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
如前所言，中国自1956年发展航天事业以来，经历了从仿制生产到独立研制、再到自主创新的创业全过程，且实现了从液体火箭到固体导弹、从发射试验卫星到载人航天、建设空间站以及深空探测等多次“升级转变”。在此过程中，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及其方法论的运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钱学森晚年通过总结经验将其上升为完整和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
钱学森在草创中国航天事业发展蓝图时就特别重视整体格局，并通过统筹规划手段从顶层设计中国发展航天事业的战略方向和具体路径。他在负责起草《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时就从系统工程和职能分工角度，提出发展航天的四个条件：领导机构、科学研究、设计研究和生产工厂，且进一步提出要构建“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两条线”体系。这份意见书仅2 700余字，但从专业角度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航空工业基础以及怎样研制导弹，使中央了解已经具备哪些条件、还要创造哪些条件，能够从中央层面协调各方利益，集成有限资源且维持系统的整体优化状态，发挥最大效能和潜力。与此同时，它还提出了一套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发展计划的可行性方案，并将其与中国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等国家大战略相结合，而非纸上谈兵。正因如此，这份意见书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之作。
显而易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将上海建设成为具有全球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上海科创中心建设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并在此思路下开展统筹规划。诚如知名学者杜德斌指出：“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一个系统工程和长期过程，科学合理的战略定位和发展路径至关重要。因此，上海要在全国发展大局及全球创新格局中找准自身的战略定位，明晰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力争到2050年左右真正建设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1]
由此可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不仅是上海的机遇，更是一项国家战略工程，甚至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在世界科学技术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上海应当从三个层面来理解这项国家战略的定位：第一，全面和系统地分析全球科技创新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总体趋势，从而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方向，并研判上海科创中心应该怎么做和关键做什么。第二，紧紧围绕中央和国家战略布局，关注国家的中长期发展动向，始终将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融入国家整体发展体系之中；第三，充分总结国际上其他国家发展和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积极经验和失败教训，并分析上海的综合优势和存在问题，从中找到制约我国科技创新的瓶颈所在，扬长避短，因地制宜。
从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看，上述三个层面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体现出复杂性、整体性和共生性并存的特征。客观而言，二十二条意见作为上海地方政府制定的指导性政策文件，虽提出两步走思路，但尚未制定出一个具体操作层面的总体战略发展规划。相比较而言，中国航天起步阶段便从战略层面制定出详细的“时间表”和“任务表”，即著名的“八年四弹”计划，使整个航天有步骤、有计划地按照科技创新规律开展各项工作。因此上海科创中心建设首要工作便是做好顶层设计，经过统筹规划处理好诸如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科技与经济、创新与文化等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反映的是“抓总能力”。钱学森特别重视重大工程的管理技术实现路径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就提出使用定性与定量结合法预测国家经济发展趋势。受其启发，上海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成立“上海科创中心大数据”建立仿真模型预测工程进展，从而为“抓总”提供可靠数据，进而实现整个工程的全方位和全过程监管。“抓总能力”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国家战略意图，中国航天人在总结自身成功经验时便指出：“党中央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做出的有关航天事业的每一项决策，都是航天管理行为的方向和目标。航天人在航天工程管理行为中的所作所为，都要从国家的全局利益出发，完全为其政治、军事、经济需要服务，绝对服从于国家的决策。”[2]这是因为航天工程的实践不仅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还具有周期长、风险高和技术难的特点，因此需要国家政治和经济作为坚强后盾。正因如此，中国航天人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条永恒的管理理念和行为准则：国家利益高于一切。(https://www.daowen.com)
所以，科技创新能否推进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在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党和国家明确战略任务和目标后如何制定计划实现。不难看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的核心是明确中央决策后以何种方法实现目标，这就涉及统筹规划，以全局观念站在国家高度，集中优势力量，通过“全国一盘棋”协同以达到整体最优化，进而带动整个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变革。从航天系统工程来看，基本属性就是将不相关的各系统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在考虑一项航天系统工程时，把它视为一个系统，并从系统整体出发去研究各个组成部分，不是把研究重点放在一个个要素的功能上，而是放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努力寻求系统的整体性能、水平大于各组成部分在孤立状态下的性能、水平的总和，以实现整体优化，达到依据国家发展战略而确立的预定目标。”[3]同时从钱学森“技术革命群”的概念来看，“新的技术革命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是一个新的技术革命群”；这就必然要求科技创新需立足于系统工程视角，因为科技创新涵盖多方面的内容，是诸多要素的“综合集成”。
这对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来说有相当的借鉴价值。这是因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过程中需要处理多方面的关系，这就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统筹规划整个上海科创中心的发展路径。当然，科创中心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系统工程，绝非一日之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创新驱动发展是一个长期战略，“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发扬钉钉子精神，扎扎实实、一件事一件事抓好，努力抓出成效”。[4]
与此同时，统筹规划并非面面俱到，而是有所突出重点，可以选择具有前瞻性和高端性的项目作为攻关。从我国现实情况看，搞科技创新既要抓住全局和整体，做好战略部署，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必须先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当前我国科学技术水平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十二年科学规划”和“两弹一星”工程等国家战略措施得到快速发展，甚至某些领域已经达到世界水平，即习近平指出的已从“跟跑者”变为“同行者”，甚至“领跑者”；但不可忽视的现实是，我国科学技术的整体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中国航天早期就采取“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策略，有效地集中了优势资源和人力物力。正如有学者指出：“大道至简，建设科技创新中心不能搞繁琐哲学，一定要抓住主要矛盾。目前我们把什么都看作‘系统工程’，但忽视主要矛盾，也没有抓住主要矛盾的胆识，以致很多工作看上去方方面面，面面俱到，但未切中要害，找不到抓手，也没人负责，难以落实，这是问题的症结。”[5]
从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来看，要想按部就班地走西方发达国家科技发展路径至少需要一百年，显然为时已晚，但通过高效合理配置和选准重点科技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实现“弯道超车”是完全可能的。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当前在计算机操作系统等信息化核心技术和信息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关键技术仍受制于人，完全可以通过发扬“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精神，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并在政策、资源等各方面予以大力扶持，“集中优势力量协同攻关实现突破，从而以点带面，整体推进”。[6]因为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原子能、空间技术、生物工程、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同时又能推动传统制造业，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总而言之，要有效推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工作，加强做好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这项工作不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这是因为：“顶层设计要有世界眼光，找准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找准我国科技发展现状和应走的路径，把发展需要和现实能力、长远目标和近期工作统筹起来考虑，有所为有所不为，提出切合实际的发展方向、目标、工作重点。”[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