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宋以扫积弊
明代前期百年光景，前七十年奠定巩固了统治基础，后三十年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却是多事之秋，发生了“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犹如两次大地震，给大明江山以剧烈的震撼。土木之变中，蒙古余部瓦剌兵临北京城下，俘获英宗，使大明天子威风扫地。在于谦等能臣拥戴下，英宗之弟景帝代立。其后在宦官曹吉祥及石亨、徐有贞等文臣武将策划下，发动夺门之变，废景帝，杀于谦，复立获释回宫的英宗。动荡之际，权臣对政局的变化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君权则大大削弱。论政治魄力、谋略、经验，英宗、景帝都远远不及乃祖。自英宗而下，历代皇帝多宠信宦官，也倚重内阁大臣，阁臣与宦官有斗争，又互相利用，而君权乃分。
经过土木和夺门两次大震荡，明朝元气大伤，国势渐弱，也向统治者敲响了警钟，反省产生祸乱的根源，寻求治安的方略。英宗以俘虏身份重新被扶上皇帝宝座，君威扫地以尽，振作不起来，复辟之始即杀扶危定倾的功臣于谦，还为土木之变的祸首太监王振祭葬，立“旌忠”祠，说明他还没有从覆辙中醒悟过来。成化更始，明朝统治进入中期，宪宗在位二十余年，虽无大作为，却能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谨于天戒，蠲赋省刑，闾里日益充足”[1]，但仍然任用宦官汪直，复开西厂，承袭了英宗的弊政。所幸天顺、成化间朝中仍有良臣在，若李贤、彭时、商辂皆先后入阁参与机务，李贤尤干练机智，留心培育人才，广开言路，善于进谏，巧妙与奸佞周旋。
明初洪武、永乐间，士大夫为封建专制、君主独裁所镇慑，畏首畏尾，不敢讲话，养成了一种柔媚屈从的心理和性格，却被杨士奇美其名曰“和柔巽愞”，得“性情之正”，朝廷直谅骨鲠之臣难得一见。弘熙、宣德年间，政治环境稍为宽松，但君权的高度集中，士大夫的绵软习气依然如故。在明室遭到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的猛烈撞击以后，士习起了变化，敢于直谏的人多了，刚毅耿介之士挺起了腰杆，职司言路的御史、给事中们首先发难：“天顺以后，居其职者，振风裁而耻缄默，自天子、大臣、左右近习，无不指斥极言，南北交章，连名列署，或遭谴谪，则大臣抗疏论救，以为美谈。”[2]言官们勇敢地担当起诤谏弹劾职责，其他正直的官吏也有建白，或个人进谏，或联名上疏，万一因言事获罪，也有人挺身辩护援救，这在明初是极少见的。天顺间大学士岳正在内阁仅二十八日，负气敢言，无所顾忌，“便殿论奏，至唾溅帝衣”。数请去权奸石亨、曹吉祥，被杖一百，戍肃州，英宗还惦记着他：“岳正倒好，只是大胆。”[3]兵部尚书王恕也以切谏著称，不讨皇帝喜欢，为群小畏忌，却博得天下的赞扬。弘治朝，贤才济济，言路大开，直臣谔谔之风延及正德、嘉靖之际。正德元年（1506），新君武宗年仅十五岁，还是个孩子，执拗，贪玩，宠信八个太监时称“八虎”，各据要津，刘谨为首，尤狡狠。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屡上疏切谏，户部尚书韩文带头与九卿伏阙固争，都被挡回，并迫刘、谢致仕。于是六科给事中戴铣等，十三道御史薄彦徽等联名上疏，请求“斥权阉，正国法，留保辅托大臣，以安社稷”，均被“逮系锦衣卫狱”[4]，遭廷杖，削为民。但是最后还是正气压倒了邪气，刘谨倒行逆施五年，恶贯满盈，枭首于市，族人、逆党皆伏诛或降谪，被迫害的正人君子都获得平反。正德初年，以刘健为首的正直朝臣和以刘谨为首的宦官势力的斗争，是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一次大较量，尖锐激烈，惊心动魄，以正义战胜邪恶告终，充分显示了成、弘以来士林气节的振扬，表现了直道而行，遇事敢为，有言必谏，“侃侃守义，尽忠献纳”的峻卓人格。
