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之独尊
元世祖忽必烈自至元八年（1271）诏示天下建国号曰“大元”之日起，即庄严宣告元朝归属于中华大统。但朝野对关于正统问题，元朝是继南宋还是辽金之统问题的争议也随之而起，直到元末文豪杨维祯上表章力辨中华之治统、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在宋而后及于我朝”，时人以为维桢此表“可谓一洗天下纷纭之论，公万世而为心者也”[24]。明初开国诸臣也多赞同，刘基明确指出：“元承宋统。”[25]同理，明承元统，也合乎天理人情。即使开国皇帝朱元璋对此也无异议，洪武九年（1376）将元世祖与宋太祖、唐太宗、隋高祖、汉光武、汉高祖、周武王、商汤王、夏禹王列为正统开国帝王共同祭祀[26]，元世祖后继开国之君当然非他朱皇帝莫属了。明代建国之初政治典章制度如中书省、行政区划，乃至历法等皆取法元代。“惟明之《大统历》，实即元之《授时（历）》，承用二百七十余年，未尝改宪”[27]。同时也酌采汉唐两宋典制，而以最切近的宋元时代为多。洪武后期，特别是建文帝即位之际，诸藩王各拥重兵，出现弱干强枝、尾大不掉的政治危机，皇权受到威胁，正统问题也因之受到廷臣的重视。竭力倡导正统之说者是宋濂的高弟子方孝孺，作《释统》上中下三篇，又作《后正统论》，可谓不遗余力。“辨君臣之等，严华夷之分，扶天理，遏人欲”[28]，是其立论基础。以此衡量历朝帝王统绪又分别“正统”与“变统”，凡取得天下者，“以其建道德之中，立仁义之极，操政教之原，有以过乎天下也，……斯可以为正统，不然，非其所据而据之，是则变也”[29]。正统如三代、汉、唐、宋（赵宋）。变统如秦、隋、晋、宋（刘宋）齐、梁。至于“夷狄而僭中国，女后而据天位，治如苻坚，才如武氏，亦不可继统矣”[30]，少数民族政权，女性君临天下，不但不可称正统，就连变统也不是了。又谓：
先正大儒知夷狄之不可长也，故虽强如苻坚，盛如德光（辽太宗耶律德光），不与之以中国之礼；知贼后之不可主也，故吕氏之强，武后之才，不与之以天子之位；知篡臣之不可训也，故王莽、侯景之徒，一以盗贼待之。其为法至公，其为道至明，其为虑至远也。[31]
以此，他对元朝政治与文化竭尽诋
，“宋亡，元主中国者八十余年，中国之民言语、服食、器用、礼文不化为夷者鲜矣”，然而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历史事实，“其初尚有一二贤者教之，参用宋法，而亦颇以宽大为政，故民亦安之”，但是夷狄终究是夷狄，其后“暴戾贪鄙，用其族类，以处要职，黩货紊法，终以此乱，其俗大坏，以至于今”[32]。方孝孺坚守宋儒华夷之辨的保守狭隘的民族观念，彻底否认元朝的正统地位，与杨维祯力主元为正统、元承宋统之说大相径庭，也与其师宋先生虽为开国文臣之首仍眷恋胜国的思想情感大异其趣，而且较之明太祖对元世祖的态度也后退了一步。孝孺对宋代礼乐刑政文化学术推崇备至，以为历代礼乐之善，风俗之淳，最推三代，“夏之忠，商之质，周之文”，战国、秦汉以后莫能及，惟宋可以继矣：
至于近世，惟宋之俗为近古，尊尚儒术，以礼义渐渍其民，三百年之间，宰相大臣不受刑戮，外内庶官顾养廉耻，虽曰纲纪未备，其所崇尚远非秦汉以下之所能及。[33]
方孝孺贬低元代、抬高宋代的政治观、文化观、民族观适应建国初期亟需加强中央集权和皇权统治的迫切要求，除用重法镇压诛除功臣宿将儒士文人之外，还要在思想文化上收摄士心世习。孝孺的思想言论集中体现了明初洪武、永乐五十年间尊尚宋代思想学术的文化思潮，直至景泰、天顺整个明代前期百年间都弥漫着这一思潮。尊宋思潮对明代前期思想文化的影响是深刻的、全方位的。
