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战士，爱高原！
杨星火惊奇不已，能征善战的张国华司令员，对诗歌的创作竟然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他刚才讲的这一番话，不正是指导咱们高原文艺创作的“绝妙诗话”么！
这是一次新的战斗动员。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向康藏公路十万筑路大军发出号令，1954年前必须全线通车！
1954年3月，西藏军区决定按照从两头往中间的方式修筑康藏公路。一路沿白马、波密，由东往西向林芝延伸，人们称之为东线。另一路沿拉萨、墨竹工卡、工布江达，自西向东往林芝挺进，人们称之为西线，最终两线筑路大军实现会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藏军区文工团一面为西线筑路大军演出，一面参加太昭段的筑路工程，孙培生团长兼任西线四工段（太昭）筑路副总指挥。
随着筑路工程的紧张推进，两千多公里的筑路线上，随处都活跃着各文工团（队）忙碌的身影，显示着这些文艺工作者在火热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西藏军区后方部队文工团，一直是在陈明义司令员的直接关心下迅速发展起来的。他不仅对文工团创作表演专业人才的充实、豫剧队等特殊队伍建设给予了直接的帮助支持，而且对一些重要节目的创作排练，也给予了具体的指示。文工团每排出一台新节目，只要有时间，他总是亲自带着后方部队其他领导前来观看，及时提出修改意见，对重大节目还要多次进行审查指导。
田淑英曾是后方部队文工团的一名演员，她清楚地记得，支前模范曲美巴珍这个典型，就是在陈明义司令员明确要求下搬上舞台的。
曲美巴珍支援前线回来的第二天，完成德格首场慰问演出的田淑英便和陈军、严历尧几位女演员一道，对曲美巴珍进行了深入采访。来到曲美巴珍家，正好碰上她准备上山放牛，大家便同她一起赶着牦牛上了山。三位演员用汉语和半通不通的藏语努力同她交谈，她也用半通不通的汉语连说带比地给大家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在一次支前运粮的途中，突然下起了大雨，为了保护粮食，曲美巴珍把自己身上穿的氆氇外衣脱下来盖在粮食上，自己却被雨淋着。没多久又下起了冰雹，把牦牛打得到处乱跑，她东奔西堵地照顾着牦牛群，没让一头牦牛跑散掉队。在太难走的路段，她还要牵着带头的牛往前走。有一头牦牛生病了，走得太慢太吃力，她就卸下部分粮食自己背上。她说：“粮食是送给亲人解放军的，一粒也不能落下，一刻也不能耽误。”
支前模范曲美巴珍（后排左三）
那时的牦牛运输队很多，走到哪里就住在哪里，有时就露宿在荒山野岭，还要防野兽袭击。一个藏族女子，单枪匹马地搞运输真是不容易。田淑英等几名女演员和她接触多了，距离也渐渐拉近了。她们每天早上同她一起上山放牛，烧牛粪火，打酥油茶，向她学山歌，学藏语，学着抓糌粑，学着喝酥油茶和吃风干牛肉。半个多月的接触，确实从这位能干的藏族女子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和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田淑英等演员们以歌剧的形式，艺术地再现了这个支前模范，获得了极大成功。
陈明义司令员的记性很好，他对后方部队文工团的每位演员都很熟悉，非常关心他们的身体情况。平时见了面，总是要问问大家：“适应高原气候了没有？身体还可以吧？咱们部队上的伙食条件有限，等我有空，带上你们文工团的同志，去打几只斑鸠回来吃，改善一下生活，我请客，你们看如何呀？”