“大胆”，这是明宪宗对入阁执政不满一月的岳正的评价，也涵盖了成化以来许多直臣的一般性格。明代中叶自成化以来，士风确实变了，朝士廷臣敢于直谏而无所畏惧，与明初屈从迎逢、苟合取容的作风有明显区别。谅直骨鲠之气当天顺、成化之际已有表露，弘治间得到进一步培植和张扬，正德之初尤为激烈，带有悲壮的色彩，而史称“中兴”的弘治朝是陶育人才、转变士习的关键时期。嘉靖间学者罗洪先指出：“我朝孝庙时，最称得人，议者拟之庆历之盛。其人才力虽不同，大要宁为肮脏以穷，不欲以媕婀而进，皎然出于清议之上，若是者无不同也。”[5]挺直腰杆，敢说敢为，堂堂正正做人，虽招致灾祸，也在所不惜；低眉折腰，阿谀迎逢，虽获富贵荣显，也鄙弃不为。此种优良政风的形成和朝廷的引导培养是分不开的：“朝廷以敢谏为贤，而士大夫未尝以失言获谴，优容成全之意，过于惩创之威。故感激报称之诚，自出于职事之外，其不夺于常情，皆上之作养为之也。”因此之故，以后正德间没有因为刘谨乱政和宸王反叛而出现天下大乱，“自是之后，终武宗之世十有六年，以三数人维持其间，晏然拱手而难不作，呜呼！得人之盛，岂细故哉！”[6]
罗洪先称赞弘治朝群臣刚正不阿，直道而行，形成良好的政风和士习，而孝宗广开言路，“以敢谏为贤”，有“优容成全之意”，而无“过于惩创之威”，从而培养了一批贤才直臣，以遗嗣君，后虽出现动荡而未酿成大祸，表现了一位中兴之主的英明远见。政坛和文坛风正气清，也为学术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创造了优良的环境。在思想文化领域，盖在成、弘之际，朝野群士意气风发，掀起一股声势浩大的文化反思批评浪潮，目标在于涤荡本朝前期百年来导致思想学术停滞不前阻碍文化创新的积弊旧习，以为创造新文化新文学开辟广阔道路。而批评的矛头不能不指向日渐为人厌弃的宋学了。
首先是宋代理学，这是主宰百年文化学术的思想核心，而朱熹是宋学之集大成者，故一时豪杰精英莫不痛批宋学尤其是朱子。明代中叶学术之巨变是以心学取代宋儒理学，其领袖人物前有白沙学派陈献章（1428—1500），后有余姚学派王守仁（1472—1528）。黄宗羲云：“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7]又谓：“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8]两位心学大师都是宋儒程朱理学的批评家。陈献章生活在明代前期与中期交接的历史时代，也是学术思想由程朱理学为陆王心学取代的转变时期，他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学者，又保留对先儒程朱的尊敬。其诗云：“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阳。”[9]他将朱熹奉为儒道、理学之“宗主”，但其思想旨趣、路径实与朱子背离，分道扬镳。他批评朱熹及宋儒最大弊病是章句所束缚，支离烦琐，弃精粹乃得“糟粕”，致使“后之学者记诵而已，词章而已耳”[10]，将圣贤之书当作博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坏了世道人心，“世间膏火来熬煎，市朝名利相喧填”[11]。王守仁比陈献章小四十多岁，属于两代人，二人所处时代风气之变化，个人身世之跌宕，大不相同，王守仁对宋学朱学批评的力度强度也比陈献章大得多。