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古以兴文学
学术与文章（包括诗歌等文学样式）关系密切，互依互存、相辅相成，每每发展同步，盛衰与共。明中叶俊士抨击宋学，也不放过宋文，二者均遭挞伐。祝允明嘲诋晚宋科举“如不衣之男，不饰之女，甚若纸花土兽”，“无复气彩骨毛”，既不合“古之文章本体”，更何论“圣贤才哲”之学。批评明代时文八股袭宋科举，也并举学术与文章：“今为士，高则诡谈性理，妄标道学；卑则绝意古学，执夸举业，谓之本等。”[83]何以救之？于学，当弃宋学而究古学；于文，亦当置宋文不观而攻宋以前古文。他劝士子不可画定宋学，应勤读经史子集。经则“宜寻《十三经注疏》穷之，当自有得”；史则“先取《春秋》内外传，乃至《史》《汉》以降及宋元十九正史治之”，其他如《通鉴》、《史通》、野录霸书、私史小说之类也泛览之；“经史以外，百家子类，犹然也”；“凡治经史子，极于问、思、辨者，皆学也”，“凡典册不越经、史、子、集，集亦学也”[84]。这是一个庞大的读书计划，允明认为只要勤奋是以实现的，“成也存乎勤，勤也存乎好，好也存乎识真不真，真而以好，则必勤焉，勤则必成焉”。始于识真，终以勤成，这是造就一个博学者的必由之路，也是祝允明的切身体验，献给后学的一件“要术”。也正因为能从宋学的“锢蔽”中解放出来，博观经、史、子、集，深究宋以前古学，所以产生了一批渊博的大学问家。同理，诗文创造也不可固守宋人“陋谈”，以为文祖韩、柳、欧、苏，诗宗杜甫，又曰“宋犹唐耳”，这太狭隘了。古今诸家诗文多属集部，包罗繁浩，固不可株守宋人陋见，以韩、杜数家自限，“韩、杜等未足擅众而止吾者”，又何况时人“辄依闾阎童儿师教，以书市所卖号为古文者，一踏举业门，即遥置度外矣”。为文仅观集部也还不足，须旁涉经、史、子部，因为“其间用有与经史同焉，又乌可以不博此与？”他殷切告诫为文者决不可以世俗闻见、宋人陈说束缚自己的思想，“先勿以耳目奴心，守人
语，偎人脚汗，不能自得”[85]，再次向后学推介其读书为文“要术”：
观宋人文，无若观唐文，观唐，无若观六朝、晋魏。大致每如斯以上之，以极乎六籍。审能尔，是心奴耳目，非耳目奴心，为文弗高者，未之有也。至乎元与本朝之文，虽佳者亦无必多视，其否者，请与绝迹，毋令厕我面侧。终日跨蹇驽，不越数堠，一乘飞黄，便自千里，安可忽诸？[86]
其论不无偏颇，却含有取法乎上、猛药治痼疾的用意。也非尽废宋人之书不观。比如读经，先要熟读原典，然后读汉唐注疏，继参宋人解说，应分清主次、轻重、先后，更须作出自己的判断，提出自己的见解。“凡治经者，先诵其文，且未思其义，言言不遗矣。乃取汉贤注传而穷之，次取汉后及唐贤疏义而穷之，又次取宋贤所传者而参穷之，抉择自得于己，斯一也已。”但是后世士子热衷于科举功名，争走捷径，唯习宋人注解，尽弃汉唐传疏，甚至连经书原本也懒得下工夫诵读钻研。“今士从幼便读宋人之传，少长从举业师，一系足后，更无还期，薶首泥目，甘意睫下，与圣门遥遥，传胄汉至于唐诸师，永不识面，悲夫！”[87]士习颠倒了治经的本末、主次、轻重，现在必须“当即返正”。允明读书治学尊古薄宋的深意在此。其实他并非尊古卑今、是古非今论者，其论古今具有卓识：
芒芒宇宙，积今成古，古今非两世也。彼曰无古则曷以成今？予亦曰无今曷以为古也？前既作之，后乃述焉？非必今之藉乎古也。或曰：若是，则何贵于圣人者乎哉？曰：人尽克圣，克之而弗为，斯后人之不肖也，匪曰弗能，弗为之罪也。[88]
他不认为古之圣人不可企及，诚如孟子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那么为何今人赶不上圣人，今世常常不及古之盛世呢？主要原因是今人能为而弗为，不像古人那样“勤勇”，果真“勤校分阴，勇先万夫，齐贤作圣，谁吝谁沮”？[89]又为何今人缺乏勤勇？一则自己不振作，二则为世俗所累。“气易满盈，惰悠日时，误其一也；志念不卓，徇世逐俗，误其二也。”故资质禀赋如古人，也不能“齐贤”，犹如“絷
于漕车，舣风樯于矶杙，如之何而达欤”？[90]他承认当时学术文章不及古代，但并不气馁，鼓起“勤勇”精神，毅然担当涤荡宋元余习、振兴盛世古学的文化重任，这和有些人匍匐在古人脚下，觉得今人注定赶不上古人的宿命论、倒退论，有着本质的区别。以上言论是祝允明从古今历史观方面说明成、弘间古学兴起的原因和理论根据。
