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古以振学术
明代中期学者鄙薄宋学及宋元余习，诋其割断与古代文化学术的联系是自绝其源自截其根，而高自标置，另辟门户，导致束书不观、空谈心性的空疏学风，唯道学与朱子是遵的胶固习气。必须正本清源，除大力扫除宋元宿垢之外，更要寻流讨源，追溯汉唐学术乃至周秦中国文化原典。于是好古复古之风郁然兴盛，弥漫士林。崇尚古学风气在中叶初始即已兴起，当时巨公名臣如李东阳、吴宽、王鏊、罗玘、林俊等，都带有尊古复古的色彩。李东阳以台阁大臣主文柄，但对疲软的台阁体已生不满，批评时人规矩唐宋：“俯首缩步，至不敢易一词，出一语，纵使似之，亦不足贵矣，况未必似乎？”而于“两汉之体已不复讲”。称赞脱去时习、远汲秦汉的吏部侍郎杨守陈，“镜川杨先生，夙抱古学，以文名一世，而复深于诗”[49]。大学士王鏊称礼部尚书吴宽，“公素有古学”，“好古力学，至老不倦”[50]。王鏊自己也好古，诗文以古为法，王守仁评其文：“公之文规模昌黎，纯而不流于弱，奇而不涉于怪，雄伟俊洁，体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于《孟子》。”又论其诗与书法：“诗萧散清逸，有王、岑风格；书法清劲自成，得晋、唐笔意。”[51]王鏊论古今学术之变，“自宋儒性理之学行，而汉儒之说尽废，然其中要有不可废者”，其晚年文章“必先秦两汉为法”，其诗亦追古法，“在唐亦惟二三名家耳，宋以下若所不屑”[52]。李东阳、王鏊、吴宽诸朝廷显要、翰苑名臣好古倾向对一般士大夫具有示范、鼓励作用。当时朝野名士好古者甚多，主张鲜明，言论率性大胆，不像重臣名公那般矜持温和，他们推扬古学古文的力量最大。学者杨慎好古成癖，排诋宋学不遗余力。祝允明深敬古人在道德、事功、文章诸多方面建树卓著，“观古人蜚光来叶，或以忠节孝睦，若政术、勋华、循良、刚鲠、博厚、介狷、文藻、高逸、伎术等类，不可枚数，苟得一足以服人，苟一无之则名亦一无之”；“今为士，高则诡谈性理，妄标道学，以为拔类，卑则绝意古学，执夸举业，谓之本等”。因此“恒叹今时俗寝窳，古风阒寞”[53]。崔铣比较汉、唐、宋三代学术短长：“汉之学淳以直，唐之学华而耀……汉学黄老得其精，唐尚佛氏泥其迹，犹皆抗儒而各行。宋之理学焕然也，而禅谈亦盛，诸儒以禅附儒而道淆矣。”[54]所论明确精邃。又比较汉儒与宋儒：“盖汉之明经以修行，宋之注经乃衍词；汉士质，宋士淳；汉协忠，宋争名。”[55]高下淳漓判矣。“衍词”谓宋人说经以阐发己意为主，往往脱离经籍原典而大肆发挥。苏州名士黄省曾（1490—1540），字勉之，号五岳山人，吴县人。笃学好古，“六龄好缃素古文，解通《尔雅》”[56]，“自云”总发以来，好窥览古《坟》[57]。嘉靖十年（1531）举乡试第一，后屡试不第，遂以布衣终。闻李梦阳倡为古学，致书求教，又从王守仁问学。省曾博学宏才，性好游，早年即获同乡诸先达王鏊、杨循吉、祝允明等延誉。他古学邃密，文藻富丽。
成、弘以来兴起的复古思潮，浸淫渗透到各个文化领域，不仅仅限于文学界，也涵盖学术界。古文、古学、古道并受时人推崇，好古是知识阶层最流行的风尚。文坛杰士李梦阳自称“我生好奇古”，心学大师王守仁也自谓“学徒慕古，识乏周时”。学者崔铣说自己和友人孙汝宗皆“笃志古学”。缙绅士夫喜欢藏古玩，作古文古字，王锜《寓圃杂言》说成化间苏州士风，“作者专尚古文，书必篆隶，骎骎两汉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58]。王锜（1433—1499），长洲（今苏州）人，与吴宽、王鏊、祝允明等同时，博览群书，一生未仕，其书所载吴郡尚古习俗，又谓“近来尤尚古文，非他郡可及”，皆亲见实录，亦可知吴人好古为得天下风气之先。在批宋学倡古学的大潮推动下，明代中期的思想文化一扫前期颓势，出现了大变局和新气象。
