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体之盛行
明初是国家由分而合逐渐巩固的大一统时代，治国理民凡事都要求统一、合一、同一、齐一，政治讲正统，学术讲道统，文章则讲文统。“三统”之中，道统是思想基础，合乎道统，方能称正统，列入文统。
文统问题，唐代韩愈，宋代欧阳修、苏氏兄弟及真德秀等人都讲过，元末明初诸家所论更加具体、系统、明晰，成为以后茅坤、王慎中等唐宋派作家的张本。文章巨公宋濂论文道、道统与文统颇详，他是文道合一论者，以为文即道，道即文，道外无文，六经是文之极至。汉代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唐代韩愈，宋代欧阳修勉强可入文统，惟有濂洛关闽理学大师的著作才是至文，堪以接孟子、三代之文，与六经齐光。宋濂以道衡文，认为文有两大类，“圣人之文”与“诸子百家之文”。前者承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以六经为最高典范，其文可以“正民极，经国制，树彝伦，建大义”；后者兴于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先王之道衰”，“世变日以下”，诸家“各以私说臆见哗世惑众，而不知会通之归”。按圣人之文的标准来衡量战国以后历代文章，宋濂谱写了一条不甚严格的序列：
自是以来，若汉之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班固，隋之王通，唐之韩愈、柳宗元，宋之欧阳修、曾巩、苏轼之流，虽以不世出之才，善驰骋于诸子之间，然亦恨其不能皆纯，揆之群圣人之文，不无所愧也。上下一千余年，惟孟子能辟邪说，正人心，而文始明。孟子之后，又惟舂陵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新安之朱子，完经翼传，而文益明尔。[79]
严格讲来，战国以还，惟有孟轲、周敦颐、二程、朱熹五人能接孔子以后道统和文统，就连关学大师张载也不入流，至于自贾谊以迄苏轼各家只能入于“诸子之间”，犹且未纯，去圣人之文更远。宋濂见元末儒学衰微，学者各逞“私说”“私知”，要求重建道统和文统，使天下学术文章“出于一轨”，实现“会通之归”。这是宋濂文统论的基本宗旨。朱右的文道观与宋濂相似，主张文道统一，以道率文，“文所以载道也，立言不本于道，其所谓文者妄焉耳”，“然载道之文，莫大于六经”。他也谱写了一个文统的序列：
孔孟既没，遭秦虐焰，斯文或几乎坠矣。汉兴，贾谊、董仲舒、刘向窥见涯涘，不用于世，徒载空言，若司马迁、相如、荀、扬、班固之文，虽杰然为后学之宗，犹未免于戾道之议。自是而降，三国、晋、宋、齐、梁、陈、隋以逮于唐，未闻能振起斯道而奋乎百世之下者。独韩文公上推孟氏之绩，而又翼之以柳子厚，至宋庆历且二百五十年，欧阳子出，始表章韩氏，而继响之，若曾子固、王介甫及苏氏父子，皆一时师友渊源，切偲资益，其所成就，实有出于千百世之上。故唐称韩柳，宋称欧曾王苏，六先生之文，断断乎足为世准绳而不可尚矣。[80]
在这条文统序列中，魏晋六朝无一家列入，其时文学虽盛，然乖于道，故不取。宋代大儒濂洛关闽诸家也未列入，此与宋濂不同，盖朱右以为宋儒虽振起斯道，但不以文学名家，故也不取。他讲述文统，也注重道术，同时兼顾文学价值，虽然仍不免于偏颇狭隘，但较宋濂更接近文学的实际。值得注意的是，朱右将韩柳欧曾王苏六家并称（合三苏为一家，细分实为八家），推为“准绳”，又编《六先生文集》，开启明中叶茅坤诸家推崇唐宋八大家的先河。此集选曾文六十四篇，数量居首位，其次是韩文六十一篇，第三为欧文五十五篇，唐代二家，宋代六家。从选文的数量比例可以看出编者取文的侧重点，重宋人，宋人中重欧、曾，曾又重于欧。重宋文是因为尊宋学的缘故，曾巩文学成就难侔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竟置于八家之首，是因为他的思想更接近濂洛之学，文章中正平和，更具规范性。杨士奇道出明初人士推重曾巩的奥秘：“先生之文所为可贵，非独文之工言，于濂洛之学未著之先，而往往相合，亦由学之正也。古之君子为文皆本于学，学博矣，又必贵乎正。”[81]说到底，还是将理道作为文学批评的首要标准。
