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般的“娃娃班”
随着解放昌都的日子不断逼近，前方各部愈加繁忙紧张。张国华军长电令文工团，要求派出骨干力量到甘孜一线部队慰问，明确“娃娃班”豫剧队必须参加。
1950年9月3日，文工团郑旭副政委带领以歌舞队为主，以及豫剧队和部分话剧演员、编导等上百人的队伍，从四川邛崃出发，随张军长率领的十八军机关一道，沿雅安至甘孜一线进行慰问演出。
郑旭，一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就立过战功、当过模范的年轻“老同志”，1950年5月从十八军政治部秘书处平职调任文工团副政委。上任不久，她就接到一项特殊任务，将一个60多人的河南梆子戏班，接收整编为十八军文工团豫剧队。
这个戏班原系河南灾童剧校，由河南灾民和流浪艺人于1945年在西安创办。戏班成员大多是为躲避日本侵略军的兽行和严重自然灾荒，从河南各地逃难到陕西的男女幼童。年龄最小的只有11岁，三分之二是女孩，有的还是兄弟姐妹，不少人受到过豫剧名家常香玉的父亲张福山的指点。他们其中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身在何处，来剧校完全是为了找个栖身糊口的地方。1947年，河南灾童剧校离开西安，经咸阳、宝鸡、汉中、广元、绵阳等地，一路流浪演出到成都。1949年成都解放，军管会接管了河南灾童剧校，更名为“儿童剧校”。
接收这个戏班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进行参军进藏的动员。这天下午，郑旭把剧校全体师生集合起来，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说：“十八军担负着和平解放西藏的神圣使命。军里有很大部分官兵来自河南，这不仅是他们的光荣，也是咱们全体河南人民的光荣。”
会场上，大家窃窃私语。郑旭又对大家说：“我们的官兵，特别是这么多的河南籍官兵，迫切希望看到咱们的豫剧，希望咱们响应祖国号召，投身到进军西藏的行列中去！”然而，令郑旭没有想到的是，她这一番激昂的鼓动并没收到预期的效果，只引起了一点稀稀落落的掌声。
看来还得好好地摸摸这个戏班的底！原来，戏班内部关系错综复杂。有些戏童六七岁就进了戏班，以戏师为父，称戏班中的年长者为叔叔、兄长、姐姐。戏班中的戏师、武师、器乐师有十多人，大多为30多岁的年长者，他们社会经验丰富，能力强，待遇好，在戏班里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力。于是，郑旭就从这些有“师”身份的人着手，逐个谈心了解，倾听意见，解除思想疑虑。
8月1日，在四川新津，儿童剧校60多名成员集体自愿参军，被正式编为十八军文工团第2队（豫剧队），男、女演员各分编为一个分队，器乐和编导人员编成一个组。随后，文工团又调配了两名干部来加强领导。
豫剧队出发前，河南籍的十八军参谋长陈明义专程来看了一场他们的演出。“我们把豫剧队建起来了，可这些贫苦戏童没什么文化，还得关心他们的成长进步！”演出结束后，陈明义拉着一名叫王婷的小演员，饱含深情地对朱子铮团长说：“要教他们学文化，培养军人作风，提高阶级觉悟，使他们懂得革命道理。”
陈明义走后，上级专门派来了5位文化教员，从教认汉字开始，为这些戏童补习文化知识。并对他们实行严格的生活管理制度，如按时作息、请假销假、集合列队、班组生活、外出集体行动等。刚开始，这些孩子很不习惯，十分胆小拘谨。当他们耳濡目染部队官兵的平等团结，各级领导的亲切和蔼之后，很快便轻松活泼起来，成天有说有笑，热情好学，迅速融入部队的大家庭之中。
文工团带着豫剧队走一路演一路，名山、雅安、天全……纷纷被他们踩在了脚下。9月底，他们来到二郎山下，在一个名叫滥池子的村落，为正在突击整修二郎山一段高山公路的部队慰问演出。现已离休在成都的十八军老战士冀文正，即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当时，施工实行“三班倒”，文工团也只能流水作业，每天早、中、晚三场都演戏。演出时间相当紧张，很多时候根本不能卸妆，在幕后草草地吃上几口饭又继续演出。这里的气候变化无常，常常是明朗的天空突然就下起大雨，大风刮在脸上痛如刀割。台下官兵时常被感动得振臂高呼：“向文工团学习！向豫剧队的小同志们学习！”
到达甘孜，文工团经过短暂的休整便投入到演出中。因为豫剧队的演员年龄小，官兵们亲切地称他们为“娃娃班”。可就是这个“娃娃班”，以《将相和》《花木兰》《三岔口》等武打戏，特别是那些翻腾旋转的高难度动作，让官兵们刮目相看，赢得了无数的喝彩和掌声。一时间，豫剧队成为大家议论的中心，演员们成为他们追捧的明星。