首先，士林不再像明初人株守宋学的狭小天地，而搜探于宋以前中国古代文化的广阔空间。他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巨丽神奇的世界，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感到无比惊喜，贪婪地吸收，以充枵腹。许多被埋没的奇书秘笈得以重见天日，见者如获至宝。近人皮锡瑞说：“又自宋末元明，专用宋儒之书取士，注疏且束之高阁，何论注疏之外，于是唐以前古籍之不亡于兵燹者，尽亡于宋以后。”[59]明代中叶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在嗜古的驱动下，学者翻箱倒箧，巡游书肆，搜寻购藏古籍，挖掘出了大量奇书稀本。在此基础上，或校理刊行旧籍，或汇集编纂新书，新编大型类书如唐顺之《稗编》、徐元泰《喻林》、陆楫《古今说海》，皆逾百卷，贪多务得，不嫌庞杂。从宋学和制义蠡壳中钻出来的人们，方知天外有天，地外有地，凡所未见者，皆以为珍奇，都想一网打尽，往往不加精择，于是产生了如清人所指摘的“务广贪多、冗杂特甚”、疏于考证等弊病。但清人不知务博好奇又成就了明人活泼的思想，恢宏的气度，过人的胆识和睿智，而这些品格恰恰是清儒所欠缺的。务博与好奇常常纽结在一起，博学的类书编者们总是带着好奇心摭拾奇书奇人奇事奇闻，以极大的兴趣搜集为正统儒者所唾弃的丛脞芜杂、流失严重的稗官小说九流杂家，大胆采入书中，以广见闻，而博识趣。《稗编》收有兵、农、圃、贾、工、医、道、释诸家，又收射、弈、古器、星命、巫相、牛经、鱼经、木经之类，万物毕罗，奇奇怪怪。慕古、务博、尚奇、好异的文化心态，鼓动人们涉足文化领域的禁区、险区、奥区、远区，使人们眼界大开，思想学术为之一变，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博极群书著作等身的大学者，如杨慎、王廷相、唐顺之、王圻、王世贞、胡应麟、焦竑等皆以博洽著称，杨慎为最。那时的文学家、艺术家也喜奇书，泛览百家。吴门画派开山沈周涉猎甚富，“凡经传、子史、百家、山经、地志、医方、卜筮、稗官、传奇，下至浮屠、老子，亦皆涉其要，掇其英华”[60]。文学复古领军人物李梦阳、何景明等都很有学问，且有哲学头脑。李梦阳《空同集·外篇》论“化理”“物理”，谈学术、事势、佛老，所涉甚广，言简义精。何景明门人樊鹏称其师“通五经，尤好《易》《诗》，其阴阳、医卜、天文、地理、律吕、历数诸家，各造其妙”[61]，著有《何子》十二篇，《内篇》二十九篇，以论治道为主，兼谈哲理。李、何二家论学文章风格不同，献吉恢诡奥丽，大复典雅严谨，要皆发挥己见，涤去陈言。至于王世贞之淹博，是当时尽人皆知的。其时学者文人不但推崇渊博，还进一步追求对繁富庞杂的学术和文艺进行梳理、综合，始也条理，终也条理的“集大成”境界。
其次，明代中叶文化界人士倡言复古，抬高古人，推扬古代文化，基本精神和主要目标，是在继承唐以前的古代文化基础上，创建超越宋元而具有本朝特色的新文化。应当承认，那时复古的声浪极高，模古的习气不可谓不严重；长期处在被浓厚的宋习所包围并觉悟到因袭压力的人们，对宋学、宋文、宋习太讨厌了，对古学、古文、古道又太憧憬了，宋元距明最近，容易滋生尊古贱今的思想。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同一个人既讲今不如古，又讲古今一致，今人未必不如古人，既主模拟，又主新变，自相矛盾。李梦阳在创作具体问题上十分强调法度规矩，要求以古为法，如模拟古帖，尺寸不离。但主导倾向仍贵创新而贱剿袭：“善道者不剿说以袭，善言者不附同以著见，是故老不归孔，儒不畜墨，名法异旨，王不述霸。”[62]这和唐顺之所称先秦诸子各有本色互不相袭的言论如出一辙，李在先而唐在后。何景明对古文古诗之法的看法比李梦阳灵活，主张“拟议以成其变化”，“不相沿袭，而相发明”。[63]其论学贵发明鄙因袭的观点，与李梦阳是一致的：“圣人之道，贵相发，不贵袭，贵相明，不贵同。苟徒袭其说，同其旨，而靡有所发明，其道终莫达也。苟发明矣，虽异同其间，无害其为尊尚也。”[64]再看前七子另一位成员王廷相，他也讲过文艺创作“今不逮古”的话，说：“古今人一也，后之视今，即今之视昔尔。”