明初人爱讲文统，尤其重唐宋文统；于唐宋两代，偏重宋代；于有宋诸家，首推欧阳修，其次是曾巩、苏轼，重曾巩主要因为他学术纯正，最近濂洛之学。苏轼文学成就很高，但学术驳杂，所以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有时反不如曾巩。惟欧阳公官至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德高望重，文章雅正雍容，是当世和后代公认的宗师。元明之际作家对宋文取途较宽，并采欧、苏、曾、王。刘基云：“继唐者宋，而有欧、苏、曾、王出焉，其文与诗追汉唐矣。而周、程、张氏之徒，又大阐明道理。于是高者上窥三代，而汉唐若有歉焉。”[82]宋濂也推崇宋四家：“欧阳氏之文，如澄湖万顷，波涛不兴，鱼鳖潜伏而不动，渊然之色，自不可犯；曾氏之文，如姬孔之徒复生于今世，信口所谈，无非三代礼乐；王氏之文，如海外寄香，风水啮蚀，木质将尽，独真液凝结，靳然而独存。”[83]评三家之文，极有见地，独发妙语。欧文置于首位，其次曾文，主要取其思想学术最近纯儒，王文置后，并无轻视之意，却给予很高的艺术评价。宋濂还指出三家之文在元代很风行，“天下咸宗之，有元号称多士，或出入其范围，而
括其规模者，辄取文名以去”。又称美三苏之文：“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宋之文莫盛于苏氏。若文公之变化魁伟，文忠公之雄迈奔放，文定公之汪洋秀杰，载籍以来，不可多遇。”[84]永乐以来，名公大人取文渐狭，于宋文独推欧阳，兼及曾巩。三杨等内阁大臣觉得自己位居清要，得君恩遇，学问与文章诸方面，与欧公颇相似，所以特别推崇欧阳修的人品和文章。杨士奇《滁州重建醉翁亭记》说：
欧阳文忠公以古文奥学、直言正行，卓卓当时，其凛然忠义之气，知有君而已，知有道而已，身不暇恤，其暇恤小人哉？而小人皆不便之，故一斥夷陵，再斥于滁。既复起，历践清华，从容庙堂，与诸君子坐致国家于磐石之安者，非由君之明乎！[85]
他所解读的欧阳修是一位忠君爱国，遭小人排斥，“皆无几微迁谪之意”，“无往不自得”，终得明君之信而“显其功名”的贤臣，故令天下士大夫“景仰歆慕之无已也”。对欧阳修的文章，杨荣评价至高：“其文推韩子，以达于孔孟，一洗唐末五季之陋。当时学者翕然宗之，及今四百年，而读其文者，如仰丽天之星斗，莫不为之起敬，虽通祀天下学宫不为过。”[86]欧阳修的人品、文品、官品为天下士大夫所景仰，尤其令三杨诸翰林学士向慕之至。
文臣学士及天下士大夫都崇尚欧文，学习欧文，究竟学到了什么？《四库全书总目》评杨士奇：“明初三杨并称，而士奇文笔特优，制诰碑版多出其手。仁宗雅好欧阳修之文，士奇文亦平正纡余，得其仿佛，可称舂容典雅之音。”评杨荣：“雍容平易，肖其为人，虽无深湛幽渺之思，纵横驰骤之才，足以震耀一世，而逶迤有度，醇实无疵。”评金幼孜，“其文章边幅稍狭，不及士奇诸人博大，而雍容雅步，颇亦肩随”；评黄淮文章“舂容安雅，亦与三杨体格略同”。至于杨溥之文，前面已论到，如彭时所评，“温厚疏畅”，“平易正大”，为其本色。综观三杨诸家诗文，“体格略同”，而少异致，典雅平正，雍容纡余，是其基本格调，略近欧文，但这仅仅是皮相，未得风神、精髓。茅坤指出欧文的妙处在姿态和逸韵，“姿态横生，别为韵折，令人读之一唱三叹，余音不绝”，“得太史公之逸者，独欧阳子一人而已”[87]。刘熙载论欧文成就更深一层，“欧阳公文，几于史公之洁，而幽情雅韵，得骚人之指趣为多”，又谓公文“多恻隐之意”[88]。熟于欧文的台阁体作家何曾抉得欧文的神髓？杨士奇得其仿佛，其他众多仿欧者就很难说了，大多仅肖皮毛耳。王世贞评杨士奇诸学士名公文章，“杨尚法，源出欧阳氏，以简淡和易为主，而乏充拓之功，至今贵之曰‘台阁体’”，同时名臣“胡光大（胡广）、杨勉仁（杨荣）、金幼孜、黄宗豫（黄淮）、曾子启（曾棨）、王行俭（王直）诸公，皆庐陵之羽翼也”[89]。王世贞正确指正，台阁体作家因袭模仿习气太重，缺乏创新开拓精神，面貌相似，风格相近，都倾向平和雍容一路，而且带“富贵福泽之气”，失去欧文之真精神。究其原因，仍在时政的专制和作家主体的怯懦，做人准则要求“和柔巽懦”，“雍容不迫”，“无所乖戾”，还美其名曰“得性情之正”。
宋儒理学、朱熹学说是台阁文体的思想灵魂，宋代名家、欧曾散文是台阁文体的基本范式，二者交织成台阁体的主要特征。明初翰林院的设置和内阁的权重，则是培育台阁作家的政治机制和滋生阁体的适宜土壤。朱元璋于吴元年（1367），初置翰林院，“圣祖高皇帝定天下之初，首阐人文，建翰林院”[90]，设学士、侍讲学士、直学士、修撰、典簿、编修，后又增设待制、应奉、典籍等官。学士为翰林院行政长官，“凡赞翊皇猷，敷