他指出朱学之成绩和偏弊在于，“独其平日汲汲于训解”。功在“折衷群儒之说，以发明《六经》《语》《孟》之旨于天下，其嘉惠后学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议者”；弊在“虽韩文、《楚辞》、《阴符》、《参同》之属，亦必与之注释考辩”，支离繁琐，遂使“世之学者挂一漏万，求之愈繁而失之愈远，至有敝力终身，苦其难而卒无所入”[12]。其弊流播渐广渐久，导致学术、士习、人心、世道的颓靡败坏，“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13]，“心学晦而人伪行，功利、训诂、记诵、辞章之徒，纷沓而起，支离决裂，岁盛月新，相沿相袭，各是其非，人心日炽，而不复知有道心之微”[14]。以至种种邪恶之心，罪孽之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因之滋长，而天下“祸乱相寻于无穷矣”[15]。王守仁认识到学术特别是像朱学这样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显学，对士习世风影响很大，故其学术批评眼界高远，亦见其社会文化担荷之重。
正德状元、大学问家杨慎尤其厌薄宋学、宋诗、宋文、宋代经义，常常与宋人过不去，挑其刺，批其隙。他说，“经学至朱子而明，然经之拘晦，实自朱始”[16]，学坏于宋矣；“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17]，诗衰于宋矣；宋文“繁冗”，“欧苏曾王，皆有此病”[18]，文弊于宋矣。又感叹明代因袭宋代科举制，“以经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贯通”，或者“稍知务博，以哗名苟进”，于经史仅能“割其碎语而诵之”，“抄节其碎事而缀之”，“考官程文”及“士子墨卷”谬误多多，士人珍之如秘宝，“转相差讹，殆同无目人说词话，”，“士习至此，卑下极矣”[19]。杨慎对本朝惟宋人是从致使学术文章陈陈相因，“弥望皆黄茅白苇”的衰敝现象，痛切指出：
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谈性命，祖宋人之语录，卑者习举业，抄宋人之策论。其间为古文歌诗，虽知效韩文杜诗，而未始真知韩文杜诗也，不过见宋人尝称此二人而已。文之古者，《左氏》《国语》，宋人以为衰世之文，今之科举以为禁约。诗之高者，汉魏六朝，宋人谓诗至《选》为一厄，而学诗者但知李杜而已。高棅不知诗者，反谓由汉魏而入盛唐，是由周、孔而入颜、孟也。如此皆宋人之说误之也。吁，异哉！[20]
明代前期学者“惟从宋人，不知汉唐前说也”，因而“失之陋”，因袭太重，鲜有创造，不开展对“宋习”“宋调”的全面批判，扫除其种种消极影响，就不可能建构有明一代新文化。学者崔铣（1478—1541）有句名言：“不随朱子脚下转。”[21]又批驳“气有聚散，理无聚散”谬论：“盖造化之原，理常聚而气亦聚，人物之生，气若散而理亦散，气既散矣，理安所附？是故天地寒暑也，人物禾稼也，暑来禾生，寒来禾死，尽矣，明年又蕃其鲜者。故曰日新之谓盛德。”[22]他坚持万物皆由气化成的气一元论和理气合一的观点，其说采自东汉王充和齐梁范缜，是取古学批驳宋儒理学。又指出汉人治学质朴无华，宋人训经浮夸争名。“盖汉之明经以修行，宋之注经乃衍词；汉士质，宋士浮；汉协忠，宋争名。”[23]崔铣比较汉宋两代士习、学术，多称前者而每谪后者，但指谪中含赞许，批朱子誉其学术成绩，在当时一片讨伐宋学朱学声中是持折衷态度的。