例如：明代以科举取士，试题专取《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谓之四书义，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谓之五经义。洪武三年（1370），定为乡试、会试文字程式。以经义试士，其法创自宋代王安石，明代因之，“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34]。商衍鎏亦云：“然则八股之法，实肇于宋绍兴、淳祐，定于明之洪武，而盛于成化以后者。”[35]明初文家论历代文章之盛每每推崇宋人，宋濂谓“自秦以下莫盛于宋”[36]。又称：“夫自孟氏既没，世不复有文，贾长沙、董江都、太史迁得其皮肤，韩吏部、欧阳少师得其骨骼，舂陵、河南、横渠、考亭五子得其心髓。”[37]在他看来，宋代理学家周、程（程颢程颐兄弟）、张、朱五家文章超越了司马迁、韩愈、欧阳修等宗匠，直跻“唐虞三代之文”，属于“六经之文”，是文章最高境界，“天下至文”，“文至于六经，至矣尽矣”。他用文以载道、文道统一的理念衡量文章高下盛衰，认为孟子之后儒道便不得其传，亦“不复有文”，至宋周、程、张、朱能继三代先王之道、孔孟之道而发扬光大之，“妙斡造化而弗违，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故其立言作文也臻极致。其高弟方孝孺亦以道论学衡文。论宋代学术：“求学术于三代以后，宋为上，汉次之，唐为下，近代有愧焉。”[38]“自周以来，教化鲜明，得先王之意者莫如宋，故宋之学术最为近古。”[39]论宋文与宋诗：“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40]明初人多称宋文之美盛，于诗多赏唐音尤其是盛唐，评论宋诗如方孝孺如许褒扬者却少。明初绘画也多承袭宋代，“明承宋制，复设画院，然规模已改，官职亦殊”，其画风“嘉靖以前，绘画之风，尽反元人所尚，而追踵宋代画院之旧绪”[41]。其时画士被杀害者甚多，与其他文人命运一样悲惨。“于是当时画家，无论在野在朝，咸肃然自警；所作所学，无不深加揣摩，以迎合上意为旨，于是元季放逸之画风，为之骤敛”[42]。明代前期对于宋代文化的吸收和利用特别注重学术思想，程朱理想，朱熹学说更是重中之重，是朱学的统治时期。
本来在元末已出现儒术散裂、“各奋私知”的学术态势，反对儒家垄断，而主张道在百家，赞同《庄子·知北游》的观点，大有人在。如叶子奇说：“道在秕稗，在瓦砾，在尿溺，每况愈下，盖以道无乎不在也。”[43]诗人高启也说：“夫道无不在也，草木瓦砾皆有道。”[44]0]天下万物皆含道，各种学说各种学派自然也各有其道，道不是一家一派所能独占的。这就否定了学术的垄断性，否定了儒学的统治地位，否定了自孔孟以迄程朱的“道统”。但是儒学文化积淀毕竟深厚，不少学者对学术歧出、儒道衰微，并导致世道人心的混乱，心存殷忧，要求道术复归一统。元至正十八年（1358）兵乱，宋濂隐居山中作《诸子辩》，批判周秦以来诸子九流，“各奋私知而或盭大道”，“邪说之害人，惨于刀剑，虐于烈火”，“悖义而伤教”，要求思想学术统一于“大道”即儒道，如“先王之世，道术咸出于一轨”。宋濂又作《七儒解》，将古代儒者即士阶层分为七种类型：游侠之儒，如田仲、王猛；文史之儒，如司马迁、班固；旷达之儒，如庄周、列御寇；智数之儒，如张良、陈平；章句之儒，如毛苌、郑玄；事功之儒，如管仲、晏婴；道德之儒，孔子为最高典范。