其时多士群英纷纷鼓吹古学古文，而以振兴古代文化自任，南北竞响，尤以吴地为盛。弘治间，北方以复古自命的士人首推李梦阳、何景明，又有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边贡并在七子之列。梦阳高声唱道：“我生好奇古。”[91]曾记载弘治间古学渐兴，北京朝士文人倡和盛况：
诗倡和莫盛于弘治，盖其时古学渐兴，士彬彬乎盛矣，此一运会也。余时承乏郎署，所与倡和则扬州储静夫、赵叔鸣，无锡钱世恩、陈嘉言、秦国声，太原乔希大，宜兴杭氏兄弟，郴李贻教、何子元，慈溪杨名父，余姚王伯安，济南边庭实。其后又有丹阳殷文济，苏州都玄敬、徐昌谷，信阳何仲默，南都则顾华玉、朱升之其尤也。诸在翰林者，以人众不叙。[92]
无锡、宜兴、丹阳、苏州、南都均属吴地，则倡和的诗家多为吴人，都受古学熏染，诗风也趋向古人。所列各地诗人皆各部衙门属官，还不包括翰林院中文官，因人数太多，不能一一录叙。在尚古的风气鼓动下，这群士大夫欢欣鼓舞，兴高采烈，诗兴大发，此种际遇梦阳谓之“运会”。李梦阳《诗跋》所列吴地文人外，吴中自吴宽、王鏊以文章领袖馆阁，一时名士如文徵明、祝允明、黄省曾、蔡羽、袁袠，以及上海陆深、华亭何良俊等皆有复古倾向，又都同赞弘治前后南北文风之盛。南京刑部尚书、金陵文坛盟主顾璘（1476—1545）云：“常闻君子之教曰：骚赋期楚，文期汉，诗期汉魏，其为近体也，期盛唐。”所称“君子”盖指其友李梦阳辈，乃奉此数则为“词教之正宗，文流之永式”。又云：“弘治以还，作者翩起，挺望南北，承学翕然向风。”[93]“唯我皇明，圣祖神宗，体道教化，至宪、孝二朝盛矣，礼乐声教之泽，醇
湛
，盖天地一大运会也。”[94]“运会”者，时代、学术、文化、文学之机遇、契机、转机也。这个词语，李梦阳用过，顾璘也跟着用，他们对明代中前期文学与学术变化的看法一致，都认为弘治朝是由衰转盛的节点。其他具有复古思想的名士观点大略相同。刑部主事苏州名士袁袠（1502—1547）也谓弘治文坛“奇英妙哲，方轨并驰，文体始变”，所列名家除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顾璘之外，还有多位，“又如祝京兆允明之宏博，唐解元寅之奇俊，郑吏部善夫之古淡，朱参政应登之藻致，孙山人一元之清旷，王太学宠之雄丽，都太仆穆之冲泊，景中允暘之醇鬯，王宪副韦之隽质，赵宪副鹤之新警，咸号名家，素称国手”[95]。弘治进士、翰林院学士陆深，少与李、何七子中徐祯卿相切磨为古文，与李、何也有交谊，屡称成化、弘治、正德三朝诗文盛极：“本朝文事，国初未脱元人之习，渡江以来，朴厚典易，盖有欲工未能之意，至成化、弘治间，宣朗发舒，盛极矣。”[96]又称：“明兴百余年矣，而诗道盛于弘、正之间。”[97]苏州名士黄省曾评述明代中前期文学概况：“洪武、永乐间，明浑雄雅。迨至弘治，鸿化洋畅，延于嘉靖，则法模姬、秦，彬彬乎文质备矣。故以文章名家者，接耀于天下，虽林曲草牖穷栖之士，亦能高善铅椠。”[98]明代文学由初叶向中叶过渡，由衰而盛，弘治朝是转折点，这在当时学术界、文学界已成普遍共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股文学复古大潮鼓动下，在“文章名家者接耀于天下”的光彩声浪影响下，也有“林曲草牖穷栖之士”，脱离科场仕途之外的下层文人，也趁此“运会”“高善铅椠”，一举而成名。如五岳山人黄省曾、太白山人孙一元、四溟山人谢榛等，皆是布衣文士，而名动海内。兴动、鼓荡、主导复古潮流的基本社会力量是中下层文人，并得到上层学士名公的支持声援，因而有了比较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这和明代前期由君主意志和馆阁大臣主宰文运的情况区别很大。弘、正间李、何七子及嘉、隆间王、李七子，天下推为“四大家”，得到众多能文之士的追捧，拥戴为文坛“山斗”“词宗”。至王世贞主持文盟，“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99]，趋之者如云从影附，虽台阁重臣、翰苑宗匠“三杨”之辈也未必如斯之盛。而开辟基始之功不得不推李、何诸子。弘治时，大学士李东阳尚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100]，何景明诸子同起响应，复古潮流由此兴起，标志文坛的主导权已由翰苑阁老转移到李、何之辈中下层文人手中。黄省曾论李梦阳转变文风功绩：“凡正德以后，天下操觚之士，咸闻风翕然而新变，实乃先生倡兴之力，回澜障倾，何其雄也！”[101]乔世宁评何景明矫敝起衰之功：“国初尚袭元习，宣、正以来骎骎如宋矣，至弘、正间，先生与诸君子始一变趋古，其文类《国策》《史记》，诗类汉魏、盛唐，于是明兴诗文足起千载之衰，而何、李最为大家。”蔡汝楠更盛称何、李“发愤词林，超览古始”[102]，“开先基始之功”有如“羲和授时，神禹治水，同一久远矣”[103]。诸家论述均表明弘、正间文运发生了重大转变，而且是“新变”。
