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D危险因素

PSD的发生受年龄[31]、性别[32]、种族与文化背景[33]及受教育程度[34]等多种因素影响，然而不同研究的结果存在不一致，目前尚无确切结论。

卒中后的躯体功能障碍，以及由此带来的工作及生活能力丧失、社会或家庭地位的改变是PSD发生的主要社会心理应激因素[35]。应激生活事件[13]、缺乏社会支持[36]、较低的家庭经济收入[37]、病前神经质人格[38]、A型行为[39]可增加PSD发病风险。

家族史是PSD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17]。分子遗传学研究表明与PSD有关的基因包括：5-羟色胺（5-serotonin transporter，5-HT）转运体[40]、5-HT 1A[41]与2A[42]受体、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43]、N5，N10-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N5，N10 methylenetetrahydrorolate reductase，MTHFR）[44]、儿茶酚氧位甲基转移酶（catechol-O-methyltransferase，COMT）[45]、白介素10（interleukin-10，IL-10）与IL-4[46]及c AMP反应元件结合蛋白（c AMP response element binding protein，CREB）[47]等相关基因。其中研究较多的是5-HT转运体及5-HT受体相关基因，基因-基因、基因-环境交互作用也参与PSD的发病[43]。此外，微小RNA在PSD发生及抗抑郁治疗过程中也扮演关键角色[48]。

神经递质的改变是当前PSD研究的热门领域，脑卒中后急性期PSD患者脑脊液中去甲肾上腺素、5-HT以及5-HT的代谢产物5-羟基吲哚乙酸（5-hydroxyindole acetic acid，5-HIAA）的含量明显下降[49，50]；氢质子磁共振波谱研究发现PSD患者存在前额叶谷氨酸代谢的异常[51]。(https://www.daowen.com)

炎症反应可能参与PSD发病，卒中后致炎性细胞因子（如IL-1、IL-6、IL-18、TNF-α等）增多[52]，血清C反应蛋白水平可作为PSD发生及严重程度的重要预测因子[53]。

神经内分泌研究提示，PSD患者存在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及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异常[54，55]。此外，PSD的发生与血清BDNF水平降低[56]、铁蛋白[57]和新蝶呤水平升高[58]有关。

神经解剖异常在PSD的发病中起重要作用，PSD的发生可能与调节情绪的额颞叶-基底节-腹侧脑干环路受损及相关的神经化学递质异常有关[59]。目前该领域研究主要围绕脑卒中损伤病灶和脑白质疏松两方面。脑卒中损伤病灶与PSD的关系至今仍是极富争议的研究领域，不同研究结果相互矛盾。可能的解释是，不同临床特征PSD所对应的脑卒中损伤部位并不一致，情感性抑郁的严重性与左额叶损伤相关，而淡漠性抑郁的严重性则与双侧基底节损伤相关[60]。损伤部位与额极的距离也和PSD的频率和严重程度相关，研究发现，损伤部位离额极越近，抑郁就越严重[61]。且以疾病的不同时期进行亚组分析的结果示急性期（卒中后1个月内）左半球卒中患者易罹患PSD，而亚急性期（卒中后1～6个月）右半球卒中的患者易罹患PSD[62]。此外，脑白质疏松可能在梗死灶较小的PSD发生中起较为重要的作用，而梗死灶较大患者中的病灶本身作用更大[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