七儒之中，道德之儒，崇高无比，“备阴阳之和”，“涵鬼神之秘”，“达万物之理”，“言足以为世法，行足以为世表”，“上戴天，下履地，中函人，一也，天不足为高，地不足为厚，人不足为小，此儒者之道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也”；其他六儒，虽各有一节可取，但都有局限，有流弊，俱“不可以入道”。大道仅存乎以孔子为代表的“道德之儒”，其道涵盖并超乎天地万物、人间鬼神。宋濂的议论代表了传统的尊儒思想倾向，反映了要求结束战乱分裂、重建大一统新政权，恢复儒学的尊严以之整肃世道人心的社会心理。明初统治者依据、利用这种文化思潮和社会心理来制定文化政策，也为限制思想自由，限制百家争鸣、学术繁荣设下的层层障碍。
儒学的发展自孔子初创历经漫长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呈现不同的学术形态，在宋代表现为理学，这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大里程碑，朱熹集理学之大成。朱熹在南宋时，起初被斥为“伪师”，其弟子则斥为“伪徒”，其学斥为“伪学”，理宗时始受到统治者的尊崇，追封为信国公，赠太师，度宗时又下诏赐名朱熹故里婺源为“阙里”，以拟孔子故里曲阜。元朝统治者也尊孔崇朱，延祐年间恢复科举，诏定朱熹《四书集注》以试士子。至元元年（1335），下诏兴建朱熹祠庙。这样朱学便由私学升为官学，统治的学术。朱明推翻蒙元统治，而典章制度多参前朝，尊孔崇朱的衣钵也继承下来了，而且对程朱理学对于治化重要作用的理解远比蒙古统治者深刻，措施也更加有力。还在朱元璋用兵处州、攻克金华时，即访得元末著名理学家许谦之子许存仁（名元，以字行），命傅诸子，任国子博士，后又擢祭酒，“出入左右垂十年，自稽古礼文事，至进退人才，无不与议论”[46]。洪武初，诏令天下学校不但祭孔子，还要祭朱熹，“朱子之道，固集圣贤之大成者也，厥今天下学宫，奉先生为通祀”[47]。明太祖还与刘基制定取士制度，专取四书五经命题试士，说经者必须以宋儒传注为宗，而以朱熹集注为主。成祖登极，继续倡导理学，永乐十二年（1414），命胡广、杨荣、金幼孜诸大臣采集周、程、张、朱诸儒之说，编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明年书成，御制序文，颁行天下，作为士子修身修性和应试的必读书，因当时科举程式特重“四书义”，故以朱熹《四书章句》为主要范本的《四书大全》流行最广，于是天下士子莫不服膺朱学。为了维护理学的尊严和权威，朝廷不惜动用刑法惩治攻击程朱的学者。永乐二年（1404），江西饶州七十余岁老儒朱季友，诣阙呈所著书，多斥濂洛关闽之说，成祖与权臣大为惊诧，对此大学士杨士奇《圣谕录》记载甚详：
永乐二年，饶州府士人朱季友献所著书，专斥濂洛关闽之说，肆其诋毁。上览之怒甚，曰：“此儒之贼也！”时礼部尚书李至刚、翰林学士解缙、侍读胡广、侍讲杨士奇侍侧。上以其书示之，观毕，缙对曰：“惑世诬民，莫甚于此。”至刚曰：“不罪之，无以示警，宜杖之，摈之遐裔。”士奇曰：“当毁其所著书，庶几不误后人。”广曰：“闻其人已七十，毁书示警足矣。”上曰：“谤先贤，毁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即敕行人押季友还饶州，会布政司、府、县官及乡之士人，明谕其罪，笞以示罚，而搜检其家所著书，会众焚之。又谕诸臣曰：“除恶不可不尽，悉毁所著书最是。”[48]