田淑英对高原气候一直不太适应，经常流鼻血。有时在一台晚会上，要担任六七个节目的演出，说不定什么时候鼻血就流了起来。可演出任务重，临时又不好换人，演员们帮助她换服装，医生给她打止血针，鼻孔里塞上棉花，不一会儿血又渗出来把它染红了，但她仍然坚持把节目演完。可不知怎么回事，这一情况让陈明义司令员知道了。他非常关心，叫通讯员给田淑英送来了一小包藏红花，告诉她：“把藏红花泡在酒里，泡出颜色来以后，让女同志都喝些，是补血的。”田淑英拿到这包药，心中有说不出的感动。
“你们文工团平时还可以组织一个业余篮球队，等公路修到拉萨后，你们可以和军区文工团的同志们比赛。”在陈明义司令员的直接关怀下，后方部队文工团的篮球队组建起来了，起名“战友”篮球队，团里还给队员买了运动服，并从后方部队的专业篮球队请来教练指导训练。有时陈明义司令员还亲自前来观看演员们练球，他说：“建设西藏，保卫边疆必须有个好身体。”
“杨老师，营长找你！”一名干部气喘吁吁地跑到连队，向杨星火报告。
这是1954年7月。杨星火披着一块方形雨布，在林中的小路上匆匆走着。她一边走，一边想，营长叫我去干什么呢？是催我整理一等功臣何松林的立功材料，还是因为昨晚全团看电影拉歌子，被二营拉输了要教训自己呢？
杨星火作为后方部队文工团的一名创作员，到三营的一个连队来代理文化教员，完全可以用女高音压过其他两个营的男中音。可是她心里一慌，竟喊不出声来了！
这个三营很是不一般，昌都战役中是主攻营，如今修康藏公路，也专拣“硬骨头”啃。在雪山上偏要挑海拔高的路段，来到原始森林区又抢下了这树根密布、陡壁悬崖、江水咆哮的区域。就连拉歌子这一类娱乐比赛，也是只准赢不能输的！
祁营长是这样，他带的兵也跟他一样。就连那个平时沉默寡言的一等功臣何松林关键时刻也是毫不谦让，他见杨星火的声音被别人压住了，就在那里不要命地催：“大声点！大声点！”可是，她还是拉输了，看来今天非挨训不可！
前面山坡上出现一片帐篷。白的，绿的，一顶一顶，像一朵朵雪莲花绽放在草地上。那顶最大的绿帐篷，就是营部。杨星火来到帐篷门前，硬着头皮喊了声“报告”，就准备挨训！
随着一声“请进”，帐篷掀开了。杨星火钻进帐篷一看，不禁一愣！坐在她面前的不是祁营长，而是一位陌生的中年军人。头大，额头宽阔，一对淡淡的眉毛，一双细长发亮的眼睛，让人看上一眼就能留下深刻的印象。祁营长和师政治部主任阳光，笑眯眯地站在中年军人的左右。他是谁！是师长吧！听说师长是个战斗英雄，在淮海战役中立过头功。想到这里，杨星火抖擞精神，一举手，来了个标准的军礼：“师长同志，你好！”
“乱弹琴！什么师长？这是军区张司令员！”祁营长瞪了杨星火一眼，为她摘下了水淋淋的雨布，指着草皮砌的凳子说：“坐下，首长找你谈话。”
杨星火久闻张国华司令员的大名，一时不知所措。
阳光主任笑了。他伸手轻轻按了一下杨星火的肩，温和地说：“坐下吧。”
杨星火不安地坐在草皮凳上，伸手拂了拂头发帘上的水珠儿。
“小鬼，你是哪里人呀？”张司令员眯缝着眼睛问。
“四川。”她紧张地回答。
“嗬！天府之国的姑娘咧！那首赞美西藏的歌，是你写的吗？”
“是。”她红着脸回答。
“哈哈，听说还得了奖！四川就是出诗人咧！宋朝出了个‘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还有个苏小妹，对吧？”张司令员兴致勃勃地说。
杨星火点了点头，心情轻松了一些。
“传说，苏东坡的脸很长，苏小妹写了两句诗和他开玩笑道：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未流到唇边。”张司令员说到这里，放声大笑起来，阳主任和祁营长也哈哈大笑了。