吴中书法大家祝允明（1460—1526），博涉群籍，而好湛思，多才多艺，文章雄放，诗歌奇丽，与文徵明、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非仅以书法艺术名于世。他性格简易高旷，不拘绳检，论学术，评人物，好为创解，超乎俗议，悖乎习见。抨击宋学尖锐直截，每每触及其病痛处、要害处。如明确指出“学坏于宋”：(https://www.daowen.com)
凡学术尽变于宋，变辄坏之。经业自汉儒迄于唐，或师弟子授受，或朋友讲习，或闭户穷讨，敷布演绎，难疑订讹，益久益著。宋人都掩废之，或用为己说，或稍援他人，皆当时党类吾不如，果无先人一义一理乎？亦可谓厚诬之甚矣。其谋深而力悍，能令学者尽弃祖宗，随其步趋，迄数百年不寤不疑而愈固……呜呼！试一阅两汉魏晋六代隋唐遵圣之学，其义指、理致、度数、章程，为何等精密弘博，宋人之劳，不见何处及之，况并之，又况以为过之乎？此非空言可强辩解也。[24]
宋代理学家的可鄙之处在于割断中国学术的历史传统，掩盖贬低汉唐以来诸儒的学术贡献，以为先儒“一义一理”皆不如我，却又暗地里窃取前人成果，“谋深而力悍”，高自标榜，既厚诬古人，又欺世盗名，贻害无穷，致令后世学者数百千年“不寤不疑而愈固”，如今是到了清算、重估宋学的时候了。允明又作《罪知录》十卷，是一部读史笔记，品评人物，裁量诗文，评议学术，具有过人的胆识，得到后学王世贞的赞誉，“开眼界于片言，窜齿余于千古”，“阐扬媺慝，卓然是非之宗匠也”[25]。书中指名道姓讥评理学大师程颐和朱熹不过在历代诸儒“讲明讨究”“纂述纪载”“历百千载”成绩基础上，“或加标置，或为分比之，或少有润益”，而尊程、朱者“必以为集大成，都废前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守不迁，不知可不可也，抑不知果能如所望否也”。又直斥道学是伪学，是程、朱门徒“攀援附托”哄抬起来的，“窃其名而反其实，既享其名又收其利，所谓名利之兼得者，非徒今世之罪人，先王之罪人，圣门之罪人，而亦程、朱诸子之罪人也”。对于道学必须看清它的本质：“必从其真，而不从其伪；不在门户，而实务践履；端在操存，而坦其轨辙。毋作圣贤天地时世之羞，适以欺己罔人，并累程、朱之真，而实获于天焉耳。”[26]祝允明对程、朱及其门徒，以及所谓道学的批评单刀直入，痛快淋漓，有理有据，系心学术之兴衰与是非，并无私心和门户偏见。
对于宋文化的批评还指向经过明初人改制的宋代科举取士制度。国初仿宋经义，重在以八股取士，施行既久，“科场弊窦既多，议论频数”[27]。而批评最多最烈者恰恰是那些以科举起家，位至卿相的名宦。如成、弘间大学士丘濬、王鏊，状元及第的礼部尚书吴宽，都是八股文高手名家，对科举、制义的病害有深切的体会。正、嘉年间，批判科举制八股文的名臣、学者、文人更多了，王守仁的有关言论颇多，而且激烈。综合诸家批评，认为科举制度的危害在于：埋没摧残人才，致使人才匮乏；引导士子专攻一经，甚至不必习诵经书文本，只须揣摩现成的房稿程墨就够了，学问、文章日益空疏浅陋；以功名富贵为诱饵，使士子忘却国家大事民生大计，销蚀士习世风；科场弊窦百出，弄虚作假，交通关节，坏了世道人心。明代科举法仿照宋代经义而略加改变，其法更严、文更陋劣。宋人作俑，明人因之。批评者寻源创根，追溯到宋代经义取士法。王鏊说：“至宋王安石为相，黜诗赋，崇经学，科场以经义、论策取士，可谓一扫历代之陋也。然士专一经，白首莫究其余，经史付之度外，谓非己事，其学诚专，其识日陋，其才日下。”明代也考策论，但重在经义，更糟糕的是专究宋人注疏、语录，毕力研习八股文，以图高中。“偶得科目，弃如弁发，始欲从事于学，而精力竭矣，人才之不如古，实由此也”[28]。杨慎痛批八股试士诱使举子投机取巧，不学无术，导致士习卑下：“本朝以经学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贯。近日稍知务博，以哗名苟进，而不究本原，徒事末节。《五经》、诸子则割取其碎语而诵之，谓之‘蠡测’；历代诸史，则抄节其碎事而缀之，谓之‘策套’……又士子墨卷引《汉书·律历志》，‘先其算命’作‘先算其命，近日书坊刻布其书，士子珍之，以为秘宝，转相差讹，殆同无目人说词话。噫！士习至此，卑下极矣！”[29]可笑可悲如此。