[65]道无穷，代有人，古代圣贤不能穷尽真理，今人可以继续发明创造，其古今论深具卓见，你能说他是贵古贱今倒退复旧论者吗？论学谈文须观全人，要看基本面、主导面，不能仅凭个别论点而简单地作出结论，对李、何等复古派人物也应作如是观。李、何等倡言复古，仍着眼于创新，时人既尊古学，也崇新变，尊古是途径，新变乃是目标，继承是为了超越。对明代中叶之士来说，好奇、好异、好新是与好古交织在一起的文化心态，在文艺、学术以及文化生活诸多方面均有表见，形成一种风气。王守仁谓其友徐祯卿因“当事者且为好异”而遭贬抑，而守仁门人徐爱则称其师也被时流“目以为立异好奇”。守仁良知之说被公认为“新学”，不管是拥护者抑或反对者都是这样看的，王学之流行天下和士林“厌常喜新”的心态有密切关系。顾炎武指出：“盖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气之变，已有所自来。而文成（即王守仁）以绝世之资，倡其新说，鼓动海内。”[66]弘治以来，士皆“厌常喜新”，风气寝变，适逢此时，王文成公倡导良知“新说”、新学，故能“鼓动海内”，流播天下。嘉靖以还，喜新好奇的风气更加流行，隆庆进士于慎行说：“厌常喜新、慕奇好异”，正是明中叶士心、士风、文风的一大特征，不过于慎行是用保守的眼光来看待时代新变化的。
先年士风淳雅，学务本根，文义源流皆出经典，是以粹然统一，可示章程也。近年以来，厌常喜新，慕奇好异，六经之训，目为陈言，刊落芟夷，惟恐不力。陈言既不可用，势必归极于清空；清空既不可常，势必求助于子史；子史又厌，则宕而之佛经；佛经又同，则旁而及小说，拾残掇剩，转相效尤，以至踵谬承讹，茫无考据，而文体日坏矣。原其敝始，则不务经学所致尔。[67]
复次，明代中叶深于古学的通儒为矫正宋代理学、科举考试的流弊，读书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习气，乃反其道而行之，专心致志于实证之学、实用之学、日用之学，泛称“实学”，给当世及明代后期乃至清代学者开了眼界，作出示范。其哲匠首推杨慎。他解读儒家经典务求原旨本义，常斥宋人臆测曲解，以阐发自己的观点，但对汉唐人的注疏也不尽赞同，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尝言：“大抵宋以前解经者，专门守陋……宋以后学者知有朱子，而汉唐诸儒皆废，虽朱子所尊之周及程、张，亦不知所从矣，是可叹也！”[68]又以经学为重心，广涉文字、音韵、修辞、训诂、版本、校刊、辑逸、目录、器物、图像等学问，是谓实证之学。著有《转注古音略》《周官音诂》《古音骈字》《石鼓文音释》《异鱼图赞》《古文韵语》《金石古文》《古今风谣》《风雅逸篇》《管子校》《古文参同契校》《水经校》《水经碑目》《舆地碑目》《册府元龟校》，等等，其为学之精勤独诣令古今学者惊叹，并藉之拓展开新。清初大家顾炎武作《唐韵正》，曾参考《转注古音略》，“而犹赖是书，以寻其端委”[69]。又稽考古史、古地理，四川、云南史地文献，作《全蜀艺文志》《云南山川志》《滇载记》《山海经补注》诸书，作《黄河源》《五湖》《大江》《海潮》《五岭考》等名山大川考述文章。杨慎还重视钻研《齐民要术》《考工记》《神农本草》《素问》等古书，尝据古医书《素问》及褚氏《平脉》，和自身疾病体验，绘制男女部脉二图，刻而传之，“庶乎庸医之门，冤魄稍稀，亦仁人君子之所乐闻而快睹也”[70]。是皆直接关乎益世济民之实用、日用之学。杨慎多读古书，以“记诵之博”著称于世，也重视实践、实履、亲闻、亲见，许多著作都得之实地考察。他是四川新都人，长期谪戍云南，对滇蜀两地地理山川、气候物产、民俗谣谚等都很熟悉，每以游历中所见印证、补正文献之真实、谬误、缺漏。如考证西南险谷急流渡河工具“索”与“橦”：(https://www.daowen.com)
《西域传》有“度索寻橦”之国。《后汉书》：“跋涉悬度。”注：“溪谷不通，以绳索相引而度。”唐独孤及《招北客辞》：“笮复引一索，其名为笮，人悬半空，度彼绝壑。”予按，今蜀松、茂之地，皆有此桥，其河水险恶，既不可舟楫，乃施植两柱于两岸，以绳
