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中国超大城市交通拥堵现象的系统工程方法
如果运用系统工程思想来审视中国超大城市交通拥堵现象，我们就会发现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住房紧张、就业困难、资源短缺这些城市病的出现都与城市规划不当存在必然联系，因此我们必须跳出交通拥堵来治理交通拥堵。根据这样的治理思路，一旦交通拥堵得到根治，其他城市病也会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因为需要从城市系统的层次来治理交通系统层次表现出来的问题，所以治理超大城市的交通拥堵既需要超大城市治理总体设计部，也需要超大城市交通治理总体设计部。超大城市交通治理总体设计部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参考西方发达国家超大城市交通治理的先进经验，向超大城市治理总体设计部提出交通治理的总体方案。超大城市治理总体设计部要对下属的交通治理总体设计部、生产治理总体设计部、生活治理总体设计部、保障治理总体设计部、生态治理总体设计部提交的治理方案进行有机整合，消除互相矛盾的部分，最终提出超大城市治理的总体方案。超大城市治堵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治堵政策出台前，需要综合考虑与权衡，对各项政策绩效进行充分判断，从而通过政策分析、甄选与整合实现最优化治堵效果。[23]超大城市治理交通拥堵需要设立完善的总体设计部体系，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
完善城市规划是治理中国超大城市交通拥堵的最佳切入点。单纯拓宽道路或通过行政手段限制私家车的购买和出行都是“治标不治本”，只有在减少市民出行需求的同时增加交通资源的供给才能“标本兼治”。科学的城市规划既能解决交通资源的供给不足问题，也能解决交通资源的需求过多问题。要增加城市交通资源的供给，就要增加路网密度和道路用地率比重，增加次干路和支路的数量并适度拓宽，加快轨道交通的网格化建设，增加停车场的数量和面积。要减少市民的出行需求，就要减少市民上下班的通勤距离，消除屡见不鲜的“睡城”现象，将大部分功能单一的城市区块改造为多功能的城市区块。这些治理目标都是可以通过科学的城市规划来实现的。
根治中国超大城市的交通拥堵现象需要通过科学规划来调整城市布局，通过新一轮大规模城市建设来实现城市系统的“血脉畅通”。理想的超大城市应该由核心区、外围区、边缘区三个同心圆组成，核心区中心的中央商务区（CBD）和外围区中的城市副中心、边缘区中的卫星城呈放射状排列，三者之间的交通主要依靠轨道交通和快速路，城市副中心之间的交通主要依靠轨道交通和快速路的环线，卫星城之间的交通主要依靠轨道交通和快速路的环线。这一轮新的大规模城市建设的关键在于建设新的卫星城和改造已有的卫星城。卫星城的功能要“小而全”，方便市民在居住地实现就业。与此同时，卫星城的产业要“大而专”，充分发挥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
城市规划工作人员在设计这一轮新的大规模城市建设时要时刻想着如何才能尽量减少市民的工作和生活出行需求，合理安排城区内各种生产和生活设施的分布。核心区内要在CBD外围配套一些商场、学校、医院、办公楼、高档住宅等生活和工作设施，承担在本区域工作的小部分人口的居住功能。外围区应该承担在本区域内工作的大部分人口和在核心区工作的大部分人口的居住功能，并以此规划外围区内的住宅用地面积。边缘区应该承担在本区域工作的全部人口和在外围区工作的小部分人口的居住功能，并以此规划边缘区内的住宅用地面积。边缘区内的工业和商业设施应该尽量集中在卫星城内，边缘区和外围区之间应该用大面积的绿地隔离开来。核心区、城市副中心在城市开发密度上需以高密度开发为主，以高层建筑和高层住宅为主，以多层建筑和多层住宅为辅，控制超高层建筑的数量。除城市副中心以外的外围区和卫星城在城市开发密度上仍需以紧凑型发展为主，以多层建筑和多层住宅为主，以高层建筑和高层住宅为辅。
各种城市病是中国城市发展中必须正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超大城市治理不能把着力点放在抑制人民对城市美好生活的需求上，而要把着力点放在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平衡发展与充分发展上，即努力增加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国的超大城市治理需要转变传统思维，顺应客观规律，坚持以人为本，加强顶层设计，依靠科学规划，立足资源统筹，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努力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实施“五位一体”的综合治理，最终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中国超大城市的交通拥堵治理需要以科学的城市规划为切入点，以逐步调整城市布局为抓手，以建设多功能卫星城为重点，以尽可能消除职住分离现象为目标，通过新一轮大规模城市建设来解决问题。
【注释】
[1]钱学森，孙凯飞，于景元.社会主义文明的协调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J].政治学研究，1989（5）：1-10.
[2]涂元季，李明，顾吉环编.钱学森书信（卷五）[C].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125-127.
[3]钱学森，孙凯飞，于景元.社会主义文明的协调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J].政治学研究，1989（5）：3.
[4]钱学森，涂元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结构[A].涂元季，李明，顾吉环编.钱学森文集（卷六）[C].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271.
[5]全国城镇土地总面积943.1万公顷其中城市面积占46%[EB/OL].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12-28/8411121.shtml.
[6]杨卡.多中心城市建设与“城市病”治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5.
[7]樊纲，郭万达.中国城市化和特大城市问题再思考[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2.
[8]樊纲，郭万达.中国城市化和特大城市问题再思考[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148.
[9]郭宝柱.中国航天与系统工程[J].航天工业管理，2003（6）：5.(https://www.daowen.com)
[10]樊纲，郭万达.中国城市化和特大城市问题再思考[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29.
[11]陶希东.全面认识我国超大城市治理的瓶颈问题[J].中国国情国力，2015（5）：27.
[12]陆小成.“城市病”治理的国际比较研究：基于京津冀低碳发展的思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03.
[13]张彩玲，张志新.中国超大城市规划中存在的问题及治理对策[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24-25.
[14]樊纲，郭万达.中国城市化和特大城市问题再思考[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224.
[15]孙文华.治理城市病的规划探讨[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41.
[16]钱学森，于景元，戴汝为.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J].自然杂志，1990（1）：6.
[17]樊纲，郭万达.中国城市化和特大城市问题再思考[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163.
[18]张现民.钱学森年谱（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273-274.
[19]孙文华.治理城市病的规划探讨[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2.
[20]杨卡.多中心城市建设与“城市病”治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119.
[21]赵鹏军，万海荣.我国大城市交通拥堵特征与国际治理经验借鉴探讨[J].世界地理研究，2016（5）：50.
[22]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工作的通知[N/OL].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703/t20170322_231145.html.
[23]丘银英，唐立波.城市交通拥堵及治堵政策刍议[J].城市交通，2012（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