成祖一怒，朝廷重臣和地方各级官吏都不敢怠慢，认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给予朱季友这个无名的老儒以严厉的惩处，以此警示天下，谁胆敢批评程朱诸大儒，就是犯了“谤先贤，毁正道”的“非常之罪”，就要受到像朱季友那样的重罚。此亦杀鸡吓猴之术。严禁亵渎程朱偶像，严禁批评作为官学的程朱理学，朱学的统治地位不容怀疑、指责，而思想自由、学术繁荣、百家争鸣一切都无从谈起。(https://www.daowen.com)
元有天下，朱学受统治者推崇，地位和影响较宋末更加隆盛，道统仍在谱写下去，缵续其绪者自然是朱子门人及再传弟子了，其中浙东金华学派被公认为是朱子的真传，道统的嫡系。南宋时金华便是理学窟宅，“婺学”大本营。著名理学家吕祖谦创丽泽书院，在此讲学传道，一时士人倾心向往，道统学派灿然昌明，名儒蔚兴，踵武相接，天下称婺州为“小邹鲁”[49]。朱熹也曾在丽泽书院讲学，从学者甚众。宋元之际金华朱学主要传人是何基，他师承朱熹高弟黄幹，继传王柏、金履祥，金履祥传许谦。何、王、金、许称“金华四先生”。许谦门庭最盛，“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皆不惮百舍来受业焉”，“及门之士，著录者千余人”[50]。他是元代理学殿军人物，与元初北方著名理学家许衡齐名，并称“南北二许”。元明之际金华文化名人多出自许谦门下，或为再传弟子。硕儒如范祖幹、叶仪，文家如胡翰、苏伯衡，明开国功臣如章溢、王祎等等皆是。人称“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受业于著名古文家柳贯，柳贯与许谦并为金履祥弟子。宋濂非常景仰许谦，以不及亲炙其学引为遗憾，而称私淑弟子，“余生于婺，与许公同乡里，虽获一拜床下，而未及与闻道德性命之言，而许公弃捐馆舍，遂从其徒而私淑之”[51]。黄幹—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一脉相传，时论以为这是朱子之后道统的余绪，朱学的真传。
中国文化思想含有浓厚的历史意识，重视家族、师徒的承传，儒学尤其讲究宗传、统绪，孔子、孟子、韩愈、二程、朱熹以及宋元理学传人莫不如此。元明之际天下大势由分而合，学术统绪的问题更加突出，王祎对宋元朱学承传作了“推源统绪”的叙述。学者们如此不惮烦地讲述道统，不仅仅为一家一派争学术地位，主要还是为了挽救元末道术散裂，“私智”“邪说”流行的颓势，用方孝孺的话来说，就是“铲削元之遗弊”[52]，而使天下学术尽归于儒，即宋濂所谓“道术咸出于一轨”[53]，这一学术主张、文化心态和明初统治者重建、强化封建大一统的政治需要正相合拍，并成为新朝决策人物制定文化政策，尊尚孔子和朱子思想导向的重要依据和参照。
明初崇尚理学、朱学的学术风气，和永乐以来重用儒臣有密切关系。洪武间，胡蓝党案事发，功臣宿将遭受重创，太祖诰令永罢丞相。成祖登极，重用内阁大臣。永乐四年（1406），以解缙、黄淮、胡广、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胡俨入直内阁并参机务，商讨制定重大决策，其人皆编修、检讨、讲读之官，均属儒臣。以后杨士奇、杨荣等阁臣又职兼尚书，权力愈大，“沿及仁、宣，而阁权日重，实行丞相事”[54]，“而宣宗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自是内阁权日重，即有一二吏、兵之长与执持是非，辄以败”[55]。杨士奇等词林之臣既执政柄，也操文柄，有学问，善文章，朝廷大制作，名公巨卿的碑传，均出自他们的手笔，政治地位高，文章传海内，因而对一代学风和文风产生深远影响。学术与文章统摄于庙堂，以内阁词臣为盟主，这是明代前期学术与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杨士奇等殿阁大臣皆主儒术，尊朱子，倡明道统。