其中，绳上有一木筒，所谓“橦”也。欲度者，以绳缚人于橦上，人自以手缘索而进，行达彼岸，复有人解之，所谓“寻橦”也。非目见其制，不知其解。独孤及之文，以十七字形容之，《西域传》只四字尽之，可谓工妙矣。[71]
以自身实见印证古人记载之真之妙，并加以具体说明、补充，古学也含实证实察工夫，非徒书本而已。在批评宋人蔡沈仅凭古书记载得出黄河分九支入海的错误结论后，指出：“故知山川经络，苟非目睹身历，而欲据文字定之，鲜有不失者。”[72]体现了中国地学十分注重实历踏勘的宝贵思想，也是古学应有之义。
苏州名士黄省曾好古学，善古文，终身未仕，却怀经世之志，潜研实用之学，著有《西洋朝贡典录》。是书记郑和所历二十三国，于道里、山川、风俗、物产、器用、语言、衣服悉载之。作者未曾身历其地，材料多取自郑和随行人员所撰行记实录，如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及舟师所绘制航海路线图（《针位编》），又不远千里访问熟知海事的故老、译人，经过反复修改，于正德十五年（1520）始告成功，故征实可信，典而有法。作者时年仅三十，深得同郡前辈赏识。祝允明特为作序，称此书“事事有征，言言非亿”，谓作者“裹粮蹑
，孤踪千里，访鞮人于海澨，诹黎老于蔀庐，阅七龙，易七稿，而编始成”[73]。惜此序不载于谢方先生《西洋朝贡典录校注》书后附录。黄省曾在自序中盛赞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总率巨
百艘，发自福州五虎门，维艄挂席，际天而行”，“浮历数万里，往复几三十年，而身所至者，仅二十余国云”，“其殆不辱君命而善于怀诱者，亦贤矣哉”！二十三国每篇之后皆附论赞，对郑和也不吝赞美之词，称其贸易通商之使，为异域除患维护一方安定和平之使，又据传闻描绘体貌雄姿，“身长九尺，腰大十围，洪音虎步”[74]。又赞：“郑和在旧港执陈祖义，至苏门又执苏幹剌，虽古之义人烈士何以加焉”，“和其贤臣也哉！”[75]对中外交通史上杰出使者、航海统帅，对他的功绩、品格、智略乃至体器均给以极高评价，钦仰之情溢于言表，也颂扬明初国力的强盛，“天子威灵”，也表现了黄省曾这位青年才俊的高怀和卓识。省曾还著有《蚕经》《鱼经》《兽经》《芋经》《种芋法》《稻品》《菊谱》等，诸书皆有关于民生日用之学。其中《兽经》录载珍兽奇种，缀集古书而成，如《尔雅》《埤雅》《说文》《字林》《方言》《广雅》《古今注》《急就篇》《山海经》《穆天子传》《异物志》《搜神记》《海录杂事》《酉阳杂俎》《抱朴子》《名苑》《吴录》等，可见作者博览之富，好古好奇之甚。其他《鱼经》《芋经》《蚕经》《稻品》等，内容除采自文献书本外，尤以实地访求得之为多，如记家乡太湖鱼产品鳊鱼，“古称汉水槎头之鳊，吴之太湖亦甚佳矣”，又称“太湖之白鱼冠天下”，银鱼“其形纤细，明莹如银，太湖之人多
以鬻焉，长者不过三寸”[76]。又记河豚鱼是江阴特产，邑人善烹调，有友人以江阴某官所馈飨之，而己终不敢以贪美味而尝此物，所谓拼死吃河豚也。省曾谓其友：“江阴之人偶不中度，将何如，岂可信也？某不敢以不赀之躯试可谢之物。”[77]这是省曾亲历的一件趣事。《蚕经》记载多取之江南蚕丝之乡湖州及其地古镇南浔，多半被明末大科学家徐光启采录于《农政全书》[78]。杨慎、黄省曾等明代中叶古学杰出人士打开了长期被阻隔的宋代以前积淀深厚的古代文化通道，而且开辟了除钻研文献古籍之外而面向实际实用实践实察的求学之路，这对后世都有深远影响。
第四，突破传统观念，破除对圣贤、经典、宋代学术与文章范式的迷信，各奋私智，务求自得，思想学术由一统而散裂为多元，这是明代中叶思想文化又一大变局。朱熹及其学说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地位动摇了，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就连孔夫子的话也不以为句句都是真理，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王守仁公开宣称：“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79]大道、学问属于公众，贤如孔子、朱子都不能垄断，遑论其他？圣贤之所以值得尊敬，是因为他具远见至识，换言之，谁掌握真理谁就是圣贤。陈献章、王守仁等视儒家经典及汉儒宋儒注疏为“糟粕”，为“筌蹄”，既由之以闻道，便可弃之。昔人将五经奉为文章最高典范，一切文体与文法皆备于此，是万万批评不得的。晚明文人孙