人文，论思献纳，修纂制诰、书翰等事，无所不掌”[91]。太祖尝撰诰词谕侍讲学士朱升：“备顾问于内廷，参密命于翰苑。”又谕翰林学士陶安：“开翰苑以崇文治，立学士以冠儒英，重道尊贤，莫先于尔，是用擢居宥密，俾职论思。”[92]翰林院及其学士员的职责非止于起草制诰等重要文书，“以言语文字为职”，还参与制定礼乐典章制度，对国家大政方针建言献策，担任皇帝顾问的角色，虽其长官仅列五品，而实居清要之地。“凡议礼制度考文之大柄，一以付之，论道经邦之辅，由此其选，而政之枢要，史之权衡，皆所综焉。”[93]洪武十三年（1380），诛丞相胡惟庸，遂罢中书省，十五年（1382），仿宋制，置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永乐二十二年（1424）增设谨身殿，凡六大殿阁学士。“以其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94]成祖即位，特简解缙、胡广、杨荣、杨士奇、金幼孜、黄淮并直文渊阁，预机务，内阁预机务自此始。“谕以委任腹心之意，俾入处其中，专典密务……时几务孔殷，每日奏事退，内阁之臣造扆前，进呈文字，商几务，承顾问，率漏下数刻始退。”[95]天子勤政，臣下瘁力，君臣同心，肱股一体，日夜料理天下庶务机要密事，皇帝信赖儒臣，寄以重任，儒臣得此荣宠，也是难逢的机遇。“终永乐之世，内阁之臣，不过五品，而华盖等殿大学士，亦不复设。盖虽不崇以穹秩，然皆出于亲擢，寄以天下大政，而且谏行言听，得以奏其启沃之功，此所以为儒者之至荣也。”[96]以后历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诸朝，翰林院儒官进入内阁参预机务的机制被保留下来，其人望多为君主亲近信赖的“亲臣”，和维系国命的元老“重臣”。黄佐论赞内阁大臣：“夫内阁密勿之地，寄以几务，即邹孟氏之所谓亲臣也。始虽以待儒彦，而其后则元老巨寮，为天下具瞻者，乃得与焉，非惟亲臣，亦重臣也。百余年来政治之枢要，实在于此。”[97]
翰林院内阁不但是“政治之枢要”，还是学术之府库，文苑之聚英。翰林院学士、侍读、侍讲等一个重要职务，就是侍君习读讨论经史，陪伴太子读书，君臣都会对经义史要及其他学术问题进行阐述，发表意见，其人大多精熟儒书，或是学苑名家，如天顺间入阁参预机务的薛瑄便是一代理学名臣。诸臣也以向皇上或太子进呈自己著述为责任为荣幸，永乐七年（1409），侍讲杨士奇侍东宫，皇太子喜读《易》，因取朱子《本义》，纂其要以进，名曰《周易直指》。先是，徐好古作《尚书直指》，金幼孜作《春秋直指》，皆以呈进。因献书而获荣宠者莫过于丘濬了。孝宗即位，濬以所纂《大学衍义补》以献，帝览之甚喜，批答曰：“卿所纂书，考据精详，论述该洽，有裨政治，朕甚嘉之。”升濬礼部尚书，“且命录其副，发书坊刊行，至今论政务者，多宗其说，言足以兴若濬者，馆阁一人而已”[98]。君臣讨论经史的言论、观点，对宋儒理学的尊崇，成为朝廷制定文化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引领天下学术思想的导向。
翰林院别称“翰苑”“词林”，学士之官“职代王言”，如制诰、诏令、敕命、策书各类以皇帝名义下达的文书大率由学士官起草，臣下向皇帝和朝廷进呈的表笺奏疏也由翰林院学士或赞善等官制为“成式”颁于天下。这两大类文体都属公文性质。又“国初勋戚大臣神道碑铭，多出本院儒臣奉敕撰述”[99]。以上两类合此可并称“大制作”，多出于翰林学士文章巨公之手。还有所谓“应制诗文”，皆应皇帝之命而作，类似命题作文，内容多关吉祥、捷报、山川形势、名楼庙碑、皇帝著作告成，等等，其辞类皆颂扬盛世太平、皇帝功德。作者多为翰林院名臣文家，如洪武十一年（1378），召大本堂儒士试以《钟山蟠龙赋》。《大诰三编》成，命学士刘三吾为序，《祖训》成，命学士宋濂为序。濂所作应制诗赋尚有《蟠桃核赋》《咏鹰》《阅江楼记》等。永乐中，胡广作《平边诗》，杨荣作《神应泉诗铭》。宣德中，每遇佳节，令词臣应制赋诗，“是时太平无事，上留意词艺，翰林儒臣尝被命赋《京师八景诗》以献”[100]。除奉皇帝圣命而述作的“应制”而外，也有馆阁诸臣主动向皇帝进献的诗文，“乃若进呈歌颂诗赋则多有之”，主题皆关“歌颂”。例如，太祖平陈友谅，待制王祎进《平江西颂》；膏露降于乾清宫后苑松树，学士宋濂献《膏露颂》；陕西宝鸡县进瑞麦，弘文馆学士刘基献《瑞麦颂》；永乐中，外国献麒麟、白雉、元兔、白鹿、白象、灵犀、白兔之属，侍讲杨荣与学士胡广等咸为诗歌以进[101]。不论奉旨而作还是主动呈进，都属歌功颂德之作，典雅雍容，粉饰太平，严重脱离社会现实，诱导助长萎靡的文风，遭到后世讥评痛诋者主要指此类作品。君主与翰苑大臣对文风的影响还表现在皇帝以自己的文章观点、爱好干预文章的体式、作法乃至语言风格，而儒臣们也奉命惟谨。明初，太祖不满于元末文风的“皆务奇博，其弊遂寖丛秽”，“思有以变之，凡擢词臣，务令以浑厚醇正为宗”，“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毋事浮藻”[102]。他起于草莽，又日理万机，却喜谈诗论文，也弄翰墨，“尝召词臣赋诗歌以为乐，且与评论诗法”[103]，皇上关于诗法、文法的议论，词臣们不能不加以重视。仁宗高炽，成祖长子，永乐二年（1404），立为皇太子，成祖数北征，命之监国，裁决庶政。永乐二十二年（1424），成祖崩于榆木川，仁宗即皇帝位，惜天夺其年，“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在东宫二十余年间，他与儒臣师傅长期保持良好关系，“好学问，从儒臣讲论不辍”[104]，监国期间，视朝之暇，专意文事。他尤其爱好钦佩欧阳修的文章及其人品：