明中叶复古洪流给予宋儒视文艺为小道末技、作文害道、理道即文种种束缚文学创作的观念以强有力的冲击，唤起文学的自觉，引发文士们对于文学本体价值和审美特性的高度重视，从而迎来气象万千的繁荣景象。
情感与文学的关系是当时文艺家特别是诗学家所关注的中心议题之一。论诗者几乎无不谈性情，涉及情与文学本源、情与理、情与性、情与物、情与时、情与音调、情与风格等许多问题，讨论的广度与深度均超过前期，众说纷纭，而对情是诗歌本源、命脉的认识基本一致。李梦阳用《庄子·齐物论》所描述的万窍遇风而发声的自然现象，来论证人情触物感时而成诗，情为诗之缘起、本源的道理。他说：“天下有窍则声，有情则吟，窍而情，人与物同也。”然而自然之声与诗人之吟有别，“吟以和宣，宣以乱畅，畅而永之，而诗生焉，故诗者吟之章而情之自鸣者也”。情感得到宣泄，经过调治燮理，低昂反复，合乎节奏，错综成章，方可谓诗。又说：“夫人动之志，必著之言，言斯永，永斯声，声斯律，律和而应，声永而节，言弗睽志，发之以章，而后诗生焉。”[104]曰“永”，曰“声”，曰“律”，曰“应”，曰“节”，皆讲声音之道。李梦阳论诗重声情与其崇声色，认为声色是五行之精华，天地人生不可或缺，与“天以之成，人以之生”的观点有密切关系[105]。情发于心窍，乃是心之声，故情亦声。声色为人情所系，美之元质，也是编织文学艺术锦绮的丝线，无声色则无美，无一切文学艺术。注重声色之道，也就抓住了文艺的根本问题，抉出诗道之核心。由此还可以发现明代中叶士林人生哲学的变化对于艺术哲学的影响。李梦阳之前，在高棅和李东阳的诗论中，音律格调业已实现，再经李梦阳的精辟论证，更受诗界重视，其后徐祯卿、谢榛、王世贞等人继续潜研深讨，格调说渐趋详备精诣。
格调之外，法度也是文学界议论的一个热点，而且争议颇多。创作讲究法度法式，规矩绳墨，讲究字法、句法、篇法、修辞，重视艺术技巧，这在道学家看来，尽是雕虫小技，可是不论前后七子抑或唐宋派古文家都津津乐道，细研深讨。李梦阳提倡声色格调，也强调法度规矩，以为作文不可废规矩方圆，不可无针线无剪裁，如疏密、阔细、虚实、开阖、照应、倒插、顿挫等，都是要讲究的，“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意度，如方圆之于规矩”，否则如“搏沙弄泥，涣无纪律”[106]，则不成文矣。他严于法度，意在追求文学形式的规范、典雅、精致、完美，使之行远传久。但是将法度讲得太死，要求作者以古典作品为范式，尺寸模拟，有如临帖，这便招来众多非议。首先遭到志同道合的挚友何景明提出了尖锐批评，嘲笑李诗模拟痕迹太重，“是古人影子耳”，“徒叙其已陈，修饰成文，稍离旧本，便自杌陧，如小儿倚物能行，独趋颠扑”，创作应当“临景构结，不仿形迹”，“自创一堂室，开一户牖，成一家之言，以传不朽者”。何景明也认为“诗文有不可易之法者，词断而意属，联类而比物也”，自古及今，“莫之有易也”[107]，此与李梦阳的看法并无不同，所异者惟在灵活运用法度罢了。王世贞尤喜谈法，论述既多且细。他论七言律诗之法：“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敛，有唤有应，大抵一开则一阖，一扬则一抑，一象则一意，无偏用者。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倒插最难，非老杜不能也。字法有虚有实，有沉有响，虚响易工，沉实难至。五十六字，如魏明帝凌云台材木，铢两悉配，乃可耳。”[108]他与李、何一样，也讲究形式美，要求匀称和谐，铢两悉称，诸形式因的对立统一。但对某些具体方法讲得过于细实，难免有粘滞绝对化的毛病，也不符创作实际。王世贞论法最大优点在于要求灵活用法，而不要泥法，提倡活法，拒绝死法，认为法之最高境界是：“法极无迹，人能主之，境与天会”，“信手拈来，无非妙境”，“一师心匠，气从意畅，神与境合”，既合法又离法，“合而离，离而合，有悟存焉”，“然有意无意之间，却是文章妙用”。有法无法，合法离法，意与法，人工与天然，都要统一起来，达到自由的境界，这些议论颇有见地，比李、何诸子的论述前进了一大步。若以此衡量王世贞及其他复古派诸家的创作实践，就是另一回事了，不能活用法度，模古痕迹太重，是其通病。
