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小结
通过对“德治”中的“德”之内容要素及其体系结构与“治”的三个具体要件的分析，不难得知，“德”之内容要素及其体系结构已经由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确立和提炼，并为此搭建了确保“德”之内容要素在“治”的三个具体要件中无障碍地、顺畅地流通与贯通的平台体系。即治理对象的“人性本善”之人性预设、培育和塑造以及“社会关系的伦理化”构造；治理方式与手段（即如何治）的道德化改造已经完成（此项内容详见道德法律化部分）；治理主体（即谁来治）的“德性”与“德行”培育和规范。所以，如此看来，各项条件与要素均已经具备和成就，就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治理模式而言，故非“德治”莫属，且只有“德治”模式方可“定社稷、序民人”，获得巨大的社会认同，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
不过，我们也不难发现，“德治”亦即“以德治国”之谓，虽然是契合中国传统社会的“治国安邦”之模式，但是，它始终无法抹去其人治的内在特质。其原因有三：其一，作为“德治”对象的“国家”而言，它是一个虚拟化的存在，并非是一个实体化的对象，故“德治”只可能针对人或者社会（即人之集合）而言，而从“德治”的主要内容来看，其“德”之内容要素只可能作为人的自律性要素，实难拔高到他律性的地位；其二，作为“德治”手段的法律而言，虽然在社会秩序的维护和调控上，它也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但是，它已经完全为“德”所主宰，成为道德奴婢，失去了自身应有的地位和价值独立性，充其量法律不过只是道德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其三，作为“德治”所赖以存在的社会而言，它已经完全伦理化，完全为“德”所束缚，由家为原型的社会关系模式及其内容完全是为“德”发挥自身力量而“量身定做”的，根本无其他如法律施展拳脚的空间。正如《荀子·君道》之中所云也：“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61]
由此可见，“德治”乃“人治”也。但这并不是一种价值优劣上的判断，而是一种事实上的客观描述而已。因为，即便“德治”是“人治”，甚至是“专制”与“极权”式统治，那也是曾经在中国传统社会“风靡”了两千多年的国家治理模式与理论，所以，于此，可以说“存在即合理”也。
【注释】
[1]“以德述律”无疑是给治理的方式与手段注入“德”之价值内核，此即“道德法律化”进程中的“以经释律、引经决狱、引经入律”等举措的真正目的，对此，本书在前述部分已经做了爬梳，因此，在本章之中，关于此项内容将不再进行探讨。
[2]在“德法之辩”命题中的概念界说，在分析“道德”这一概念之时，已经就“德”字源流与含义进行了论述，不过，那是注重于从“道德”概念及其基本含义指向的视角来论述的，即从无“心”之德到有“心”之德、从“有心之德”到“自觉自为之德”以及从“自觉自为之德”到构造“伦理社会实体之德”，而没有就“德”字的基本含义予以深入的探讨，另外，也是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对“德”字的基本含义流变的论述。于此，则是以《论语》等儒家经典为对象来具体考察“德”字的基本含义，尤其是从类型化的视角来提炼其在为人、为政等领域中的具体指向与含义。
[3]《论语》是儒家的重要经典典籍之一，它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儒家学派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观点，是后人研究孔子和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文本。从东汉起被列入儒家经典之列，到南宋经理学大师朱熹集注后成为“四书”的一员，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子们必读的典籍。诚如康有为所说：“盖千年来，自学子束发诵读，至于天下推施奉行，皆以《论语》为孔教大宗正统，以代六经。”（康有为.论语注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4.）因此，通过《论语》便可以把握孔子思想体系以及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与特征。
[4]陈晨捷.先秦诸子“德”论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6：5.
[5]转引自杨松贺.德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地位[D].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2：5.
[6]杨松贺.德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地位[D].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2：5.
[7]《周礼·地官·师氏》。
[8]《国语·周语下》。
[9]《易·乾》。
[10]《周礼·夏官·司士》。
[11]《尚书·盘庚上》。
[12]《诗经·大雅·既醉》。
[13]《诗经·邺风·谷风》。
[14]《诗经·卫风·氓》。
[15]《韩非子·二柄》。
[16]《论语·八佾》。
[17]杨松贺.德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地位[D].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5月，第5页，谢无量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认为“皆仁体中所包德也”。“仁”包含了49个德目，即曰诚，曰敬，曰怒，曰忠，曰孝，曰爱，曰知，曰勇，曰恭，曰宽，曰信，曰敏，曰惠，曰慈，曰亲，曰善，曰温，曰良，曰俭，曰让，曰中，曰庸，曰恒，曰和，曰友，曰顺，曰礼，曰齐，曰庄，曰肃，曰锑，曰刚，曰毅，曰贞，曰谅，曰质，曰直，曰廉，曰洁，曰决，曰明，曰聪，曰清，曰谦，曰柔，曰愿，曰正，曰睿，曰义。（详见谢无量.中国哲学史[M]（第一篇上）.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6：61-65.）而杨松贺博士则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23个德目，即“贤、乐、厚、思、省、节、勤、思、学、木、呐、慎、重、威、公、群、周、均、安、教、施、济、孙”。加之，他将“仁”纳入其中，由此，德目达73个之多。
[18]杨松贺.德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地位[D].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2：8-9.