又尝与士奇言：“欧阳文忠公之文，雍容醇厚，气象近三代。”有生不同时之叹。且爱其奏疏，明白切直，数举以厉群臣，遂命校正，重刻以传。廷臣之知文者，各赐一部，时不过三四人而止。恒谓士奇曰：“为文而不本正道，斯无用之文；为臣而不能正言，斯不忠之臣。欧阳真无忝矣。”故馆阁文字，自士奇以来，皆宗欧阳体也。[105]
台阁体之所以特重欧体，除了元明之际以来崇尚宋文、欧文的文学传统等原因外，又与仁宗的爱好与倡导，以及诸翰苑大臣特别是“三杨”之辈的趋附和实践，有着很大关系。
三杨等人长期执掌政柄和文柄，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名公巨卿以及亲戚朋友也竞相求文。他们的文章传遍天下，得到皇帝的欣赏，为一世所宝爱，若南金拱璧。天下士大夫皆以三杨诸公之文为法式，家模户效，万口同声，以至相习成风，日趋肤廓柔弱，流弊越来越深，“晚进者递相摹拟，城中高髻，四方一尺，余波所衍，渐流为肤廓冗长，千篇一律”[106]。早在元末，宋濂已察见不善学欧、曾的流弊：“学欧阳氏而不至者，其失也纤以弱；学曾氏而不至者，其失也缓以弛。”[107]三杨诸公及晚进者学欧阳修的缺失也正在“纤弱”“缓弛”，这弊病染及整个文坛，至成化、弘治年间，李东阳挺出于世，操政柄，主文坛，地位、文章、影响皆类杨士奇，士奇以后一人而已。李东阳身为翰林学士、文章领袖，仰承台阁体余风，其学术观、文学观与三杨等有类似的地方，但时代变化了，他的思想与明初人又不尽一致。他推崇三杨，却并不完全赞赏台阁体，而且指出它的流弊：“夫欧之学，苏文忠公谓其学者，皆知以通经学古为高，救时行道为贤，犯颜直谏为忠，盖其在天下不徒以文重也。后之为欧文者，未得其纡余，而先陷于缓弱；未得其委备，而已失之
缕。”[108]其文“缓弱”
缕”，其人不敢“犯颜直谏”，都触及了台阁体病症的要害。前人多抬高台阁之文而贬低山林之文，李东阳却将二者置于同等地位，估以同等价值，虽然居于台阁显位，却指出：
文，一也，而所施异地，故体裁亦随之。馆阁之文，铺典章，裨道化，其体盖典则正大，明而不晦，达而不滞，而惟适于用。山林之文，尚志节，远声利，其体则清耸奇峻，涤陈薙冗，以成一家之论。二者固皆天下所不可无，而要其极，有不能合者。[109]
馆阁之文与山林之文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特点，两种体裁并无高下之分，无可轩轾，也不能互相取代。李东阳的“平行说”实际上是为山林之文争地位，将它从台阁体之下提到与之齐平的位置，要求发扬山林之文个性鲜明的特点，“以成一家之言”，扫除台阁体千部一腔的习气。种种迹象表明，李东阳企图突破欧曾规矩，张扬个人才性，扶植一般士大夫文艺使各展其才，改变台阁体统治文坛的清一色局面。这种努力将使文坛由朝廷高层卿相主宰的一统天下成为广大士大夫都可自由展示自己才情的园地，文章气运因之由上而下移，结果就是这样。但要从根本上廓清台阁体百年积习，仅仅从台阁体内部运作是难以奏效的，还必须仰仗由外部发动的强大冲击力；以李东阳的地位、教养、思想、性格也不能扮演摧枯拉朽的急先锋角色。这一文化使命历史地落到了李梦阳、何景明等一群中下层士大夫身上。
经过李、何、王、李前后七子两次大扫荡，台阁体衰弱不振，但未消歇。它的创作原则和基本风格，以欧曾之笔发程朱之理，抒性情之正，雍容平易，还是被正统文家视为正宗古文继承下来了。历朝馆阁词臣制作庙堂华章，仍袭其体，明中叶及清代古文家凡遵循唐宋文派者，都或多或少受台阁体的影响。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明初台阁体是由唐宋古人向明代中后期乃至清代古文演化的一个中转站。明白流畅是台阁体的一大优点，代表了明代散文发展的一种大趋势，其巨擘大率皆主畅达。王世贞论台阁体巨子云：“文章之最达者，则无过宋文宪濂，杨文贞士奇，李文正东阳，王文成守仁。”[110]张岱曾概要地勾画出明代散文发展的轨迹，指出明代散文的一大特点就是“明达”：“各家造诣，深浅不同，总之祖训明达，是其根源，间有文人才士或亦艰棘其词，而浮华艳语，稍用吟咀，味同嚼蜡矣。”又说：“‘明文’二字，可以概我明一代文字。然而追论古人，孔子曰‘辞达’，孟曰‘言近’，与我太祖‘不棘不艰’之训，其所风尚，曾有毫忽少异也哉？”[111]台阁体作家倡导明达的文风，也有可取之处，未可一笔抹煞。对台阁文章也要作具体分析，除了那些虚美失实的歌颂之词，肤泛平庸的应酬文字，也还有洋溢着真情实感，内含文化底蕴的佳制，多见于闲笔短章。论成就，当首推杨士奇。