李、何诸子论诗，重视比兴和意象，认为这是诗歌的基本创作方法，与诗歌的本质息息相关，无比兴意象便无诗。而宋人偏偏忽略了这一点，“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这样就不成其为诗了。“夫诗，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者也”，“古之人之欲感人也，举之以似，不直说也，托之以物，无遂词也，然皆造始于诗”，“言不直遂，比兴以彰，假物讽谕，诗之上也”[109]，也是诗道之根本。诗以抒情言志，必须借助具体物象，又每每是“细物”“末事”，即通过比兴的手法曲言以讽，微言以咏，抛撇物象，直来直去地说理言志，不合诗道，也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李梦阳把比兴视为诗的基本表现方法，诗艺的一大特征。王廷相直接把比兴和意象联系起来，并提出“意象透莹”的论点，揭示出诗歌艺术形象的特质。意象的创造离不开比兴，必须假物引喻，“《三百篇》比兴杂出，意在词表，《离骚》引喻借论，不露本情”，“斯皆包韫本根，标显色相，鸿才之妙拟，哲匠之冥造也”[110]。意与象统一，“本根”与“色相”密合，这是诗家的当行，妙手的本事，也是诗歌艺术形象特殊性之所在。李梦阳还称赞《左传》《史记》诸史描画生动，使人读之感奋，“然古史如画笔，形神具出，览者踊跃卓如”[111]。其后唐宋派古文名家茅坤虽与秦汉派李梦阳在取法古人路径上分道扬镳，却赞同李氏“画笔”之说，在其选辑评点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中，类似的词语频频出现，如“摹写人情”“点次情事如画”“摹写神情”“点缀色泽”“有画意”“描画得会哭会笑”“摹写一一有神”“点次如画，风神粲然”“风神可掬”之类评语，俯拾即是。所谓“摹写”包括形神两个方面，尤着意于“人情”，要求把握住对象的特征，以画笔写之，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成、弘以还，通俗文学日渐流行，到嘉靖年间，小说、戏曲、民歌时调流传更广，不仅受到市井细民的喜好，也得缙绅士大夫的赏悦。明初，演戏必须宣扬忠孝节义，有裨风化。文人写小说为士林不齿，弄得不好还要被查禁，名誉扫地。正统七年（1442），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奏请禁毁洪武间瞿佑所作涉及男女私情的小说《剪灯新话》：“近年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实非细故。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提调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112]上准奏施行之。景泰间，都御史韩雍巡抚江西，将素以耿介廉慎著称的布政使李昌祺排除在庐陵学宫乡贤祠之外，就因他在永乐间写了一部模仿《剪灯新话》的小说《剪灯余话》。但不久，到成、弘之际，查问这类事情的官员越来越少，曾被禁毁的书更加流行，《剪灯》二书经书贾翻刻，“各有刻板行世”。在明初，戏曲家也被人瞧不起，何良俊说：“祖宗开国，尊崇儒术，士大夫耻留心词曲，杂剧与旧戏文本皆不传，世人不得尽见。”成化以还，南戏渐盛，“弋阳腔”“海盐腔”“余姚腔”“昆少腔”等地方剧种颇受文士赏爱，“士夫禀心房之精，从婉娈之习者，风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113]。南北酷好之士，会编制，会搬演，或家蓄声伎，“以为文雅，翕然以教其奴婢，遂至盛行”[114]，或不觉技痒，亲自粉墨登场，相传祝允明“尝傅粉黛，从优伶酒间度新声”[115]。不少文人因精通戏曲而名声大噪，如昆山魏良辅、梁辰鱼，长洲陆采、徐霖、张凤翼，华亭何良俊，章丘李开先，都是嘉靖间著名曲家。周晖说徐霖少年客居金陵，“数游狭斜，所填南北词，大有才情，语语入律，娼家皆崇奉之”。文徵明有题画诗赠之：“乐府新传桃叶渡，彩毫遍写薛涛笺。”武宗南巡，令填新曲，“报喜之”[116]。一个布衣少年只因善制曲，竟大受皇帝的宠爱和画苑巨擘的赏识，这时的文人大可不必为留心戏曲而感到羞耻了，相反，在他们的心目中戏曲、小说、民歌这些俗文学的价值已不低于雅文学，甚至可与雅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媲美。李开先说：