当时演出的对象，既有去前方参加昌都战役的部队，也有修机场和公路的部队，还有后方的运输部队和地方群众。(https://www.daowen.com)
豫剧队演员们相互切磋
文工团在各部队住的临时帐篷附近，搭起了露天舞台。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中，演员们爬上爬下，手冻得连绑舞台的绳子都拿不住，脚冻得在梯架上站也站不稳。晚上演出时，观众在台下冻得抱紧两臂，可演员们在舞台上，根据剧情需要还得着单衣表演。演员谢幕后，赶紧跑向后台披上随时准备好的大衣。有位演李逵的豫剧小演员，名叫大虎，光着上身在舞台上耍他那对板斧。台下的官兵们身着大衣，还冷得打战，可这个不到十二岁的娃娃硬是一丝不苟地演完每一场戏，令战友们感佩不已。
舞台照明，只有汽灯。演出时，前边挂三盏，后边挂两盏，被凛冽的寒风吹得东摇西晃、忽明忽暗，一会儿就得更换。文工团得专门安排两个人，随时准备好梯子和灯，一人扶着梯子，一人提着备用汽灯，迅速爬上梯子顶端，把亮灯换上。然后取下熄灭的灯，到后台点燃，以备再换。如此爬上爬下，紧张、辛苦而又危险！
1950年冬，部分官兵从昌都前线返回甘孜。为犒劳凯旋的将士们，文工团精心准备了一台慰问演出。
这是一个气温骤降、冷得出奇的夜晚。人人冻得手发麻、嘴发木，都在不停地跺脚，灌满鲜开水的军用水壶不到半小时就被冻成了“冰壶”。
文工团上演了多场话剧《爱国者》。该剧讲的是老区群众救护一名八路军指导员的故事，但剧情发生在夏天，演员得穿夏天的服装表演。有人提出：“难道我们就不能换换脑子，把剧本的季节改到冬天吗？”
“不行！改了不好，得尊重原著！”主演云越当即反对。演出中，云越有一场戏就是盖着床单，一动不动地躺着。要是走动着演戏，还能增加些御寒的能量，而躺着不动就只能干挨冻。扮演妇救会主任的张素珍，把云越背到前台，往床上一放就和别的角色串戏去了。云越开始还只是上牙打下牙，咔咔直响。再过了一会儿，牙也不打了，声音也没了，他的嘴张不开了！当剧情发展到他被大家扶起来该说台词的时候，急得他干瞪眼，拼命从喉咙里发出“啊嗒”之声，一个字的台词也没说出来。
张素珍一看实在不行，只得生硬地把戏接下去。等到闭幕时，大家赶紧把云越连拉带架弄回帐篷里，烤了一会儿牛粪火，喝了几口热开水，才慢慢好了一些。刚缓过劲儿来，又轮到云越上场了。
1951年初，豫剧队接到一项新任务，为修建甘孜机场的官兵们演出。当时甘孜到机场工地还没通公路，这些“娃娃班”的小演员们，只能身背乐器、道具，抬着笨重的服装箱笼，踏着“晴天沙尘飞扬，下雨泥泞不堪”的烂路前行。
当时，修机场的官兵响亮提出：“苦战一百天，让雄鹰停甘孜。”为了抢时间和进度，施工又是“三班倒”。于是，豫剧队每天上演三场戏，让走下工地的每名官兵都能看上他们的节目。有一次，某工程团提出，若豫剧队给他们团专门演一场戏，他们保证提前一周完成上级下达的工程任务。豫剧队得知后，在不中断其他演出的情况下，抽出精干力量，专门为这个团演出了《北京四十天》《三打祝家庄》两场戏。后来，这个团高标准兑现承诺，提前8天完成了施工任务。
西藏的天，变幻莫测。时而烈日当头，晒得大家头昏脑涨；时而风雪交加，冻得大家瑟瑟发抖；时而大雨倾盆，淋得大家落汤鸡一般。一天下午，豫剧队演出《王大娘补缸》，宋香蘅饰王大娘，全是武戏。正在演出中忽然下起了大雨，土台上全都是水。由于演武戏需要在地上滚动，一会儿便弄得宋香蘅浑身泥水，狼狈不堪，但她毫不介意，始终专注于表演之中。演出结束后，一名团领导紧紧握住宋香蘅的手，激动地说：“看了你们的演出，什么高山缺氧，还有那么可怕吗？”
就是这个宋香蘅，后来成了全国知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并担任过中国戏剧家协会第三届理事。每当谈起进藏途中的这些如歌往事，她就会感慨万千。“对我们豫剧队来讲，有一个人是功不可没的。”她说，“那是我们文工团的郑旭副政委。她作为一个女干部，虽说自己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并不好，常年受着肺病的折磨，结婚好几年都没有小孩，好不容易在甘孜怀了孕又流产了。但长期革命斗争的磨炼，培养了她男同志般的坚毅果敢。前方文工团一百多号人的吃、喝、拉、撒、睡等保障任务，压在她那瘦削的肩上，从没听她叫苦叫累过。对我们这些在旧社会备受摧残的穷苦孩子，她更是疼爱有加、关怀备至。最难得的是她及时果断地清除了豫剧队里长期虐待孩子、无恶不作的戏霸王绥德，还勇敢地保护了地主家庭出身的14岁演员童莹华不受错误批斗……”言语之间，充满了对郑旭这位坚强革命女性的敬佩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