士奇一岁而孤，随母陈氏苦度光阴，“时甫九岁，
粥或不充，井汲杵臼之劳，皆身亲之”[112]。少年时代亲历元末战乱给家乡江西造成的巨大破坏，杨氏也在那时中落，家“素窭”，“盖先庐悉毁于元季之兵”[113]。泰和杨氏与陈氏同为著姓，士宦之家，“又为姻好不绝”，“两家中更乱离，残坏之余，高门大第，莽然瓦砾之墟”[114]。元代江西和浙东一样，人文蔚盛，硕儒文匠继起，四方学者不远千里求教。杨士奇带着自豪的情感追述乡邦文化盛况：
元之世，江右经师为四方所推服，五经皆有专门，精深明彻，讲授外，各有著书，以惠来学。当时齐鲁秦蜀之士，道川陆奔走数千里，以来受业者，前后相望。迨国朝龙兴，江右老师宿儒往往多在，学者有所依归，如南昌包鲁伯、傅拱辰，临江梁孟敬、胡行简，庐陵陈心善、刘云章、欧阳师尹、萧自省、刘允恭、刘伯琛、陈村民，临川吴大任、何伯善，皆岿巍浩博，而凡有志经学者所必之焉。[115]
在这一长串名单中，所列人士皆为元明之际经学名儒，还不包括虞集、揭傒斯、危素、刘嵩等文学名家。杨士奇家乡吉安府文化积淀深厚，宋元以来儒风很盛，前人称“文风盛于江右”，“家有诗书，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诵相闻”。永乐初，进入文渊阁预机务的七名大臣，四人为江西人，而三人为吉安人，即解缙、胡广和杨士奇，其时邹缉、曾棨、周忱、李时勉等名臣也都是吉安人。这一现象绝非偶然。一个地区深厚的文化积淀，长期营造的文化氛围，会影响几代人的成长，并向周围地区辐射，成为一个闪亮的“文化源”，总会育出一批杰出人物。宋元以来，浙江金华、江西吉安、东吴苏州诸府，均为蕴文育才的沃土。江右文化积淀和元明之际历史沧桑，使杨士奇的创作除庙堂气象之外，还有别种风情。
在杨士奇《东里集》中最具文学价值的作品，当然不是那些虚浮的祝颂之词和应酬之篇，而是不大为世人所重那些不忘初心，追忆故土的闲散文字。作者一旦涉笔于此，便情思悠悠，缱绻不尽，发人生感喟，叹盛衰无常，饱含亲情、友情、乡情，蕴含一种历史深沉感，文化崇高感。士奇身为阁臣，位高禄厚，却长存满盈忧危之心，不仅由于当时法网文网严密，还因为他目击元末战乱沧桑剧变，感悟到人生离合聚散、富贵贫贱，变化无常，“兴怀盛衰之理恒相因”。他回忆早年家乡富贵之家衰败的情景：“吾四五十年前，尝经其地，于是其旁近贵者有焉，富者有焉，而一转目之顷，贵者固不可常恃，富者亦多消落匮竭，甚者其子孙澌尽，其居第不为瓦砾之墟，则或数数易主，可胜慨哉！”[116]又叹：“呜呼！盛极而衰，衰极而复，天之道也。”[117]他为政勤廉谨慎，居高位而能守约，“历事四圣，皆居清密”，“心存体国，志在济人”；“惟理无穷尽，而学殖未充，事有甚难，而智虑弗逮；故秩愈进而忧愈重，宠愈厚而畏愈切”[118]。此种从政居官心态比起那班贪得无厌、骄奢淫逸的官僚高尚多了。这些感怀人生盛衰无常、富贵倏忽的文章对沉溺于势利炎热场中的人不啻是一帖清凉剂。
士奇极重师友之谊，桑梓之情，回忆起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昔日寒微贫困时的旧游，总是非常动情，油然而生聚散离合的感慨，愈觉故里可依，友情珍贵。他年轻曾在家乡泰和县东一座叫作桃源里的小村教馆，主人姓萧，其地山川秀丽，土地肥沃，有小溪，“溪有石台如砥，容坐十数人，故桃源又名石台里”，“而崇儒隆师，又有耆老成人及多闻之士，相与上下谈论之乐”。岁月悠悠，一去数十年，士奇已荣登宰辅，然而“其心未尝一日不在石台也”。对故乡的山川草木、亲朋故旧时时记挂心间，“于文溪、武山之域，父兄之多，吾少壮出入嬉游之处，未尝不在余怀也”，闻知乡人亲交少者壮、壮者老、老者亡，怆然伤怀，“昔之壮者皆已苍颜而华颠矣，昔之童丱者皆已翘然楚楚矣，而敬问吾父之执焉，盖沦谢既尽，不能不慨焉怊怅也”[119]。其伤逝悯人的情怀，对故里昔日人文之盛的回味以及对后来者的期待，交织在一起，包藏人世变迁的深情和历史文化的追怀。永乐间，乡人萧善本将离京归省其亲，士奇作序送之，情思翩翩，若随其人归去，文末有这样几句深情的嘱托：
子归而过县门之南，徘徊龙洲，叹嘉应之不爽，而观于其人复有继今而起者乎？又过高沤而试听焉，将有铿然噌吰而出者哉？又南望三顾之山而物色焉，复有继萧清节高风远躅者乎？有之而贤者将出其门乎？其必有以慰余之思。[120]