有学诗文于李崆峒者，自旁郡而之汴省。崆峒教以：“若似得传唱《锁南枝》，则诗文无以加矣。”……何大复继至汴者，亦酷爱之，曰：“时词中状元也。如十五《国风》，出诸里巷妇女之口者，情词婉曲，有非后世诗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评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117]
李梦阳教人学诗应以民歌为法式，又谓“真诗在民间”。何景明也认为民歌的可贵之处在于真，诗人墨客难及。崔铣、熊过、唐顺之、王慎中、陈束皆嘉靖名士，都把通俗小说《水浒传》与《史记》这部文史经典相提并论，此论前所未见。对俗文学的酷爱和高度评价，是明代中叶文学价值观发生深刻变化的又一重要方面。
明代前期和中期文学以弘治朝为节点，发生了重大转变，由衰而盛，由弱转强，由平庸转奇崛，由狭隘转雄阔，由台阁主导到群士争胜，出现了自元明之际百年来所未见的空前盛况。从总体全局情势看大致如此，若以个别现象观之，也有不尽符合者。在纷然群起的作家中，最能体现弘、正文学精神和风范，领风气之先而得群彦之全者，不得不推“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的李梦阳了。渊博能文、前七子之一的王廷相评价梦阳的创作成就：
以恢宏统辩之才，成沉博伟丽之文，厥思超玄，厥调寡和，游精于秦汉，割正于六朝，执符于《雅》。《漠》，参变于诸子，以柔淡为上乘，以沉着为三昧，以雄浑为神枢，以蕴藉为堂奥，会诠往古之典，用成一家之言。巨者日融，小者星列，长者江流，阔者海受。洋洋岩岩，冥冥
，无所不及。[118]
此论精辟地揭示出李梦阳诗文创作的独特成就和时代风貌，而迥异于昔者以“三杨”为代表的平正啴缓、柔弱肤廓台阁体文章。文学风气确实变了，进入一个繁荣兴盛的新时代。不论是弘、正李、何诸子，还是尔后王、李诸子，这些力倡复古的代表作家在理论和创作上都存在缺失弊病。笼统地说，大致有这样几点：首先，不能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观察文学现象，以为古代作品已经登峰造极、尽善尽美，后人再也不能跻攀、发展了，而且越古越好，一笔抹煞宋元明三百年的文学成就，“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119]。其次，在学习古人的方法上太注重形式的模仿，又把格调、法式等看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强调谨守尺寸，不失分毫，就象临模法贴一样，笔笔都要相似，反对“自立一门户”。王维桢批评说：“往往藉格袭词，犹之画临粉本，书摹法贴，求一毛之似，幸半体之同，以为奇绝，固未有蜕弃陈骸，自标形神者也。”[120]第三，鉴于宋元以来，文章多平和靡弱之调，而乏激昂奇崛之音，李梦阳等好用奇字怪句、拗体险韵，故作艰深。为了反对柔音弱调，并将显达流畅的优点一并抛弃，这就走向极端了。但是李、何、王、李的文学成就，振衰起弊、转变疲弱文风乃至士风的巨大功绩，仍然受到当时后世名流的称赞，包括那些竭力攻击他们的新秀才俊也表示钦佩。潘思云：
弘治以来，摛辞之士争自奋濯，穆乎有遐古之思，罔不效法《坟》《典》追薄《风》《骚》，体局变矣。李、何发颖于河洛，康、吕高步于关石，咸一时之选也。海内向风，波流寝远，彬彬乎其盛哉！[121]
弘治以后，文风日盛，这同李、何开劈之功是分不开的。明代有识之士包括那些竭力反对复古的作家，对此都是予以肯定的。王穉登说：
李君生于弘治、正德之间，崛起关陇，蛟腾龙视，力挽七朝之废，身济百年之弱，指而号于众曰：“古不汉魏，非古也；律不盛唐，非律也。”一时海岱英灵之士，翕然趋之，而风雅之学亦遂复振[122]。
