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体制内部问责的局限

行政体制内问责的主体与客体是上下级隶属和服从关系，实现机制是依靠在组织的规章制度和标准化的操作程序，以官僚制的等级权威为基础，被称之为权力问责或等级问责，具有很高的实现程度。问责的方式有工作报告、备案、审查、检查、指挥、撤销、废止、奖惩、考核等制度安排，以及行政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的监督、行政复议和行政救济等。当前的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因异体问责集体缺位，属于典型的同体问责。这导致一个片面的认识，即认为问责制就是“下对上负责，上对下问责”，致使政府责任错位，政府责任机制的无法真正建立，责任很难得到全面落实，公众也就无法实现对政府监督。

行政体制内问责侧重于事后问责，表现在它从诸多层面上要求行政部门对行政结果负责，并由此形成以结果为导向的事后监督型行政问责制，这种“行政化”的、等级问责制度仍旧只是“灭火员”的角色，使行政问责制不能覆盖行政权力的全过程，以及每一个公务员的行为。因此，行政体制内问责的监督效果不稳定，需要体制外问责制度的根本性约束为根基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