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网之严密
元世祖忽必烈推翻南宋偏安小朝廷统一天下，此后数十年间曾出现太平盛世气象，“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1]其时刑罚从轻，法制从宽，“更用轻典，盖亦仁矣”。其弊在“南北异制”，用刑视民族等级而轻重有差，猾吏乘隙舞文弄法，放纵奸邪，陷害善良，“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缓弛而不知检”[2]。元之末世，法制大坏，弊窦丛生，良吏“当赏而不赏”，贪官“当刑而不刑”，“刑赏之柄既失，纪纲于是大坏，而中原之寇起矣”[3]，“法度宽纵”，穷民“多乐从乱”，“从乱如归”[4]，加速了元朝的灭亡。
取代元朝统治的朱明王朝鉴于亡元“法度宽纵”以致天下大乱覆灭的历史教训，乃以重法严刑收拾乱世败局，整肃吏治，严惩贪官。“太祖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5]，酷吏因得肆其暴虐，酷刑有挺棍、夹棍、脑箍、烙铁、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灌鼻、钉指等等名目，犯人闻之丧胆，而被罗织罪名含冤屈死者亦多。明太祖朱元璋还用重法对付帮他打天下的淮西武装力量，后来封为公侯显爵的兄弟们，尤其对一些居功自傲、专横跋扈的将相非常嫉恨，以至怀疑到许多功臣，张下恢恢法网，收而诛之，宁杀一千，不漏一人。洪武十三年（1380）以谋反罪杀丞相胡惟庸，二十六年（1393）亦以谋反罪杀大将军蓝玉，二案株连及被诛者四万余人，“列侯以下坐党夷族者不可胜数”，“元功宿将相继尽矣”[6]。史称“胡蓝党案”。清初史家谷应泰论此案，谓胡惟庸“复壁藏兵”，蓝玉“家奴衷甲”，怀揣异心，又“胡以倾邪升鼎耳”，“蓝以宠利居成功，不学无术，器小任重，宜其及也”，罪有应得。惟明初建国，大封功臣，并未撼动皇权，“未尝裂土自王也”，“亦未尝得专征伐也”，而君主仍牢牢把控着神器国柄，“内安外攘，势若犬牙，强干弱枝，何难控御”。然而，还是发生了惨烈的党祸，案件株连太广，“而乃以一人跋扈，遂疑尾大之图，仓卒启机，傅会难明之事，株连者四万，失侯者二十，周内深文，亦云惨矣！”[7]酿成如此大案惨祸，谁应负主要责任？当然是雄猜之主朱元璋了。天下初定时，他慷慨分封功臣是出于笼络，如今政局已稳，不惜用重法密网绞杀将相功臣，目的在于建立、巩固君主独裁的中央集权制，使朱氏子孙世世保有之。此点谷应泰没有说，或为避忌清初统治者之讳而不便不敢说。明廷既诛胡惟庸，乃罢中书省，废丞相，分相权，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政务，经过这番大刀阔斧的官制变革，从此国家权力包括行政、军事、监察等大权皆统摄皇帝一人，从而大大强化了君主独裁统治。朱皇帝还定下法规，以后历朝不得再设丞相：“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8]
朱元璋创业初始，既称吴王，复登帝位，百废待举，亟需人才，文武并用，特重儒士名流。既下金陵，辟儒士范祖幹、叶仪。克婺州，召儒士许元、胡翰等日讲经史治道。克处州，征耆儒宋濂、刘基、章溢、叶琛至建康，以濂为江南等处儒学提举，溢、琛为营田佥事，基留帷幄预谋议。在洪武十七年（1384）定科举为永制之前，取士选才以荐举为主，“时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举，下至仓、库、司、局诸杂流，亦令举文学才干之士，其被荐而至者，又令转荐。以故山林岩穴、草茅穷居，无不获自达于上，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9]。确也反映了新朝求贤若渴、广揽人才的气局。但是朱元璋对士人儒生也怀猜忌，并不放心，他自卑又自大，重士又贱士。