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性灵派
清人在论及袁枚所代表的诗学群体时,似乎也没有“性灵派”之称,只是强调袁枚论诗标举性灵。如孙星衍《游随园赠袁太史》云:“等身诗卷著初成,绝地天通写性灵。我愧千秋无第一,避公才笔去研经。”[36]赵怀玉《寄袁丈枚》云:“早辞簪绂住烟萝,坐享名山册载过。举世共推文福备,先生独占性灵多。”[37]钱泳《履园丛话》云:“宗伯专讲格律,太史专取性灵。”[38]
以“性灵派”命名袁枚所代表的诗学群体是现代诗学的产物。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把袁枚诗学主张概括为性灵说,其云:“任凭性情流露并加以自由地叙述,不受一切形式法则之束缚,弃去古人糟粕而行之以清新机巧,是为真诗。这种诗论主张,被称之为‘性灵’说,大概是取其以能使性情灵妙活用为贵之意。”[39]在“结论”部分,铃木专列“性灵派之弊”标题,但正文并未出现“性灵派”。可见,铃木笔下的“性灵派”等同于“性灵说”,究其实,铃木虎雄基于袁枚提倡性灵,故视为“性灵说”的代表,并没有把袁枚所代表的诗学群体视为流派。这种观念在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也有体现。
最早明确把袁枚所代表的诗学群体称为“性灵派”的是钱仲联。在《三百年来浙江的古典诗歌》中,钱仲联指出清中叶浙诗四大流派,其中之一“是以袁枚为首的性灵一派”。此文侧重论袁枚的诗学观念,对流派的成立、成员等缺少分析,只是说:“袁枚流派,如赵翼、张问陶、舒位、孙原湘诸人,都不是浙江人,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以内。弟子如王昙,则自树一帜,属于另一派。杭州诗人,为袁枚一派的,有钱琦、张云璈、梁同书诸人,成就都不高。”[40](https://www.daowen.com)
之后,朱则杰《清诗史》单列“袁枚和清诗的解放”一章,也把这一群体称为流派。朱则杰指出:“他们(笔者注:指赵翼、张问陶、宋湘等)和袁枚的许多弟子门生一起,以袁枚为中心,在不同的距离上共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性灵’派。”[41]严迪昌《清诗史》单列“袁枚论”一章,对袁枚诗歌成就、历史意义详加论述,但并没有出现“性灵派”这类措辞。刘世南《清诗流别史》则专列“性灵诗派”一章。刘世南吸收铃木虎雄、郭绍虞等人主张,认为袁枚性灵说是为矫正格调说、浙派和肌理说,进而指出性灵说的核心是“真”与“新”。[42]然后,刘世南又吸收朱庭珍、钱仲联和朱则杰的观点[43],把袁枚、赵翼、张问陶作为性灵派的代表人物。虽然此书对性灵后学未曾涉及,但对性灵派的论诗宗旨、核心人物已有清晰说明。
王英志《性灵派研究》是第一部系统论述性灵派的专著。[44]王英志在前言中指出性灵派是一个“自觉型的文学流派”,该书前五章对此派的兴起、特征、理论宗旨、作品艺术特征加以系统论述,第六至第十章对性灵派的组成加以详细阐释,最后一章谈此派的影响。王英志认为,性灵派主将是袁枚,前期代表人物有赵翼和何士颙,后期代表人物有孙原湘、张问陶、舒位,其中张问陶被王英志定位为性灵派的殿军。此派主要成员有袁氏家族诗人和随园女弟子。此书在朱则杰《清诗史》和刘世南《清诗流派史》的基础上,从流派的角度对性灵派进行了全面考察,自此,性灵派的面貌变得清晰。
综上所述,清人在论及袁枚所代表的诗学群体时,并未明确称为性灵派,此派命名也是现代学者的产物。此派诗学宗旨是主张诗歌抒发性情,展示个性和才气。由于强调对性情不加约束,铃本虎雄、郭绍虞等学者均对此派有所批评。结合当时格调说和肌理说盛行的背景,性灵派的诗学主张对创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性灵派的主将是袁枚,成员众多。一般认为袁枚、赵翼、张问陶为性灵派主将,成就较大者为舒位、王昙、孙原湘,另有何士颙、王文治、孙韶、袁树、陈熙、杨芳灿、秦大士、龚远超、陈蔚、方大章、陈竹士、黄允修、谭霞裳、陆建、胡书巢,以及席佩兰等众多女弟子。不过,当代学者所命名的性灵派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有的被列入性灵派的诗人曾特意与袁枚划清界限,如张问陶《颇有谓予诗学随园者笑而赋此》云:“诗成何必问渊源,放笔刚如所欲言。汉魏晋唐犹不学,谁能有意学随园。”[45]似乎刻意标明自己绝非袁枚诗派中人。