除了文化的批判外，又涉及宋代的政治制度。其中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是：宋代为什么会灭亡呢？探讨这个问题对刚经过“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的明代政治有着重大现实意义。再则，正德间，刘谨乱政，“八虎”横行，将弘治中兴所取得的诸项兴革废止，探讨宋代祸乱、灭亡的根源，可为当今殷鉴。南北宋何以衰亡？王鏊认为，北宋神宗以后的执政者如章惇、蔡京之流出于私心和党派利益，“志存报复”，“主元祐者以熙宁为小人，主熙宁者以元祐为邪党，互相攻击，有如水火”；权奸当道，一个接一个，“一奸殒，一奸升，率皆冯高肆毒，浊乱国家”，“权奸误国，覆辙相寻，以至于亡”；归根结底，皇帝用人任相不当，“临乱之君，各贤其臣，而颠倒错乱，未有如宋之甚者”。有鉴于此，王鏊提出用人治国的一个基本原则：“夫法无新旧，惟其便；人无疏戚，惟其贤；天下之事当以天下之心处之。”[30]可是这一深见远识基本上没有被正德以后的统治者所采纳，张居正变法既成而复败，以后党派纷争愈演愈烈，较之宋代有过之而无不及，重蹈前朝旧辙至于覆亡。
与宋学形神道器相附共存的宋文及宋诗也受到痛批重击，文人学者群起而攻之。元代学术文章沿宋流波，明初宿老文宗皆为元才，心中元文化情结难解，又对明初台阁体的形成有重大影响，故明代中期文人以批评宋文为重点，也附带轻诋元诗元文，并以扫除“宋元余习”为其一种文化职志。明代中叶文风极盛，而铺张扬厉以复古自命的代表人物，前有李梦阳（1472—1530）、何景明（1483—1521）等，后有王世贞（1526—1590）、李攀龙（1514—1570）等，天下推为四大家，合其他诸家称前（弘治）七子、后（嘉靖）七子，他们鄙弃宋文宋诗。李梦阳说，“宋无诗”，“唐无赋”，“汉无骚”[31]。何景明说：“经亡而骚作，骚亡而赋作，赋亡而诗作。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32]王世贞认为，“宋之文陋”，“元无文”，谓宋代大家之文，欧、苏“虚”，王氏“法而狭”，曾氏“饫而衍”[33]。除前后七子外，当时文学名家如杨慎、顾璘、陆深、文徵明、祝允明、何良俊等等，也莫不同声讨伐宋学宋文。华亭何良俊（1506—1573）论比较唐宋文之优劣，“唐人之文实，宋人之文虚，唐人之文厚，宋人之文薄”；评南宋诗文，“南宋之诗，犹有可取。文至南宋，则尖新浅露，无一足观者矣”；又指明初之文“相沿宋元之习”，“失于卑浅”[34]。又评南宋陆放翁、杨万里、范石湖诸家诗，“尖新，太露圭角，乏浑厚之气，然能铺写情景，不专事绮缋”，“终在元人之上”；元人虞、范、杨、揭称四大家，“但乏思致，求其言外之趣，则索然耳”[35]。诸多名家对宋代诗文及明初“宋元余习”的诟病甚多，又能切中其膏肓而予针砭，而致病之源在于宋儒理学、道学之流毒对文学的侵害太深。宋人言必称理称道，鄙薄诗文，以为小道、玩物，有损高尚之志。又忌言情，忌谈声色，生怕使人陷溺于情欲、人欲，主张以理制之遏之。这就抹煞了文艺创作规律和审美特征，成为影响文艺创作发展的巨大障碍。李梦阳针锋相对，为情欲开闸，声称“人道以情”，换句话说，情是人之道，应该顺之。又称声色乃天地之精华，无声无色则闭塞无生机活泼之象，人爱声色符合天道。“天地间惟声色，人安能不溺之？声色者，五行精华之气，以之为神者也。凡物有窍则声，无色则敝。超乎此而不离乎此，谓之不溺。”