士奇论道统，皆仰承前人成说，对程朱推崇备至，“濂洛、二程、紫阳四先生，皆道统之正宗，万物之元气，孔孟以来至矣哉，不可尚矣”[56]。于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四先生，尤推朱子，“先生上承周、孔道统之传，故凡一言皆将为天下后世之法，而亦皆本于圣人之经”[57]。朱子的话，句句都是真理，是当代也是后世的准绳，其学说成了神圣的宗教教义。学者必须遵循道统，笃信程朱学说，才能修明道德，不为异端邪说所迷惑。论道统并无新意，惟掇拾前人陈言，只在反复教导学者专心研究程朱理学，以求圣人之道。杨荣也是程朱信徒，道统论鼓吹者，认为在道统传接过程中，孔子与朱子的地位最隆，都是集大成者。孔子“继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后，集其大成”。“孟子没，其道无传，寥寥千百载间不绝如线，迨宋之兴，文运斯振而道明，明道、伊川二先生出，孟子之传乃续，而其学之所自，实本濂溪周元公茂叔”，“是二先生之功当不在孟子下也”。其后朱子“杰然特出，著书立言，扩先圣之未发，正诸儒之乖误，剖析折衷，无复遗蕴，然后圣人之道昭然如日之行天，先生之功其所谓集大成者欤”[58]。杨荣奉旨参与《四书性理大全》的编订，以朱熹《四书集注》为主，并参群儒之言，“去其驳而录其纯”，旨在整齐学术，以程朱规范海内士子思想。此书仓卒而成，学术水平低，因是奉成祖圣命，由阁臣编纂，刊布天下学校，编者之一的杨荣将它大大吹嘘了一番：“凡从事于圣贤之学者，莫不欣焉，若披云雾而仰青天，若剪荆棘而循大路，坦然无疑，释然有悟，诚万世之宝也。”[59]一个学派，一种学说，一位学者，一本著作，被官方吹得神乎其神，高不可及，放之四海而皆准，传之万世而不磨，如昭昭白日光焰普照宇内，使之绝对化、永恒化、神圣化，引导天下人礼拜学习，若有人提出疑议，发起挑战，便加以“异端邪说”的罪名，予以惩处，或杖一百，或坐牢，或充军，或杀头，而焚其书是免不了的。这是明初学术思想所以不振的重要原因。
明代前期永乐以来的学者在这样的文化氛围、思想框架内思考做学问，又能做出什么大学问，提出什么新思想呢？其佼佼者如薛瑄、曹端、吴与弼、胡居仁等，号称“名儒”“醇儒”“大儒”，皆株守宋儒成说，虽然刻苦勤奋，却鲜有创新。史称：“瑄学一本程朱”，“究心洛闽渊源，至忘寝食”；曹端读宋儒《太极图》《通书》《西铭》，叹道“道在是矣”，“笃志研究，坐下著足处，两砖皆穿”；吴与弼“见《伊洛渊源图》，慨然向慕，遂罢举子业，尽读四书、五经、洛闽诸录，不下楼者数年”；胡居仁“端庄凝重，对妻子如严宾，手置一册，详书得失，用自程考”[60]。其坚卓笃实处，亦可敬重，其所论述也间有亮点，并非一无是处，但就总体而论，因袭成分太重，杂有迂腐气味，难见创新精神。黄宗羲评薛瑄之学“恪守宋人矩矱”[61]，评吴与弼之学“一禀宋人成说”[62]。《明史·儒林传》作者总论明初学术，“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