杨星火也笑了。不禁插话道：“还有呢，苏小妹的额头凸出，苏东坡也回赠了她两句：才出堂前三两步，前额已到画廊边。”(https://www.daowen.com)
帐篷里响起了开怀的笑声。没见到张司令员以前，杨星火一直以为他一定是身材魁梧，浓眉虎眼，像张飞那样，站在桥头一声吼就能让江水倒流的威猛形象。没想到他竟是这样一位中等身材，淡眉细目，说话如此和气的人！
杨星火正这么想着，忽听张司令员问道：“杨星火，你最近在写什么？”
“她在了解我们的一等功臣何松林，要写一本诗。”祁营长插话道。
“好啊！要多写，写好些。”张司令员关切地问杨星火，“你的诗进展怎样？”
“正在构思。”杨星火回答。
“应该好好构思。我们修的这条路，是西藏有史以来的第一条公路，又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条公路。修这样的路，是开天辟地的壮举！当然，更重要的，它不是一条普通的公路，而是一条通向边防前线的大动脉，是连接北京和拉萨的金桥！能参加到这样一场伟大的斗争中来，是你的福气！”张司令员说。
“是的，能为修这条路的战士歌唱，是我的福气。可是，要写好他们，我总感到有些力不从心。您说，怎样才能写好高原战士呢？”
张司令员沉默了。他站起来，在帐篷里踱了几步，回过头来，望着杨星火，坚定地说：“要写好高原战士，一要爱战士，二要爱高原！”
“好，好！首长，还有呢？”杨星火一边记，一边问，就像行军口渴时，喝上了甘甜的泉水。
“如果要求严格一点，应该像战士那样，哪里艰苦上哪里。平时，哪个连队驻地海拔高，你就到哪个连里去。战时，哪里枪炮声激烈，你就往哪里冲！”张司令员说到这里，用手指轻轻点了点杨星火的头，说：“你们作家有这股劲，定能写出好文章！”
杨星火惊奇不已，能征善战的张国华司令员，对诗歌的创作竟然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他刚才讲的这一番话，不正是指导咱们高原文艺创作的“绝妙诗话”么！
杨星火辞别张司令员走出帐篷，祁营长压低嗓门对杨星火说：“张司令员去北京路过这里，特意抽时间来看望咱们。你回去写篇广播稿，上工地给我大声念。叫大家加油，提前完成修路任务，报答首长的关怀！”
谁知张司令员正好一步跨出帐篷，瞪了他一眼说：“我看你才乱弹琴呢！什么报答我的关怀？要号召战士们苦干加巧干，今年把公路修到拉萨去！向第一届全国人大献礼，报答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报答全国人民的支援！”
1954年7月，达赖到北京去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沿着正在修筑的康藏公路到北京。为了欢送达赖一行，后方部队文工团奉命从前方筑路工地返回54师师部，为达赖举行专场文艺演出。
那是一个全国都在闹洪水的夏季，康藏公路正在攻坚波密段，这里地处藏东南，正是“淋破头”的暴雨季节，一片茫茫的原始林区，长期雨水不断，山洪不止，已经修成的路段经常塌方。文工团的同志们既要带着服装、道具和乐器，还要背上演出路上的粮食，沿途受尽了劳苦，历经了各种艰险。
1953年，在波密挑着演出服上路（宋戈摄）
这天，文工团来到150米长的流沙地段，山上大小碎石不断地往下倾泻，阻挡了前进的去路。怎么办？协理员冯俊豪把大家组织起来，四个人编为一个小组，男同志护送女同志，分组择机通过。为了保证安全，还专门设立了观察组，密切观察碎石流的动向。
