到末端的一般官吏均能“修身以安己、安民”，以此“率天下为仁”，所以，他们的“德性”修养内容则是实现此目标的重要价值保障。于此，拟将君王与官吏的“德性”修养内容概要性的总结。
在“君德”的修养内容上，主要是注重君王自身的道德修养，祈求君王能够成为道德圣人，能以身垂范，并以此来推行“仁政”。故孟子强调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诚服也。”[60]所以，修身养性成为了“君德”的核心内容。而“修身养性”扩而言之，则包含“体恤民情民意、纳谏兼听、尽心勤政、选贤任能、尊贤敬臣、谨言慎行、公正勿偏、勤学践礼、克己省身、尚俭恶奢、廉洁奉公”等内容。盛唐之时的李世民亦曾在《帝范》中，将“居安思危、忠义、孝友、公平、廉洁、诚信”等作为自身的“为君之德”。
与“君德”相比较而言，官吏之“德性”修养内容则显得具体详细。因此，历朝各代在“臣德”的内容上颇多并趋严。
具体言之，西周有“六德”、“六行”与“六艺”的内容；秦王朝则有“五善”——恭敬多让、清廉毋谤、忠信敬上、喜为善行、举事审当；两汉则确立了“光禄四行”的内容；晋朝则有“中正六条”的内容，即洁身劳谦、信义可复、孝敬尽礼、忠恪匪躬、友于兄弟、学以为己；盛唐之时则有“四善”等要求，即德义有闻、恪勤匪懈、公平可称、清慎明著，武则天曾将“七德”作为为臣之德，即敢谏、至忠、诚信、公正、利人、慎密、廉洁。宋元明清，在“臣德”之内容上，大多沿袭唐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