学术思想统一了，然而也僵化了。明立国初始，元末士林追求超拔、贵乎独创的余风犹存。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巩固和朱学主流地位的加强，像明初高启、王行、苏伯衡等人要求独立创造的呼声，是愈来愈希愈来愈弱了。弥漫于思想文化界的是一团令人窒息的崇朱气氛，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朱子之说神圣不可侵犯，维护程朱的尊严惟恭惟谨，有若自己的体肤。然而这种因袭成风的文化氛围竟受到正德间一个名叫黄佐的朱熹忠实信徒的赞颂：“成化以前，道术尚一，而天下无异习，士大夫视周、程、朱子之说，如四体然，惟恐伤之。”[63]黄佐的价值评判是荒谬的，但他所说的情况，即明初“道术尚一”、不容异说的学术环境，士大夫恭敬小心对待程朱理学的心理状况，是真实无误的。而嘉靖间著名学者罗洪先则以批判态度指出宋元以来学者对濂洛关闽诸大儒的迷信：“学者视诸大儒之说，有如法家律例，一字既不得轻有出入，又必一一求合于异同之间以为按据，否则人且以杜撰谯之。”[64]严遵宋代理学大师们的学说，如同法律条文，一字不敢更易，一切议论都以大儒之说为依据，是非异同都求符合大儒的言论。此种学术心态在朱学逐渐成为官学的时期已经形成，而以明代初叶为烈。
初期儒学重道德修养，也富积极用世精神，重“内圣”之道，也讲“外王”之功，但偏重于自省和内圣，这在宋儒学说中更加突出，使心性论成为理学的重心和基石。明初内阁大臣和理学名儒变本加厉，又对宋儒的言论大加发挥，竭力提倡内省功夫，提倡治身养心，主诚，主敬，主静，主虚。方孝孺说：“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65]曹端说：“事事都于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门底大路。”[66]胡居仁说：“程朱开圣学门庭，只主敬穷理，便教学者有入处。”[67]大学士杨士奇身为宰辅也大谈涵养功夫：
君子之学，必在于消人欲、存天理，而圣人示其要于学者，则必本诸其心。盖心者，一身之主而万事之本也，如其心放焉，或出或入，或存或亡，则人欲日长，而天理日微。故学者常使其静专纯一，而无动静始终之间，必务操存涵养，久而虚明湛然。而仁义礼智之具于吾心者，吾得以究而极之，而随事泛应，有以适乎当然之则，而无非天理之公矣。天理全而人欲灭，学之至也。[68]
养心必讲敬，讲静，讲专一，讲虚明，如此则心正，心正则“天理全而人欲灭”，这是养心也是为学的终极、最高目标。这番议论并无新意，皆拾宋儒余唾，但于诸儒之说能融会贯通，突出养心内省工夫，要比明初一般理学家纠缠于概念游戏更为明白条畅。只重内省涵养而遗外拓之功，学术日趋空谈，越来越脱离实际，荒废了经世致用的实学，耽误了富国强兵的事功，明朝统治也由极盛渐渐转为虚弱。杨士奇、杨荣、杨溥，历仕四朝，称贤相，事功并有所建树，但论学却大谈涵养而鄙弃事功。名臣方孝孺也轻事功，重心性，排元学而倡宋学，除了严分夷夏之辨外，就因为元人尚功利，导致士习世风的纵放，“元以功利诱天下，众欢趋之，而习于浮夸，负才气者以豪放为通，尚富侈者以骄佚自纵，而宋之旧俗微矣”[69]。宋之旧俗最值得称道的时期是南宋乾道、淳熙年间，正值程朱理学盛行时期，时人“闻大贤君子之风而悦之，重道德，尚名节，褒衣危中，讲论性命，言行必本乎礼义，闾巷之间，弦诵之声相接”，“乾淳之学莫盛于朱子，博文以致其知，主敬以笃其行，而审于义理之辨”[70]。其时半壁江山已失，南宋君臣偏安一隅，安享一时太平，理学家们高唱性命礼义，士大夫们褒衣博带讲习诗书礼让，全然忘却虎视眈眈北国的存在，士风时习如此靡弱，国家焉得不亡！但是，明代立国之君臣偏偏崇尚这种柔弱内敛的风气，鄙视元人豪放外拓的心态，方孝孺又说：“学孔子必自宋之君子始，以复宋之故俗，非予之私言也，盖亦圣明诰教之意也。”[71]就是说，他的学术观点和明太祖制定的文化指导方针是完全一致的。方孝孺的上述议论透露了一个重要的文化信息：明初立国不久，学风、士风、世风、士俗心态变化了，弃元人之“遗弊”而复宋人之“旧俗”，由外拓而趋内敛，由纵逸而趋柔顺，由宏实而趋虚薄。