“挽七朝之废，身济百年之弱”，概括了李梦阳振兴明代文学作出的巨大贡献。李贽还进一步指出，李梦阳发起的复古运动涤荡了宋元以来的积习：
弘治间，李公梦阳以命世雄才，洞视元古，谓文莫如先秦两汉，古诗莫如汉魏，近体诗莫如初盛唐。乃始与姑苏徐祯卿，信阳何景明，作为古文辞，以荡涤南宋、胡元之陋，而后学有所准，彬彬郁郁，蔑以尚矣。[123]
李开先赞道：“回积衰，脱俗套，则其首功也。”[124]胡应麟咏道：“文起八代衰，诗还四始盛。”[125]公安派首领袁宏道讪诋复古跟风末流“粪里嚼查，顺口接屁”[126]，但也承认李、王长处：“于鳞有远体，元美有远韵。”[127]此仅就诗歌成就而言，又指出王世贞文学挽澜起衰之功不磨，“读《弇州集》，知公为文苑起积衰者，功不浅也”[128]。王世贞评李、何七子历史功绩：“一扫叔季之风，遂窥正始之途，天地再辟，日月为朗。”[129]王、李七子乘风破浪，追逐前帆，继建中兴之功，“不免邯郸之步”[130]0]。明中叶文学复古派群贤求变开辟之功大矣，由于他们的努力和后继新人的奋进，才推出一个真正的“天地再辟日月为朗”的晚明文学新时代。
【注释】
[1]《明史》卷一四《宪宗本纪》。
[2]《明史》卷一八〇《张宁等传赞》。
[3]《明史》卷一七六《岳正传》。
[4]《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5]《念庵文集》卷一一《白潭诗集序》。
[6]《念庵文集》卷一一《白潭诗集序》。
[7]《明儒学案》卷五《白沙学案上》。
[8]《明儒学案》卷一〇《姚江学案》。
[9]《陈献章集》卷四《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韵》，孙通海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
[10]《陈献章集》卷一《道学传序》，孙通海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
[11]《陈献章集》卷四《示诸生》，孙通海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
[12]《王阳明全集》卷二一《外集三》，晨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3]《王阳明全集》卷一《语录一》，晨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4]《王阳明全集》卷七《文录四》，晨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5]《王阳明全集》卷二《语录二》，晨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6]《升庵全集》卷六《答重庆太守刘嵩阳书》，《万有文库》本。
[17]《升庵全集》卷五八《唐诗近三百篇》，《万有文库》本。
[18]《升庵全集》卷五二《辞尚简要》，《万有文库》本。
[19]《升庵全集》卷五二《举业之陋》，《万有文库》本。
[20]《升庵全集》卷五二《文字之衰》，《万有文库》本。
[21]《明儒学案》卷四八《诸儒学案中二》。
[22]《明儒学案》卷四八《诸儒学案中二》。
[23]《洹词》卷一一《漫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怀星堂集》卷一〇《学坏于宋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祝子罪知录序》，《祝允明集》，薛维源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26]《祝子罪知录》卷五，《祝允明集》，薛维源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27]《明史》卷七〇《选举志》。
[28]《震泽集》卷三三《拟罪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升庵全集》卷五二《举业之陋》。
[30]《震泽集》卷三三《读宋史》。