而由元入明的士人既憎恶、抨击元末统治的腐败，又感怀“前元待士甚优”[10]，文学繁荣景象，其颂述之词每见乎明初开国诸臣诗文。其人对新朝多存疑惧，出仕者担惊受怕，或求退隐，未仕者有诏聘致也不肯出山。因而愈增朱元璋的恼火嫉恨，乃诰告天下严惩拒不奉命任职的儒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说其来远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11]终洪武之世，蒙受各种罪名而被迫害杀戮的士夫文人累累难数，向称人才之薮的浙东、吴中、江右等地损失尤其惨重。
诚意伯刘基多奇谋，运筹帷幄之功居多，被朱元璋誉为汉代张良。他刚正不阿，疾恶如仇，得罪了丞相胡惟庸等权臣。其死因据《明史·刘基传》记载，是服了胡惟庸派人送去的药中毒亡故的，又《明史·胡惟庸传》云：“御史中丞刘基亦尝言其短，久之，基病，帝遣惟庸挟医视，遂以毒中之。”怎么可以命刘基的仇家派医送药呢？实际上是假他人之手以杀刚肠嫉恶享有崇高威望的勋臣。侍读学士宋濂推为开国文臣之首，诚谨谦恭，事太祖十九年，《明史》本传称“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始终无二”。晚年致仕家居，只因长孙慎涉胡惟庸案诛杀籍家，以此激怒太祖，被押解至京，险遭杀害，亏得马皇后求情才免一死，全家发配四川茂州，行至夔州，病卒，仲子璲连坐死。死于非命的浙东名士，除刘、宋外，还有苏伯衡，官翰林院编修，“以表笺忤旨，坐罪，卒于狱，士论惜之。二子恬、怡救父，并被刑”[12]。九灵山人戴良，善诗，召至京师，试以文词，欲官之，以老病固辞，忤旨待罪，卒于寓舍，盖自裁也。元末画坛四大家之一的王蒙，因在胡惟庸府邸观画而入狱致死。吴中文人画士坐罪死者比比皆是。天才诗人高启因苏州知府魏观修建府治于张士诚宫殿旧址，作上梁文祝贺连坐，遭腰斩，年仅三十有九。吴下多诗人，启与杨基、张羽、徐贲并称四杰，以配唐代王、杨、卢、骆。启遭腰斩惨祸，余三人并作诗哭之。徐贲《哀悼》云：“一读一怆情，老泪屡挥滴”，杨基《哀悼》云“文章穹埌成何用，哽咽东风泪满巾”，张羽《哀悼》云“天网岂恢恢，康庄遍榛菅”。[13]后来三人也相继被迫害致死。杨基官至按察使，“被谗夺官，谪输作，竟卒于工所”，徐贲“政绩卓异”，擢布政使，坐罪“下狱瘐死”。张羽授太常司丞，坐事窜岭南，途中“投龙江以死”。羽“博学有高致”，不独能诗，兼善书画，山水宗王维、米氏父子，笔意最妙，书法“纤婉有异趣”。四杰中，张羽性格最娴静知退，尝名其室曰“静者居”，仍不免于难。四杰哭死难者，自己也蒙难为他人所哭。洪武间政治如此严酷，文士能不以泪洗面吗？王世贞《艺苑卮言》悲叹说：“呜呼！士生于斯，亦不幸哉！”高启家苏州北郭，与王行、徐贲、张羽、唐肃、宋克等十人比邻而居，号“北郭十友”，又称“十才子”。王行博学多闻，议论踔厉，贯穿古今，为府学教师，后隐于石湖，尝为凉国公蓝玉家塾师，后玉诛，行及其子亦连坐伏诛。嘉定人王彝，以布衣召修《元史》，荐入翰林，以母老乞归，亦坐知府魏观事，与高启俱被杀。昆山顾德辉，字仲瑛，吴门巨室，购古书、名画、彝鼎、秘玩，卜筑玉山草堂，园池亭榭之胜甲于天下。瑛轻财结客，元季四方文人名士如杨维桢、李孝光、柯九思、张翥、张雨之辈咸集其家。洪武元年（1368），以子元巨为元故官，父子并徙濠梁，洪武二年（1369），卒于徙所[14]。东南故家名园从此毁灭。
苏州陈汝言，字惟允，吴门名士，能诗文，绘事宗唐宋，有李思训、李营丘韵致，至于围棋鼓琴，无一不造其妙，与王蒙、倪瓒、王行、张羽等名士友善。张士诚据苏，辟为参谋，亲信用事，洪武初，官济南经历。像他这样的人难有好结局，果然“坐法死”，家亦破，“遗书尚数万卷”，临难时，“从容染翰，画毕就刑”[15]。友人张羽记其事，作诗哭之：
若人悟县解，委蜕顺天刑。
慷慨赴东市，一日为千龄。
李公悲上蔡，陆子喟华亭。
识机若不豫，达生良可经。
朱弦亦易绝，仄景不可停。
从容洒芳翰，炳焕若丹青。