[36]人溺声色，出于自然，虽不离而能超乎此，人有理智知性，可将声色提升至审美境界，而非纯任自然，溺而不返。又谓：“宋儒兴而古之文废”，何也？宋儒但言理，而不知理外尚有性行情感，“宋儒言理不烂然欤，童稚能谈焉，渠尚知性行有不必合邪？”[37]他还指出宋儒思想言论所以舛错频出，由于执着理或天理，不知理外别有天地万物而非一理所能尽行收拾其中，“宋人不言理外之事，故其失拘而泥”[38]。李梦阳的这些文学批评颇具哲思，有一定理论深度。杨慎也简明指出，唐人诗主情，宋人诗主理，所以宋不及唐。上海陆深（1477—1544）也有类似观点：“宋人宗义理而略性情，其于声律尤为末义，故一代之作每每不尽同于唐人，至于晚宋而诗之弊遂极矣。”[39]宋人受理学浸染，其诗重理轻情，好直陈，发议论，鲜讲声律情韵、意象兴寄，去古诗唐音益远。“古诗妙在形容之耳，所谓水月镜花，所谓人外之人，言外之言。宋之后则直陈之矣，于是求二于字句，所谓心劳日拙者也。”[40]祝允明甚至棒喝，“诗死于宋”，“大厄于宋”，因为“诗忌议论，而宋诗以议论为高，大率以牙驵评较为儒，嚚讼哗讦为典，眩耀怒骂为咏歌，此宋人之态也，故于诗而并具之”[41]。以议论为高，固然是病，而所议论乃理学家之余唾，市侩之喧嚣，更加糟糕，以此为诗，诗道大坏。至于宋文尤重理学精神，忽略审美功能，吕祖谦、真德秀、谢枋得等选家择文标准、“取舍主意”，悉在“词必本枯钝，理须涉道学，不知大通之义，千情一律而已”。而书贾因之以牟利，仿刻《宋文选》之类，“至于书肆，辄自聚刻古文之属，尤极错乱，不成书矣”[42]，流毒愈广，贻害后世，元明士子并受其厄。“宋儒有言，文到欧阳、曾、苏，理到二程方畅。此正是今日士子膏肓主意，科举之文，即其效也”[43]。言必尊程朱，文必准欧曾，便是宋元明初以来许多大儒文家所鼓吹的文道统一，台阁文章之妙用，也是八股制艺谬种之恶胎。百年后，书画宗匠董其昌批评明初以直至成、弘间，学术仍袭程、朱，文章墨守欧、曾，其实成、弘间已有先觉之士如祝允明等发动对宋代理学和文章的攻势了，并开启了董其昌等后来者议论的先河。
明中叶成、弘之际，历史拉开了新的一幕，诸多学者文人已觉悟到本朝思想文化长期因袭宋代，特别是墨守程朱理学，奉若神明，亦步亦趋，不逾规矩，无敢改错，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戴上牢固的精神枷锁，导致士习衰弱，士风不振，窒息了思想文化发展创新的原动力，因此迫切企盼变化革新，并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对宋代思想学术、文学艺术、典章制度及其余习全面持续的文化批评。朝野互动，上下同气，南北竞响，百年回声，参与之众，声势之大，地域之广，时间之久，如此文化批评之大好形势，前朝并不多见，明朝一二见而已，及清中前期几乎绝迹。从此明代文化演进由百年迟滞阶段跨入加速发展时期，没有明中期的牵动众多士人的文化批评，便不能结束明初期思想文化迟滞的局面，也不可能迎来晚明新文化高潮。明代中前期交替之际，士气振奋，政治上励精图治，击奸直谏，风节凛凛，大胆无畏，文化上也热切求变，深刻反省，勇于议论，洋溢着一种涤荡积垢开启新途的文化担当和批评精神。参与、鼓动这一文化批评潮流的，不但有人数众多的中下层朝野名士，也有身居清要的名臣，既有北地之豪杰，也有南方之俊彦。例如，关中李梦阳，河洛何景明，吴门王鳌，浙东王守仁，岭南陈献章，成都杨慎，等等，都是开风气的著名代表。还要再提一下为学界所忽略的苏州狂士怪杰祝允明。为大家所熟知者，是他的书法造诣，而他的学问文章诗歌关心者甚少，至其文化学术思想论及者又少之又少。若将他置于成、弘间批评宋人余习浪潮初起大背景下观之，其学术之勇毅、胆识较之同时名流并不逊色。