龙洲、高沤、三顾山是泰和名胜，都有人文美谈。萧清节指北宋绍圣间著名学者萧楚，通经博古，尤深《春秋》，隐居三顾山下，号三顾隐客，胡铨等皆师之。既没，门人私谥清节先生。萧楚的品格、学问堪称楷模，也是故里泰和的骄傲，所以序中特别提到这位贤者，寄托了作者对先贤的钦仰和对后学的期待。故乡的山川景物，故乡的亲朋好友，故乡的文献先贤，荡漾于胸，成为永恒的怀思，而这一切都是在少壮寒微时植下的根，它使人高尚、淡泊，虽处庙堂之高依然怀有一颗平常心。
杨士奇喜爱聚书，自幼及老，自贱及贵，始终未改。年幼时无钱买书，常向人借书、抄书，后外出给人家做塾师，收入较丰，节衣缩食，以置图书。官居相位，百事旁午，闲时便以读书、理书、观书画为乐。所蓄书册及法书、名画甚夥，多附题识，具精鉴，饶情韵，或数十字，或百余字，在题跋中别具一格。其记借书、购书琐事尤其动人，如回忆少时卖鸡买书一事：
右《史略释文》一册，余在京师并《史略》二册皆得于邻舍之罢官去者。忆年十四五，坐贫，不得已出为村落童子师，以谋奉养之计，而急欲此编及《十书直音》。是时，二书市直百钱，然不能得也。家独畜一牝鸡，数岁矣，先宜人命以易之。今致书颇多，而先宜人弃背已二十年，不及见也，呜呼恸哉！[121]
以质朴简淡的文字追怀寒微时得书的艰难，慈母的恩德，寥寥百余字，字字见真情。纯用白描，而画外音不绝如缕，远开后世归有光散文先河。李时勉尝评杨士奇致同朝、同乡王直书简：“凡所云，悉出肺腑相亲相爱之意，非寻常浮词泛语相谀悦者比。”[122]《东里集》中固多谀美应酬之篇，仍存出自肺腑，抒写人间真情至性的文字，多见于短篇闲文，若小简、小序、小跋之类。晚明小品作家、选家陈仁锡编有《明文奇赏》一书，评杨士奇《送萧善本序》一文：“公，情至之人也。”身为重臣的杨士奇还未丧失中国士大夫尚清高、远势利的本色，他将自己比数于“淡泊简远，足乎中而无所累乎外者”之列，“欲修古人之道”，厌恶那班“志于荣利”，“气势赫奕”，趾高气扬，以富贵骄人的“大官贵人”。有题画小诗云：“纷驰名利不知劳，马首红尘十丈高。谁似钱塘戴文进，小斋无事玩湘皋。”[123]表明了他对人生的看法，何必为名缰利锁所困，竞逐于扑扑红尘之中，像画师戴文进寄情潇湘山水，在小斋中游戏翰笔，不是更好吗？在繁忙的公务之余，杨士奇则闭门读书，观画，与友人对弈，“率常至暮，或夜二鼓始散”[124]，也外出郊游。他服膺程朱理学，却不像道学家那么板滞僵枯，鄙弃闲情逸致。
杨士奇所作书史、书画、名人手迹等题跋，记其得书之艰，情致深永，谈艺论文，析史事，评人物，每具卓识，有时也稍露锋芒。片言只语，珠粒玉屑，散落闪烁于篇简之中。题宋高宗之诰最可玩味：
宋陈东、欧阳澈皆以忠言见杀高宗朝，后高宗悔之，此语其褒恤之命也。盖初为小人所蔽追悔之词，虽切无及，然覆辙尚可戒后。而无几胡铨、韩
言和议，何充言马伸存赵之功，梁勋言金兵必至、宜有备，皆远窜，虽不死，死等耳，恶睹其克戒也哉？呜呼！为国之患莫大于杀忠臣，为臣之祸莫惨于以忠言见杀。此诰至今三百九十年矣，虽传之千载，不能使人读之不兴恸也。[125]
此则题跋实际上是一篇警策而含深鉴的史论，“为国之患”二句是全篇最吃紧处，此种大患惨祸难道仅存于南宋，不见于后世吗？若然，难道不包括当世吗？凡是经历过明初接二连三的大狱和血雨腥风的人，是不言而喻的，读之未有不“兴恸”的。文章曲折含蓄，而月旦如斧钺，寄寓极沉痛，引昔日之覆辙，为今日之鉴戒，却不露蛛丝马迹，起到了婉讽的作用，又避免了法网与文网的捕杀。
【注释】
[1]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2]《元史》卷一百二《刑法一》。
[3]《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4]《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5]《元史》卷九四《刑法一》。
[6]《明史》卷一三《蓝玉传》。
[7]《明史纪事本末》卷一三《胡蓝之狱》。
[8]《明史》卷七《职官一》。
[9]《明史》卷七一《选举三》。
[10]《明史》卷七〇《选举二》。
[11]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3]《高青丘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4]见《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
[1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
[16]张羽《静庵集》卷一《题陈惟允临刑所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陶宗仪《南村诗集》卷二《哭王黄鹤》，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吴晗《朱元璋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71—272页。