[19]《论语·学而》。
[20]“三省”是指“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三乐”是指“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三友”是指“友直、友谅、友多闻”；“三戒”是指“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三愆”是指“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警”；“三变”是指“望之严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历”；“三畏”是指“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九思”是指“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转引自杨松贺.德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地位[D].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2：14.
[21]《论语·宪问》。
[22]《加封孔子制》《元文类》卷十一。
[23]《论语·阳货》。
[24]《论语·公冶长》。
[25]《孟子·离娄下》。
[26]《孟子·公孙丑上》。
[27]《孟子·告子上》。
[28]《孟子·尽心上》。
[29]《荀子·正名篇》。(https://www.daowen.com)
[30]《荀子·正名篇》。
[31]《荀子·性恶篇》。
[32]郭象《养生主注》。
[33]郭象《天地注》。
[34]郭象《齐物论注》。
[35]《朱子语类》卷四。
[36]谢遐龄先生曾以此为准据认定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特质。他在《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一文中指出：“判定一个社会是伦理社会还是理性主义社会，关键在于其中主导性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伦理社会的社会关系是直接的、无客观中介的、主观情感的……以此为据，很明显，中国是伦理社会。”谢遐龄.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J].社会学研究，1996（6）：75.
[37]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梁漱溟全集》（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162.
[38]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梁漱溟全集》（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174.
[39]《论语·颜渊》。
[40]《论语·为政》。
[41]《论语·子路》。
[42]《孟子·离娄上》。
[43]《贞观政要·君德》。
[44]《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45]据《周礼·地官·司徒》记载： “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不难看出，礼成为了主要的选任标准与条件。
[46]据《周礼·地官·司徒》记载：“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 “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兴其众寡，以礼礼宾之。”
[47]《韩非子·显学》。
[48]《战国策·秦策三》。
[49]《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
[50]在官吏的政绩、德行等为政的考核监督上，其实，在国家的行政组织系统中，自秦代创设御史府等监察机构之始，这一套监察机构及其制度则一直得到了统治阶层的肯定和推行，对此，在“司法组织机构的设置”内容中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分析，于此，则不再重复阐述。
[51]即“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学通行修，经中博士；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复问，文中御史；刚毅多略，遇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范晔.后汉书·和帝纪（卷4）[M].北京：中华书局，1973：176.
[52]即《汉官仪》所云：“敦厚、质朴、逊让、节俭也。”
[53]《宋书》（卷九十四）。
[54]如《通典》卷一五·《选举三》云： “择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言词辨证；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
[55]《唐六典》卷二·《吏部》。
[56]岑大利.中国古代官德建设及其现代借鉴[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2（5）：102.
[57]所谓“四格八法”涵盖了为官的操守、才能、态度及身体条件，具体而言，“四格”是考核的内容，即守、政、才、年，而“八法”是考察的标准，即不谨、贪、浮躁、酷、才力不及、疲软、年老、有疾。
[58]《贞观政要·崇儒学》。
[59]《尚书·五子之歌》。
[60]《孟子·公孙丑上》。
[61]在儒家看来，治人是根本。其一，法律若出自圣人之手，则为良善之法，否则便是恶法矣。《荀子·君道》：“君子者，法之原也。”认为圣人君子的德行智慧乃良善之法的本源与源泉。故“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官人守数，君子养源。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数”即法律制度，“养源”即为立法）孟子也云：“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其二，法律执行也需要贤能者。即便是恶法，在执行之中有贤能者把关辅助，也会避其弊端。此谓《论语·子路》中“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之意谓，孟子也如此强调贤人在法律执行过程中的重要性：“徒法不能以自行”。荀子则更进一步：“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荀子·王制》）其三，圣人贤者还可以填补法律之漏洞。即法律所面对的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难免具有滞后性等缺陷。所以，荀子说：“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也；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每临事必乱。故明主急得其人。”（《荀子·君道》）可见，从立法到执法的整个过程之中，“人”始终是核心要素，其贤能与否乃是关键所在。所以“有治人，无治法”实乃正常之情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