有感于“近世学士”品评历史人物往往颠倒错乱，“朱紫易采，土炭倒衡”，或“由其不思”，或“党同比周”，或“迷弃本情，怵势以乏勇”，“于是素所研揽，好恶必察，平心反覆，群而不党”，不顾群士攻讦，“毁誉祸福”[44]，因作《罪知录》十卷。是书评议多悖于传统陈见尤其是近世宋人观点，如谓汤、武、伊尹非圣人，孟轲纵横者流而非贤人，孟轲性善论、荀况性恶论皆非，称庄子是百氏之雄、宣尼之辅、亚孔一人，攻诋程、朱，指道学为伪学，道统缺载邵雍之明经之功，践履之笃，司马光之高明纯粹，论文则谓今称韩、柳、欧、苏为四大家，并曾巩、王安石为六家，“其谬误人”，论诗则谓“诗死于宋”。对所谓“近世”即宋元人及明初人的谬误偏颇皆予以驳斥辩正，其误人又非仅此数端，而且迷信盲从，固守成见，不肯变更，以为“前人论定，何更权量”？“只应千古守辙，终身服膺而已”。对这种胶固僵化的文化心态和学术氛围，允明深感痛心悲哀，大声疾呼：
呜呼！兹吾所谓误人也。又如言学，则指程、朱为道统；语诗，则奉杜甫为宗师；谈书，则曰苏、黄；评画，就云马、夏。凡厥数端，有如天定神授，毕生毕世，不可转移，宛若在胎而生知，离母而故解者，可胜矣哉！可胜叹哉！[45]
他的言论难免偏激，但对文化衰象的先觉和忧心，勇敢尖锐的抨击，对新文化的上下求索和历史担任，是难能可贵的。他慨然以变革明初学术文章积弊宿疾自命，《刺韩柳欧苏四大家》一文末尾附记透露了这一信息：“师心违众，超然高步，今是昨非，变鲁至道者，乃有其人是也。”所称“其人”，指同心同道之士，也含作者自己。时人对祝允明文化品格和学术见识甚为赞赏。书画宗匠、同郡好友文徵明《题祝子罪知二十二韵》云：“乃发光明藏，陈事日益鲜。”谓其能推陈出新。“见独无古今，沸说皆枝骈。”谓其识见独步古今，时论众议皆成弃物。文坛主盟后学王世贞《祝子罪知录序》云：“开眼界于片言，窜齿余于千古。”称其卓识开人眼界，排诋千古陈腐之说。又云，“不与世波”，“卓然是非之宗匠”，称其不随波逐流，具有独见，为世公论。时人还从宋元明初学术演变，从成、弘时期处在历史文化转捩节点的角度，来评价祝允明振衰起敝、领先励后的功绩。王世贞云：“至成、弘际，名能复古者，先生盖先登矣。”[46]谓祝氏为复古潮流先导。陆粲云：“明兴百年，士犹胶守章句，未睹其恢然者也。乃宪、孝（即成化、弘治）之际，始彬彬矣。祝先生由诸生起，覃精发藻，横逸踔厉，超追古昔，盛哉！若其湛浮自得，龙变不羁，大观逍遥，廓然离俗矣。”[47]亦谓允明当群士胶守先儒章句之时，而能廓然离俗，追踪古昔。祝允明排宗追古、变俗求新之风范骨力，“横逸踔厉”，不亚于李梦阳、何景明、王守仁、杨慎等，而且先迈出了一大步。他们都是时代潮流的前驱，时代精神的代表。
涌起于成、弘，衍流于嘉、隆，长达百年的文化批评浪潮对于宋代文化特别是对导致明代前期思想学术僵化迟滞、文学平庸肤廓的程朱理学冲激极大，开辟了学术文章彬彬齐盛的新局面，推生出一大批踔厉风发、富于创造活力的思想家、学问家、文学家、艺术家。其盛况直接元明之际而辉煌逾之。但对宋学及宋元余习的批评也存在局限性、片面性，未能客观、全面评价宋元文化和宋儒理学，指出宋代理学和欧曾文章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的地位和贡献，也未能将宋学宋文的自身特点优点和明初统治者及其儒林文苑诸臣的偏狭解读利用区分开来。也有个别学者如崔铣，既公然声称“不随朱子脚下转”，又称朱子治学深细，行道刚毅，读其书甚益心志：“邃探于浑沦，细入于丝毛，发道若指诸掌，辟邪则抉其肺肝。盖文公性既高明，济之沉密，心即道义，助以刚毅。每读一篇，即心目开朗，惑解而志奋矣。”[48]抨击宋学程朱者也非全然不知其好处，但是若不竭力攻击其短处及流弊，则难以挽狂澜于既倒，这样批评一种倾向又会掩盖另一种倾向，产生新的流弊，贤者难免。学术之变迁往往是在悖反中曲折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