[31]《空同集》卷四八《潜虬山人记》。
[32]《大复集》卷三八《杂言十首》。
[33]《弇州四部稿》卷一四六《艺苑卮言三》。
[34]《四友斋丛说》卷二三《文》。
[35]《四友斋丛说》卷二五《诗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
[36]《空同集》卷六五《化理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空同集》卷六六《论学上篇》。
[38]《空同集》卷六五《物理篇第三》。
[39]《俨山集》卷三八《重刻唐音序》。
[40]《空同集》卷六六《论学下篇》。
[41]《祝子罪知录》卷九《刺诗死于宋》。
[42]《祝子罪知录》卷八《刺韩柳欧苏四大家》。
[43]《祝子罪知录》卷八《刺韩柳欧苏四大家》。
[44]《祝子罪知录自序》，《祝允明集》，薛维源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45]《祝子罪知录》卷八《刺韩柳欧苏四大家》。
[46]《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四八《祝京兆先生允明像赞》。
[47]《陆子余集》卷三《祝先生墓志铭》。
[48]《洹词》卷一〇《晦庵文抄续集序》。
[49]《文前稿》卷八《镜川先生诗集序》，《李东阳集》第二卷。
[50]《震泽集》卷二二《文定吴公神道碑》。
[51]《王阳明全集》卷二五《太傅王文恪公传》。
[52]《文徵明集》卷二八《太傅王文恪公传》。
[53]《怀星堂集》卷一二《答张天赋秀才书》。(https://www.daowen.com)
[54]《洹词》卷五《答许侍郎廷美书》。
[55]《洹词》卷一一《漫记》。
[56]《列朝诗集小传》丙集《黄举人省曾》。
[57]见《空同集》卷六二附黄省曾书。
[58]《寓圃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中华书局1984年版。
[59]《经学历史》九《经学积衰时代》，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0页。
[60]《震泽集》卷二九《石田先生墓志铭》。
[61]《何大复先生行状》，见《大复集后》附录。
[62]《空同集》卷五〇《刻诸葛孔明文集序》。
[63]《大复集》卷三二《与李空同论诗书》。
[64]《大复集》卷三四《函谷子太极图论引》。
[65]《王氏家藏集》卷二八《与彭宪长论学书》。
[66]《日知录集释》卷一八《朱子晚年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67]《谷山笔麈》卷八《诗文》，中华书局1984年版。
[68]《升庵全集》卷四四《三农》。
[69]顾炎武《转注古音略跋》，王文才、张锡厚辑《升庵著述序跋》，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70]杨慎《男女脉位图说》，王文才、张锡厚辑《升庵著述序跋》，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71]《升庵全集》卷七七《度索寻橦》。
[72]《升庵全集》卷七七《石熊峰滹沱河考》。
[73]《怀星堂集》卷二五《西洋朝贡典录序》。
[74]黄省曾著、谢方校注《西洋朝贡典录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6、70页。
[75]黄省曾著、谢方校注《西洋朝贡典录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6、70页。
[76]《鱼经》。见《生活与博物丛书·禽鱼虫兽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77]《鱼经》。见《生活与博物丛书·禽鱼虫兽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78]见徐光启撰、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卷三一《蚕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54、855页。