驯服之性增多了，骨鲠之气减少了。明太祖、明成祖两位雄主既滥杀群臣，又提倡柔顺之道，以建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培养驯服的臣仆。洪、宣二帝对廷臣要温和得多，但若有人敢批逆鳞，也要振怒，予以严惩。洪熙皇帝即位之初，翰林侍读李时勉即上疏言事，批评主上有失君道，以“节民力、谨嗜欲、勤政事、务正学”劝谏，召至便殿，依然不屈，帝命“武士扑以金瓜，胁折者三，曳出，几死”[72]。宣德时天下承平，帝颇事游猎，受到巡按御史陈祚的批评，宣宗大怒曰：“竖儒谓朕未读《大学》邪？薄朕至此，不可不诛！”乃下之狱，又逮其家十余口。其时刑部主事郭循谏拓西内皇城、修离宫，“逮入，面诘之，循抗辩不屈，亦下狱”，一说，“祚禁锢五年”[73]。洪、宣间文网渐开，君威还是不可冒犯的，然而比起洪武、永乐二朝大兴文字狱，斩杀朝臣如割草的时代宽松多了。总观明初政坛，大臣敢冒风险直谏者寥寥，苟合取容以事君者比比，执政诸臣不乏廉明之贤，干练之才，政绩功业均有可称，然而事君惟恭惟谨，性格多偏于柔顺一路。明称贤相，首推三杨，史家比之唐代名相房、杜、姚、宋，杨士奇为人谨细谦恭，自称“秩愈进而忧愈重，宠愈厚而畏愈切，进慕陈善，退勤省躬，而施以公，而守以约，始终一意，夙夜不忘”。[74]《明史·杨溥传》称其人“性恭谨，每入朝，循墙而走”，三杨中最数他小心谨慎。杨荣敢于言事任事，《明史》本传说他“疏闿果毅，遇事敢为”“论事激发，不能容人过”，但在皇帝面前很注意态度，进言的方法，尝语人曰：“事君有体，进谏有方，以悻直取祸，吾不为也。”永乐间其他几位同时入阁的大学士，也具谦退恭顺的性格，《明史》金幼孜本传称其人：“简易静默，宽裕有容，眷遇虽隆，而自处益谦，名其宴居之室曰‘退庵’。”杨士奇称胡广“沉静谦约，以满为戒”“小心尽诚”[75]。《明史》胡俨本传称“在阁，承顾问，尝不欲先人，然少憨”，“自处淡泊”，拜国子监祭酒，“以身率教，动有师法”。黄淮因事系狱十载，不露怨言，作《省愆集》，“当患难幽忧之日，而和平温厚，无所怨尤”[76]。解缙才气横溢，敢说敢为，臧否群僚，无所顾忌，目为狂者，结果被活埋致死，妻子宗族徙辽东。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与三杨同朝，也是明良辅弼大臣。杨荣称夏原吉：“惟公忠信和易，喜怒弗形，坦夷直谅，无忤于物，可谓宽仁厚德之君子矣。”[77]《明史》蹇义本传称其人侍君侧“小心敬慎，未尝忤色”，杨士奇尝于帝前谓义曰：“何过虑？”义曰：“恐卤莽为后忧耳。”这些执政大臣接受凡忤旨都没有好下场的教训，又笃信程朱重视持敬养心功夫，一个个都放乖了，对皇上十分谨慎小心，不敢有半点卤莽，尽量避免犯颜直谏，而以曲容婉讽为能事。他们忠于职守，勤于国事，夙夜忧劳，“靖共匪懈”，政绩卓著，海内号称治平。因此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恩宠优渥，沾及祖上和妻子，能久在显位而获善终。他们也感激皇恩浩荡，倍加惕厉谦慎，“心恒愧悚，驽钝无庸，不能效报万分之一”[78]。三杨诸重臣遭际，为天下士所羡慕，视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他们的道德、文章也成缙绅士夫的典范。明初的政治与文化环境陶铸了杨士奇等名臣名儒的文化性格和心理模式，在他们的影响下，知识阶层的群体性格和心理状态都偏于柔顺谦卑，以至士风、学风、文风也都染上了柔弱卑顺的习气，欲求学术文章有所突破创新难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