[19]吴晗《朱元璋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71—272页。
[20]《草木子·自序》。
[21]《草木子·乾隆重刻序一》。
[22]《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
[23]《廿二史劄记》卷三二《明祖晚年去严刑》。
[24]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正统辨》。
[25]刘基《诚意伯文集》卷五《苏平仲文集序》。
[26]《明太祖实录》卷一〇八《祀历代帝王祝文》。
[27]《明史》卷三一《历一》。
[28]《逊志斋集》卷二《后正统论》，《四部丛刊》本。
[29]《逊志斋集》卷二《释统中》，《四部丛刊》本。
[30]《逊志斋集》卷二《释统上》，《四部丛刊》本。
[31]《逊志斋集》卷二《后正统论》，《四部丛刊》本。
[32]《逊志斋集》卷三《正俗》，《四部丛刊》本。
[33]《逊志斋集》卷三《正俗》，《四部丛刊》本。
[34]《明史》卷七〇《选举二》。
[35]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七章《八股文、试帖诗概纪及举例释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
[36]《宋文宪公全集》卷二九《苏平仲文集序》，《四部备要》本。
[37]《宋文宪公全集》卷二六《徐教授文集序》，《四部备要》本。
[38]《逊志斋集》卷一一《与赵伯钦》，《四部丛刊》本。
[39]《逊志斋集》卷一二《刘樗园先生文集序》，《四部丛刊》本。
[40]《逊志斋集》卷二四《读诗》，《四部丛刊》本。
[41]郑昶《中国画学史》第十一章《明之画学》，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9年版。
[42]郑昶《中国画学史》第十一章《明之画学》，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9年版。
[43]《草木子》卷二下《钩玄篇》。
[44]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七章《八股文、试帖诗概纪及举例释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
[46]《明史》卷一三七《许存仁传》。
[47]王祎《王忠文公集》卷六《重建徽国文公朱先生家庙记》。(https://www.daowen.com)
[48]《东里别集》卷二《圣谕录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9]见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45页。
[50]《元史》卷一八九《儒学一》。
[51]《宋文宪公全集》卷二《赠会稽韩伯时序》。
[52]《逊志斋集》卷一四《赠卢信道序》。
[53]《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六《诸子辩序》。
[54]《明史》卷一四七《解缙等传赞》。
[55]《明史》卷七二《职官一》。
[56]《东里续集》卷一八《濂洛诸儒像》。
[57]《东里文集》卷九《题晦庵先生墨迹后》。
[58]《文敏集》卷一〇《重修文公朱先生祠堂记》。
[59]《文敏集》卷一五《恭题四书性理大全后》。
[60]《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一》。
[61]《明儒学案》卷七《河东学案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
[62]《明儒学案》卷一《崇仁学案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
[63]黄佐《泰泉集》卷三五《眉轩存稿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4]罗洪先《念庵文集》卷四《谷平先生文集序》。
[65]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三《诸儒学案上一》。