等竟横加批点，招来顾炎武的痛斥：“钱氏谓，古人之于经传，敬之如神明，尊之如师保，谁敢僭而加之评骘？评骘之多，自近代始，而莫甚于越之孙氏，楚之钟氏。”“是之谓非圣者无法，是之谓侮圣人之言。”[80]其实在孙氏、钟氏之前，王世贞已开先例，如谓圣人之文有差等，并非篇篇皆妙：“圣人之文，亦宁无差等乎哉？《禹贡》千古叙事之祖，如《盘庚》，吾未之敢言也。周公之为诗也，其犹在《周书》上乎？吾夫子文而不诗，凡传者或非其真者乎？”又摘《诗经》种种疵病，有太拙者，有太直者，有太累者，有太庸者，有太鄙者，有太迫者，有太粗者，“人自不敢摘耳”[81]，而他偏敢摘，真是大胆。未知顾亭林先生见之否？若见之，则世贞也少不了一顿臭骂。既敢批评圣贤、经典，还有什么学者文人不敢批评呢？王守仁门徒遍天下，前后七子声震文坛，也不断受到抨击。杨慎以博学称第一，胡应麟专挑他的刺儿，作《少室山房笔丛》。这是一个敢于批判旧权威的时代，又是一个产生新权威的时代，新权威也没有终止人们的批评。批评与争辩之风，间杂派性和意气，就总体而言是健康的，打破了前期一潭死水的局面，带来思想、学术、文学和艺术的空前活跃和繁荣，为晚明思想文化的裂变、飞跃奠定了基础，揭开了序幕。
振古好奇之士还把研究的兴趣指向先秦诸子，深深敬佩诸子通天人之故，明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宏博气象和独创精神，始有杨慎导夫先路，中有唐顺之踵其步，后有王世贞、胡应麟拓其境，于是子学研究渐盛。而祝允明气魄尤大，俨然以子自命，其书多冠以“祝子”，如《祝子通》《祝子微》《祝子杂》《祝子罪知录》《祝子志怪录》，非出于偶然，实以寄志。胡应麟推服先秦诸子把生命献给学术：“孟、荀于儒，庄、列于道，孙武子于兵，韩非子于法，彼皆以身为其术，终其身，竭其力，以殉其书，故邪正不同，同归于弗可磨灭，唐而后，厥尚殊焉，故诸子之言鲜矣。”胡应麟之前，唐顺之已亟推先秦诸子，谓其具千古只眼，其书不可磨灭，非如后世剿袭陈言速朽之作。顺之说：胡应麟还对元明之际出现的子书特别是刘基的《郁离子》给予高度评价。唐顺之、胡应麟等学者仍尊儒术，同时提倡子学，肯定先秦诸子的不朽，这和明初儒者抨击百家九流“各奋私知”“邪说害人”，譬之“刀剑”“烈火”的观点，相去甚远。不过当时也有学者从捍卫“先王之道”“仲尼之道”出发，仍持传统观念，视先秦诸子为异端邪说，即使像王廷相、崔铣等杰出学者也未能超脱这种局限。
秦汉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庄家有老庄家本色，纵横家有纵横家本色，名家、墨家、阴阳家皆有本色。虽其为术也驳，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是以老家必不肯剿儒家之说，级横家必不肯借墨家之谈，各自其本色而鸣之，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于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语性命，谈治道，满纸炫然，一切自托于儒家，然非其涵养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而影响剿说，盖头窃尾，如贫人借富人之衣，庄农作大贾之饰，极力装做，丑态尽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废。[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