经过简短动员后，冯俊豪协理员站在靠近碎石流区的最前沿，用哨音指挥各组冒险闯关。轮到某一组时，大家听到哨音就向前冲，哨音再响时就赶紧找有利的地形躲避碎石袭击，哨音又响时再往前冲。就这样，演员们在乱石中跑跑停停，一组接一组，紧张而又安全地冲过了危险地段。
向前没走多远，道路又被阻断了。大约一里多长的路面，已被塌方的巨石埋没，而且不时还有石头在无规律地往下滚。在塌方区的两端，筑路部队各设了一名哨兵，站在较高处的山坡上，观察山顶的动静。每每见山顶有滚石的迹象，立即吹响哨子，告诫行人止步，以免伤亡。
53师的领导劝文工团暂停两天，等山石止住塌落后再通过。可冯俊豪协理员说：“有特殊的政治任务在前面等着呢，绝对不能耽误，必须抓紧赶回去。”
冯俊豪将文工团演员们划分成七个小组，排成单行，一组一组地向塌方区的对面冲去。第一组过去了，第二组也过去了，山上静悄悄的，看来平安无事。
女演员张秀年分在第三组，还担任这一组的负责人。她在前面带着本组的11人，大部分都是女同志，向着张牙舞爪的乱石堆走去。
“看好脚底下，千万不要滑入石缝！”看着脚下一个接一个龇牙咧嘴的深洞，张秀年一边寻觅着能够落脚的地方，一边向后面的人叮嘱。眼看走过了近半路程，山坡上忽然传来了急促的哨声：山上的石头有动静，必须立即隐蔽！
然而，这里既没有大树，也没有山洞，连个凹处都没有，能往哪里隐蔽呢？后面的几位同志急忙后退，可是走在前面的三四人，正处在塌方区的中间，真的是进退两难！
这时，尖厉的哨子声、战友们的惊呼声、巨石的呼啸声混杂在一起，恐怖地袭来。张秀年脑子里一片空白，双臂护住头部，本能地蹲了下去。
一阵轰隆隆巨响，三块足以将张秀年砸成肉泥的大石头，先后掠过她的头顶落在了地上，最近的离她不过一尺。过了好一阵，陨石雨般的落石才渐渐停止，两边又响起了危险解除的哨音。第三组重新整队，继续“闯关”。
终于，同志们全部闯过了这道“鬼门关”，无一伤亡。大家心有余悸，但又十分庆幸，不停地诉说着、议论着，一些同志还互相取笑：谁尖声惊叫，谁连滚带爬，谁脸色刷白……
“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豪迈气概，是以付出生命为代价磨炼出来的。文工团返回54师师部的当天，筑路前线就传来了极其不幸的消息：一个排的战士在河边施工时，突然山洪暴发，巨崖崩塌，顷刻间许多战士就不见了踪影。
1954年11月，十万康藏公路筑路大军终于在林芝巴河桥与西线筑路部队胜利会师，康藏公路全线贯通。12月25日，青藏、康藏两条公路胜利通车拉萨，拉萨数万军民举行了盛大的庆典。中央慰问团来到西藏，中央歌舞团、西南军区文工团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他京剧团、豫剧团、杂技团等20多个文艺团体，纷纷来到拉萨参加庆典，慰问筑路官兵。
西藏军区文工团和后方部队文工团，也向中央慰问团首长和赴藏文艺工作者进行了汇报演出。他们表演的藏族歌舞备受称赞，尤其是童莹华和黄抗的双人舞《孔雀吃水》，因具有浓郁的藏族风情、较高的艺术水准，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许多文艺团体还认真学习这些歌舞节目，带回内地进行了广泛传播。
修路中以工代赈，文工团员为民工发放实物工资
第二年3月，西藏军区党委决定，军区文工团和后方部队文工团合并，并将53师和54师后期文工队纳编，组成新的西藏军区文工团。孙培生任新组建文工团团长，冯俊豪任政治协理员，立兵担任艺术指导。新组成的文工团有三百多人，下设话剧队、歌唱队、舞蹈队和乐队。原来的军乐队调归西藏军区司令部建制，独支文工队大部分人马与丁青文工队合并后，组建了西藏工委文工队，成为西藏歌舞团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