[66]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四《诸儒学案上二》。
[67]《明儒学案》卷二《崇仁学案二》。
[68]《东里续集》卷三《敬义堂记》。
[69]《逊志斋集》卷一四《赠卢信道序》。
[70]《逊志斋集》卷一四《赠卢信道序》。
[71]《逊志斋集》卷一四《赠卢信道序》。
[72]《明通鉴》卷一八“仁宗洪熙元年”，中华书局1959年版。
[73]《明通鉴》卷二一“宣宗宣德六年”，中华书局1959年版。
[74]《东里续集》卷三九《东里老人自志》。
[75]《东里文集》卷一二《胡公神道碑铭》。
[76]《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〇《省愆集》提要。
[77]《文敏集》卷二一《夏公墓志铭》。
[78]《东里续集》卷一六《恭题三朝赐诰命刻石后》。
[79]《宋文宪公全集》卷三五《华川书舍记》。
[80]《白云集》卷五《新编六先生文集序》。
[81]《东里续集》卷一八《曾南丰文》。
[82]《诚意伯文集》卷五《苏平仲文集序》。
[83]《宋文宪公全集》卷四四《张侍讲翠屏集序》。
[84]《宋文宪公全集》卷二九《苏平仲文集序》。
[85]《东里文集》卷二《滁州重建醉翁亭记》。
[86]《文敏集》卷九《欧阳文忠公祠堂重创记》。
[87]《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一《欧阳文忠公文钞引》，《茅坤集》，张大芝、张梦新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88]《艺概》卷一《文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89]《弇州四部稿》卷一四八《艺苑卮言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0]黄佐《翰林记》卷一《官制因革》，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1]黄佐《翰林记》卷一《职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2]黄佐《翰林记》卷一《御制诰词》，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3]黄佐《翰林记》卷一《御制诰词》，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4]《明史》卷七二《职官一》。
[95]《翰林记》卷二《内阁亲擢》。
[96]《翰林记》卷二《内阁亲擢》。
[97]《翰林记》卷二《参预几务》。
[98]《翰林记》卷一一《进呈书诗文序》。
[99]《翰林记》卷一一《应制诗文》。
[100]《翰林记》卷一一《应制诗文》。
[101]《翰林记》卷一一《进呈书诗文序》。
[102]《翰林记》卷一一《正文体》。
[103]《翰林记》卷一一《评论诗文》。
[104]《明史》卷八《仁宗本纪》。
[105]《翰林记》卷一一《评论诗文》。
[106]《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〇《杨文敏集》。
[107]《宋文宪公全集》卷四四《张侍讲翠屏集序》。
[108]《怀麓堂集文前稿》卷八《叶文庄公集序》。周寅宾点校《李东阳集》第二卷，岳麓书社1985年版。
[109]《怀麓堂集文前稿》卷九《倪文僖公集序》，周寅宾点校《李东阳集》第二卷，岳麓书社1985年版。
[110]《弇州四部稿》卷一四八《艺苑卮言五》。
[111]《石匮书》卷二〇八《文苑列传总论》，清抄本。
[112]陈赏《东里先生小传》，焦竑《献征录》卷一二，上海书店1986年版。
[113]《东里文集》卷二《杨氏祠堂复建记》。
[114]《东里文集》卷八《送陈赏序》。
[115]《东里续集》卷一四《蠖阁集序》。
[116]《东里续集》卷一《萧氏林泉居记》。
[117]《东里文集》卷四《蔡氏族谱序》。
[118]《东里续集》卷三九《东里老人自志》。
[119]《东里文集》卷四《送萧善本序》。
[120]《东里文集》卷四《送萧善本序》。
[121]《东里续集》卷一七《史略释文》。
[122]《古廉文集》卷八《题东里先生翰墨卷后》。
[123]《东里续集》卷六二《题戴文进湘江雨意卷》。
[124]《东里续集》卷一八《橘亭幽兴集》。
[125]《东里文集》卷九《题宋欧阳修撰告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