[79]《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语录二》。
[80]《日知录》卷一八《钟惺》原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81]《弇州四部稿》卷一四四《艺苑卮言一》。
[82]《荆川集》卷七《答茅鹿门知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3]《怀星堂集》卷一二《答张天赋秀才书》。
[84]《怀星堂集》卷一二《答张天赋秀才书》。
[85]《怀星堂集》卷一二《答张天赋秀才书》。
[86]《怀星堂集》卷一二《答张天赋秀才书》。
[87]《怀星堂集》卷一二《答张天赋秀才书》。
[88]《怀星堂集》卷一〇《古今论》。
[89]《怀星堂集》卷一二《答张天赋秀才书》。
[90]《怀星堂集》卷一二《答张天赋秀才书》。
[91]《空同集》卷二二《画鱼歌》。
[92]《空同集》卷五九《朝正倡和诗跋》。
[93]《息园存稿文》卷一《严太宰钤山堂集序》，《顾华玉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4]《息园存稿文》卷一《谢文肃公文集序》，《顾华玉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5]《胥台先生集》卷一四《国宝新编序》。
[96]《俨山集》卷四三《李世卿文集序》。
[97]《俨山集》卷四四《梅林诗集序》。
[98]《渔石集》卷前黄省曾《唐渔石集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99]《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
[100]《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
[101]见《空同集》卷二《答黄子书》后附书。
[102]见《大复集》后《何先生传》。
[103]见《大复集》后《创建大复何先生祠记》。
[104]《空同集》卷五一《鸣春集序》。
[105]《空同集》卷六六《论学上篇》。
[106]《空同集》卷六二《答周子书》。
[107]《大复集》卷三二《与李空同论诗书》。
[108]《弇州四部稿》卷一四四《艺苑卮言一》。
[109]《空同集》卷五二《钱君饯送诗序》。
[110]《王氏家藏集》卷二八《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
[111]《空同集》卷六二《论史答王监察书》。
[112]《英宗实录》卷九〇，《明实录类纂·文教科技卷》第584页，武汉出版社1992年版。
[113]《四友斋丛说》卷三七《词曲》。
[114]《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115]《弇州四部稿》卷一四九《艺苑卮言六》。
[116]《金陵琐事》卷上《曲品》，《国学珍本文库》1935年版。
[117]《词谑》，《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118]《王氏家藏集》卷二三《李空同集序》。
[119]《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
[120]《王氏存笥稿》卷一五《与乔三石论文书》。
[121]《皇明文选序》，汪宗元辑《皇明文选》，明嘉靖刻本。
[122]见《明文英华》卷九《与方子服论诗书》，清康熙刻本。
[123]《续藏书》卷二六《文学名臣·副使李公》。
[124]《李中麓闲居集》文十《李崆峒传》。
[125]《少室山房类稿》卷一八《六公篇》。
[126]《袁宏道集笺校》卷一一《张幼于》。
[127]《袁宏道集笺校》卷四二《答徐见可太府》。
[128]《古今文致》卷九《国朝文评》评语，明崇祯刻本。
[129]《弇州四部稿》卷一四八《艺苑卮言五》。
[130]《皇明文选序》，汪宗元辑《皇明文选》，明嘉靖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