妙艺永传世，精魄长归冥。(https://www.daowen.com)
披图怀平素，涕泪缘襟零。[16]
经过此番摧残，吴中及浙东才士存者寥寥，唯有吞声哭泣。其他地区才彦也难以幸免。如广东孙
，善诗文，与王佐、赵介、李德、黄哲称“岭南五先生”，坐累戍辽东，蓝玉事发，查得尝为玉题画，遂论死，临刑作诗长歌而逝。在大批被害文士中，陈汝言、徐贲、张羽、杨基、王行、孙
等皆有画名，其他被杀画家还有赵原、周位、周砥、盛著等，遭谪戍的画士则有史谨、夏昺、唐肃、金润甫等，生者亦唯有一哭，陶宗仪哭王蒙：
人物三株树，才华五凤楼。
世称唐北苑，我谓汉南州。
大梦麒麟化，惊魂狴犴愁。
平生衰老泪，端为故人流。[17]
朱元璋自卑心理特深，又疑心病极重，从小家境贫困，做过小和尚，又在红巾军当过小卒，人称“红贼”“红寇”，凡与僧同音同义的字如“生”“光”“秃”等，与贼与盗同音的字如“则”“道”，都成了他的忌讳，其他禁忌还有许多。尤其忌惮儒士在文字上做手脚，借此翻他的老底，咒骂他，故对各地所呈庆贺表笺查得特别严特别细，一旦挑出毛病，触犯忌讳，起草表笺的府学教官往往招致杀身之祸。如诸表中“作则垂宪”，“垂子孙而作则”，“圣德作则”，“则”字一概当作“贼”字。又“睿性生知”，“生”字读作“僧”；“取法象魏”，“取法”读作“去发”；“体乾法坤，藻饰天平”，“法坤”读作“发髡”，“藻饰太平”读作“早失太平”。“下令把作表笺的人一概处死”[18]，“文字狱的时间从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前后达十三年”[19]，死于文字狱的文士不计其数，又大多为各地府学担任训导、教授的教官，因为照例由他们起草表笺，故每每招来飞来横祸。也有个别人落入文网侥幸成为漏网之鱼的。浙江龙泉人叶子奇洪武十一年（1378）尝任四川巴陵县主簿，是年春二月，县吏们祭祀城隍神毕，“窃饮猪脑酒”，“猪”与国姓“朱”同音，触犯禁忌，被县学生告发。时叶子奇恰好到县学，“亦以株连而就逮，幽忧于狱”，狱中草就《草木子》，“乃事得释，归而续成之”[20]，白白吃了近一年的冤枉官司，还算幸运的。《草木子》一书杂论天地万物之理，博采元代时事，因“目击洪武之严刑”[21]，且感身受其害，而以曲笔寄慨于片楮寸简中。如论“讳法”一节，谓自周以前无之，至周公立制，“后世遵之，其法愈严”，而称元朝讳法甚轻：
至于元朝，起自漠北，风俗浑厚质朴，并无所讳，君臣往往同名。后来虽有讳法之行，不过临文略缺点画而已，然亦不甚以为意也，初不害其为尊。以至士大夫间，此礼亦不甚讲。[22]
元朝禁忌少，讳法宽，君臣对这些文字礼数细节都不大放在心里，不甚讲究。及至朱元璋君临天下，禁忌一大堆，在文字上吹毛求疵，寻找对自己的大不敬，大开文网，大开杀戒，残酷镇压大批文士儒生，以树立皇帝的绝对尊严。比较元明文化政策，仅此一端，即可见明初文网之周密严酷，而元朝“待士甚优”，未闻所谓文字狱。
元代优容士人的宽松文化环境曾经助生促成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的繁荣，也为朱明新朝培养储备了各类文化人才，不幸在开国皇帝朱元璋统治三十年间，密张法网文网，不断迫害杀戮文人儒士，昔日“元才”诛除殆尽。其政治文化生态不是如刘基等名臣名士所盼望的“阳春”，而是一派弥漫着肃杀之气的严冬。在明太祖封建专制主义淫威笼罩下，儒士文人不管在朝在野，都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惶惶不可终日。清代史学家赵翼描述明初官员的恐怖心理：如此严酷的政治环境，如此畏惧的文化心理，虽欲在文化上有所作为创造，难矣。
明祖惩元季纵弛，特用重典驭下，稍有触犯，刀锯随之。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法令如此，故人皆重足而立，不敢纵肆，盖亦整顿一代之作用也。[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